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

来源 :书城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wh346048162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和唐小兵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二○○三年我退休后到复旦大学讲学,唐小兵也刚考到上海读研究生,就来听我的课,后来写了一篇《和钱理群相遇》,其中谈到了我面对“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听众所感到的寂寞与尴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其收入了《钱理群讲学录》一书里。再就是一个月多前,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小兵,从上海到北京开会,特意来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样,畅谈了一下午。他将刚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送给我,以后又寄来了这本《歧路民国》的打印稿,希望我为之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了。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唐小兵这一代学人,并且看好了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庐”之作自然引起我的兴趣,并且有话可说,要说。
  这需要从十七年前说起。在一九九八年我给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作了一次谈话,题目是《沉潜十年》(收入《我的教师梦》)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以后,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话题。例如二○○四
  年以及以后数年间在烟台大学等高校作《漫谈大学之大》的演讲,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谈“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时(收入《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复告诫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要“学学大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
  我把希望寄托于当时二三十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即“七○后”“八○后”的青年,是基于对我自己这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即“三○后”这一代,和“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中学生,即“四○后”“五○后”“六○后”的失望与不满。这样的不满,首先是知识结构上的,在《沉潜十年》的谈话里,就谈到“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因为不懂外文,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对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处于无知状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传统实际上是不熟悉的。这些年虽有些弥补,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们年轻的,成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他们中除少数人古代文化的基础较好,大多数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打下‘西学’的基础,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才来补‘中学’的课的”。而更让我不满和忧虑的,是精神境界的问题。我曾自嘲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和我们的老师辈(即唐小兵这本《歧路民国》讨论的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而对当时被称为“第三代学人”的“四○后”“五○后”“六○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期待”的同时,也有严峻的观察。在一九九七年写的《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收《压在心上的坟》)一文里,专门谈到了“文革”的失误造成的“历史的阴影在这一代学人精神气质上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学人(不是全体)身上或明或隐的霸气(对异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气(把政治、经济斗争的手段用于学术,习惯于使用权术);有的学人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显示出自我精神境界与学术境界的褊狭和拘谨,或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权势,趋同潮流,等等。”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自己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的不满,都不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本世纪(指二十世纪)我们民族种种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强调,“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省”,“我们正应该从‘自我否定’开始,迈开走向新世纪的步伐”。
  因此,我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后”“八○后”这一代,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这又引起了我新的反思。在二○○八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入《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潜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并且是体制所需要的,而且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潜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
  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是同龄人,他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
  不可否认,和我们的时代相比,唐小兵这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还是有许多历史的进步的: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和平建设的社会氛围,意识形态控制力与影响的减弱,都使得年轻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更为合理,在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更应该正视的,是新一代学人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我所期待的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据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观察,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兵所说的,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环境与社会(包括家庭)期待之间的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耻辱感”(《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我在前述《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的演讲里也谈到,高校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已经涉及了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化问题。按我的说法,这是当局实行的收编政策:“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的种种制度,在我看来,都是请君入瓮的新科举制度。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你就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慢慢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被收编了。”(《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唐小兵文章里引述的应星的论述是同一个意思:“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级课题、基地、学术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小兵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样的行政化、体制化导致的学术腐败,“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字化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的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充当“知识工人”,甘愿受剥削,就是设法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
  说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又涉及应星文章里谈到的“学界新父”。我在一九九七年谈到第三代学人中某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的霸气、流氓气,对权势的依附,在他们掌握了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力以后,就自然成了这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的优胜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现行国家与教育体制里,实际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学者”,为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作解释与宣传,实际上充当了鲁迅说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他们也借此获得或强化了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这些学术权贵与政治权贵、经济权贵事实上已经结成生命共同体,这也就是应星文章里谈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的原因所在。二是作为垄断学术权力的“新父”,掌握学术选题、立项、评定和职称审定的生杀大权,在学术圈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唐小兵有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谈到了学术会议上的学术评议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及单向化,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总要逃避学术会议的原因。但在学院求生存的年轻学人却不能逃避,而必须遵循“学术江湖”的潜规则,如小兵所说,这样的“学院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对学术正常发展的阻碍,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外部环境的。小兵总结说:“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一股冷气袭来:我终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后”“八○后”的学人在他们出山以后的选择的艰难与不尽人意的原因了。
  也就像小兵所说,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与生存环境下,新的一代学人“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据说大体有四种情况。一部分人“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为“疯狂争夺体制资源而丧失自我”,“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小兵说这“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我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最初也可能有难言的苦衷,有的人就是为了摆脱“新父”的学术权力的压制而迎合政治权力以求自存,在尝到甜头以后,就“乐此不疲”了。另外一些人,小兵说他们“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他们实际是在限制中挣扎,但也保持了某种“风光”。另一部分人则成了体制中的“失意者”:他们“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而“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或者通过其他办法(比如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在那些不同程度上享用体制资源的青年教师映衬下,“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一些人尽管生活也还过得去,但却逐渐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一种愤愤不平感”。也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构建的人文世界之中”“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自觉继承前辈学人的传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怀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世横议’的本分”,既坚守学术,又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现实的变革实践。
  问题是如何看待与对待这些学院青年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不想否认和掩饰自己的倾向性:我鄙视而且高度警惕那些千方百计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欣赏坚守学术与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体制的“不合作者”,唐小兵显然属于这个群体,我看好他就是为此。但我对其他两种选择,也抱有理解的同情:我们毕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为学术献身的人,那种道德化的评价与苛求,是不可取的,它反而会造成“伪圣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沉重的教训的: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出现,正是对革命年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教和强制的一个报复。我多次说过,在治学做人的“高线”与“底线”之间,应该有一个选择的空间:“高线”是应该倡导和令人向往的;“底线”是绝对应该守住的,但大多数人恐怕是游动于两者之间。我最近一再对自己的学生说,在当下体制下,能够做到“凭兴趣做学问,凭良知教学生”就很不错了。“兴趣”与“良知”,这就是底线。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曾经说过,对于学院派的学者,“学术本身就构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从学术之外,去寻找乐趣、意义和价值。我因此对年轻的研究生说:“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以后,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就背叛了学术,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学术研究,不过是一批痴迷于学术的人进行的精神劳动。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学术研究的承担》,收入《重建家园》)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面对学术生态恶化、学人分化这些严峻的现实,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须有自我反省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在学术生态没有根本改变、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根本性缺憾没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是不会大有作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终于可以讨论小兵的这本《歧路民国》了。但这篇文字已经写得太长,也只能简略地说一说。
  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是研究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学术小品,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阿伦特所说的“认真对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因此,他在写《歧路民国》时,是有两个自觉的追求的。一是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吸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比如《接续民国史学传统》里用韦伯的话形容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老师的“研究状态”:“没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状态’,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并将先生的治史经验归结为“材料”与“思想”两条,“前者是苦功,后者是灵性,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因此,“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小兵情不自禁地说:“善哉斯言!”他是把这些看似常识,却很难做到的学术基本功学到手了。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学人本色许倬云》);要追寻“潜伏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毛彦文的感情世界》),探索“解读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的新途”(《宋教仁与道德严格主义》);要关注“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与记忆”(《书生吴宓的辛亥志》),书写大时代的“另类历史”(《摩登上海的另类历史》);要通过“别出心裁的小叙述”,揭示“波澜壮阔的政治过程背后‘失踪了的历史’”(《从日常生活拯救知识分子的历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公共舆论空间(《报人张季鸾与史量才的异途殊归》),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间(《单身汉金岳霖的美好生活》《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文化上海的历史记忆》);以“史识”为历史研究的“灵魂”,而“史识”又“建筑在广阔的知识结构、恢弘的历史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深邃的历史思辨与苍凉的现实感等等之上”(《知士论世的史学》),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追求都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中,这就使得这本原是研究“副产品”的小书的背后,有了一个更为丰厚而远未展开的研究新天地。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收入《幸存者言》)。我因此确定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钱理群作品精编总序》)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若获知音之感。这大概也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真实状况: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间,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们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
  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其他文献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拿破仑率领年轻的军队越过洛迪桥,一鼓作气挺进米兰,以示天下:恺撒和亚历山大千秋万岁后,终于有了继承者。”  这是《巴马修道院》的开篇段落。在许多方面,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故事也该像司汤达这本小说一样,大气恢弘、有声有色地起头。他显然拥有浪漫英雄人物所需的诸多特质,包括女人缘(图1)。  当然包括女人缘。  “早上好,我亲爱的堂妹”—借用浪漫小说的
期刊
《一生的燕园》一书作者夏自强是我的堂舅。直到阅读这本书稿时,我才发现自己对他其实了解很少。  说起来,自强舅舅是我们家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文革”前,上小学的我,每年总有一两次跟着父母,到西郊来看望姥姥和舅舅。那时交通不便,中关村对于居住在东城区的我们,已是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到这里只是走亲戚,北大虽然近在咫尺,也明知是舅舅与舅母工作的地方,却与我毫无关系,故从未动过参观的念头。  “文革”开始后,
期刊
晚清到日本考察教育的人是不少的,最著名的就是吴汝纶(1840—1903)。这位桐城派的后期代表继张裕钊主持保定莲池书院多年,提倡新学,尤重外语教育,在晚清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请他作序,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二年初春,吴汝纶被吏部尚书兼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荐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但是学校尚未从庚子之变中恢复过来,他没有赴任(也许他对如何管理新式大学毫无成
期刊
同治、光绪年间,主持京城风雅的人物前有吴中潘祖荫、翁同龢,后有宗室盛昱、福山王懿荣等,潘、翁二相被人誉作一代龙门,而盛、王二君则有厨、顾之名。他们借雅集之会,提倡金石考据之学,一时蔚为风气。关于潘、翁、王三人的金石、古籍收藏,学界的研究不少,而对盛昱的关注较少。其实盛氏郁华阁也是晚清藏书的一个重镇,民国初年其藏散出,也在京城引起了一段为时不短的书林骚动,燕市书贾处心积虑以求善价,以傅增湘、张元济为
期刊
一  人的存在是时间性的,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永不复临(好比米兰·昆德拉的笑话,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如果在永恒回归 [eternal return]中不断出现,不断砍法国人的脑袋,其孤胆英雄色彩也就更少三分)—古旧物品也正因此独一无二。而它们作为现今语境中的“古董”和“旧货”,又获得了与当下相连的存在感,也与现今语境中的人发生关系,个体存在的时间性
期刊
“两点多啦!”《尤利西斯》第八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离开公爵街的布鲁姆,经過爱尔兰银行外的喷泉,扶一位盲人过了马路,在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到达国立图书馆门前。  二○一三年这一天我也到达爱尔兰国立图书馆门前。正午暖洋洋的街道让人感到软弱,只想坐在树阴下好好喝一杯兑了苦柠檬水的杜松子酒。初夏的阳光那么好,天空那么蓝,似乎人生此刻更应该享感官之乐,而不是思想。我看到有个穿着大红花蓬蓬裙的老女人飘飘摇摇在
期刊
《水浒》一书中,牢狱是一个重要场景,书中最重要的个人叙事几乎都包含一段牢狱经历,像林冲、杨志、武松、宋江、戴宗、解珍、解宝、雷横、关仝、柴进、史进、鲁智深、卢俊义、石秀这些梁山好汉都先后身陷囹圄,权力法网中的挣扎无疑生成意味无穷的叙述张力。其实,黄泥岗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七人本来也难逃牢狱之灾,是宋江及时通风报信才得以走脱。其中唯独白胜遭厄,那是之前就被拿在济州大牢里了。白胜之被捕,恰恰凸显《水浒》语
期刊
时至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物质主义的时代,“物质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常常会遭遇到的一个“关键词”。物质世界的增殖与扩张,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与渴求,物质与日常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像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讲的:“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然而,所谓“物的时代”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固然越来越紧密地围绕着各种现代后现代的物质载体而展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期刊
临海的山水是因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寻访和题咏而出名。  当然,并不是说在这之前临海就没有好山水,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已。山水也需要人赏识,而欣赏山水景色,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食不果腹的初民,忙于向大自然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还不懂得欣赏自然美,必须等到生活条件和文化修养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人才能懂得欣赏美景。所以中国的山水诗、风景画,直到中古时代才发展起来,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审美自觉的表
期刊
他就像他的画那样,越近看越模糊不清。仔细研究他时,自然更加暧昧。明明该有详细的资料,却只见残章碎片,零星点点。  数以万计的点。  既然要说,就从头说起。  荷马其实不全盲。他只是严重的色盲。  你认识这样的人:沉默寡言,从容不迫,对自己深信不疑。这些特征,每一个都有点讨人嫌,合在一起更是令人受不了。具有这些特征的家伙最适合当独行侠,要不就是邪教头子。  修拉(Georges Seurat)始终是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