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毋庸置疑，长沙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古城，但文化的厚度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产业的高度，从最初的“长沙歌厅现象”到现今的“长沙文化现象”，长沙文化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的产业轨迹。
2007年5月13日，经过多方论证，总投资约100亿元的长沙市文化艺术产业园建设方案最终敲定，并拟于年内开工。这是长沙继长沙广播电视中心、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等文化产业园之后，规划建设的第八个文化产业园区。
从2002年的第一个文化产业园——长沙报业文化产业园到如今的文化艺术产业园，长沙市文化产业园区从无到有仅用了5年。在这迅速增多的园区背后是长沙市飞速发展的文化产业。
自2001年长沙市第一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以来，长沙市文化产业给外界带来的除了惊讶还是惊讶，并被冠之“异军突起”。到2006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更是突破360亿元，增加值高达170余亿元，占全市GDP9.8%。
毋庸置疑，长沙是座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古城，即便经历了“文夕大火”的灭顶之灾，今日的长沙仍能展示岳麓书院等文化经典。但文化的厚度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产业的高度，从最初的“长沙歌厅现象”到现今的“长沙文化现象”，长沙文化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的产业轨迹。
草根时代
在今天，没人能否认长沙文化产业在中国文化产业版图上的位置。姑且不论其占据全国70％市场份额的动漫产业，即便是湖南电视台，也已开始叫板中央电视台在业界的位置。
一个细节是，以往湖南卫视的广告招商会一般均会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是借中央电视台的余热。但在2005年，湖南卫视却先于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举办了其2006年度的广告招商会。显然，湖南卫视已经意欲与中央电视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就是今日长沙文化产业的鲜明写照。但如果回过头来去梳理长沙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起源与根都在长沙的歌厅里。“在长沙文化产业中最早发展起来的是歌厅。”长沙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处长海秋媛告诉《决策》。
长沙歌厅最早出现在1988年，在此之前，爱热闹的长沙人去的是说书的茶座，后来转成音乐茶座，这是歌厅的雏形。1988年，长沙出现了两家真正意义上的歌厅——航空、蝴蝶。两家歌厅甫一出现，立刻火爆起来，晚上9点钟的演出，7点半就没票了。“当时几十万的投资，两个月就能收回来。”湖南琴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德华告诉《决策》。
如此火爆的行情自然引来大批商家投入其中，一时间长沙歌厅泛滥，到1993年，长沙居然出现了150家歌厅，市场极为繁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市政府开始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与管理。“当时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全市所有歌厅以及其演艺人员，包括灯光、音像等进行考核，每年一次。”海秋媛说。这不仅保证了长沙歌厅的质量，为其发展培育了大量的人才，而且促进了随后“大鱼吃小鱼”的市场浓缩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家外地娱乐公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长沙歌厅行业。1999年秋，红太阳娱乐有限公司抢滩长沙，创建红太阳演艺中心。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时长沙歌厅行业的市场格局，而且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演出形式——集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文艺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在长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琴岛、大中华等长沙本土歌厅纷纷效尤，最终成为了长沙歌厅行业的“行业标准”。
而随着各大歌厅的发展，长沙市也逐渐加大了对这个行业管理和规范的力度，从宏观调控、经营方向及节目内容等方面进行监督与引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沙市文化局对歌厅节目的审核。“每次歌厅换了节目后，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把节目单报给我们审核，主要是为了避免低俗节目的出现。”海秋媛说。
不过，这并不意味对歌厅发展的禁锢。在规范与管理中，长沙市政府表现出更多的还是宽容与支持。“前段时间，南京市文化局来考察时问我们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我的回答就是政府是抓政策的，在政策的框架下要有灵活性，不能一棒子打死，打死了文化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了。”长沙市政府副市长谢建辉告诉《决策》。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对歌厅的管理中，长沙市文化部门采取了灵活的变通办法，即在按娱乐场所管理的同时，又核发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对其营业性演出活动进行规范管理。
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长沙歌厅走到了第一个高潮。2000年，以歌厅为主的长沙市文娱演艺业固定资产投资达24亿元，资本运作资金投入21.8亿元，实现总产值19.8亿元。
而同期，其他文化产业均处在萌芽状态。1999年国产动画进入发展的低谷期，湖南三辰卡通集团虽已开始制作“蓝猫”，但受大势的影响并无多大的收益。其他如电视传媒等均还在原有的体制内运作。
“2000年之前，我们主要发展的还是文化事业，而不是文化产业。”谢建辉说。歌厅能获得如此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草根的奇迹。
最关键的那几年
2000年以前，长沙文化产业是歌厅一枝独秀，而从2000年起，开始转向多头并进，这个转折对长沙的文化产业而言至关重要。
虽然歌厅崛起于草根，但它的繁荣却让长沙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具有了某种先天优势。“2000年，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定在长沙召开。可以说这次会议就是冲着长沙歌厅来的，文化部相关领导先后数次对各大歌厅进行明查暗访，就是要看看长沙的歌厅是不是真的如此繁荣。”余德华说，“最终大家一致认可了长沙歌厅取得的成绩，对歌厅的发展非常满意，认为可以大力推广。”
但此后不久，长沙歌厅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1999年国务院出台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职责进行重新划分，部分削弱了文化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权利，致使对娱乐场所的管理有所失控。而就在此后不久的2000年，洛阳一歌舞厅突发大火，数百人葬身火海。惨痛的教训让国务院决定大力整顿歌厅娱乐场所，并于2000年6月下发了国办发[2000]48号文件，停止审批所有新开的歌厅、酒吧等娱乐场所。长沙歌厅一时噤若寒蝉，这也让长沙市政府开始冷静的思考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但这仅仅是对发展路径的思考，并未阻止长沙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决心。
在2000年9月召开的长沙市第十次党代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并将文化产业确定为长沙的支柱性产业。“当时文化产业在长沙的确算得上支柱产业。2000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已达150亿元左右，占GDP的5.94%，远远高于全市GDP的增长速度。”谢建辉说。
不过在她看来，将文化产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还是源于长沙对发展的迫切需求。“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一样，当时长沙经济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的需求很急迫。”谢建辉分析道，“当时我们将长沙与沿海地区的城市进行了一个比较，显然长沙的优势在文化产业而不在工业，而且当时文化产业在全国都是刚起步，如果我们抓得早的话，就会占有先发优势。”
此外，影响这一决策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长沙市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当时，长沙市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建设口号，力图打破长沙原本狭小的城市空间，构建一个大城市的格局。仅在1999年与2000年的两年间，长沙市就先后在城建上投入了60亿元，进行了30多条道路的改造，这个数字是长沙以往10年的总和。
在这场“造城”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工业退出、城市功能改变”。“工业退出如何退？退出后拿什么来填补这块空白？拿什么来拉动城市特别是城区的发展？城市功能转型主要就是一个再服务化的问题，那么再服务化又应如何进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向《决策》分析，“对当时的长沙而言，靠‘楼宇经济’拉动显然不太现实。因为到2006年底，长沙楼市仍然不温不火，市中心住宅售价也就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已有一定基础的文化产业显然是明智之举。”
但是，面对国务院的“禁令”，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显然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在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长沙市政府再次表现出把握政策的智慧与发展的勇气。
对于迫在眉睫的禁令，长沙市文化局通过研究相关法律法规，顺利渡过了这一关。“当时文化经营许可证不让审批，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没有禁止，而长沙歌厅、酒吧里也有餐饮和表演。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思路变了一下，请示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看能不能按营业性演出证来审批。后来他们居然都同意了，我们也就按照《演出管理条例》给这些场所审批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非娱乐场所的文化经营许可证。”海秋媛告诉《决策》。
同时，长沙面向全国30多所大专院校、研究所“悬赏”96万元，公开征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希望广纳智慧，为长沙文化产业的发展寻找到新的路径。
2001年，长沙文化产业终于走到了它的转折点。9月，长沙在全国率先召开全市发展文化产业工作会议，出台了《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媒体传播、文化旅游、出版发行、文博会展、文教体育、文化娱乐”作为长沙着重发展的六大文化支柱产业，长沙文化产业开始走出歌厅一枝独大的局面。
同时，长沙还出台了《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长沙市“十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各文化主管部门也制订了相应的发展规划，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走向繁荣
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长沙市文化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02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达到248．8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
一个生动的注脚是“立”起长沙动漫产业的蓝猫。2002年，三辰公司的蓝猫在经过数年的经营后迎来了其发展的井喷期。三辰公司的一位员工说：“2002年，我们开通了蓝猫声讯电话，电话一天都没断过，小朋友都想跟蓝猫说话。他们把自己的奖状、零食寄给蓝猫，收到的信件一麻袋一麻袋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长沙文化产业就能如此一帆风顺的走下去。在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确定之后，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的文化定位。
“就如同发展工业有一个是发展重工业还是发展轻工业，是发展石化工业还是发展加工制造业的选择一样，发展文化产业也有一个定位与选择的问题。”谢建辉告诉《决策》，“长沙文化产业的这个选择经过了一场大讨论，或者说大争论。”
这场大争论起始于2002年，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究竟何时、是谁、是如何引起这场争论的，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与矛头几乎都集中在歌厅上，最尖锐的问题就是长沙到底还要不要发展歌厅文化。
“当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歌厅文化是应该走高雅路线还是雅俗并进？大众文化和低俗文化如何区别？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歌厅文化是否符合整个长沙城市的定位？发展大众文化会不会影响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整体形象？大众文化的发展会不会影响主流文化？”谢建辉说，“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各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其中，作为长沙歌厅文化的代表，琴岛歌厅在这期间数次面临被有关部门“关门”的命运，几乎成了整场争论的祭品。
显然，这场争论虽多是围绕歌厅展开的，但其背后所指的是整个长沙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与定位。
“最终大家统一了认识，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主流文化也需要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不同于低俗的文化，不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品味和形象。一个有品味的城市必须是多元文化兼容的城市，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谢建辉说。而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中的快乐元素被逐渐发现并放大，“多情长沙、快乐之都”开始成为长沙旅游的标语。
与此同时，长沙市政府也在思考用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来做大文化产业。在2002年4月国家停止土地划拨政策之前，长沙市一次拨给长沙广电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印刷科技园、出版交易中心、演艺中心等五家重点扶持单位5000余亩土地，用于建设文化产业园区。
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长沙文化产业正式踏上了通往繁荣的道路。
2007年5月13日，经过多方论证，总投资约100亿元的长沙市文化艺术产业园建设方案最终敲定，并拟于年内开工。这是长沙继长沙广播电视中心、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等文化产业园之后，规划建设的第八个文化产业园区。
从2002年的第一个文化产业园——长沙报业文化产业园到如今的文化艺术产业园，长沙市文化产业园区从无到有仅用了5年。在这迅速增多的园区背后是长沙市飞速发展的文化产业。
自2001年长沙市第一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以来，长沙市文化产业给外界带来的除了惊讶还是惊讶，并被冠之“异军突起”。到2006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更是突破360亿元，增加值高达170余亿元，占全市GDP9.8%。
毋庸置疑，长沙是座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古城，即便经历了“文夕大火”的灭顶之灾，今日的长沙仍能展示岳麓书院等文化经典。但文化的厚度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产业的高度，从最初的“长沙歌厅现象”到现今的“长沙文化现象”，长沙文化走过的是一条漫长的产业轨迹。
草根时代
在今天，没人能否认长沙文化产业在中国文化产业版图上的位置。姑且不论其占据全国70％市场份额的动漫产业，即便是湖南电视台，也已开始叫板中央电视台在业界的位置。
一个细节是，以往湖南卫视的广告招商会一般均会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是借中央电视台的余热。但在2005年，湖南卫视却先于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举办了其2006年度的广告招商会。显然，湖南卫视已经意欲与中央电视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就是今日长沙文化产业的鲜明写照。但如果回过头来去梳理长沙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起源与根都在长沙的歌厅里。“在长沙文化产业中最早发展起来的是歌厅。”长沙市文化局文化市场处处长海秋媛告诉《决策》。
长沙歌厅最早出现在1988年，在此之前，爱热闹的长沙人去的是说书的茶座，后来转成音乐茶座，这是歌厅的雏形。1988年，长沙出现了两家真正意义上的歌厅——航空、蝴蝶。两家歌厅甫一出现，立刻火爆起来，晚上9点钟的演出，7点半就没票了。“当时几十万的投资，两个月就能收回来。”湖南琴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德华告诉《决策》。
如此火爆的行情自然引来大批商家投入其中，一时间长沙歌厅泛滥，到1993年，长沙居然出现了150家歌厅，市场极为繁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市政府开始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与管理。“当时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全市所有歌厅以及其演艺人员，包括灯光、音像等进行考核，每年一次。”海秋媛说。这不仅保证了长沙歌厅的质量，为其发展培育了大量的人才，而且促进了随后“大鱼吃小鱼”的市场浓缩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家外地娱乐公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长沙歌厅行业。1999年秋，红太阳娱乐有限公司抢滩长沙，创建红太阳演艺中心。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当时长沙歌厅行业的市场格局，而且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演出形式——集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文艺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在长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琴岛、大中华等长沙本土歌厅纷纷效尤，最终成为了长沙歌厅行业的“行业标准”。
而随着各大歌厅的发展，长沙市也逐渐加大了对这个行业管理和规范的力度，从宏观调控、经营方向及节目内容等方面进行监督与引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沙市文化局对歌厅节目的审核。“每次歌厅换了节目后，我们都会要求他们把节目单报给我们审核，主要是为了避免低俗节目的出现。”海秋媛说。
不过，这并不意味对歌厅发展的禁锢。在规范与管理中，长沙市政府表现出更多的还是宽容与支持。“前段时间，南京市文化局来考察时问我们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我的回答就是政府是抓政策的，在政策的框架下要有灵活性，不能一棒子打死，打死了文化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了。”长沙市政府副市长谢建辉告诉《决策》。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对歌厅的管理中，长沙市文化部门采取了灵活的变通办法，即在按娱乐场所管理的同时，又核发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对其营业性演出活动进行规范管理。
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长沙歌厅走到了第一个高潮。2000年，以歌厅为主的长沙市文娱演艺业固定资产投资达24亿元，资本运作资金投入21.8亿元，实现总产值19.8亿元。
而同期，其他文化产业均处在萌芽状态。1999年国产动画进入发展的低谷期，湖南三辰卡通集团虽已开始制作“蓝猫”，但受大势的影响并无多大的收益。其他如电视传媒等均还在原有的体制内运作。
“2000年之前，我们主要发展的还是文化事业，而不是文化产业。”谢建辉说。歌厅能获得如此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草根的奇迹。
最关键的那几年
2000年以前，长沙文化产业是歌厅一枝独秀，而从2000年起，开始转向多头并进，这个转折对长沙的文化产业而言至关重要。
虽然歌厅崛起于草根，但它的繁荣却让长沙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具有了某种先天优势。“2000年，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定在长沙召开。可以说这次会议就是冲着长沙歌厅来的，文化部相关领导先后数次对各大歌厅进行明查暗访，就是要看看长沙的歌厅是不是真的如此繁荣。”余德华说，“最终大家一致认可了长沙歌厅取得的成绩，对歌厅的发展非常满意，认为可以大力推广。”
但此后不久，长沙歌厅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1999年国务院出台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职责进行重新划分，部分削弱了文化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权利，致使对娱乐场所的管理有所失控。而就在此后不久的2000年，洛阳一歌舞厅突发大火，数百人葬身火海。惨痛的教训让国务院决定大力整顿歌厅娱乐场所，并于2000年6月下发了国办发[2000]48号文件，停止审批所有新开的歌厅、酒吧等娱乐场所。长沙歌厅一时噤若寒蝉，这也让长沙市政府开始冷静的思考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但这仅仅是对发展路径的思考，并未阻止长沙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决心。
在2000年9月召开的长沙市第十次党代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并将文化产业确定为长沙的支柱性产业。“当时文化产业在长沙的确算得上支柱产业。2000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已达150亿元左右，占GDP的5.94%，远远高于全市GDP的增长速度。”谢建辉说。
不过在她看来，将文化产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还是源于长沙对发展的迫切需求。“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一样，当时长沙经济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的需求很急迫。”谢建辉分析道，“当时我们将长沙与沿海地区的城市进行了一个比较，显然长沙的优势在文化产业而不在工业，而且当时文化产业在全国都是刚起步，如果我们抓得早的话，就会占有先发优势。”
此外，影响这一决策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长沙市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当时，长沙市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建设口号，力图打破长沙原本狭小的城市空间，构建一个大城市的格局。仅在1999年与2000年的两年间，长沙市就先后在城建上投入了60亿元，进行了30多条道路的改造，这个数字是长沙以往10年的总和。
在这场“造城”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工业退出、城市功能改变”。“工业退出如何退？退出后拿什么来填补这块空白？拿什么来拉动城市特别是城区的发展？城市功能转型主要就是一个再服务化的问题，那么再服务化又应如何进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向《决策》分析，“对当时的长沙而言，靠‘楼宇经济’拉动显然不太现实。因为到2006年底，长沙楼市仍然不温不火，市中心住宅售价也就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已有一定基础的文化产业显然是明智之举。”
但是，面对国务院的“禁令”，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显然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在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长沙市政府再次表现出把握政策的智慧与发展的勇气。
对于迫在眉睫的禁令，长沙市文化局通过研究相关法律法规，顺利渡过了这一关。“当时文化经营许可证不让审批，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没有禁止，而长沙歌厅、酒吧里也有餐饮和表演。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思路变了一下，请示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看能不能按营业性演出证来审批。后来他们居然都同意了，我们也就按照《演出管理条例》给这些场所审批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而非娱乐场所的文化经营许可证。”海秋媛告诉《决策》。
同时，长沙面向全国30多所大专院校、研究所“悬赏”96万元，公开征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希望广纳智慧，为长沙文化产业的发展寻找到新的路径。
2001年，长沙文化产业终于走到了它的转折点。9月，长沙在全国率先召开全市发展文化产业工作会议，出台了《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媒体传播、文化旅游、出版发行、文博会展、文教体育、文化娱乐”作为长沙着重发展的六大文化支柱产业，长沙文化产业开始走出歌厅一枝独大的局面。
同时，长沙还出台了《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长沙市“十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各文化主管部门也制订了相应的发展规划，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走向繁荣
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长沙市文化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02年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达到248．8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
一个生动的注脚是“立”起长沙动漫产业的蓝猫。2002年，三辰公司的蓝猫在经过数年的经营后迎来了其发展的井喷期。三辰公司的一位员工说：“2002年，我们开通了蓝猫声讯电话，电话一天都没断过，小朋友都想跟蓝猫说话。他们把自己的奖状、零食寄给蓝猫，收到的信件一麻袋一麻袋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长沙文化产业就能如此一帆风顺的走下去。在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确定之后，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业的文化定位。
“就如同发展工业有一个是发展重工业还是发展轻工业，是发展石化工业还是发展加工制造业的选择一样，发展文化产业也有一个定位与选择的问题。”谢建辉告诉《决策》，“长沙文化产业的这个选择经过了一场大讨论，或者说大争论。”
这场大争论起始于2002年，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究竟何时、是谁、是如何引起这场争论的，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与矛头几乎都集中在歌厅上，最尖锐的问题就是长沙到底还要不要发展歌厅文化。
“当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歌厅文化是应该走高雅路线还是雅俗并进？大众文化和低俗文化如何区别？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歌厅文化是否符合整个长沙城市的定位？发展大众文化会不会影响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整体形象？大众文化的发展会不会影响主流文化？”谢建辉说，“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各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其中，作为长沙歌厅文化的代表，琴岛歌厅在这期间数次面临被有关部门“关门”的命运，几乎成了整场争论的祭品。
显然，这场争论虽多是围绕歌厅展开的，但其背后所指的是整个长沙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与定位。
“最终大家统一了认识，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主流文化也需要大众文化。大众的文化不同于低俗的文化，不会影响一个城市的品味和形象。一个有品味的城市必须是多元文化兼容的城市，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谢建辉说。而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中的快乐元素被逐渐发现并放大，“多情长沙、快乐之都”开始成为长沙旅游的标语。
与此同时，长沙市政府也在思考用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来做大文化产业。在2002年4月国家停止土地划拨政策之前，长沙市一次拨给长沙广电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印刷科技园、出版交易中心、演艺中心等五家重点扶持单位5000余亩土地，用于建设文化产业园区。
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长沙文化产业正式踏上了通往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