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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完电视剧《蜗居》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可以说，我的心被一次次刺痛。作为中国学位教育的顶端，我们这一帮博士毕业之后来到高校任教，月工资在两三千元之间，或已有妻儿老小，或面临峻急的婚嫁问题，可是却买不起房，时时受到身边的家人、亲人与社会闲人的讥讽，几十年的书白读了，还不如一个街头小贩、开锁匠、捡垃圾的挣的多！况且他们还有积蓄呢！《蜗居》所展现的不仅是80后青年人的痛苦生活状况，也是我们这些高学历人的窘迫生存现实写照。
在大学课堂上，课间我询问起大学生们，“你们看过《蜗居》没有？”一群大学生在我面前小声回答，“看过几集，没看完。”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看过几集就不看了呢。几个女大学生有些腼腆地说：“老师，我们看了几集就不敢看了，太可怕了——”是啊，还沉浸在天之骄子的身份中、大学校园安乐窝中没有觉醒的她们，怎能不对那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谈得起恋爱却结不起婚的未来恐惧呢？！我在不停地追问：是什么让这些大学校园的骄子们心灵如此沉重？要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没有上大学的青年，那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黯然无光？一个社会让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感到未来恐惧无望，那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病”了？若有“病”，那“症结”又在何处呢？
我的心更被一些素称社会良知、平衡器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言论所刺痛。随着《蜗居》的热播与住房话题的发酵，一些专家开始发言了。可怪的是，我听到的多是批评、否定《蜗居》这部电视剧的声音。赵晖先生批评说：“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困境的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每一个人都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在一条非正常的道路上疾驰，而且还把这种角色错位的不正常当成正常的生活。可以说，剧中所叙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要靠出卖自我而购置房产，可想而知，整个社会将成为怎样的局面？……这是编导者想象中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本真。”[1]邵奇先生对《蜗居》进行道德化抨击：“在人物设置上，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剧，《蜗居》里不再有道德楷模，甚至编剧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宋思明身上，而这个人物却是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物。……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张柠则指向了《蜗居》小说的价值理念，“长篇小说中的任何事件，其效果都是结构性的；但小说叙事的指向却是有总体性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明显地指向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当它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的时候，就是要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形式化、美学化。”[3]
对这些否定性话语，我不禁质疑，《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蜗居》呈现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就意味着小说、电视剧本身“可疑”吗？是不是真像某官员所批评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4]
二
假如《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为什么《蜗居》会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在众多媒体、众人口中流传，“蜗居”会成为一个流行的关键词？仅仅是因为它“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吗？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心中，众人总是受蒙蔽的、无知的，其实恰好相反，众人的生存感受是真实而具体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来衡量每一种生活现象。无论是被炒作的电视剧，还是所谓“专家”的评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感受。与这些专家冷嘲热讽、竭力否定相比，众多老百姓反应却是恰好相反，热捧《蜗居》；在收视率陡然升高的同时，网络下载排在首位。
事实上，《蜗居》被观众的热捧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蜗居》展现了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被住房问题苦苦缠绕、无法逾越而又无奈、痛苦、焦虑生存状态，呈现了一种沉痛、悲哀而又缓缓绝望的心灵状态与窘迫、惶惑、逼仄的精神处境。正是在大多数人的物质负担和心灵痛楚、精神窘况无处呈现、无法表达、无以传达的困境下，《蜗居》一下子就找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思想痛点，一下子接通了时代灵魂的痛苦、辗转不安的思想神经，表达出了众多心灵深处的痛楚。百姓大众在一瞬间找到了一个极为得体、妥帖、生动、形象的词汇——“蜗居”——来言说一种普遍的痛苦生存状态。
毫无疑问，《蜗居》展现了一种极为可怖的现实处境：那就是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买不起房子的事实，即使已经买房子的人也是为之预先支付了几十年的青春岁月、大半辈子的积蓄。这种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处境是很危险的，这种房地产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绑架中国地方政府，绑架中国经济的论断，绝不是空言。《蜗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文本，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以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呈现了这种时代大多数人的现实处境。正如张德祥先生所言，“《蜗居》恰恰是一部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生活状态的作品。观众渴望看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要求。《蜗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购房难的问题。现在很多电视剧讲远古神话、讲帝王等，发挥了电视剧的史传功能，但是比这个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剧要反映现实，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功能，这门艺术就要进博物馆了。”[5]
但在赵晖看来，《蜗居》却是“不真实”的。“《蜗居》看似是一个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故事，但是，其所承载的内容远远不止买房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两难困境’的叙事，在这部剧中，涉及房子困境、择业困境、婚姻困境、中年困境、情感困境、金钱困境等等。这些困境无不带有选择性的困顿，无论是海萍还是海藻乃至邻居大婶，无论是苏淳还是小贝乃至宋思明、陈老板等等，他们无不面临着人生中的两难困境，‘做还是不做’‘接受亦或放弃’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驱动这把利剑旋转的却是人的贪欲。”[6]在赵晖这里，《蜗居》所展现的现实尖锐沉重问题，被轻轻地以“两难困境”所取代，人生的确存在许多人无法摆脱的具有终极追问性质的两难困境。问题在于“蜗居”不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而是房地场商、贪官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地方政府所人为制造的现实囚笼。而且，房子问题也不存在“做还是不做”’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必选问题。赵晖论证所指向的“人的贪欲”根源与《蜗居》中的主题同样是相悖的，剧中主角郭海萍所祈求的只是在城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已，郭海藻的身体交易也不是因为贪欲，而仅仅以这种畸形的方式帮助自己那走投无路的姐姐而已。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于这样极好的揭示时代尖锐现实问题的电视剧，为什么作为时代与社会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不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对《蜗居》所展现尖锐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反而认为它是“不真实的生活图景”呢？可见，《蜗居》不仅揭示了现代的尖锐现实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思想危机。
三
对于《蜗居》郭海藻与宋思明的身体交易，张柠做了深入思考与分析。一边是穷得付不起首付的郭海萍姐妹，另一边是非法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有很多套豪宅和用不完的钱”贪官宋思明，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张柠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贪官宋思明的房子夺过来分了。这种老土的办法今天无疑行不通。另一种是改良，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和调节手段的改革，阻止贪官占有更多，并让房价再低一点、普通人的工资再高一点，海萍和海藻就可以买房了。但是，面对这一漫长的社会调节过程，她们俩都耗不起，海萍的孩子出生了、海藻要结婚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连首付的钱都凑不够。第三种办法就是‘市场’调节，让宋思明将自己多余的房子和钱匀出一部分给海藻，海藻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作为回报。”[7]正如张柠所分析的第一种行不通、第二种等不起，只存在第三种卖身交易。之后，张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疑问：有没有第四种呢？比如“挣扎”或“逃离”，“在底线的边缘上挣扎和煎熬，用人的尊严的力量，衬托生活的悲剧”。但紧接着，张柠就借助他人之口，对之否定了，“有人马上会反击：‘你傻冒’。”《蜗居》就是因为“叙事并没有给别的方案留下任何空间，仿佛只有卖身投靠这条路似的”、没有进行“第四种道路”探索，而受到了张柠先生的指责：《蜗居》将海藻设计为一种“无私奉献”的人，其堕落是一种神圣的堕落。“这一切都是隐藏在叙事学的烟幕之中的。”
有没有“第四种道路”呢？针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离家出走的娜拉，鲁迅在演讲中曾谈到未来出路问题，娜拉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典型的城市文学文本。祥子和月牙儿的结局毫无疑问都走向了鲁迅所言的“堕落”老路。堕落与“人的尊严和力量”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正是这些“挣扎”的、悲剧性毁灭，显现了人对生命尊严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说鲁迅和老舍没有提供出一条新的、不堕落而奋斗成功的“第四条”道路，是因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黑暗有关；那么，在几十年之后的新社会，张柠自然可以指责《蜗居》为什么不提供新道路。但是，对此，张柠也是游移不定的。为什么新世纪今天同样有人会认为第四条道路是“傻帽”而进行否定呢？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商业贸易到其他各行各业，唯经济论、GDP论的观点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8]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拥有物质多少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迅速“物质化”，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困境和思想危机之中。可见，张柠所抨击《蜗居》所传达的“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的“可疑价值观”，并不是《蜗居》的作者有意编织的叙事烟幕与谎言，而是对时代扭曲的精神价值观的审美呈现。
难道因为《蜗居》展现了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就认为其“传达了一种可疑的价值观”吗？这也太高抬了《蜗居》、太高抬了文艺的功能了吧。事实上，《蜗居》只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它呈现的只是时代精神生活的镜像而已；切不可把镜像当成生活乱象的本源。
《蜗居》中郭海藻的堕落，我们不能仅仅归结为海藻一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外在的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不公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几年、十几年，乃至大半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工资增长的速度为什么总比不过房价的疯涨？郭海藻姐妹对现实生活的巨大恐惧和绝望感不是没有来由的。
面对生活的巨大物质逼迫，仅仅要求郭海藻一个生命个体的责任承担和抵抗“挣扎”，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作为一个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自己价值核心准则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个社会给每个勤劳的工作者提供安居乐业的实现机会和可能，而不是一味的、完全的把责任推诿转嫁给一个个生命个体。
四
作为一部揭示时代现实矛盾和令人忧虑的精神危机的电视剧，《蜗居》在美学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简而言之，就是自然主义美学追求和负面人物形象的“英雄化”审美模式。
法国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对中国文艺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写实小说就具有自然主义小说的美学特点。新世纪的《蜗居》电视剧也有着深刻的自然主义文艺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新世纪中国大众住房现实问题的原生态描述；采取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放弃离奇的情节的建构，通过场景化的描写再现日常生活；叙述上的“非个人化”，隐匿作家主体的存在，摒除传统的道德说教，开启了作家、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多元化、对话型的平等关系。在文本客观化叙述的同时，《蜗居》又显现出了极强的感受性，达到了了情感体验与客观叙述的融通。正是冷峻、客观、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的逼真还原，非道德化的审美评判，让真实生活直接说话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大大突破了199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大限度逼近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层面、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传达出了当代中国大多数人心中的疼与痛。
在自然主义美学理念之下，《蜗居》打破了以往两极对立、模式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塑造规律，实行了反面人物真实化、人性化、“英雄”化的审美追求。邵奇先生对《蜗居》人物形象塑造的批评，显现了一种陈旧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9]《蜗居》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宋思明身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不仅会反问：“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完全的“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贪官”与好兄长、好父亲形象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
在以往的阶级论审美思维之下，好人与坏人、英雄与敌人都是截然对立的，形成了一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形象思维模式，服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审美规训，而无视生活和历史真实，破坏了艺术真实的合法性、历史性和逻辑性基础。新时期文艺首先恢复的文艺观念就是确立文学是人学，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首先是有生命、有情感、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人。《蜗居》正是在“人”的审美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以往负面人物形象“恶魔化”的审美规训，还原负面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真实，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立体的复杂化形象，即一个有着情感、生命温度与高超政治手段、铁腕能力的反面“英雄”形象。宋思明越是有魄力、有情感，越是显示出一种美学意义的悲剧性毁灭价值，越能在观众的心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极大增强了艺术的审美感染力。
不仅如此，《蜗居》把一个贪官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反面悲情英雄，不仅没有带来所谓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让观众反思：为什么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何以变成贪官？为什么宋思明如果在国外不回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一旦回来，在国内的制度环境里就会发展为一个贪官呢？这样一来，就把观众对一个“贪官”的道德审视与批评，转向对把人异化为贪官的制度批评与理性深思。与之相反的是，以往阶级论审美视域下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在今天受到了历史的质疑，如《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的形象。不管人们曾样评判，但是地主黄世仁形象的单面化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审美缺憾。在这个意义上，《蜗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突破，塑造了一个中国电视剧、新时期中国文艺作品中很难得的、与生活打对手仗的负面“英雄”形象。
总之，《蜗居》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重的。从大众对待《蜗居》的热情欢呼、媒体的乐此不疲“蜗居”报道，到某些专家、官员对《蜗居》竭力否定，我们在深切感受到时代尖锐的、复杂博弈的现实状况，也意识到新世纪中国精神状况的危机所在。可贵的是，《蜗居》就像一柄犀利的长矛，刺破了现实“无物之阵”的层层帷幄，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和希望。新世纪中国需要《蜗居》这样的现实电视剧，需要与“无物之阵”对抗的“精神界之战士”。
看完电视剧《蜗居》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可以说，我的心被一次次刺痛。作为中国学位教育的顶端，我们这一帮博士毕业之后来到高校任教，月工资在两三千元之间，或已有妻儿老小，或面临峻急的婚嫁问题，可是却买不起房，时时受到身边的家人、亲人与社会闲人的讥讽，几十年的书白读了，还不如一个街头小贩、开锁匠、捡垃圾的挣的多！况且他们还有积蓄呢！《蜗居》所展现的不仅是80后青年人的痛苦生活状况，也是我们这些高学历人的窘迫生存现实写照。
在大学课堂上，课间我询问起大学生们，“你们看过《蜗居》没有？”一群大学生在我面前小声回答，“看过几集，没看完。”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看过几集就不看了呢。几个女大学生有些腼腆地说：“老师，我们看了几集就不敢看了，太可怕了——”是啊，还沉浸在天之骄子的身份中、大学校园安乐窝中没有觉醒的她们，怎能不对那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谈得起恋爱却结不起婚的未来恐惧呢？！我在不停地追问：是什么让这些大学校园的骄子们心灵如此沉重？要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没有上大学的青年，那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黯然无光？一个社会让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感到未来恐惧无望，那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病”了？若有“病”，那“症结”又在何处呢？
我的心更被一些素称社会良知、平衡器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言论所刺痛。随着《蜗居》的热播与住房话题的发酵，一些专家开始发言了。可怪的是，我听到的多是批评、否定《蜗居》这部电视剧的声音。赵晖先生批评说：“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困境的艺术手法，使得剧中每一个人都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在一条非正常的道路上疾驰，而且还把这种角色错位的不正常当成正常的生活。可以说，剧中所叙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要靠出卖自我而购置房产，可想而知，整个社会将成为怎样的局面？……这是编导者想象中的生活，而不是生活本真。”[1]邵奇先生对《蜗居》进行道德化抨击：“在人物设置上，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剧，《蜗居》里不再有道德楷模，甚至编剧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宋思明身上，而这个人物却是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人物。……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2]张柠则指向了《蜗居》小说的价值理念，“长篇小说中的任何事件，其效果都是结构性的；但小说叙事的指向却是有总体性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明显地指向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当它通过文学的形式讲述的时候，就是要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念形式化、美学化。”[3]
对这些否定性话语，我不禁质疑，《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蜗居》呈现了一种“很可疑”的价值观，就意味着小说、电视剧本身“可疑”吗？是不是真像某官员所批评的，电视剧《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4]
二
假如《蜗居》所展现的生活图景果真是“编导者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出来的“困境”，“不是真实的生活图景”，为什么《蜗居》会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在众多媒体、众人口中流传，“蜗居”会成为一个流行的关键词？仅仅是因为它“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吗？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心中，众人总是受蒙蔽的、无知的，其实恰好相反，众人的生存感受是真实而具体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己的秤，来衡量每一种生活现象。无论是被炒作的电视剧，还是所谓“专家”的评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感受。与这些专家冷嘲热讽、竭力否定相比，众多老百姓反应却是恰好相反，热捧《蜗居》；在收视率陡然升高的同时，网络下载排在首位。
事实上，《蜗居》被观众的热捧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蜗居》展现了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被住房问题苦苦缠绕、无法逾越而又无奈、痛苦、焦虑生存状态，呈现了一种沉痛、悲哀而又缓缓绝望的心灵状态与窘迫、惶惑、逼仄的精神处境。正是在大多数人的物质负担和心灵痛楚、精神窘况无处呈现、无法表达、无以传达的困境下，《蜗居》一下子就找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思想痛点，一下子接通了时代灵魂的痛苦、辗转不安的思想神经，表达出了众多心灵深处的痛楚。百姓大众在一瞬间找到了一个极为得体、妥帖、生动、形象的词汇——“蜗居”——来言说一种普遍的痛苦生存状态。
毫无疑问，《蜗居》展现了一种极为可怖的现实处境：那就是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买不起房子的事实，即使已经买房子的人也是为之预先支付了几十年的青春岁月、大半辈子的积蓄。这种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处境是很危险的，这种房地产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绑架中国地方政府，绑架中国经济的论断，绝不是空言。《蜗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文本，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以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呈现了这种时代大多数人的现实处境。正如张德祥先生所言，“《蜗居》恰恰是一部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生活状态的作品。观众渴望看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他们心理和精神上的要求。《蜗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购房难的问题。现在很多电视剧讲远古神话、讲帝王等，发挥了电视剧的史传功能，但是比这个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剧要反映现实，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功能，这门艺术就要进博物馆了。”[5]
但在赵晖看来，《蜗居》却是“不真实”的。“《蜗居》看似是一个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故事，但是，其所承载的内容远远不止买房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两难困境’的叙事，在这部剧中，涉及房子困境、择业困境、婚姻困境、中年困境、情感困境、金钱困境等等。这些困境无不带有选择性的困顿，无论是海萍还是海藻乃至邻居大婶，无论是苏淳还是小贝乃至宋思明、陈老板等等，他们无不面临着人生中的两难困境，‘做还是不做’‘接受亦或放弃’永远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驱动这把利剑旋转的却是人的贪欲。”[6]在赵晖这里，《蜗居》所展现的现实尖锐沉重问题，被轻轻地以“两难困境”所取代，人生的确存在许多人无法摆脱的具有终极追问性质的两难困境。问题在于“蜗居”不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而是房地场商、贪官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地方政府所人为制造的现实囚笼。而且，房子问题也不存在“做还是不做”’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必选问题。赵晖论证所指向的“人的贪欲”根源与《蜗居》中的主题同样是相悖的，剧中主角郭海萍所祈求的只是在城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已，郭海藻的身体交易也不是因为贪欲，而仅仅以这种畸形的方式帮助自己那走投无路的姐姐而已。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对于这样极好的揭示时代尖锐现实问题的电视剧，为什么作为时代与社会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不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对《蜗居》所展现尖锐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反而认为它是“不真实的生活图景”呢？可见，《蜗居》不仅揭示了现代的尖锐现实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思想危机。
三
对于《蜗居》郭海藻与宋思明的身体交易，张柠做了深入思考与分析。一边是穷得付不起首付的郭海萍姐妹，另一边是非法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有很多套豪宅和用不完的钱”贪官宋思明，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张柠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将贪官宋思明的房子夺过来分了。这种老土的办法今天无疑行不通。另一种是改良，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和调节手段的改革，阻止贪官占有更多，并让房价再低一点、普通人的工资再高一点，海萍和海藻就可以买房了。但是，面对这一漫长的社会调节过程，她们俩都耗不起，海萍的孩子出生了、海藻要结婚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连首付的钱都凑不够。第三种办法就是‘市场’调节，让宋思明将自己多余的房子和钱匀出一部分给海藻，海藻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作为回报。”[7]正如张柠所分析的第一种行不通、第二种等不起，只存在第三种卖身交易。之后，张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疑问：有没有第四种呢？比如“挣扎”或“逃离”，“在底线的边缘上挣扎和煎熬，用人的尊严的力量，衬托生活的悲剧”。但紧接着，张柠就借助他人之口，对之否定了，“有人马上会反击：‘你傻冒’。”《蜗居》就是因为“叙事并没有给别的方案留下任何空间，仿佛只有卖身投靠这条路似的”、没有进行“第四种道路”探索，而受到了张柠先生的指责：《蜗居》将海藻设计为一种“无私奉献”的人，其堕落是一种神圣的堕落。“这一切都是隐藏在叙事学的烟幕之中的。”
有没有“第四种道路”呢？针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离家出走的娜拉，鲁迅在演讲中曾谈到未来出路问题，娜拉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典型的城市文学文本。祥子和月牙儿的结局毫无疑问都走向了鲁迅所言的“堕落”老路。堕落与“人的尊严和力量”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正是这些“挣扎”的、悲剧性毁灭，显现了人对生命尊严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说鲁迅和老舍没有提供出一条新的、不堕落而奋斗成功的“第四条”道路，是因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黑暗有关；那么，在几十年之后的新社会，张柠自然可以指责《蜗居》为什么不提供新道路。但是，对此，张柠也是游移不定的。为什么新世纪今天同样有人会认为第四条道路是“傻帽”而进行否定呢？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商业贸易到其他各行各业，唯经济论、GDP论的观点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8]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拥有物质多少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迅速“物质化”，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困境和思想危机之中。可见，张柠所抨击《蜗居》所传达的“金钱和权力就是救星，还可能激发出爱情”的“可疑价值观”，并不是《蜗居》的作者有意编织的叙事烟幕与谎言，而是对时代扭曲的精神价值观的审美呈现。
难道因为《蜗居》展现了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就认为其“传达了一种可疑的价值观”吗？这也太高抬了《蜗居》、太高抬了文艺的功能了吧。事实上，《蜗居》只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它呈现的只是时代精神生活的镜像而已；切不可把镜像当成生活乱象的本源。
《蜗居》中郭海藻的堕落，我们不能仅仅归结为海藻一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外在的扭曲的时代精神价值观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不公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几年、十几年，乃至大半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工资增长的速度为什么总比不过房价的疯涨？郭海藻姐妹对现实生活的巨大恐惧和绝望感不是没有来由的。
面对生活的巨大物质逼迫，仅仅要求郭海藻一个生命个体的责任承担和抵抗“挣扎”，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作为一个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自己价值核心准则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个社会给每个勤劳的工作者提供安居乐业的实现机会和可能，而不是一味的、完全的把责任推诿转嫁给一个个生命个体。
四
作为一部揭示时代现实矛盾和令人忧虑的精神危机的电视剧，《蜗居》在美学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简而言之，就是自然主义美学追求和负面人物形象的“英雄化”审美模式。
法国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对中国文艺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写实小说就具有自然主义小说的美学特点。新世纪的《蜗居》电视剧也有着深刻的自然主义文艺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新世纪中国大众住房现实问题的原生态描述；采取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放弃离奇的情节的建构，通过场景化的描写再现日常生活；叙述上的“非个人化”，隐匿作家主体的存在，摒除传统的道德说教，开启了作家、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多元化、对话型的平等关系。在文本客观化叙述的同时，《蜗居》又显现出了极强的感受性，达到了了情感体验与客观叙述的融通。正是冷峻、客观、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的逼真还原，非道德化的审美评判，让真实生活直接说话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大大突破了199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大限度逼近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层面、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传达出了当代中国大多数人心中的疼与痛。
在自然主义美学理念之下，《蜗居》打破了以往两极对立、模式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塑造规律，实行了反面人物真实化、人性化、“英雄”化的审美追求。邵奇先生对《蜗居》人物形象塑造的批评，显现了一种陈旧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如果电视剧把美好的人性都加诸在一个贪官身上，让观众对一个贪官不反感、不痛恨甚至还会喜欢，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9]《蜗居》把兄长和父亲的传统美德集中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宋思明身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不仅会反问：“贪官”一定就是一个完全的“坏人形象”，一定是“面目狰狞”“无情无义”吗？“贪官”与好兄长、好父亲形象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吗？编剧塑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贪官”，到底是一种审美进步还是退步？
在以往的阶级论审美思维之下，好人与坏人、英雄与敌人都是截然对立的，形成了一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形象思维模式，服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审美规训，而无视生活和历史真实，破坏了艺术真实的合法性、历史性和逻辑性基础。新时期文艺首先恢复的文艺观念就是确立文学是人学，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首先是有生命、有情感、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人。《蜗居》正是在“人”的审美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以往负面人物形象“恶魔化”的审美规训，还原负面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真实，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立体的复杂化形象，即一个有着情感、生命温度与高超政治手段、铁腕能力的反面“英雄”形象。宋思明越是有魄力、有情感，越是显示出一种美学意义的悲剧性毁灭价值，越能在观众的心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极大增强了艺术的审美感染力。
不仅如此，《蜗居》把一个贪官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反面悲情英雄，不仅没有带来所谓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让观众反思：为什么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何以变成贪官？为什么宋思明如果在国外不回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技术人员；一旦回来，在国内的制度环境里就会发展为一个贪官呢？这样一来，就把观众对一个“贪官”的道德审视与批评，转向对把人异化为贪官的制度批评与理性深思。与之相反的是，以往阶级论审美视域下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在今天受到了历史的质疑，如《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的形象。不管人们曾样评判，但是地主黄世仁形象的单面化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审美缺憾。在这个意义上，《蜗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突破，塑造了一个中国电视剧、新时期中国文艺作品中很难得的、与生活打对手仗的负面“英雄”形象。
总之，《蜗居》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重的。从大众对待《蜗居》的热情欢呼、媒体的乐此不疲“蜗居”报道，到某些专家、官员对《蜗居》竭力否定，我们在深切感受到时代尖锐的、复杂博弈的现实状况，也意识到新世纪中国精神状况的危机所在。可贵的是，《蜗居》就像一柄犀利的长矛，刺破了现实“无物之阵”的层层帷幄，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和希望。新世纪中国需要《蜗居》这样的现实电视剧，需要与“无物之阵”对抗的“精神界之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