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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及其著作 蒂利（Charles Tilly）有两本名著，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这本书现在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方法论讨论课的通用教材。这本书正文最后一页有一个著名的段落，代表了美国国际社会学目前的共识、境界、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
蒂利的另一本名著是1989年出版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年到1990年》（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这本书研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这本书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这本书还试图探索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正确答案。蒂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蒂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蒂利这个看法有误，中国社会不论自上而下结构还是自下而上结构都比欧洲发达。
傅高义《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伸展》 与美欧相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其中公认的经典，则是傅高义（Ezra F.Vogel）1991年出版的《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伸展》（The Four Little Dragons：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希望本书尽快有中译本。傅高义发现，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包括五个发展环境要素和四个制度文化要素。五个发展环境因素是：美国的援助；旧社会秩序的瓦解；社会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切性；一只渴望工作的、数量庞大的劳动大军；亚洲四小龙熟悉日本模式。四个制度文化要素是：1.基于学历和政绩选拔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式的政府精英；2.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科举）；3.社会的集体主义；4.自立自强、自我奋进的个人奋斗。并把这四个制度文化要素合称为“工业化的新儒家”。
目前，国内外都在探索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傅高义总结的这个东亚发展模式就是今日中国成功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毫不足奇的，中国本来就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主体，台湾和香港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就，只不过是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和主体的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重新崛起的一个前哨战而已。
“世界体系论” 美国《社会学年鉴》1995年有一个专章就叫“世界体系论”，由蔡斯-丹和格莱姆斯（Chase-Dunn，C. and P.Grimes）撰写，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为，人类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三类：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periphery）。发达国家是核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国家。体系一经形成，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变成发达国家，如同现代化理论倡导的那样。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对而言，核心国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边缘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形成不平等交换，使得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但也有例外。日本1880年之后从边缘流动到了核心。美国更是成功地从边缘流动到半边缘到核心，最后成为霸主。核心和霸主地位源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断创新。一个国家是核心还是边缘，最终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产值和世界军事费用中的比重所决定的。
蔡斯-丹和霍尔《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 蔡斯-丹和霍尔（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D Hall）1997年出版了《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Rise and Demise：Comparing World-Systems）。这部著作分析了公元前500年之前的小世界体系，分析了亚非欧大世界体系怎样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400年逐步形成，这个世界体系怎样演变，后来怎样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过去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该书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尊贵商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
弗兰克《扭转思维方式：世界经济在亚洲时代》 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的《扭转思维方式—世界经济在亚洲时代》（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是国际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中译本名为《白银资本》。弗兰克这本书的主要功绩，就是还原了中国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本来面目。毫无疑义，在宋朝的时候，在十一、十二世纪，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公元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基于中国的亚洲性的世界经济”（Chinese-based Asian world-economy）。这种理论可以称作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以中国为中心，印度和东南亚为辅助，对全世界形成了核心-边缘关系，这个世界包括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其殖民地。中国的中心地位使得中国的国内价格极大地影响了亚洲价格和世界价格。那时世界经济或许有好几个中心，但是，有一个中心支配着其它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世界秩序可以称作“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Sinocentric international order）。中国那时候是世界的中心，并非个别学者的观点，从哥伦布到亚当·斯密，对此都十分清楚。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Sinocentric World Economy）有几个圈。中国是核心圈，东亚朝贡系统是第二圈，包括中亚一部分、朝鲜、日本、西南亚。再往外的一圈，包括西亚、东非、中亚、俄国。欧洲、美洲、环大西洋沿岸是边缘。欧洲中心论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欧洲从1500年之后在科学、技术上超过了中国。这根本不成立，在枪炮制造、造船、印刷、纺织、冶金、煤炭、动力、交通等方面，是西方学习中国，而非相反。即使在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方面，中国、东方那时也是领先的。接着弗兰克论证了西方为什么会在人类社会暂时赢了，暂时这个词，是弗兰克特意、着重加上的，不是西方强大了，而是中国自己衰败了。在东海和南海，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商人才取代了中国商人。即便如此，中国在世界贸易中还是完全的出超。众所周知，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人以在印度生产鸦片为资源，才最终扭转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完全出超的形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位移正是源于鸦片贸易所带来的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动摇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这个积弱的过程，导致了鸦片战争，导致的中国的“衰落”（fall）。弗兰克特意、着重在衰落上加了一个引号，这本书作为大师大作使国际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彻底纠正欧洲中心论的新阶段。 彭慕兰《大分流》 正是在这样一个恢复历史真相的潮流之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本书也集中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误。欧洲中心论错误甚多，工业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出现，而不是更早。直到1860年，工业革命在英国以外的欧洲非常有限。1800年之前，和中国比，欧洲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以亚当·斯密的观点考察，至少在1789年，欧洲不论在土地、劳力、产品市场，都不比中国强。无论是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特殊的社会环境，都没有使欧洲商人更容易筹集资金、从政府得到更多保护。财富积累也不多，政府政策也不怎么好。欧洲的人文、自然环境也不比中国好。中国缺地，欧洲也缺地；中国缺燃料，欧洲也缺燃料，总的说来，1800年的时候，中国土地、资源都有严重问题，但欧洲问题也不少。为什么欧洲从问题中解脱出来、发展起来了，中国却没有？因为欧洲有了美洲殖民地，殖民地的资源和产出支撑了欧洲。
美国社会学刊物对韦伯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界也开始从以往对世界历史、欧洲历史、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美国社会学的这些错误思想有不少来自韦伯。众所熟知，韦伯认为欧洲先进、中国落后是有原因的。在思想上，儒教落后，新教先进。中国虽然有科层制，但欧洲的更为正式而理性。在法律上，中国法律不理性（rational）、不正式（formal），西方法律正式而理性（formal rational）。韦伯这些思想，都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都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傅高义就论证了，古代中国的一些思想和制度不仅不阻碍工业化，更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玛仕（Robert M Marsh）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韦伯对传统中国法律的误解”（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韦伯自己不懂中文，连韦伯自己也承认没有看到多少中国法律的资料。中国法律要比韦伯想象的系统、正式得多。中国法律的随意性远比韦伯想象的小。中国法律专家远比韦伯想象的多。即使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中国法律也比韦伯想象的要“理性”得多。而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韦伯时代的欧洲法律的“理性”也很有限。
凯瑟和蔡勇（Edgar Kiser and Yong Cai）2003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战争与科层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直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央政府。古罗马也没有。中国是例外，秦朝就有了。秦朝的政府制度一传就是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一脉相承。秦朝的战争最频繁、最惨烈，秦朝比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更为科层化，战争产生国家。韦伯认为，战争促成科层化，不打仗的政府没有科层化的动力，要打仗就要有更有效的科层化，不能有效科层化的政府就要打败仗。1450年以前欧洲没有科层制政府，因为没人知道科层制政府是个什么样子。战国时代，要打大仗，要有大部队，大部队的科层职为文官政府提供了模式，修运河、修驰道、修长城都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文官政府。韦伯只认识到科层制有自我的持续性，实际上，科层制的持续源于科层制保持和提高了通讯、交通、文牍的“技术优势”（technical superiority）。春秋战国时期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的首要原因是战争规模巨大。战役用兵一般十万至五十万，战役伤亡一般一万到四万，长平之战伤亡竟达四十五万，秦军最多时带甲百万，大型军队的规章制度、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为科层制文官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模式。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最先在中国实现，主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超过了1800年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和古代中国相比，古罗马根本就没有一个领工资的专业政府。
关于欧洲崛起、中国落后的原因，韦伯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沃勒斯坦指出，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但是，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1954-2003）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成就斐然。我们还知道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业化。区别不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对于革新和技术的态度。与欧洲领导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革新和技术的感情复杂，有时候还抱有敌意。那么，为什么西欧在十七世纪成为技术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雄的残酷现实。碰巧，在十七世纪，技术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时间和空间对欧洲列强争雄的限制。
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 今日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有一本学术著作向读者介绍一下当今世界的概貌？没有，当今英文世界还找不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2001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二十一世纪的外交》（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该书共七章，以美国为中心分析世界：第一章是美国概论，第二章是欧洲概论，第三章是拉丁美洲概论，第四章是亚洲概论，第五章是中东与非洲概论，第六章讨论全球化，第七章讨论美国继续称霸二十一世纪的理论基础，语言隽永、典雅、平实，既有恢宏的气度、充满智慧，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学究气。美国今天能独步全球，与美国统治阶级中有基辛格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是分不开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能够写出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服务的当今世界概论的思想家、学问家。 “九·一一”之后，在美国成为畅销大学教材的是马克斯（Robert B.Marks）2002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学述说》（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该书作者自己直言，这本书就是要把学术界一、二十年来以《扭转思维方式》和《大分流》为代表的有关成果综合起来，用作本科生的入门教材。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霍布森（John M.Hobson）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这部力作。这本书不仅论证了所谓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完全是错误了，更进而用十分翔实的资料论证了，现代西方文明，英国工业革命，其中核心的技术、核心的价值观主要起源于东方，主要起源于于中国，东方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主导世界一千多年。作为落后的后发国家，英国、欧洲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应用了中国的众多发明。欧洲列强并没有创造世界贸易体系，只不过是用美洲的银元挤进了繁忙的中国市场和印度市场。说欧洲霸权来自于自由贸易、理性统治、民主人权，完全是神化。欧洲列强是用武力赢得贸易权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下进行的。欧洲思想文化，主要是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特别是与东方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发展，是西方的东方化。关于西方文明的那些神化，都是西方发展起来之后制造的，都不是事实。
许田波《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 为什么欧洲分裂、中国统一？这是任何宏观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家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该书直击西方学术界这个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题，一经出版，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希望这本书尽快有中译本。
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统一、欧洲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命定的，都是偶然的、人为的。战国七雄中，秦本是弱国，秦灭六国，是以弱胜强。六国的战略是合纵，秦国的战略是连横，连横最后战胜了合纵，为什么？因为六国之间也是争斗关系，难以真正合纵。等到不真正合纵就要灭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秦国得以富强的制度政策，六国也可以学，但他们学得太慢、太迟，最后学也来不及了。秦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于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慎战，轻易不出手；非打不可的时候，也善于以少击多，分而歼之，但到了非集全部国力一决雌雄的时候，秦国从不手软，例如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欧洲分裂、中国统一，与地理无关。欧洲多有一马平川，中国多有高山大河、天堑屏障。黄河与几个险关隘要，曾经是秦国东进的天然屏障。秦灭六国，以弱胜强，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七代君王，花了一百三十五年时间，打了五十七场战争，殊为不易。采用郡县制使秦的扩张更为便利。秦最后终于一统天下，主观条件决不可忽略。秦始皇、李斯，雄才大略，气吞山河，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破釜沉舟，发起最后一战，九年时间，荡平六国，一统天下。为什么秦国能制定聪明的战略？和六国统治者相比，秦国君臣更为雄才大略、聪明睿智；秦国用人看才能、不看出身，秦王胸怀宽广、用人不疑、放手让大臣将帅做事。
早期欧洲则完全相反。1495年到1659年，不论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自我消弱。1661年到1715年，英国走向自强，法国则继续自我消弱，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法国，才接近古代中国的气度，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的战略。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一直走上坡，之后就走下坡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但最后成功了，为什么拿破仑败了一次就起不来了？秦国是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这次败了，回去生聚修养，下次再来。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败就不可收拾。简言之，和秦国相比，拿破仑自强的制度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够有力，国力还很有限，还达不到统一的要求。早期欧洲士兵是雇佣兵，军官是雇佣军官、贪污腐化，资本家唯利是图，容易自我消弱。欧洲长期英、法相斗，英国走富国的道路，国富兵不强；法国走强兵的道路，兵强国不富，都没有找到秦国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主要由于直接学习中国，后来普鲁士最先找到了接近于秦国富国强兵的道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欧洲中国，盖莫如是。但如果比较战争时代的长度，战争频繁的程度，投入兵力的数量，伤亡的数量，战争所引起的人口的减少，按人口比例计算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古代中国的战争都要比欧洲惨烈的多。春秋战国打了五百年，从一百多个政权，打到几十个政权，打到战国七雄，最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欧洲打来打去，并没有灭掉多少国家，早期欧洲君主实属无能，拿破仑之后，要想改变多国并存的状况，为时已晚。
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臣子经常直谏君主，君主经常从善如流，大家都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行仁政，从大臣到百姓都可能弃你而去。为了自强，战国七雄都搞征兵制，都搞中央集权政府，都搞以法治国。商鞅变法后秦国搞得最好，政府按政策和法令办事，高度合理化，高度理性化，秦律的规定非常详细，力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接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方面，欧洲都是在拿破仑之后才逐渐赶上来。秦律虽然严苛，但公平。英国税率比法国高，但法国老是因为征税闹事，因为法国不公平。秦国制度比英国还公平。早期欧洲国家，国不像国。没有常备军，雇佣兵腐败。国家向资本家借钱，还不起就要破产。国家自己收不了税，雇人收税，弊端丛生，后来瑞典、英国、普鲁士、法国都变法改革自强，但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欧洲。古代中国不用雇佣兵，政府手上没有现款也垮不了。田赋用来支付政府行政费，商业税收用于宫廷，现款多了，则会重赏有功之士。而欧洲君主离了商业税收就活不下去。为了富国强兵，春秋战国、秦、汉都重农。欧洲则不得不重商，重商把欧洲国家搞弱了。秦国用民力用得太狠，讲法太多，讲礼太少，重武轻文。汉承秦制，但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的统一遂成为定势。 没有什么是命定的，秦国的统一，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是逆势上扬，都是秦国、德国、日本变法图强、自强不息干出来的。世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未来如何取决于你现在怎么做。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国际社会将继续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不让他们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
许田波的书不是没有任何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欧洲不能统一的原因，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英文原本序言中写道：“重建罗马帝国，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最高理想。拿破仑之前，西方世无英雄。拿破仑雄才大略，想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恢复罗马帝国，但为时已晚。当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大都成形，语言文化，差异甚大。英、俄两国均为强权。拿破仑遂注定失败。英国从不追求称霸欧洲，五百年来一直以破坏欧洲统一为最高国策。俄国自知落后，从彼得大帝开始，努力追赶。俾斯麦很务实，只求德国统一。斯大林可能在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这从莫斯科世界首都般的宏伟布局可见一斑。但斯大林从未追求独霸世界，因为他高度务实，知道自己实力的局限性。二战以前斯大林没有挑战德国、独霸欧洲的意思，二战以后斯大林没有挑战美国、独霸世界的意思。希特勒白日做梦，以为斯大林和罗斯福挡不住他统一欧洲。希特勒和拿破仑都败在两件事上：莫斯科的冬天和英吉利海峡。这不是巧合。”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影响总体而言许田波这本书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本书把一个重要的、停滞的学术领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 雅克（Martin Jacques）2009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国际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这本学术界以外的人写的书，把国际社会学这门学科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雅克是英国著名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这本书是国际社会学上述所有名著的总结，配以最新的统计数据，配以精心设计的五十三幅图表、十三幅地图，加上一张郑和大船和哥伦布小船实物比较的重要照片，大气磅礴、高屋建瓴，把世界体系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趋势，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说得清清楚楚。和学术著作的体例相同，该书附有四十六页参考文献，附有七十三页注释，字字句句有来历。该书不仅彻底驳斥了欧洲中心论、美国独霸论、中国威胁论，还提出一个新理论：中国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不仅不是威胁，不是坏事情，而且是个大好事。该书由世界大出版公司企鹅出版社出版，接近六百页的精装本，畅销书的装潢和版式，报刊杂志的新闻语言，很便宜的零售价。这本书对欧美思想意识形态，对国际社会学这门学科，起到了十本学术大师大作也起不到的清扫作用。信息强烈而明确：再不要说什么欧洲中心论、美国独霸论了，还有十几年，最迟2027年，中国总产值就要超过美国了，准备迎接一个中国总值第一的新世界吧。
蒂利的另一本名著是1989年出版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年到1990年》（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这本书研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这本书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这本书还试图探索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正确答案。蒂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蒂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蒂利这个看法有误，中国社会不论自上而下结构还是自下而上结构都比欧洲发达。
傅高义《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伸展》 与美欧相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其中公认的经典，则是傅高义（Ezra F.Vogel）1991年出版的《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伸展》（The Four Little Dragons：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希望本书尽快有中译本。傅高义发现，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包括五个发展环境要素和四个制度文化要素。五个发展环境因素是：美国的援助；旧社会秩序的瓦解；社会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切性；一只渴望工作的、数量庞大的劳动大军；亚洲四小龙熟悉日本模式。四个制度文化要素是：1.基于学历和政绩选拔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式的政府精英；2.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科举）；3.社会的集体主义；4.自立自强、自我奋进的个人奋斗。并把这四个制度文化要素合称为“工业化的新儒家”。
目前，国内外都在探索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傅高义总结的这个东亚发展模式就是今日中国成功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毫不足奇的，中国本来就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主体，台湾和香港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就，只不过是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和主体的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重新崛起的一个前哨战而已。
“世界体系论” 美国《社会学年鉴》1995年有一个专章就叫“世界体系论”，由蔡斯-丹和格莱姆斯（Chase-Dunn，C. and P.Grimes）撰写，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为，人类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三类：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periphery）。发达国家是核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国家。体系一经形成，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变成发达国家，如同现代化理论倡导的那样。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对而言，核心国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边缘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形成不平等交换，使得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但也有例外。日本1880年之后从边缘流动到了核心。美国更是成功地从边缘流动到半边缘到核心，最后成为霸主。核心和霸主地位源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断创新。一个国家是核心还是边缘，最终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产值和世界军事费用中的比重所决定的。
蔡斯-丹和霍尔《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 蔡斯-丹和霍尔（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D Hall）1997年出版了《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Rise and Demise：Comparing World-Systems）。这部著作分析了公元前500年之前的小世界体系，分析了亚非欧大世界体系怎样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400年逐步形成，这个世界体系怎样演变，后来怎样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过去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该书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尊贵商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
弗兰克《扭转思维方式：世界经济在亚洲时代》 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的《扭转思维方式—世界经济在亚洲时代》（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是国际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中译本名为《白银资本》。弗兰克这本书的主要功绩，就是还原了中国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本来面目。毫无疑义，在宋朝的时候，在十一、十二世纪，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公元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基于中国的亚洲性的世界经济”（Chinese-based Asian world-economy）。这种理论可以称作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以中国为中心，印度和东南亚为辅助，对全世界形成了核心-边缘关系，这个世界包括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其殖民地。中国的中心地位使得中国的国内价格极大地影响了亚洲价格和世界价格。那时世界经济或许有好几个中心，但是，有一个中心支配着其它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世界秩序可以称作“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Sinocentric international order）。中国那时候是世界的中心，并非个别学者的观点，从哥伦布到亚当·斯密，对此都十分清楚。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Sinocentric World Economy）有几个圈。中国是核心圈，东亚朝贡系统是第二圈，包括中亚一部分、朝鲜、日本、西南亚。再往外的一圈，包括西亚、东非、中亚、俄国。欧洲、美洲、环大西洋沿岸是边缘。欧洲中心论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欧洲从1500年之后在科学、技术上超过了中国。这根本不成立，在枪炮制造、造船、印刷、纺织、冶金、煤炭、动力、交通等方面，是西方学习中国，而非相反。即使在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方面，中国、东方那时也是领先的。接着弗兰克论证了西方为什么会在人类社会暂时赢了，暂时这个词，是弗兰克特意、着重加上的，不是西方强大了，而是中国自己衰败了。在东海和南海，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商人才取代了中国商人。即便如此，中国在世界贸易中还是完全的出超。众所周知，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人以在印度生产鸦片为资源，才最终扭转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完全出超的形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位移正是源于鸦片贸易所带来的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动摇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这个积弱的过程，导致了鸦片战争，导致的中国的“衰落”（fall）。弗兰克特意、着重在衰落上加了一个引号，这本书作为大师大作使国际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彻底纠正欧洲中心论的新阶段。 彭慕兰《大分流》 正是在这样一个恢复历史真相的潮流之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本书也集中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误。欧洲中心论错误甚多，工业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出现，而不是更早。直到1860年，工业革命在英国以外的欧洲非常有限。1800年之前，和中国比，欧洲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以亚当·斯密的观点考察，至少在1789年，欧洲不论在土地、劳力、产品市场，都不比中国强。无论是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特殊的社会环境，都没有使欧洲商人更容易筹集资金、从政府得到更多保护。财富积累也不多，政府政策也不怎么好。欧洲的人文、自然环境也不比中国好。中国缺地，欧洲也缺地；中国缺燃料，欧洲也缺燃料，总的说来，1800年的时候，中国土地、资源都有严重问题，但欧洲问题也不少。为什么欧洲从问题中解脱出来、发展起来了，中国却没有？因为欧洲有了美洲殖民地，殖民地的资源和产出支撑了欧洲。
美国社会学刊物对韦伯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界也开始从以往对世界历史、欧洲历史、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美国社会学的这些错误思想有不少来自韦伯。众所熟知，韦伯认为欧洲先进、中国落后是有原因的。在思想上，儒教落后，新教先进。中国虽然有科层制，但欧洲的更为正式而理性。在法律上，中国法律不理性（rational）、不正式（formal），西方法律正式而理性（formal rational）。韦伯这些思想，都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都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傅高义就论证了，古代中国的一些思想和制度不仅不阻碍工业化，更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玛仕（Robert M Marsh）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韦伯对传统中国法律的误解”（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韦伯自己不懂中文，连韦伯自己也承认没有看到多少中国法律的资料。中国法律要比韦伯想象的系统、正式得多。中国法律的随意性远比韦伯想象的小。中国法律专家远比韦伯想象的多。即使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中国法律也比韦伯想象的要“理性”得多。而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韦伯时代的欧洲法律的“理性”也很有限。
凯瑟和蔡勇（Edgar Kiser and Yong Cai）2003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战争与科层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直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央政府。古罗马也没有。中国是例外，秦朝就有了。秦朝的政府制度一传就是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一脉相承。秦朝的战争最频繁、最惨烈，秦朝比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更为科层化，战争产生国家。韦伯认为，战争促成科层化，不打仗的政府没有科层化的动力，要打仗就要有更有效的科层化，不能有效科层化的政府就要打败仗。1450年以前欧洲没有科层制政府，因为没人知道科层制政府是个什么样子。战国时代，要打大仗，要有大部队，大部队的科层职为文官政府提供了模式，修运河、修驰道、修长城都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文官政府。韦伯只认识到科层制有自我的持续性，实际上，科层制的持续源于科层制保持和提高了通讯、交通、文牍的“技术优势”（technical superiority）。春秋战国时期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的首要原因是战争规模巨大。战役用兵一般十万至五十万，战役伤亡一般一万到四万，长平之战伤亡竟达四十五万，秦军最多时带甲百万，大型军队的规章制度、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为科层制文官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模式。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最先在中国实现，主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超过了1800年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和古代中国相比，古罗马根本就没有一个领工资的专业政府。
关于欧洲崛起、中国落后的原因，韦伯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沃勒斯坦指出，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但是，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1954-2003）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成就斐然。我们还知道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业化。区别不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对于革新和技术的态度。与欧洲领导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革新和技术的感情复杂，有时候还抱有敌意。那么，为什么西欧在十七世纪成为技术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雄的残酷现实。碰巧，在十七世纪，技术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时间和空间对欧洲列强争雄的限制。
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 今日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有一本学术著作向读者介绍一下当今世界的概貌？没有，当今英文世界还找不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2001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二十一世纪的外交》（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该书共七章，以美国为中心分析世界：第一章是美国概论，第二章是欧洲概论，第三章是拉丁美洲概论，第四章是亚洲概论，第五章是中东与非洲概论，第六章讨论全球化，第七章讨论美国继续称霸二十一世纪的理论基础，语言隽永、典雅、平实，既有恢宏的气度、充满智慧，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学究气。美国今天能独步全球，与美国统治阶级中有基辛格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是分不开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能够写出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服务的当今世界概论的思想家、学问家。 “九·一一”之后，在美国成为畅销大学教材的是马克斯（Robert B.Marks）2002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学述说》（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该书作者自己直言，这本书就是要把学术界一、二十年来以《扭转思维方式》和《大分流》为代表的有关成果综合起来，用作本科生的入门教材。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霍布森（John M.Hobson）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这部力作。这本书不仅论证了所谓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完全是错误了，更进而用十分翔实的资料论证了，现代西方文明，英国工业革命，其中核心的技术、核心的价值观主要起源于东方，主要起源于于中国，东方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主导世界一千多年。作为落后的后发国家，英国、欧洲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应用了中国的众多发明。欧洲列强并没有创造世界贸易体系，只不过是用美洲的银元挤进了繁忙的中国市场和印度市场。说欧洲霸权来自于自由贸易、理性统治、民主人权，完全是神化。欧洲列强是用武力赢得贸易权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下进行的。欧洲思想文化，主要是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特别是与东方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发展，是西方的东方化。关于西方文明的那些神化，都是西方发展起来之后制造的，都不是事实。
许田波《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 为什么欧洲分裂、中国统一？这是任何宏观社会学家、国际社会学家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该书直击西方学术界这个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题，一经出版，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希望这本书尽快有中译本。
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统一、欧洲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命定的，都是偶然的、人为的。战国七雄中，秦本是弱国，秦灭六国，是以弱胜强。六国的战略是合纵，秦国的战略是连横，连横最后战胜了合纵，为什么？因为六国之间也是争斗关系，难以真正合纵。等到不真正合纵就要灭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秦国得以富强的制度政策，六国也可以学，但他们学得太慢、太迟，最后学也来不及了。秦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于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慎战，轻易不出手；非打不可的时候，也善于以少击多，分而歼之，但到了非集全部国力一决雌雄的时候，秦国从不手软，例如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欧洲分裂、中国统一，与地理无关。欧洲多有一马平川，中国多有高山大河、天堑屏障。黄河与几个险关隘要，曾经是秦国东进的天然屏障。秦灭六国，以弱胜强，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七代君王，花了一百三十五年时间，打了五十七场战争，殊为不易。采用郡县制使秦的扩张更为便利。秦最后终于一统天下，主观条件决不可忽略。秦始皇、李斯，雄才大略，气吞山河，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破釜沉舟，发起最后一战，九年时间，荡平六国，一统天下。为什么秦国能制定聪明的战略？和六国统治者相比，秦国君臣更为雄才大略、聪明睿智；秦国用人看才能、不看出身，秦王胸怀宽广、用人不疑、放手让大臣将帅做事。
早期欧洲则完全相反。1495年到1659年，不论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自我消弱。1661年到1715年，英国走向自强，法国则继续自我消弱，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法国，才接近古代中国的气度，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的战略。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一直走上坡，之后就走下坡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但最后成功了，为什么拿破仑败了一次就起不来了？秦国是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这次败了，回去生聚修养，下次再来。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败就不可收拾。简言之，和秦国相比，拿破仑自强的制度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够有力，国力还很有限，还达不到统一的要求。早期欧洲士兵是雇佣兵，军官是雇佣军官、贪污腐化，资本家唯利是图，容易自我消弱。欧洲长期英、法相斗，英国走富国的道路，国富兵不强；法国走强兵的道路，兵强国不富，都没有找到秦国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主要由于直接学习中国，后来普鲁士最先找到了接近于秦国富国强兵的道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欧洲中国，盖莫如是。但如果比较战争时代的长度，战争频繁的程度，投入兵力的数量，伤亡的数量，战争所引起的人口的减少，按人口比例计算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古代中国的战争都要比欧洲惨烈的多。春秋战国打了五百年，从一百多个政权，打到几十个政权，打到战国七雄，最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欧洲打来打去，并没有灭掉多少国家，早期欧洲君主实属无能，拿破仑之后，要想改变多国并存的状况，为时已晚。
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臣子经常直谏君主，君主经常从善如流，大家都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行仁政，从大臣到百姓都可能弃你而去。为了自强，战国七雄都搞征兵制，都搞中央集权政府，都搞以法治国。商鞅变法后秦国搞得最好，政府按政策和法令办事，高度合理化，高度理性化，秦律的规定非常详细，力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接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方面，欧洲都是在拿破仑之后才逐渐赶上来。秦律虽然严苛，但公平。英国税率比法国高，但法国老是因为征税闹事，因为法国不公平。秦国制度比英国还公平。早期欧洲国家，国不像国。没有常备军，雇佣兵腐败。国家向资本家借钱，还不起就要破产。国家自己收不了税，雇人收税，弊端丛生，后来瑞典、英国、普鲁士、法国都变法改革自强，但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欧洲。古代中国不用雇佣兵，政府手上没有现款也垮不了。田赋用来支付政府行政费，商业税收用于宫廷，现款多了，则会重赏有功之士。而欧洲君主离了商业税收就活不下去。为了富国强兵，春秋战国、秦、汉都重农。欧洲则不得不重商，重商把欧洲国家搞弱了。秦国用民力用得太狠，讲法太多，讲礼太少，重武轻文。汉承秦制，但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的统一遂成为定势。 没有什么是命定的，秦国的统一，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是逆势上扬，都是秦国、德国、日本变法图强、自强不息干出来的。世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未来如何取决于你现在怎么做。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国际社会将继续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不让他们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
许田波的书不是没有任何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欧洲不能统一的原因，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的英文原本序言中写道：“重建罗马帝国，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最高理想。拿破仑之前，西方世无英雄。拿破仑雄才大略，想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恢复罗马帝国，但为时已晚。当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大都成形，语言文化，差异甚大。英、俄两国均为强权。拿破仑遂注定失败。英国从不追求称霸欧洲，五百年来一直以破坏欧洲统一为最高国策。俄国自知落后，从彼得大帝开始，努力追赶。俾斯麦很务实，只求德国统一。斯大林可能在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这从莫斯科世界首都般的宏伟布局可见一斑。但斯大林从未追求独霸世界，因为他高度务实，知道自己实力的局限性。二战以前斯大林没有挑战德国、独霸欧洲的意思，二战以后斯大林没有挑战美国、独霸世界的意思。希特勒白日做梦，以为斯大林和罗斯福挡不住他统一欧洲。希特勒和拿破仑都败在两件事上：莫斯科的冬天和英吉利海峡。这不是巧合。”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影响总体而言许田波这本书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本书把一个重要的、停滞的学术领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 雅克（Martin Jacques）2009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国际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这本学术界以外的人写的书，把国际社会学这门学科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雅克是英国著名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这本书是国际社会学上述所有名著的总结，配以最新的统计数据，配以精心设计的五十三幅图表、十三幅地图，加上一张郑和大船和哥伦布小船实物比较的重要照片，大气磅礴、高屋建瓴，把世界体系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趋势，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说得清清楚楚。和学术著作的体例相同，该书附有四十六页参考文献，附有七十三页注释，字字句句有来历。该书不仅彻底驳斥了欧洲中心论、美国独霸论、中国威胁论，还提出一个新理论：中国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不仅不是威胁，不是坏事情，而且是个大好事。该书由世界大出版公司企鹅出版社出版，接近六百页的精装本，畅销书的装潢和版式，报刊杂志的新闻语言，很便宜的零售价。这本书对欧美思想意识形态，对国际社会学这门学科，起到了十本学术大师大作也起不到的清扫作用。信息强烈而明确：再不要说什么欧洲中心论、美国独霸论了，还有十几年，最迟2027年，中国总产值就要超过美国了，准备迎接一个中国总值第一的新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