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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公朴是现代著名民主人士。囿于史料，其早期的民主思想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分析李公朴在《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其早期民主思想主要表现在：同情、关心普通群众；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出路；积极争取民主权利。
【关键词】李公朴 民主思想 丰富
李公朴（1900~194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1932年到 1934年，李公朴在《申报》任职，主编《业余周刊》，并在《业余漫谭》栏目内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了其早期的民主思想。
同情、关心普通群众
李公朴出身于穷困家庭，早年为生活所迫而辍学做学徒。这使他对中国社会底层的店员和学徒抱有深切的同情。1932年12月4日，《业余周刊》创办时，李公朴在《本刊的使命》中就强调，店员、学徒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是，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中坚分子。由于各自的经济状况极差，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只能从事那些不太被看重的工作，而且工作场所极为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因而不能形成巨大的团体组织，也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因此，只有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并且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这清晰地显示了李公朴主编的《业余周刊》的创刊宗旨。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中国人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深受其害。广大群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对日妥协政策颇有责言。李公朴也因此更加同情、关心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李公朴还以实际行动关心和帮助普通群众。针对店员、学徒知识程度不高的现实，他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以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此外，他还希望他们在新知识的指引下，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步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李公朴任《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期间，还担任《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副校长。流通图书馆的普通读者很快就由几十人增加到数千人，业余补习学校也很快从一所增加到六所，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近千人。通过在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的学习，店员、学徒们既改变了精神面貌，又增加了生存技能。可以说，李公朴从最实用的层面考虑社会底层劳动群众的现实需要，通过知识教育帮助其改善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将自己对劳动群众的关心和帮助落到了实处。
他还指出，要想改造中国，必须唤起民众，而唤起民众之先，必须与他们交往接触，以便更好地认识他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局只有真正认识民众、唤起群众，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凝聚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
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出路
东北三省沦陷后，上海也很快被日本实际控制，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李公朴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他开始尝试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他告诫国人应该努力奋斗，否则，不是变成日本的奴隶，就是变成国际的顺民；应该在亡国之前努力奋斗，等敌人来到面前就来不及了。他还指出，人们应该坚定意志，团结同志，结成团体，共同奋斗，这样才能在反抗侵略时有所依凭。而只有做到这两个方面，才能使中国不至于灭亡。这是李公朴挽救民族危亡的总体思路。
要寻求中国的出路，首先必须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收到预期的效果。1933年4月2日，《申报》流通图书馆举行了一个读者座谈会。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民“没有饭吃”。①李公朴赞赏这个观点，并进一步考虑如何解决人民没有饭吃的问题。他认为，国难当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促进政府与国人的觉悟，一致起来抵御外侮，保障国家的生存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奠定基础。随后，李公朴再次就此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民没有饭吃，那只是病象即表面现象而已，中国真正的病根在于“维系民族意识性的各种制度的破产”以及“维系民族独立性的文化日趋消沉”。②如果再往深层追究，造成制度破产与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桎梏，内复遭受军阀官僚的蹂躏”。这样，通过剥笋式的解释，李公朴清楚地揭示了中国真正的病根所在，为寻求中国的出路奠定了一定的认识基础。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处于严重的危险当中，但希望并没有断绝，“只要全国同胞发觉危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感受切肤之痛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要外与帝国主义内与军阀官僚拼命的人增加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民族解放的日子就快到了”。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李公朴知道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露骨，因而他的文字略嫌抽象、晦涩。对此，他对读者表示歉意，“在这个年头，能有机会公开地谈谈这些，还算是幸运呢！”③表达了他对国民政府钳制舆论的批评和嘲讽。
积极争取民主权利
1934年3月，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市政董事选举和华人纳税会市民组选的代表选举先后完成。李公朴认为这两件事“事关市政进步以及培养民权初步的基本问题”，应该加以关注：“欲求政治上轨道，必需人民真正能够监督政治、参加政治；欲求人民参政之能彻底实现，必须能上下一心地积极提倡培养与实施民权初步的工作”。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上海市民获得的民主知识较内地多一些，但他们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选举仍然缺乏认识，“由此而推及我国各省内地的民治思想，则更可以想像到了”。④李公朴还质疑国民政府所谓的民主政治与政治民主，因为政府并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李公朴撰文回顾华董加入上海工部局的经过，希望借此让人们认识到，西方人允许华人加入工部局，并不是根据民治原则，而是为了办事方便。因为租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华人，纳税占工部局税收的55%。华人加入工部局是其正当的权利，只有民众团结起来，坚决要求，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应享有的民主权利。
对于上海市政选举，李公朴认为它对于民主前途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因为有了收回租界的正当要求而鄙视参加工部局华董选举，将它视为可耻之事。正确的态度是切实注意选举，并将自己要求民治的呼声以及实践成绩从上海传播到全国各地，推进民主的发展。
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是代议制，代议制又以选举制度来表现。不论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每次选举都推有候选人，让选举者投票选举。而上海华董的选举，却只有部分市民享有这种民主权利，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严格的限制。李公朴因此指出，上海特区选举资格建立在纳税和财产基础之上，这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违背，而且工部局所分配的西董（9人）和华董（5人）的名额显然不对等，这不但为民主政体的实施埋下危机，也会影响国际合作前途。
李公朴还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地方自治的意见。他指出，讨论上海市政选举的目的，不仅是以此为讨论的基点，鼓舞市民对于市政之兴趣，积极参加选举，从而更能够注意到全国政治，为民主政治之前途减少障碍；而且要从实际上探讨逐渐施行的办法。在他看来，“地方自治是实现民治之基础，地方自治不能彻底实现，根本是不能谈到宪政的”。他还告诫国人“先不必责政府工作之无效率，应先自责我们自己太漠视地方自治的重要与太缺乏督促政府的能力”。⑤当时，由于社会上出现豪绅暗中控制选举结果的腐败现象，人们普遍对民主政治表示失望。李公朴对此并不赞同。他说，尽管民主政治还是脱不了豪绅政治的嫌疑，与民治精神相去甚远，但却不能因此而拒绝自治。他认为有选举胜于无选举，不健全的自治总比没有自治要好得多。人们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治以及实现自治的方法，而不是要不要自治的问题。
对于改革选举制度的原则和步骤，李公朴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选举应使人民周知”，主要是“使人民周知选举之举行；使人民了解选举之意义；摘出市政上应注意之重大问题，诱致人民之政治兴趣，因而看重选举，注意人选”。其次，要“公开竞选”，“应当仿效欧美惯例，采取‘选民提出候选人’制度，并积极鼓励‘候选人做公开宣传’”。再次，“乡镇选举尤应注意”。因为“乡镇自治与人民之关系既极密切，选民对于入选也自无随便投票之理”。最后，“选举准备时间宜长”。⑥
李公朴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着明确的方向性，即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关注基层民主，并以此思想为指引，积极争取民主权利。这为他后来在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贵阳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朴：“中国的病根何在？”，《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3年4月9日，第2版。
②朴：“再谈中国的病根何在？”，《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3年4月16日，第1版。
③朴：“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病根问题”，《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3年4月30日，第1版。
④公朴：“我们应注意的市政选举问题”，《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4年4月1日，第1版。
⑤公朴：“我们对地方自治应有的认识”，《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4年4月29日，第1版。
⑥公朴：“改革选举之初步”，《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4年5月20日，第2版。
【关键词】李公朴 民主思想 丰富
李公朴（1900~194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1932年到 1934年，李公朴在《申报》任职，主编《业余周刊》，并在《业余漫谭》栏目内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了其早期的民主思想。
同情、关心普通群众
李公朴出身于穷困家庭，早年为生活所迫而辍学做学徒。这使他对中国社会底层的店员和学徒抱有深切的同情。1932年12月4日，《业余周刊》创办时，李公朴在《本刊的使命》中就强调，店员、学徒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是，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中坚分子。由于各自的经济状况极差，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只能从事那些不太被看重的工作，而且工作场所极为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因而不能形成巨大的团体组织，也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因此，只有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并且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这清晰地显示了李公朴主编的《业余周刊》的创刊宗旨。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中国人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深受其害。广大群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对日妥协政策颇有责言。李公朴也因此更加同情、关心社会底层的劳动者。
李公朴还以实际行动关心和帮助普通群众。针对店员、学徒知识程度不高的现实，他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以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此外，他还希望他们在新知识的指引下，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步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李公朴任《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期间，还担任《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副校长。流通图书馆的普通读者很快就由几十人增加到数千人，业余补习学校也很快从一所增加到六所，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近千人。通过在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的学习，店员、学徒们既改变了精神面貌，又增加了生存技能。可以说，李公朴从最实用的层面考虑社会底层劳动群众的现实需要，通过知识教育帮助其改善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将自己对劳动群众的关心和帮助落到了实处。
他还指出，要想改造中国，必须唤起民众，而唤起民众之先，必须与他们交往接触，以便更好地认识他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局只有真正认识民众、唤起群众，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凝聚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
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出路
东北三省沦陷后，上海也很快被日本实际控制，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李公朴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他开始尝试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他告诫国人应该努力奋斗，否则，不是变成日本的奴隶，就是变成国际的顺民；应该在亡国之前努力奋斗，等敌人来到面前就来不及了。他还指出，人们应该坚定意志，团结同志，结成团体，共同奋斗，这样才能在反抗侵略时有所依凭。而只有做到这两个方面，才能使中国不至于灭亡。这是李公朴挽救民族危亡的总体思路。
要寻求中国的出路，首先必须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收到预期的效果。1933年4月2日，《申报》流通图书馆举行了一个读者座谈会。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民“没有饭吃”。①李公朴赞赏这个观点，并进一步考虑如何解决人民没有饭吃的问题。他认为，国难当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促进政府与国人的觉悟，一致起来抵御外侮，保障国家的生存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奠定基础。随后，李公朴再次就此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民没有饭吃，那只是病象即表面现象而已，中国真正的病根在于“维系民族意识性的各种制度的破产”以及“维系民族独立性的文化日趋消沉”。②如果再往深层追究，造成制度破产与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桎梏，内复遭受军阀官僚的蹂躏”。这样，通过剥笋式的解释，李公朴清楚地揭示了中国真正的病根所在，为寻求中国的出路奠定了一定的认识基础。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处于严重的危险当中，但希望并没有断绝，“只要全国同胞发觉危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感受切肤之痛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要外与帝国主义内与军阀官僚拼命的人增加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民族解放的日子就快到了”。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李公朴知道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露骨，因而他的文字略嫌抽象、晦涩。对此，他对读者表示歉意，“在这个年头，能有机会公开地谈谈这些，还算是幸运呢！”③表达了他对国民政府钳制舆论的批评和嘲讽。
积极争取民主权利
1934年3月，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市政董事选举和华人纳税会市民组选的代表选举先后完成。李公朴认为这两件事“事关市政进步以及培养民权初步的基本问题”，应该加以关注：“欲求政治上轨道，必需人民真正能够监督政治、参加政治；欲求人民参政之能彻底实现，必须能上下一心地积极提倡培养与实施民权初步的工作”。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上海市民获得的民主知识较内地多一些，但他们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选举仍然缺乏认识，“由此而推及我国各省内地的民治思想，则更可以想像到了”。④李公朴还质疑国民政府所谓的民主政治与政治民主，因为政府并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李公朴撰文回顾华董加入上海工部局的经过，希望借此让人们认识到，西方人允许华人加入工部局，并不是根据民治原则，而是为了办事方便。因为租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华人，纳税占工部局税收的55%。华人加入工部局是其正当的权利，只有民众团结起来，坚决要求，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应享有的民主权利。
对于上海市政选举，李公朴认为它对于民主前途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因为有了收回租界的正当要求而鄙视参加工部局华董选举，将它视为可耻之事。正确的态度是切实注意选举，并将自己要求民治的呼声以及实践成绩从上海传播到全国各地，推进民主的发展。
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是代议制，代议制又以选举制度来表现。不论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每次选举都推有候选人，让选举者投票选举。而上海华董的选举，却只有部分市民享有这种民主权利，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严格的限制。李公朴因此指出，上海特区选举资格建立在纳税和财产基础之上，这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违背，而且工部局所分配的西董（9人）和华董（5人）的名额显然不对等，这不但为民主政体的实施埋下危机，也会影响国际合作前途。
李公朴还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地方自治的意见。他指出，讨论上海市政选举的目的，不仅是以此为讨论的基点，鼓舞市民对于市政之兴趣，积极参加选举，从而更能够注意到全国政治，为民主政治之前途减少障碍；而且要从实际上探讨逐渐施行的办法。在他看来，“地方自治是实现民治之基础，地方自治不能彻底实现，根本是不能谈到宪政的”。他还告诫国人“先不必责政府工作之无效率，应先自责我们自己太漠视地方自治的重要与太缺乏督促政府的能力”。⑤当时，由于社会上出现豪绅暗中控制选举结果的腐败现象，人们普遍对民主政治表示失望。李公朴对此并不赞同。他说，尽管民主政治还是脱不了豪绅政治的嫌疑，与民治精神相去甚远，但却不能因此而拒绝自治。他认为有选举胜于无选举，不健全的自治总比没有自治要好得多。人们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治以及实现自治的方法，而不是要不要自治的问题。
对于改革选举制度的原则和步骤，李公朴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选举应使人民周知”，主要是“使人民周知选举之举行；使人民了解选举之意义；摘出市政上应注意之重大问题，诱致人民之政治兴趣，因而看重选举，注意人选”。其次，要“公开竞选”，“应当仿效欧美惯例，采取‘选民提出候选人’制度，并积极鼓励‘候选人做公开宣传’”。再次，“乡镇选举尤应注意”。因为“乡镇自治与人民之关系既极密切，选民对于入选也自无随便投票之理”。最后，“选举准备时间宜长”。⑥
李公朴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着明确的方向性，即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关注基层民主，并以此思想为指引，积极争取民主权利。这为他后来在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贵阳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朴：“中国的病根何在？”，《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3年4月9日，第2版。
②朴：“再谈中国的病根何在？”，《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3年4月16日，第1版。
③朴：“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病根问题”，《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3年4月30日，第1版。
④公朴：“我们应注意的市政选举问题”，《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4年4月1日，第1版。
⑤公朴：“我们对地方自治应有的认识”，《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4年4月29日，第1版。
⑥公朴：“改革选举之初步”，《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1934年5月2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