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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422/j.cnki.ddsj.2016.12.018
201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中等收入陷阱”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长巴勃罗·亨蒂利作主旨发言，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学者、作家们在提到拉美时，喜欢称之为‘未来之地’。但在我们自己看来，这多少有些讽刺的味道。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地域上最集中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拉美无疑。我们似乎总在准备起飞，但永远也起飞不了。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诗中所写，‘我们总在等待繁荣，但繁荣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我们陷入了一个迷宫，看清迷宫是走出它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本身就有“陷阱”。它往往落入经验论，即仅仅是在描述一种情况、一种状态，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陷阱”、一些国家为什么会陷入“陷阱”，没有回答“陷阱”背后的原因。就像“不平等”一样，很多人说拉美国家不平等问题严重，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不平等。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本身就有陷阱，我们首先应该避免掉进这个“陷阱中的陷阱”。如果把描述现象当作解释原因，那么就容易出现一种“把自己绕进去”的对话：
“你们现在为什么没发展起来呢？”
——“因为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你们为什么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因为我们陷进去了。”
这种描述性的概念解释，也使得各国政府有了借口推诿卸责，把发展停滞归结为“机会不好”、“大势使然”、“阶段性特点”等原因，用简单的一句“这是没办法的事”就给搪塞过去，而无需为自身治理能力不足承担责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从概念上超越它。各国政府不能将之作为消极懈怠的理由，更不能因此下意识地给发展道路“自我设限”，而应该积极思考，从战略、策略上想办法去避免它、超越它。
再者，“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中关于“发展”的线条过于简单，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人们认为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事实上，“发展”是立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中国在阐释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是“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人们可以不喜欢中国的道路和发展模式，甚至因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曲解中国发展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道路的确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综合考虑了中国历史与现实，且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国际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过分强调和突出，使遭遇这一困境的国家变得有些“脸谱化”了。一些拉美国家甚至因此产生一种错觉：发展道路是单一的，我们都一样，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走这样的发展道路，甚至跟世界其他地区那些曾陷入或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同。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实际情况更是千差万别，陷入“陷阱”的原因各不相同，走出“陷阱”的办法也不可能一样。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简单化理解会制约各国客观分析本国实际和特点，从而削弱和降低其制定针对性发展策略的意愿和能力。
认识“中等收入陷阱”，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
认识“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脱离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尽管拉美曾一度被视为世界左翼的中坚力量，尽管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风靡一时，但拉美国家的现实远非“21世纪社会主义”所描述的场景。事实上，目前大多数拉美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资本主义全球化造就赢家也造就输家，资本主义发展在一国国内也会出现“有人欢喜有人愁”。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应深入到对各个国家本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给了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我们应该从本质上去认识“中等收入陷阱”。
同时，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也不能脱离对历史的长线分析。20世纪初期，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都很不错，比如乌拉圭最早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智利早于欧洲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但过高的福利难免给国家带来财政负担和发展压力。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威權政体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成效，这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但同时，由于拉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构成了竞争压力，所以美国采取了一些行动介入各国政局，支持针对进步政府的军事政变，打断了拉美发展进程。拉美国家陷入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诚然有各国内部的原因，但复杂的外部因素也不可忽视。
此外，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不能仅仅聚焦在“钱”上，这容易让民众误以为“只要我每天多挣点钱，国家总有一天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陷阱”并不只是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贫困”也不仅仅是指没有钱，而是体现在生产结构、贫困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内主要靠“输出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这一不利地位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变。从微观层面来看，拉美儿童、妇女、非裔、原住民等群体的弱势地位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拉美儿童的贫困几率甚至比成人的贫困几率还大。我们的“美好生活”不能只是革命口号，而要真正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对拉美国家而言，思考“中等收入陷阱”回避不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平等”。部分拉美国家历来被当作“不平等”的代表，甚至成为其他国家极力规避的“负面典型”。因此，拉美国家在谈论“不平等”问题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视为自身的一个错误或缺失。我们应该正视“不平等”问题，“不平等”本身并不可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是阻碍国家发展的因素，反而恰恰是经济活力的体现。不平等不是拉美特有的问题，但当不平等成为阻碍发展的主因、严重影响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时，我们就不得不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了。我们仍然要承认，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我们在不平等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同时也要借此积累经验。在研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不能仅仅关注货币收入，深入探讨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同样重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政府不可“缺位”
亨蒂利介绍说，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大量思考和讨论，也从各个角度来帮助政府思考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要跨越或规避“陷阱”，仅有学术思考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实际战略和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面对伴随“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时，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有时甚至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倾向于把责任推向教育——说这是“老师没教好，学生没学好”。连种族问题、性别歧视问题等也归咎于教育问题。当然，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的确重要，但这不是仅仅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一个“怪圈”——失业率高企的同时，就业人员的工资也在下降。那些高呼要“加强教育”的人，没有深入研究造成失业问题和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的根源。教育不是“万灵药”，改变社会中特别是就业机会中的不平等同样重要。比如，一个黑人女性，如果能去圣保罗大学学医，那简直可以算是奇迹。她肯定非常优秀，不仅天资聪颖，而且还具备勤奋、坚毅等可贵品质，才能冲破重重阻力，经过重重筛选，为自己赢得一个在顶级大学最好专业学习的机会。但即便如此，问题是她毕业以后真能找到工作吗？
劳动力市场可不像励志故事那么纯洁、天真。企业可能仅仅因为你是黑人、胖子、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录用你。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市场僵化，反而是因为缺乏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管理。企业不会自主地去解决这些问题。面对市场中的机会不平等，政府“看得见的手”就能够放任不管、什么都不做吗？社会自身难以应对种种复杂情况和问题，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主动制定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
在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政府也要注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在很多拉美国家，法律是非常脆弱的，这有其历史、文化原因。一些左翼政党对法律有偏见，认为法律是属于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的确，法律制定之初必然是服务于制定者的利益。但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改变法律、完善法律，而不能通过践踏法律来“便宜行事”。蔑视法律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麻烦。不少拉美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裙带关系、个人权力超越法律行事，“变通”、“潜规则”、“人情网络”充斥社会，不仅损害了政府施政、执法的严肃性，极易导致民众通过非正常途径宣泄情绪，也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阻碍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法律的严肃性，关系到政府权威的严肃性，政府必须慎重对待这一问题。
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从拉美国家实际来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当务之急，尤其要重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进行政治变革，着力解决腐败问题和公民政治参与问题。腐败已成为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痼疾，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无法根除腐败，反而成为滋生腐败的诱因。同时，要适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塑造民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为了反对而反对”式的竞争只会导致更多政治冷漠。政府應该把民众的意见融入民主进程中，引导民众珍惜民主投票权，提升民众的参与感。二是要对财税政策进行调整。拉美国家总是在“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两种选择间摇摆不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要认真研究二者的作用，制定能够发挥实效的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财税政策本应致力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正好相反，财税政策远未发挥应有的效用。三是要完善普惠性公共服务。如果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中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就难以从公共服务中真正受益，他们也不会支持政府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更依赖公共服务的中下层民众，我们要弥合民众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不能让穷人一直穷下去”。
中国肯定也很关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亨蒂利笑称，“我今天谈‘中等收入陷阱’，肯定不是为了‘现身说法’，更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我只是希望拉美的教训能够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点借鉴，启发其他国家思考。我相信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克服发展中的挑战，也能创造性地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期待各国均能以开放心态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共同迎接更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徐海娜）
201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中等收入陷阱”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长巴勃罗·亨蒂利作主旨发言，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学者、作家们在提到拉美时，喜欢称之为‘未来之地’。但在我们自己看来，这多少有些讽刺的味道。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地域上最集中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拉美无疑。我们似乎总在准备起飞，但永远也起飞不了。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诗中所写，‘我们总在等待繁荣，但繁荣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我们陷入了一个迷宫，看清迷宫是走出它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本身就有“陷阱”。它往往落入经验论，即仅仅是在描述一种情况、一种状态，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陷阱”、一些国家为什么会陷入“陷阱”，没有回答“陷阱”背后的原因。就像“不平等”一样，很多人说拉美国家不平等问题严重，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不平等。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本身就有陷阱，我们首先应该避免掉进这个“陷阱中的陷阱”。如果把描述现象当作解释原因，那么就容易出现一种“把自己绕进去”的对话：
“你们现在为什么没发展起来呢？”
——“因为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你们为什么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因为我们陷进去了。”
这种描述性的概念解释，也使得各国政府有了借口推诿卸责，把发展停滞归结为“机会不好”、“大势使然”、“阶段性特点”等原因，用简单的一句“这是没办法的事”就给搪塞过去，而无需为自身治理能力不足承担责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从概念上超越它。各国政府不能将之作为消极懈怠的理由，更不能因此下意识地给发展道路“自我设限”，而应该积极思考，从战略、策略上想办法去避免它、超越它。
再者，“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中关于“发展”的线条过于简单，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人们认为发展的道路只有一条。事实上，“发展”是立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中国在阐释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是“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人们可以不喜欢中国的道路和发展模式，甚至因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曲解中国发展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道路的确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综合考虑了中国历史与现实，且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国际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过分强调和突出，使遭遇这一困境的国家变得有些“脸谱化”了。一些拉美国家甚至因此产生一种错觉：发展道路是单一的，我们都一样，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走这样的发展道路，甚至跟世界其他地区那些曾陷入或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同。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实际情况更是千差万别，陷入“陷阱”的原因各不相同，走出“陷阱”的办法也不可能一样。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简单化理解会制约各国客观分析本国实际和特点，从而削弱和降低其制定针对性发展策略的意愿和能力。
认识“中等收入陷阱”，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
认识“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脱离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尽管拉美曾一度被视为世界左翼的中坚力量，尽管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风靡一时，但拉美国家的现实远非“21世纪社会主义”所描述的场景。事实上，目前大多数拉美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资本主义全球化造就赢家也造就输家，资本主义发展在一国国内也会出现“有人欢喜有人愁”。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应深入到对各个国家本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给了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我们应该从本质上去认识“中等收入陷阱”。
同时，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也不能脱离对历史的长线分析。20世纪初期，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都很不错，比如乌拉圭最早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智利早于欧洲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但过高的福利难免给国家带来财政负担和发展压力。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威權政体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成效，这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但同时，由于拉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构成了竞争压力，所以美国采取了一些行动介入各国政局，支持针对进步政府的军事政变，打断了拉美发展进程。拉美国家陷入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诚然有各国内部的原因，但复杂的外部因素也不可忽视。
此外，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不能仅仅聚焦在“钱”上，这容易让民众误以为“只要我每天多挣点钱，国家总有一天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陷阱”并不只是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贫困”也不仅仅是指没有钱，而是体现在生产结构、贫困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拉美大部分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内主要靠“输出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这一不利地位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变。从微观层面来看，拉美儿童、妇女、非裔、原住民等群体的弱势地位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拉美儿童的贫困几率甚至比成人的贫困几率还大。我们的“美好生活”不能只是革命口号，而要真正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对拉美国家而言，思考“中等收入陷阱”回避不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平等”。部分拉美国家历来被当作“不平等”的代表，甚至成为其他国家极力规避的“负面典型”。因此，拉美国家在谈论“不平等”问题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视为自身的一个错误或缺失。我们应该正视“不平等”问题，“不平等”本身并不可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是阻碍国家发展的因素，反而恰恰是经济活力的体现。不平等不是拉美特有的问题，但当不平等成为阻碍发展的主因、严重影响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时，我们就不得不采取行动加以应对了。我们仍然要承认，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我们在不平等问题上有沉痛的教训，同时也要借此积累经验。在研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不能仅仅关注货币收入，深入探讨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同样重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政府不可“缺位”
亨蒂利介绍说，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大量思考和讨论，也从各个角度来帮助政府思考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要跨越或规避“陷阱”，仅有学术思考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实际战略和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面对伴随“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时，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有时甚至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倾向于把责任推向教育——说这是“老师没教好，学生没学好”。连种族问题、性别歧视问题等也归咎于教育问题。当然，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的确重要，但这不是仅仅靠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一个“怪圈”——失业率高企的同时，就业人员的工资也在下降。那些高呼要“加强教育”的人，没有深入研究造成失业问题和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的根源。教育不是“万灵药”，改变社会中特别是就业机会中的不平等同样重要。比如，一个黑人女性，如果能去圣保罗大学学医，那简直可以算是奇迹。她肯定非常优秀，不仅天资聪颖，而且还具备勤奋、坚毅等可贵品质，才能冲破重重阻力，经过重重筛选，为自己赢得一个在顶级大学最好专业学习的机会。但即便如此，问题是她毕业以后真能找到工作吗？
劳动力市场可不像励志故事那么纯洁、天真。企业可能仅仅因为你是黑人、胖子、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录用你。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市场僵化，反而是因为缺乏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管理。企业不会自主地去解决这些问题。面对市场中的机会不平等，政府“看得见的手”就能够放任不管、什么都不做吗？社会自身难以应对种种复杂情况和问题，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主动制定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
在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政府也要注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在很多拉美国家，法律是非常脆弱的，这有其历史、文化原因。一些左翼政党对法律有偏见，认为法律是属于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的确，法律制定之初必然是服务于制定者的利益。但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改变法律、完善法律，而不能通过践踏法律来“便宜行事”。蔑视法律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麻烦。不少拉美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裙带关系、个人权力超越法律行事，“变通”、“潜规则”、“人情网络”充斥社会，不仅损害了政府施政、执法的严肃性，极易导致民众通过非正常途径宣泄情绪，也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阻碍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法律的严肃性，关系到政府权威的严肃性，政府必须慎重对待这一问题。
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从拉美国家实际来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当务之急，尤其要重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进行政治变革，着力解决腐败问题和公民政治参与问题。腐败已成为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痼疾，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无法根除腐败，反而成为滋生腐败的诱因。同时，要适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塑造民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为了反对而反对”式的竞争只会导致更多政治冷漠。政府應该把民众的意见融入民主进程中，引导民众珍惜民主投票权，提升民众的参与感。二是要对财税政策进行调整。拉美国家总是在“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两种选择间摇摆不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要认真研究二者的作用，制定能够发挥实效的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财税政策本应致力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正好相反，财税政策远未发挥应有的效用。三是要完善普惠性公共服务。如果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中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就难以从公共服务中真正受益，他们也不会支持政府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更依赖公共服务的中下层民众，我们要弥合民众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不能让穷人一直穷下去”。
中国肯定也很关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亨蒂利笑称，“我今天谈‘中等收入陷阱’，肯定不是为了‘现身说法’，更不是为了‘危言耸听’。我只是希望拉美的教训能够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点借鉴，启发其他国家思考。我相信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克服发展中的挑战，也能创造性地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期待各国均能以开放心态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共同迎接更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