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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铜钱和白银并用，政府规定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乾隆初年，市场上一两白银仅能兑换700～800文，政府认为钱价（以白银为标准的铜钱的价格）过高，并认为是私销所致。为了防止私销从而平减钱价，乾隆五年清政府实行铸造“青钱”①的政策。本文拟从钱价和私销问题等方面讨论铸青钱政策的效果。
一 改铸青钱后的钱价问题
清代，人们的日常开支多使用铜钱，而大额交易及交纳赋税多使用白银，因此钱价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国家的稳定和满清政权的长治久安，清政府很关心钱价的高低。乾隆初年，市场钱价居高不下，于是清政府加大京、省各钱局铸青钱数量，以期遏制私销，平抑钱价。
1.乾隆五年（1740）以后开炉情况
随着清统治者对矿业开发的有限度地解禁，铜、锌等铸钱原料供应日趋充足，乾隆五年后，很多省份开始鼓铸。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五年（1740），开福建宝福局、江苏宝苏局、浙江宝浙局，增开云南省城及临安府局炉座，合计年增青钱348 846 000文；六年（1741），开云南东川府局、湖南宝南局，合计年增青钱113 773 700文；七年（1742），宝泉宝源局每年各加二十卯，开广西宝桂局、江西宝昌局，年增青钱410 458 800文；八年（1743），开湖北宝武局，云南大理府局，年增青钱140 130 200文；九年（1744），增江西宝昌局炉座，贵州宝黔局加卯鼓铸，京局也因钱价高而加卯，年增青钱52 892 200文；十年（1745），开广东铸局、直隶保定府局，年增青钱90 044 100文；十一年（1746），增四川宝川局炉座，年多铸青钱62 200 000文；十二年（1747），湖北宝武局添炉鼓铸；十三年（1748），开山西宝晋局、陕西鼓铸局，年增青钱115 124 000文；十四年（1749），增广西宝桂局炉座，但减云南省城及临安府炉座，合计比上年减少青钱5 755 900文。②
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乾隆五年至十四年增加铸钱的数目平均每年达10亿文。《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是各局应铸数目，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可能不能如数。按布维纳先生的研究，乾隆六至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铸4.5亿文，比乾隆一至五年平均增长约24%。数据虽然不一致，但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各省先后开炉，京局、云南省局加卯鼓铸，铸钱数量增加了很多。
2.改铸青钱后的银钱比价
乾隆五年（1740）前，铜钱的价格较高，银钱比价偏离官定比例较大。按“私销说”的观点，铸青钱后钱价应该有所好转，可事实怎么样呢?
注：1.《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3.王光越《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4年第二期。
表中有些数字较大，如乾隆十年，贵州一两白银兑钱900文，这是特殊情况，由于贵州铸料丰富，铸钱较多，故钱价相对较低，云南兵饷按1∶1200发放也是这个缘故。
钱局和铸钱数目在增加；同时，铜钱的重量、含铜量没变，而铅锡的加入对成本影响不大，即铜钱的总成本几乎没有差别。然而，改铸青钱后钱价并未平减，这说明铸青钱政策没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该政策没达到平抑钱价的目的。
二 “私销”问题
乾隆四、五年，私销是钱价高的原因几乎成为定论。改铸青钱后，因钱价不见平减，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中黑小钱仍很多，很多人仍认为是私销造成的，如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分析：“是以京外各省年年鼓铸而不见其多，翻见其少。若非销毁，钱归何处？”③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也是为防止私销。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上谕：朕思私铸固当严禁，而私销之罪浮于私铸，乃地方官惟是查获私铸以邀议叙，而拿获私销者甚属寥寥。乾隆认为私销之危害比私铸更甚，说明他对私销问题的重视。
前面已经谈到，加锡后的黄铜性能改变，不宜打制铜器。为什么他们还认为私销很严重呢？如是，说明改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如不是，则私销不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各种迹象表明，乾隆初年私销情况不是很严重。
大臣们认为私销存在之证据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一、官钱越铸越多，流通中却不见其多，若非私销，钱归何处？二、官钱太重，毁钱有利可图，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三、铜铺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私销钱币是其来源之一。其中前两条尤为重要。 “私销说”提出后，上述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一，年年铸钱，不见钱多，的确容易联想到钱被销毁，但是，也有可能被储藏起来了，且后者可能性更大。
乾隆初年，市面上行使的铜钱种类很多：黄钱、顺治康熙时之青钱、④各类私小钱等。顺治康熙之青钱与黄钱同价。私钱又分为两种：私人铸钱和钱局私铸小钱。本来私钱是清政府禁止行使的，但雍正至乾隆初期，钱价日渐昂贵，乾隆元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私钱的管理，如，两广总督鄂弥达等因广东官铸制钱较少，使用小钱相沿已久，恐禁之于民不利，且交易不便，奏请免禁小钱，乾隆也支持这种做法。⑤因此，私、小钱得以合法地使用，而且其价几乎与大钱相仿。如乾隆三年（1738），广东地区银钱比价：大官钱为1∶800，黑小钱近1∶1000；⑥四年（1739），两广民间所用多为黑小钱，其价也颇不贱，闽浙等省使用的铜钱，“计算银一两止兑七百一十余文，较之康熙年间大为悬殊，且系不堪杂钱，内字样模糊、薄小、穿破类如鹅眼者甚多”。⑦这种情况到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并没有改观。乾隆五年（1740），湖南巡抚张渠奏：“臣查湖北各处日用钱文，贯陌之中大半皆低薄轻小，绝少青黄大钱，由来已久，莫可究诘。向来钱价每钱一千仅值银一两及一两零几分，迩来竟值银一两二三钱不等。”⑧可见，大半是黑小钱的铜钱，比价也在1∶800左右。乾隆六年（1741），江西的小钱“向卖（白银）五六钱一千者，今则每千需银一两二钱以外，而且半系砂铅、漏风（破烂不堪之小钱）、鹅眼、剪边、锤扁以及无字铜片等项，每百长不及三寸，每千重不过三斤（每千文钱的标准重量为七斤八两），低薄丑恶，莫可言状。”⑨乾隆十四年（1749），湖北“彼此交易多用钱文，乃制钱之外复有剪边、剉孔、砂壳、鹅眼、锤扁、京墩（康熙小制钱）、铅铁等项概行使用，竟与制钱无异。……但京墩与八分重之钱，从前行使与大制钱毫无分别……”。⑩这里清楚地指出当时地私小钱在使用时与大钱无异。发展到后来，人们不仅使用黑小钱，即使有大钱也要将其剪边后才行使。由此可知，乾隆初，青、黄大制钱及各种私小钱同时流通，混杂使用，而且价格都很高。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人们在交易时尽可能夹杂黑小钱，那些较大的官钱就会被持有者储藏起来或剪边后使用。如，乾隆三年，湖广镇筸镇总兵谭行义注意到，当时小钱多的原因是“因官钱价贵，所用尽属小钱”，“民间亦因黑钱价贱，多用黑钱，少用官钱。”(11)因此，黑小钱越来越多，而大官钱越来越少，这主要是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之所以大钱中青钱多于黄钱，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黄钱，将之视为“良币”储藏起来，从而多被“劣币”驱逐出市面流通了。
由于钱价很高，对私小钱的管理比较松，促使了私钱的大量生产，这也是黑小钱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销毁铜钱铸造铜器利润未必很大。
按张若震的说法：(12)较大的铜器论斤出售，利润较小，而小铜器仅能打制，但论件出售，利润很高，因此，私销者私销铜钱多打制小铜器。但毁钱铸造大铜器利小，说明毁钱为铜本身并不能带来利润，否则，铸大器也应该利大。为何打制小铜器就利大了呢？
我们以乾隆十年（1745）安徽按察使都隆额所奏数据为例：“今即以每钱一文重一钱二分计算，每钱一千重七斤八两（七斤半，一斤为十六两），各省时价大概值银一两三钱有零，计每斤值银一钱七分三四厘。若一经销毁，铸造粗重器皿即每斤可值银二钱四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一两八钱；若打造细巧器皿，每斤可值银三钱一二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二两三四钱……。”(13)大钱一千值银一两三钱余，而销毁大钱一千可制造粗重铜器（即张若震说的论斤出售的大铜器）能卖到白银一两八钱，看起来利润还有五钱，实际上也不是这样。都隆额完全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忽视了几个问题：第一，毁钱、铸造和打磨均有铜料的折耗。按《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14)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铸造生铜大器皿“每正铜一百斤加耗铜十斤”，“剉磨大物件每斤折耗四钱”。据此计算，毁钱一千铸成大器后只有约6.27斤，值银一两五钱余。第二，制造铜器用工问题。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熔化红黄铜每“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铸造大式器物重二三斤以外者，每正耗铜一百斤用：铸铜匠六工、拉运夫三名；每正铜一百斤用：剉铜匠六工、铮磨匠五工、碹匠三工、嵌补匠一工六分；做子儿番砂托模，每正铜一百斤用：子儿匠二工、番砂匠四工八分、捉麻匠二分。”经折算，毁钱一千铸大器用工约2.2个。康熙九年，河工的工食费用是每天折给银四至六分，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每天给铜钱十五文，(15)按市价折银近二分。而乾隆初一碗面的价格是十六文（合银二分），因此，作为技术工的铜匠每天的工钱应在二分以上，按每天二十个铜钱计，2.2个工需工价50文，折银六分多。第三，熔化铜钱需要木炭、煤等燃料、化铜砂罐及制模材料等。通过以上计算，销毁一千文钱铸大器，除去折耗和工钱后还有一钱三分多的盈余，再除去材料费，剩下的利润已远低于五钱。实际上，当时流通的铜钱中有很多私小钱，即使是官铸的大钱很多也是不足重的，一千文钱的重量少于七斤半；同时，雍正五年后铸钱合金比例为“铜铅各半”，黄铜器的合金中铜的比例多为60％，铸器时还要加入红铜，更增加费用。因此，最后的利润恐怕不及一钱，利润确实不多，这也正好印证了张若震的观点。
再看打制小器问题。用铜量相同的情况下，打制细小铜器的确比铸大器贵多了，按都隆额理论上的计算，毁钱一千有约一两白银的利润。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精小铜器折耗：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打造“每铜一斤折耗九钱”，“剉磨小物件每斤折耗八钱”。我们看到，除去折耗后，销钱一千仅剩铜6.35斤，值银二两三分余，表面上赚银七钱三分余。再《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小铜器用工：“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打造“各项零星小什件，……，每铜一斤用打铜匠一工八分”，“凡成造门神、门对、帘子、雨搭上一切什件，并碎小素活、零星物件，剉刮出细，内务府、制造库俱无定例，今拟每剉刮一斤用铜匠二工。” 这里仅将熔化、打制、锉刮三个程序的所需工时列出来。通过计算，私销铜钱一千打制小铜器需工约26.5个，工钱估计不少于铜钱530文，合白银六钱六分。如果再除去燃料、器具等费用，其最后利润还不足一钱。由此看来，毁钱打造小铜器利润比铸大器还小。
从上面计算过程可以看到，打制的小铜器之所以卖价相对高于铸造的大铜器，主要是所需的工时更多、技术更高。张若震所谓的毁钱打造小铜器利大，这里的“利”应是需要更多技术、工时的结果，与铜料本身没什么关系，即使购买铜、锌，打制小器一样“利大”。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海望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打制小器虽然需铜不多，售价较高，但主要是打造工价倍于铜价，(16)而不是利润高。
实际上，直接购买原料较毁钱更有利。乾隆五、六年，钱价很高，我们按一两白银兑钱800文计（都按大钱计，事实上并非如此），1000文钱重七斤半，值银一两二钱五分。乾隆五年（1740），铜质最好的洋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17)每斤合银二钱；六年（1741），湖广的锌（当时各省鼓铸用铅、锌多至此以市价购买）运到江西后每百斤值银四两七八钱，(18)每斤合银四分七八厘。我们按铜钱的比例铜、锌各半计，直接购买铜、锌配制七斤半黄铜（铸造、打制黄铜器不加锡，这里只按铜锌两种金属算）仅需白银九钱三分，较私销铜钱节省银三钱二分。乾隆十年，广东巡抚策楞等奏称，广东省铜匠的铜料“皆系商人从云南、广西等省采买，运至佛山镇投行发卖。上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五两，中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四两，各铺户按价收买镕造器皿已有利息，若大制钱不可多得，而各项小钱又质轻价重，得不偿失。是以现在并无销毁钱文情弊。”(19)我们按上等黄铜计，购买七斤半（1000文大钱的重量）黄铜需银1.125两，而1000文钱时价是1.2两。因此，铜匠们销毁铜钱不如直接购买黄铜，何况毁钱所得的铜不是上等铜。再如，乾隆十一年（1746），湖广红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六钱八分，每斤二钱六厘八毫；锌市价每百斤值银五两六钱，每斤五分六厘。(20)配制七斤半黄铜合金（铜锌各半）需白银九钱八分五厘五毫，而1000文钱当地市价约值银一两三钱，可见，直接购买铜锌较销毁铜钱仍节省银三钱有余。
我们比较铜钱的名义价值与本身材料的价值也能得到上面的结论。乾隆初，各省陆续申请开铸，留下很多铸钱成本的资料。如，乾隆三年六月（1738），四川巡抚硕色奏称：“……每年铸出之钱，按季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每银一两给钱一千，是又有益于官兵。再现今开炉八座，其买运铜铅等费共需库项工本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铸钱三万六千一百余串，除将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易出之银归还原项及支放内员役工费外，尚盈余钱三千三百余串。此鼓铸有便兵民，而无亏国帑也。”(21)我们看到，铜钱的搭放按官定比例（1∶1000，实际上当时铜钱1000文兑换一两二三钱白银），剩下的铜钱仍按1∶1000进行计算，铸钱利润达到12.3%，铸钱工料花费在15%以上，因此，铜钱中所含铜锌的价值至多是名义价值的73.7%。乾隆十三年（1748），浙江：“滇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三分三厘有零；洋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一钱八厘有零。今搭放兵饷，以千钱作银一两，原于成本不敷。至现今市价每钱千文兑银一两三钱零，若照官价采买商铜，每百斤价止十七两五钱，以之铸钱出兑，则赢余尽多。若照市价采买商铜，如每百斤价在二十两及二十一两以内，以之铸钱出兑，约计赢余，可较市卖钱文稍增，以资平减；如商铜市价至二十二两以外，则鼓铸工本与民间钱价相垺。”(22)我们看到，滇铜价格低，铸钱利润较大。即使是按市价购买铜（其它原料多是以市价到汉口采买），铸钱后按市价兑换也不亏本，何况这里面也包含了约15%的工料费用，铜钱中含有的铜铅等金属的价值仍低于其名义价值。其它省份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知，铜钱的名义价值较本身的材料价值高，从经济利益来说，铜匠们没必要私销钱币。
第三，铜铺铜料的来源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铜匠们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却并不购买铜斤，而是依靠毁钱为铜。如，乾隆五年那苏图奏请铸青钱时说：“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钮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于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23)这种说法纯属于臆测，几乎没有实据。果真如此，全国大小铜铺都在收买铜钱，然后销毁为铜，他们保密措施再好，不可能没人知道，也不可能一次次躲过政府的稽查，何况他们是稽查的重点对象。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的控制也没发现私销，而且市场上钱价、铜价、铜器价格均无变化，这些说明铜铺的铜料有其它来源。事实上，乾隆时期全国的铜、锌供应比较充足，鼓铸之外有剩余，并作为商铜出售。如，云南就有10%的铜允许矿民自卖，据《皇朝政典类纂》：“（乾隆五十九年）滇省办铜各厂，除抽课交官外，向有一成、二成准令通商之例。”(24)洋铜一半官买，一半市场上出售；还有各地偷采的铜等。这些都是铜铺的铜料来源。广东省就从云南、广西购进黄铜；云南、贵州本省有铜铅产出，市场供应也较充足。
第四，当时官吏也不是全都支持“私销说”。
乾隆六年（1741），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称：“夫钱之贵由于钱文之少，而钱文之少，议者谓由于奸民之销毁与富民之埋藏。但臣阅历所至，其私销制钱耳虽闻有其语，目实未见其人，即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至于藏钱不若藏银，富户之智岂不及此。”(25)乾隆十年（1745），大学士讷亲奏：“臣等查上年京师钱文昂贵，恐有不肖奸民将钱文私行销毁，制造器皿。业经酌议设立官房，令打造铜器铺户在官局镕铜制造，并严查出入铜斤以及制器铜数。行之数月，详加确访，钱文未见私销，铜价亦不昂贵，是民间原有铜斤可用，未必销毁制钱。且臣等议覆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请改铸青钱案内，将所铸青钱试行镕化，较原本亏折甚多，毁钱并无利息……。”(26)同年， 大学士张廷玉也认为，各铜铺搬入官房以来，钱价未平，细察情形似无私销之弊。(27)同时，各省也派员对铜铺进行监督，也未发现有私销现象。如，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奏称无私销现象；川陕总督奏该省无大铜铺，即使小铜铺也少，铜器来自于外省。我们知道，对“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一事，当时有似乎合理的解释。但乾隆九年（1744）加强了对铜铺的管理。其做法为：进入铜铺的铜料经过称重，出铜铺的铜器也称重，如果重量相符，说明没有私销，如果生产的铜器重量大于铜料的重量，则认为存在私销钱币，就要治罪。如此严格的监督管理，私销的确不易，何况一旦被查获，就要治罪，利润不大的情况下，铜匠们也没必要冒这个险。因此，更进一步说明铜铺私销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以上分析知道，销毁铜钱制造铜器，无利可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私销说。改铸青钱后，私销青钱得到的铜不适于打制小器。可见，当时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毁钱打制或铸造铜器，不是因为青钱的缘故，而是毁钱不如买铜。因此，铸青钱防私销的意义不大。
三 结论
乾隆初年，鉴于“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销，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的认识，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办法。然而，由于乾隆朝矿业政策的变化，铜、铅、锌、锡等原料供应比较充分，其价格也不是很高（相对于销毁钱币来说），销钱为器无利可图。虽不能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前后绝对没有私销，但可以说即使有私销，也不是普遍现象，对钱价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私销不是引起钱价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意义不大，同时，钱价也不能得以平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政策基本上没达到目的。
铸青钱政策本身也存在不足。私销铜钱不外乎有以下几个用途：制造铜器，其中又分为打造铜器和铸造铜器；改铸劣小钱；铜价很高时，卖铜获利。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确能够防止私销打制小铜器，但是，在技术上看，铸青钱不能防止铸造铜器。同时，乾隆朝私铸铜钱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流通的铜钱中大量私钱足以证明。铸青钱也不能防止私铸劣小钱，私铸者在铜料价高或急缺时有可能私销铜钱。如，清人乔光烈在“禁私销议”提到：“又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加入点铜（锡）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器，立法已属周详。但不能为打铜尚可为铸铜，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计分两取值，每易子倍于母。是以铜少之区，虽钱质甚轻，而不免有私销之弊。”(28)当然，这里不是说乾隆朝的私铸和铸造大铜器者一定会私销铜钱，但从铸青钱政策本身来说，它是很不完善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青钱的成功试铸是对黄铜合金性能认识的一个进步。乾隆五年部定铜钱的合金比例就是其集中体现：首先，工匠们开始有意识用四元合金铸钱；其次，合金中各种金属含量的控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铜、锡尽量减少以减少铸造成本，而锌、铅含量尽可能大却又不致引起钱币质量下降。再次，青钱的铸造的确可以防止私销打制铜器，只是当时私销不是很多。
注释：
① “青钱”即乾隆五年开始铸造的铜、锌、铅、锡四元合金钱。此前清政府铸造的是铜锌二元黄铜钱，钱法至此进行了一次大变革。
②(17)《清朝文献通考》钱币，第4996-50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③《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陈宏谋奏。
④ 这里的青钱指清初铸出的铜钱，由于铸钱时铜料来源较杂，带入一部分铅锡，从而使钱呈青色。
⑤同③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⑥(11)同③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广镇筸镇总兵谭行义奏。
⑦同③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郝玉麟，浙江总督卢焯奏。
⑧同③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湖南巡抚张渠奏。
⑨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包括奏。
⑩同③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唐绥祖奏。
(12)同③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
(13)同③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按察使都隆额奏。
(14)《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中国古代匠作资料业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6)同③乾隆十年四月初四日，海望奏。
(18)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布政使陈宏谋。
(19)同③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那苏图，广东巡抚策楞奏。
(20)同③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湖北巡抚开泰奏。
(21)同③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巡抚硕色奏。
(22)同③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浙江巡抚方观承。
(23)同③乾隆三年七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
(24)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卷六十六，钱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
(25)同③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
(26)同③乾隆十年八月初四日，大学士果毅公讷亲奏。
(27)同③乾隆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学士张廷玉奏。
(28)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第120页，卷六十二，钱币五，台北文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聪明）
一 改铸青钱后的钱价问题
清代，人们的日常开支多使用铜钱，而大额交易及交纳赋税多使用白银，因此钱价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国家的稳定和满清政权的长治久安，清政府很关心钱价的高低。乾隆初年，市场钱价居高不下，于是清政府加大京、省各钱局铸青钱数量，以期遏制私销，平抑钱价。
1.乾隆五年（1740）以后开炉情况
随着清统治者对矿业开发的有限度地解禁，铜、锌等铸钱原料供应日趋充足，乾隆五年后，很多省份开始鼓铸。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五年（1740），开福建宝福局、江苏宝苏局、浙江宝浙局，增开云南省城及临安府局炉座，合计年增青钱348 846 000文；六年（1741），开云南东川府局、湖南宝南局，合计年增青钱113 773 700文；七年（1742），宝泉宝源局每年各加二十卯，开广西宝桂局、江西宝昌局，年增青钱410 458 800文；八年（1743），开湖北宝武局，云南大理府局，年增青钱140 130 200文；九年（1744），增江西宝昌局炉座，贵州宝黔局加卯鼓铸，京局也因钱价高而加卯，年增青钱52 892 200文；十年（1745），开广东铸局、直隶保定府局，年增青钱90 044 100文；十一年（1746），增四川宝川局炉座，年多铸青钱62 200 000文；十二年（1747），湖北宝武局添炉鼓铸；十三年（1748），开山西宝晋局、陕西鼓铸局，年增青钱115 124 000文；十四年（1749），增广西宝桂局炉座，但减云南省城及临安府炉座，合计比上年减少青钱5 755 900文。②
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乾隆五年至十四年增加铸钱的数目平均每年达10亿文。《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是各局应铸数目，实际执行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可能不能如数。按布维纳先生的研究，乾隆六至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铸4.5亿文，比乾隆一至五年平均增长约24%。数据虽然不一致，但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各省先后开炉，京局、云南省局加卯鼓铸，铸钱数量增加了很多。
2.改铸青钱后的银钱比价
乾隆五年（1740）前，铜钱的价格较高，银钱比价偏离官定比例较大。按“私销说”的观点，铸青钱后钱价应该有所好转，可事实怎么样呢?
注：1.《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3.王光越《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4年第二期。
表中有些数字较大，如乾隆十年，贵州一两白银兑钱900文，这是特殊情况，由于贵州铸料丰富，铸钱较多，故钱价相对较低，云南兵饷按1∶1200发放也是这个缘故。
钱局和铸钱数目在增加；同时，铜钱的重量、含铜量没变，而铅锡的加入对成本影响不大，即铜钱的总成本几乎没有差别。然而，改铸青钱后钱价并未平减，这说明铸青钱政策没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该政策没达到平抑钱价的目的。
二 “私销”问题
乾隆四、五年，私销是钱价高的原因几乎成为定论。改铸青钱后，因钱价不见平减，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中黑小钱仍很多，很多人仍认为是私销造成的，如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分析：“是以京外各省年年鼓铸而不见其多，翻见其少。若非销毁，钱归何处？”③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也是为防止私销。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上谕：朕思私铸固当严禁，而私销之罪浮于私铸，乃地方官惟是查获私铸以邀议叙，而拿获私销者甚属寥寥。乾隆认为私销之危害比私铸更甚，说明他对私销问题的重视。
前面已经谈到，加锡后的黄铜性能改变，不宜打制铜器。为什么他们还认为私销很严重呢？如是，说明改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如不是，则私销不是钱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各种迹象表明，乾隆初年私销情况不是很严重。
大臣们认为私销存在之证据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一、官钱越铸越多，流通中却不见其多，若非私销，钱归何处？二、官钱太重，毁钱有利可图，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三、铜铺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私销钱币是其来源之一。其中前两条尤为重要。 “私销说”提出后，上述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一，年年铸钱，不见钱多，的确容易联想到钱被销毁，但是，也有可能被储藏起来了，且后者可能性更大。
乾隆初年，市面上行使的铜钱种类很多：黄钱、顺治康熙时之青钱、④各类私小钱等。顺治康熙之青钱与黄钱同价。私钱又分为两种：私人铸钱和钱局私铸小钱。本来私钱是清政府禁止行使的，但雍正至乾隆初期，钱价日渐昂贵，乾隆元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私钱的管理，如，两广总督鄂弥达等因广东官铸制钱较少，使用小钱相沿已久，恐禁之于民不利，且交易不便，奏请免禁小钱，乾隆也支持这种做法。⑤因此，私、小钱得以合法地使用，而且其价几乎与大钱相仿。如乾隆三年（1738），广东地区银钱比价：大官钱为1∶800，黑小钱近1∶1000；⑥四年（1739），两广民间所用多为黑小钱，其价也颇不贱，闽浙等省使用的铜钱，“计算银一两止兑七百一十余文，较之康熙年间大为悬殊，且系不堪杂钱，内字样模糊、薄小、穿破类如鹅眼者甚多”。⑦这种情况到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后并没有改观。乾隆五年（1740），湖南巡抚张渠奏：“臣查湖北各处日用钱文，贯陌之中大半皆低薄轻小，绝少青黄大钱，由来已久，莫可究诘。向来钱价每钱一千仅值银一两及一两零几分，迩来竟值银一两二三钱不等。”⑧可见，大半是黑小钱的铜钱，比价也在1∶800左右。乾隆六年（1741），江西的小钱“向卖（白银）五六钱一千者，今则每千需银一两二钱以外，而且半系砂铅、漏风（破烂不堪之小钱）、鹅眼、剪边、锤扁以及无字铜片等项，每百长不及三寸，每千重不过三斤（每千文钱的标准重量为七斤八两），低薄丑恶，莫可言状。”⑨乾隆十四年（1749），湖北“彼此交易多用钱文，乃制钱之外复有剪边、剉孔、砂壳、鹅眼、锤扁、京墩（康熙小制钱）、铅铁等项概行使用，竟与制钱无异。……但京墩与八分重之钱，从前行使与大制钱毫无分别……”。⑩这里清楚地指出当时地私小钱在使用时与大钱无异。发展到后来，人们不仅使用黑小钱，即使有大钱也要将其剪边后才行使。由此可知，乾隆初，青、黄大制钱及各种私小钱同时流通，混杂使用，而且价格都很高。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人们在交易时尽可能夹杂黑小钱，那些较大的官钱就会被持有者储藏起来或剪边后使用。如，乾隆三年，湖广镇筸镇总兵谭行义注意到，当时小钱多的原因是“因官钱价贵，所用尽属小钱”，“民间亦因黑钱价贱，多用黑钱，少用官钱。”(11)因此，黑小钱越来越多，而大官钱越来越少，这主要是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作用的结果。之所以大钱中青钱多于黄钱，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黄钱，将之视为“良币”储藏起来，从而多被“劣币”驱逐出市面流通了。
由于钱价很高，对私小钱的管理比较松，促使了私钱的大量生产，这也是黑小钱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销毁铜钱铸造铜器利润未必很大。
按张若震的说法：(12)较大的铜器论斤出售，利润较小，而小铜器仅能打制，但论件出售，利润很高，因此，私销者私销铜钱多打制小铜器。但毁钱铸造大铜器利小，说明毁钱为铜本身并不能带来利润，否则，铸大器也应该利大。为何打制小铜器就利大了呢？
我们以乾隆十年（1745）安徽按察使都隆额所奏数据为例：“今即以每钱一文重一钱二分计算，每钱一千重七斤八两（七斤半，一斤为十六两），各省时价大概值银一两三钱有零，计每斤值银一钱七分三四厘。若一经销毁，铸造粗重器皿即每斤可值银二钱四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一两八钱；若打造细巧器皿，每斤可值银三钱一二分，每钱一千可值银二两三四钱……。”(13)大钱一千值银一两三钱余，而销毁大钱一千可制造粗重铜器（即张若震说的论斤出售的大铜器）能卖到白银一两八钱，看起来利润还有五钱，实际上也不是这样。都隆额完全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忽视了几个问题：第一，毁钱、铸造和打磨均有铜料的折耗。按《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14)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铸造生铜大器皿“每正铜一百斤加耗铜十斤”，“剉磨大物件每斤折耗四钱”。据此计算，毁钱一千铸成大器后只有约6.27斤，值银一两五钱余。第二，制造铜器用工问题。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熔化红黄铜每“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铸造大式器物重二三斤以外者，每正耗铜一百斤用：铸铜匠六工、拉运夫三名；每正铜一百斤用：剉铜匠六工、铮磨匠五工、碹匠三工、嵌补匠一工六分；做子儿番砂托模，每正铜一百斤用：子儿匠二工、番砂匠四工八分、捉麻匠二分。”经折算，毁钱一千铸大器用工约2.2个。康熙九年，河工的工食费用是每天折给银四至六分，乾隆十五年永定河工每天给铜钱十五文，(15)按市价折银近二分。而乾隆初一碗面的价格是十六文（合银二分），因此，作为技术工的铜匠每天的工钱应在二分以上，按每天二十个铜钱计，2.2个工需工价50文，折银六分多。第三，熔化铜钱需要木炭、煤等燃料、化铜砂罐及制模材料等。通过以上计算，销毁一千文钱铸大器，除去折耗和工钱后还有一钱三分多的盈余，再除去材料费，剩下的利润已远低于五钱。实际上，当时流通的铜钱中有很多私小钱，即使是官铸的大钱很多也是不足重的，一千文钱的重量少于七斤半；同时，雍正五年后铸钱合金比例为“铜铅各半”，黄铜器的合金中铜的比例多为60％，铸器时还要加入红铜，更增加费用。因此，最后的利润恐怕不及一钱，利润确实不多，这也正好印证了张若震的观点。
再看打制小器问题。用铜量相同的情况下，打制细小铜器的确比铸大器贵多了，按都隆额理论上的计算，毁钱一千有约一两白银的利润。据《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精小铜器折耗：熔化“黄铜每斤折耗九钱”，打造“每铜一斤折耗九钱”，“剉磨小物件每斤折耗八钱”。我们看到，除去折耗后，销钱一千仅剩铜6.35斤，值银二两三分余，表面上赚银七钱三分余。再《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打制小铜器用工：“化铜二十斤用化铜工一工”，打造“各项零星小什件，……，每铜一斤用打铜匠一工八分”，“凡成造门神、门对、帘子、雨搭上一切什件，并碎小素活、零星物件，剉刮出细，内务府、制造库俱无定例，今拟每剉刮一斤用铜匠二工。” 这里仅将熔化、打制、锉刮三个程序的所需工时列出来。通过计算，私销铜钱一千打制小铜器需工约26.5个，工钱估计不少于铜钱530文，合白银六钱六分。如果再除去燃料、器具等费用，其最后利润还不足一钱。由此看来，毁钱打造小铜器利润比铸大器还小。
从上面计算过程可以看到，打制的小铜器之所以卖价相对高于铸造的大铜器，主要是所需的工时更多、技术更高。张若震所谓的毁钱打造小铜器利大，这里的“利”应是需要更多技术、工时的结果，与铜料本身没什么关系，即使购买铜、锌，打制小器一样“利大”。乾隆十年，户部尚书海望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打制小器虽然需铜不多，售价较高，但主要是打造工价倍于铜价，(16)而不是利润高。
实际上，直接购买原料较毁钱更有利。乾隆五、六年，钱价很高，我们按一两白银兑钱800文计（都按大钱计，事实上并非如此），1000文钱重七斤半，值银一两二钱五分。乾隆五年（1740），铜质最好的洋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17)每斤合银二钱；六年（1741），湖广的锌（当时各省鼓铸用铅、锌多至此以市价购买）运到江西后每百斤值银四两七八钱，(18)每斤合银四分七八厘。我们按铜钱的比例铜、锌各半计，直接购买铜、锌配制七斤半黄铜（铸造、打制黄铜器不加锡，这里只按铜锌两种金属算）仅需白银九钱三分，较私销铜钱节省银三钱二分。乾隆十年，广东巡抚策楞等奏称，广东省铜匠的铜料“皆系商人从云南、广西等省采买，运至佛山镇投行发卖。上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五两，中等黄铜一百斤时价一十四两，各铺户按价收买镕造器皿已有利息，若大制钱不可多得，而各项小钱又质轻价重，得不偿失。是以现在并无销毁钱文情弊。”(19)我们按上等黄铜计，购买七斤半（1000文大钱的重量）黄铜需银1.125两，而1000文钱时价是1.2两。因此，铜匠们销毁铜钱不如直接购买黄铜，何况毁钱所得的铜不是上等铜。再如，乾隆十一年（1746），湖广红铜市价每百斤值银二十两六钱八分，每斤二钱六厘八毫；锌市价每百斤值银五两六钱，每斤五分六厘。(20)配制七斤半黄铜合金（铜锌各半）需白银九钱八分五厘五毫，而1000文钱当地市价约值银一两三钱，可见，直接购买铜锌较销毁铜钱仍节省银三钱有余。
我们比较铜钱的名义价值与本身材料的价值也能得到上面的结论。乾隆初，各省陆续申请开铸，留下很多铸钱成本的资料。如，乾隆三年六月（1738），四川巡抚硕色奏称：“……每年铸出之钱，按季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每银一两给钱一千，是又有益于官兵。再现今开炉八座，其买运铜铅等费共需库项工本银二万六千八百余两，铸钱三万六千一百余串，除将搭支官兵养廉月饷，易出之银归还原项及支放内员役工费外，尚盈余钱三千三百余串。此鼓铸有便兵民，而无亏国帑也。”(21)我们看到，铜钱的搭放按官定比例（1∶1000，实际上当时铜钱1000文兑换一两二三钱白银），剩下的铜钱仍按1∶1000进行计算，铸钱利润达到12.3%，铸钱工料花费在15%以上，因此，铜钱中所含铜锌的价值至多是名义价值的73.7%。乾隆十三年（1748），浙江：“滇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三分三厘有零；洋铜配铸，每钱一千文计工本银一两一钱八厘有零。今搭放兵饷，以千钱作银一两，原于成本不敷。至现今市价每钱千文兑银一两三钱零，若照官价采买商铜，每百斤价止十七两五钱，以之铸钱出兑，则赢余尽多。若照市价采买商铜，如每百斤价在二十两及二十一两以内，以之铸钱出兑，约计赢余，可较市卖钱文稍增，以资平减；如商铜市价至二十二两以外，则鼓铸工本与民间钱价相垺。”(22)我们看到，滇铜价格低，铸钱利润较大。即使是按市价购买铜（其它原料多是以市价到汉口采买），铸钱后按市价兑换也不亏本，何况这里面也包含了约15%的工料费用，铜钱中含有的铜铅等金属的价值仍低于其名义价值。其它省份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知，铜钱的名义价值较本身的材料价值高，从经济利益来说，铜匠们没必要私销钱币。
第三，铜铺铜料的来源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铜匠们需要大量的铜制造铜器，却并不购买铜斤，而是依靠毁钱为铜。如，乾隆五年那苏图奏请铸青钱时说：“至今行用黄铜钱文易于销毁，民间需用甚广，即如烟袋、钮扣、铜丝等项，为物虽微而货卖者遍于街市。若辈并不购买铜斤，悉皆毁钱为用。”(23)这种说法纯属于臆测，几乎没有实据。果真如此，全国大小铜铺都在收买铜钱，然后销毁为铜，他们保密措施再好，不可能没人知道，也不可能一次次躲过政府的稽查，何况他们是稽查的重点对象。乾隆九年对铜铺进行严格的控制也没发现私销，而且市场上钱价、铜价、铜器价格均无变化，这些说明铜铺的铜料有其它来源。事实上，乾隆时期全国的铜、锌供应比较充足，鼓铸之外有剩余，并作为商铜出售。如，云南就有10%的铜允许矿民自卖，据《皇朝政典类纂》：“（乾隆五十九年）滇省办铜各厂，除抽课交官外，向有一成、二成准令通商之例。”(24)洋铜一半官买，一半市场上出售；还有各地偷采的铜等。这些都是铜铺的铜料来源。广东省就从云南、广西购进黄铜；云南、贵州本省有铜铅产出，市场供应也较充足。
第四，当时官吏也不是全都支持“私销说”。
乾隆六年（1741），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称：“夫钱之贵由于钱文之少，而钱文之少，议者谓由于奸民之销毁与富民之埋藏。但臣阅历所至，其私销制钱耳虽闻有其语，目实未见其人，即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至于藏钱不若藏银，富户之智岂不及此。”(25)乾隆十年（1745），大学士讷亲奏：“臣等查上年京师钱文昂贵，恐有不肖奸民将钱文私行销毁，制造器皿。业经酌议设立官房，令打造铜器铺户在官局镕铜制造，并严查出入铜斤以及制器铜数。行之数月，详加确访，钱文未见私销，铜价亦不昂贵，是民间原有铜斤可用，未必销毁制钱。且臣等议覆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请改铸青钱案内，将所铸青钱试行镕化，较原本亏折甚多，毁钱并无利息……。”(26)同年， 大学士张廷玉也认为，各铜铺搬入官房以来，钱价未平，细察情形似无私销之弊。(27)同时，各省也派员对铜铺进行监督，也未发现有私销现象。如，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奏称无私销现象；川陕总督奏该省无大铜铺，即使小铜铺也少，铜器来自于外省。我们知道，对“地方官之拿获私销者亦甚寥寥”一事，当时有似乎合理的解释。但乾隆九年（1744）加强了对铜铺的管理。其做法为：进入铜铺的铜料经过称重，出铜铺的铜器也称重，如果重量相符，说明没有私销，如果生产的铜器重量大于铜料的重量，则认为存在私销钱币，就要治罪。如此严格的监督管理，私销的确不易，何况一旦被查获，就要治罪，利润不大的情况下，铜匠们也没必要冒这个险。因此，更进一步说明铜铺私销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以上分析知道，销毁铜钱制造铜器，无利可图，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私销说。改铸青钱后，私销青钱得到的铜不适于打制小器。可见，当时本来就没有多少人毁钱打制或铸造铜器，不是因为青钱的缘故，而是毁钱不如买铜。因此，铸青钱防私销的意义不大。
三 结论
乾隆初年，鉴于“钱价之贵在于钱少，钱少之故实由私销，欲清其弊，当先绝其源”的认识，提出铸青钱以杜私销的办法。然而，由于乾隆朝矿业政策的变化，铜、铅、锌、锡等原料供应比较充分，其价格也不是很高（相对于销毁钱币来说），销钱为器无利可图。虽不能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前后绝对没有私销，但可以说即使有私销，也不是普遍现象，对钱价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私销不是引起钱价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铸青钱政策防私销的意义不大，同时，钱价也不能得以平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政策基本上没达到目的。
铸青钱政策本身也存在不足。私销铜钱不外乎有以下几个用途：制造铜器，其中又分为打造铜器和铸造铜器；改铸劣小钱；铜价很高时，卖铜获利。乾隆五年改铸青钱的确能够防止私销打制小铜器，但是，在技术上看，铸青钱不能防止铸造铜器。同时，乾隆朝私铸铜钱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流通的铜钱中大量私钱足以证明。铸青钱也不能防止私铸劣小钱，私铸者在铜料价高或急缺时有可能私销铜钱。如，清人乔光烈在“禁私销议”提到：“又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加入点铜（锡）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器，立法已属周详。但不能为打铜尚可为铸铜，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计分两取值，每易子倍于母。是以铜少之区，虽钱质甚轻，而不免有私销之弊。”(28)当然，这里不是说乾隆朝的私铸和铸造大铜器者一定会私销铜钱，但从铸青钱政策本身来说，它是很不完善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青钱的成功试铸是对黄铜合金性能认识的一个进步。乾隆五年部定铜钱的合金比例就是其集中体现：首先，工匠们开始有意识用四元合金铸钱；其次，合金中各种金属含量的控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铜、锡尽量减少以减少铸造成本，而锌、铅含量尽可能大却又不致引起钱币质量下降。再次，青钱的铸造的确可以防止私销打制铜器，只是当时私销不是很多。
注释：
① “青钱”即乾隆五年开始铸造的铜、锌、铅、锡四元合金钱。此前清政府铸造的是铜锌二元黄铜钱，钱法至此进行了一次大变革。
②(17)《清朝文献通考》钱币，第4996-50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③《宫中档·财政类·货币金融项奏折》（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陈宏谋奏。
④ 这里的青钱指清初铸出的铜钱，由于铸钱时铜料来源较杂，带入一部分铅锡，从而使钱呈青色。
⑤同③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⑥(11)同③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广镇筸镇总兵谭行义奏。
⑦同③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郝玉麟，浙江总督卢焯奏。
⑧同③乾隆五年十一月初八日，湖南巡抚张渠奏。
⑨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十二日，江西巡抚包括奏。
⑩同③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唐绥祖奏。
(12)同③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
(13)同③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按察使都隆额奏。
(14)《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中国古代匠作资料业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6)同③乾隆十年四月初四日，海望奏。
(18)同③乾隆六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布政使陈宏谋。
(19)同③乾隆十年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那苏图，广东巡抚策楞奏。
(20)同③乾隆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湖北巡抚开泰奏。
(21)同③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巡抚硕色奏。
(22)同③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浙江巡抚方观承。
(23)同③乾隆三年七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
(24)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卷六十六，钱币九，台北文海出版社。
(25)同③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粮驿道按察使签事朱叔权奏。
(26)同③乾隆十年八月初四日，大学士果毅公讷亲奏。
(27)同③乾隆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学士张廷玉奏。
(28)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第八十八辑第120页，卷六十二，钱币五，台北文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