我的家乡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招拐子，养孩子，孩子大了打拐子……”所谓的“拐子”，就是一个男人甘愿一生不娶，名不正言不顺地同另一个男人共同支撑一个家庭。对于这个男人，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不雅的称呼：拉帮套。
　　谁会想到，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血浓于水的真情让我感动不已，永世难忘。
　　
　　一
　　
　　1981年，外公家建房，我的父亲作为木匠来帮工，短短1个月里，相貌堂堂、一说话就脸红的父亲赢得了母亲的芳心。这年冬天，身着红袄绿裤的母亲在乡亲的啧啧称赞中嫁给了并不富有的父亲。
　　1983年秋天，我来到了人间。还未分田到户的那年冬天，当队长的兴河叔把每家每户的劳力招集起来开渠，为明年的春耕做准备。那天，刚出生不久的我得了重感冒。父亲早已向兴河叔请了假，要同母亲带我去镇卫生院治病。可队里另两名劳动力因故没出工，兴河叔让父亲晚一天去给我治病。父亲没有为难兴河叔，出工了。谁知，父亲在抬石头时，不小心摔倒，被石头砸伤了腰。母亲精心为父亲调养了一个冬天，父亲仍下不了地，由此拉开了我和母亲苦难生活的序幕。
　　
　　二
　　
　　父亲成了残疾，走起路来，腰比奶奶的弯得还厉害。奶奶每天早晨跳着脚把兴河叔痛骂一顿，成了生产队出工前的一景。兴河叔作为队长总是一脸惭愧，他有意安排父亲去饲养棚干些轻省活计，并年年给父亲划满工分，使我家没有成为欠债户。
　　1984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向办事公平认真的兴河叔最后一次利用了手中的权力，给我们家分了最好的土地，为此还得罪了许多人。
　　就在母亲忙得团团转时，卸了任的兴河叔走进了我家责任田。先是有所顾忌地早晚两头帮帮忙，后来，毅然夺过了母亲手中的犁把儿。我们家的责任田里有了一个健全男人的身影。
　　1984年秋天，我们家喜获丰收，这当然是和兴河叔分不开的。秋粮彻底归仓后，父亲对母亲说：“去把兴河请来吧，我俩喝点儿酒……”
　　兴河叔从此走进了我们家。
　　
　　三
　　
　　1989年，我奶奶去世，兴河叔里里外外地张罗。家中没有积蓄，兴河叔便拿出了他全部积蓄，那是他准备娶媳妇的钱。
　　父亲虽然残疾得越来越严重，可心里对这一切都明白，知道兴河叔这一生算是惨了，也看出他没有成家的打算。这年秋天，又一轮庄稼归仓，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对母亲说：“让兴河住到咱家来吧!”母亲说：“你就不怕村里人说闲话?”父亲说：“我这是为你们母女将来考虑。”这年冬天，父亲在兴河叔的小屋里谈了一整天，直到傍黑儿才把兴河叔领回我家。
　　后来，我一直同爸爸睡在奶奶原先住的屋里。
　　1990年9月，母亲生下了弟弟，喝满月酒时，父亲并不高兴，母亲倒是兴奋。那天，兴河叔早早上了山，直到很晚才拉了满满一车柴回来。
　　弟弟长得白白胖胖，很招人喜爱。父亲在时，兴河叔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只要父亲一离开，他就抱着弟弟亲个没完，眼里满是爱怜。母亲喜不自禁，又常常叹息。
　　给弟弟上户口的日子到了，父亲腰疼，去派出所五六公里,走起来很困难，母亲提议让兴河叔去办。父亲狠狠瞪了母亲一眼，说:“什么事情都能让别人办吗?这是爸爸的事。”
　　那天，父亲走后，兴河叔破例没干活，闷在家里喝得酩酊大醉。
　　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兴河叔了，其实，从兴河叔住到我家那一天，村里人就明白，但弟弟的模样还是引来了风言风语。父亲放出了口风：谁的姓谁的儿，看谁敢在我的槽子后头认牲口!
　　1991年春耕时节，父亲牵着牛去河边饮水，被性起的牛抵伤了胸部，彻底卧床不起了，吃饭需母亲一口口喂。田里的活儿全靠兴河叔一人忙。这年秋天，我上学了。每天早晨，兴河叔都要送我到学校。从后面看去，他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许多。别村的同学都以为是我父亲，我说那是我叔，本村的同学就喊：“叔，叔，叔，熄灯和妈一个屋……”
　　一家人的开销靠那几亩田远远不够，农闲时节，兴河叔去镇上的建筑队打工，以补贴这个四处缺钱的家。
　　兴河叔走后1个月左右，有一天，学校提前放学，我回家看到弟弟一个人在院里玩，推门进屋看到兴河叔和母亲搂在一起，我狠狠地摔碎了门上的玻璃。西屋就是卧床不起的父亲，我嘤嘤泣泣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咳嗽了一阵，用手摸了摸我的头，什么话也没说。
　　从此，我总是用仇恨的目光看兴河叔，尽管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同时，我也认定母亲下贱，不再叫她一声妈。
　　
　　四
　　
　　1996年，卧床整整5年的父亲终于没能挺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兴河叔和母亲按照农村的习俗厚葬了父亲。在父亲垂危之际，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说：“甭管活着咋样，我百年之后还葬在你身边。咱不都是为了孩子?”
　　父亲去世，我很悲痛。我想兴河叔该美死了，但我看到他也很悲伤，话很少，只知道默默地干活，似乎比父亲活着时还忧郁。母亲曾暗中劝我许多次，让我改口叫兴河叔爸爸。可想到死去的父亲，我怎么也开不了口。
　　1999年，我考进重点高中。3年里，我很少回家，即使回到家，也不愿帮兴河叔干活。每逢开学在即，兴河叔总是同母亲周密地计划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及花销，尽量给我买几件衣服。有时我赌气不要，兴河叔眼里就含了泪：“你总得让我对得起你去世的父亲吧!”
　　进了高中，青春的激情在我体内荡漾，我和所有女同学一样，把自己亮丽的一面塑造成一道风景，同时，深藏起家庭的不幸。兴河叔就是在我最失意的深秋,带着他极不相称的身份，把我结痂的心灵撕得鲜血淋漓。那天，兴河叔把苍老的面庞伸进了我的宿舍，立时引起同室女生的蔑视，她们用疑惑的目光在我和兴河叔的脸上扫来扫去。见到我，兴河叔用衣袖抹了抹头上的汗水，欣喜地说：“你暑假没有回家，我和你妈总担心。你还好吧?”
　　我绝望地接受了猝不及防的一切，感觉他们所做的一切竟是这样的无聊。宿舍门外聚满了人。原来，兴河叔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宿舍才找到我，而同村同学也借机把兴河叔的身份当做新闻发布，把我仅有的一点儿自尊彻底砸碎。
　　带着被曝光隐私的屈辱和愤怒，我一把打翻了他带来的水果和为我特意腌制的咸菜，大吼：“你又不是我爸，我是死是活用你管?”
　　兴河叔脸上的惊喜定格为一尊痛楚的雕塑，他弯腰驼背地愣在那里。许久，才恢复了神志，背过身去，从贴身的衣兜里颤抖着拿出我的学杂费，转过身来，已是泪流满面。在同学惊诧或鄙夷的目光中，兴河叔弯腰捡起地上的篮子，微驼着背，蹒跚着离去了。
　　我伏在床上号啕大哭，隐隐觉得有些过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反思家里发生的一切。作为一种遗风的延续，兴河叔的存在是否有其合理的一面?当人们因某种原因，迫不得已在生存与伦理间做出选择时，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这些想也想不清的问题一直折磨着我，但我已经学会用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一切。
　　2001年春天，母亲捎信到学校，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抽时间回家看看兴河叔。他为了给我积攒学费，拖着病歪歪的身体去了很远的采石场，为了多赚几个钱，白天装石料，夜晚加班，终因劳累过度，搬石料时砸断了一条腿。
　　躺在床上的兴河叔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让他饱经沧桑。他那条缠着绷带的、木然横在床上的腿，烙铁一样灼痛了我的眼睛。兴河叔虽以那样的身份进入我的家庭，但他始终在不折不扣地履行着父亲的责任，这一点，连父亲都给予了理解，深受抚育之恩的我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
　　想到这些，我扑到兴河叔的床前，哽咽地叫了声：“爸!”
　　10多年了，母亲终于盼来了女儿这一声深情的呼唤，她一下扔掉了手里的草药，以手掩面，泪雨滂沱。
　　2004年春节，我以大人的身份办了两件事：一是，“逼”着二老去婚姻登记机关办了结婚登记证；二是，把弟弟的姓改为兴河叔的张姓。母亲说我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我说，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含笑答应的。母亲和兴河叔嘴上不说什么，脸却已笑成了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