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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不平凡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180多个国家或地区，全球累计确诊2，245，872例，其中，国内累计确诊84，223例，国外累计确诊2，161，649例。从疫情表现的危害性来看，全球性的蔓延及恶化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影响。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受疫情的影响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出现了从1992年以来首次单季度负增长，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会出现3%的衰退。虽然当前的全球经济有所回暖，各国纷纷采取救助措施挽救国内经济，但是经济的下滑已成不可逆的趋势。现在的经济需要一种新经济形式来引领。
拍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的古巴比伦时期，一些拍卖事件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到如今，互联网帮助拍卖在变得更加普遍。但是经济学对拍卖理论的研究的历史仅仅才只有一百年左右。根据维克利的分类，四种标准的拍卖方式的标准分别是英式拍卖（上升出价拍卖）、荷式拍卖（下降出价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其中第二价格拍卖是维克利对第一价格拍卖进行的改进，物品仍归密封式拍卖中最高价叫价者，但成交价为第二份报价。提及拍卖理论就必须想到“等价收入定理”因为用“等价收入定理”就可以贯穿以上的四种基本拍卖形式。等价收入定理就是在一些合理的约束条件下，采用以上四种拍卖形式最后取得的收益都是相等的。对于卖家来说，都争取把手里的稀有物品卖出个好价格，但是根据等价收入定理，只要该物品不变，购买对象的要求不变，该物品的价格都是相等的，最后的收益也都是相等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后的收益一定会是恒定的吗？答案肯定不是。
市场情况多变，牌照数量和在位的运营商数量各有不同，所以采取的拍卖方案也不能照搬。缺乏竞争时，价格抬不上去；引入竞争时，却因为拍卖机制导致引入合谋，价格也抬不上去。经济学家研究的拍卖理论，就是针对一样给定的物品，一个公开的项目设计的拍卖程序流程，力争拍卖出最好的价格。经济学家能做的就是在信息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套出他们最高的心理价位。并且仅仅局限于单个物品的拍卖，没有考虑到物品与物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和补偿性。就移动通讯来说，两个城市的无线频谱许可证组合的价值会超过每个城市单个无线频谱许可证的价值之和，因为客户在两个城市之间的漫游能为移动通讯运营商创造价值。现实中的拍卖一般同时具有私人价值信息和共同价值信息，且竞拍人对于拍卖品的评价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而且还和其他竞拍者对于拍卖品的评价有着重大的关系。
因此新拍卖理论形式使全球受益，威尔逊发展了“具有共同价值物品拍卖”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理性的竞标者往往把出价定得低于他们对共同价值的最佳估计，因为他们担心所谓的“赢家诅咒”即所谓的付出的太多而输掉。米尔格罗姆则关注性地补充关注“关联评价”即竞拍者在出价过程中，也会考虑到竞争对手的评价和出价。拍卖因此也就成为了一种博弈。任何买家的报价，不仅会显示对标的的信息，还会显示竞拍者的私人信息。根据理论成果，二人设计了“同时增价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的机制，来帮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出售无线频谱许可。这种拍卖方式类似传统的增价拍卖，所不同的是，传统方式是每个许可证被依次卖出，而“同时增价拍卖”则将大批许可证同时拍卖。拍卖时，通过数轮竞价回合，竞标者对前面竞投回合中反映出的信息作出反应，激勵参与者更积极投标。同时，将大量许可一起拍卖，使得竞标者能对相关联的许可价格差异作出反应，让竞标人对自己更感兴趣的许可证作出更准确估值。例如，A公司如果无法获得相邻两块地区的许可证，也许就不会出高价购买第一块许可证。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
资源配置无疑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能够保障有效率地分配稀缺资源的机制，使得那些给出最高评价的人来拥有这些资源，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其实“经济”本身就包含着效率的意味。经济学不仅仅关心这种机制的存在性，也同样想知道如果这种机制存在的话，那么其具体形式如何以及它们和现实中的各种制度相差多少。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构成一种有效率的机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这一问题不仅仅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中也极为重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会有更多的商品和资源需要采用拍卖的方式进行配置，如政府兴办的各种公共工程、政府采购、某些特定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各类国有资产需要转移到私人部门，以期实现资源重组和更有效率的利用。但是如何有效率地“转移”也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忽视这一问题显然会使国有经济蒙受不必要的损失，造成更加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拍卖作为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优越性，因此加强拍卖理论的研究，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构建更加有效率的拍卖方式，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同样是有益的。
激发市场活力
营造“歧视性价格”交易机制不仅不会破坏市场活力，而且恰恰可以通过满足异质性消费者的需求，来弥补规模生产的标的只盯住一部分看重“性价比”的客户群体，而失去了完全可以进一步“捕捉到”的体验高质量消费的客户群体这一缺憾。尽管后者也许小众，但是差异化的交易条件（重视差异化的消费结构）足够让已近陷入产能过剩的厂商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厂商为技术积累所进行的业务拓展带来的新增成本，比起开拓质量市场带来的高收益还是要小很多，所以，非线性定价的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在竞争中能够走多远。这种思维就是一种供给决定需求的策略，也是这种策略让政府意识到，制度设计为了确保市场活力也应该要包容厂商歧视性价格的运营模式。
将消费者利益、企业商机和政府功能整合在一起
拍卖理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设计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它把消费者利益、企业的商机以及政府的功能都有效的整合了一起。提出了尊重市场差异性特征来确定市场活力所需要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条件的重要性。在今年的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呈下行趋势，美股历史性的熔断更是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从金融层面来看，在疫情全球传播且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仅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来看，全球经济以及进入寒冬期。在国内市场趋稳的大背景下，如果市场的这三个重要参与者的其中任何一个出现行为扭曲的问题，最终都会严重影响到效率乃至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今天政府如何来创造一个市场活力的营商环境和配套的制度体系也是这次拍卖理论给我们的又一个重要启示。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整个经济的交易网络会日益走向复杂化，所以，政府不仅要激发市场的活力，同时还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这样行为的发生，这种治理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说到具体做法，应该反映在“放、管、服”这三个字上。放，就是要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差异化的定价模式和消费者认可的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市场活力，而不能够想当然去创造一个所谓的公平的机制，损害市场活力。管，就是要加强监管，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就需要思考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机制的设计当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并不代表这个市场行为人是非理性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第二种可能性是有人滥用市场游戏规则和歧视性价格的交易机制，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包括消费者，所以对于这一类性质的问题，国家要强化监管，让这种行为付出昂贵代价。服，更多地强调政府必须在制度设计和信息披露等机制上提供更大的规范性、透明性和便利性的功能。为此，政府治理能力要与时俱进，不能够让政策效果违背初衷，成为阻碍营商环境优化的负面因素。
摆脱经济低迷的困扰不能够过度依赖政府货币化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市场自身活力修复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条件的完善以及政府的包容和相关服务的跟进，这三者的合力作用，形成激发市场活力的价格形成机制，让政府逆周期的宏观政策管理效果充分发挥出来。
（西南科技大学）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受疫情的影响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出现了从1992年以来首次单季度负增长，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会出现3%的衰退。虽然当前的全球经济有所回暖，各国纷纷采取救助措施挽救国内经济，但是经济的下滑已成不可逆的趋势。现在的经济需要一种新经济形式来引领。
新拍卖理论
拍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的古巴比伦时期，一些拍卖事件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到如今，互联网帮助拍卖在变得更加普遍。但是经济学对拍卖理论的研究的历史仅仅才只有一百年左右。根据维克利的分类，四种标准的拍卖方式的标准分别是英式拍卖（上升出价拍卖）、荷式拍卖（下降出价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其中第二价格拍卖是维克利对第一价格拍卖进行的改进，物品仍归密封式拍卖中最高价叫价者，但成交价为第二份报价。提及拍卖理论就必须想到“等价收入定理”因为用“等价收入定理”就可以贯穿以上的四种基本拍卖形式。等价收入定理就是在一些合理的约束条件下，采用以上四种拍卖形式最后取得的收益都是相等的。对于卖家来说，都争取把手里的稀有物品卖出个好价格，但是根据等价收入定理，只要该物品不变，购买对象的要求不变，该物品的价格都是相等的，最后的收益也都是相等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后的收益一定会是恒定的吗？答案肯定不是。
市场情况多变，牌照数量和在位的运营商数量各有不同，所以采取的拍卖方案也不能照搬。缺乏竞争时，价格抬不上去；引入竞争时，却因为拍卖机制导致引入合谋，价格也抬不上去。经济学家研究的拍卖理论，就是针对一样给定的物品，一个公开的项目设计的拍卖程序流程，力争拍卖出最好的价格。经济学家能做的就是在信息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套出他们最高的心理价位。并且仅仅局限于单个物品的拍卖，没有考虑到物品与物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和补偿性。就移动通讯来说，两个城市的无线频谱许可证组合的价值会超过每个城市单个无线频谱许可证的价值之和，因为客户在两个城市之间的漫游能为移动通讯运营商创造价值。现实中的拍卖一般同时具有私人价值信息和共同价值信息，且竞拍人对于拍卖品的评价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而且还和其他竞拍者对于拍卖品的评价有着重大的关系。
因此新拍卖理论形式使全球受益，威尔逊发展了“具有共同价值物品拍卖”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理性的竞标者往往把出价定得低于他们对共同价值的最佳估计，因为他们担心所谓的“赢家诅咒”即所谓的付出的太多而输掉。米尔格罗姆则关注性地补充关注“关联评价”即竞拍者在出价过程中，也会考虑到竞争对手的评价和出价。拍卖因此也就成为了一种博弈。任何买家的报价，不仅会显示对标的的信息，还会显示竞拍者的私人信息。根据理论成果，二人设计了“同时增价拍卖”（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的机制，来帮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出售无线频谱许可。这种拍卖方式类似传统的增价拍卖，所不同的是，传统方式是每个许可证被依次卖出，而“同时增价拍卖”则将大批许可证同时拍卖。拍卖时，通过数轮竞价回合，竞标者对前面竞投回合中反映出的信息作出反应，激勵参与者更积极投标。同时，将大量许可一起拍卖，使得竞标者能对相关联的许可价格差异作出反应，让竞标人对自己更感兴趣的许可证作出更准确估值。例如，A公司如果无法获得相邻两块地区的许可证，也许就不会出高价购买第一块许可证。
新拍卖理论的作用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
资源配置无疑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能够保障有效率地分配稀缺资源的机制，使得那些给出最高评价的人来拥有这些资源，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其实“经济”本身就包含着效率的意味。经济学不仅仅关心这种机制的存在性，也同样想知道如果这种机制存在的话，那么其具体形式如何以及它们和现实中的各种制度相差多少。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构成一种有效率的机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这一问题不仅仅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中也极为重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会有更多的商品和资源需要采用拍卖的方式进行配置，如政府兴办的各种公共工程、政府采购、某些特定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各类国有资产需要转移到私人部门，以期实现资源重组和更有效率的利用。但是如何有效率地“转移”也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忽视这一问题显然会使国有经济蒙受不必要的损失，造成更加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拍卖作为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优越性，因此加强拍卖理论的研究，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构建更加有效率的拍卖方式，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同样是有益的。
激发市场活力
营造“歧视性价格”交易机制不仅不会破坏市场活力，而且恰恰可以通过满足异质性消费者的需求，来弥补规模生产的标的只盯住一部分看重“性价比”的客户群体，而失去了完全可以进一步“捕捉到”的体验高质量消费的客户群体这一缺憾。尽管后者也许小众，但是差异化的交易条件（重视差异化的消费结构）足够让已近陷入产能过剩的厂商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厂商为技术积累所进行的业务拓展带来的新增成本，比起开拓质量市场带来的高收益还是要小很多，所以，非线性定价的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在竞争中能够走多远。这种思维就是一种供给决定需求的策略，也是这种策略让政府意识到，制度设计为了确保市场活力也应该要包容厂商歧视性价格的运营模式。
将消费者利益、企业商机和政府功能整合在一起
拍卖理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设计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它把消费者利益、企业的商机以及政府的功能都有效的整合了一起。提出了尊重市场差异性特征来确定市场活力所需要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条件的重要性。在今年的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呈下行趋势，美股历史性的熔断更是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从金融层面来看，在疫情全球传播且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仅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来看，全球经济以及进入寒冬期。在国内市场趋稳的大背景下，如果市场的这三个重要参与者的其中任何一个出现行为扭曲的问题，最终都会严重影响到效率乃至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今天政府如何来创造一个市场活力的营商环境和配套的制度体系也是这次拍卖理论给我们的又一个重要启示。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整个经济的交易网络会日益走向复杂化，所以，政府不仅要激发市场的活力，同时还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这样行为的发生，这种治理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说到具体做法，应该反映在“放、管、服”这三个字上。放，就是要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差异化的定价模式和消费者认可的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市场活力，而不能够想当然去创造一个所谓的公平的机制，损害市场活力。管，就是要加强监管，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就需要思考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机制的设计当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并不代表这个市场行为人是非理性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第二种可能性是有人滥用市场游戏规则和歧视性价格的交易机制，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包括消费者，所以对于这一类性质的问题，国家要强化监管，让这种行为付出昂贵代价。服，更多地强调政府必须在制度设计和信息披露等机制上提供更大的规范性、透明性和便利性的功能。为此，政府治理能力要与时俱进，不能够让政策效果违背初衷，成为阻碍营商环境优化的负面因素。
结 语
摆脱经济低迷的困扰不能够过度依赖政府货币化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市场自身活力修复的交易机制和交易条件的完善以及政府的包容和相关服务的跟进，这三者的合力作用，形成激发市场活力的价格形成机制，让政府逆周期的宏观政策管理效果充分发挥出来。
（西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