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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克雷奇（Anchorage）和帕尔默（Palmer）周边冰封的农田之间，阿拉斯加广袤无垠的土地让我们震惊。格伦高速公路（Glenn Highway）从城市向东北延伸，蜿蜒穿过交织的冰川河，然后进入埃克鲁特纳平原（EklutnaFlats）宽广的三角洲，身后的山峦像上等的瓷器一般雪白。跟我们平行的铁路穿过马塔努斯加河（Matanuska River）上的钢架桥，在周遭环境的映衬下，就像一个老火车模型。阿拉斯加有时候会被美国人称为“最后的边疆”（The Last Frontier），其海岸线长度超过美国其他州的总和，有着北美的最高峰、活跃的火山、冰川、三百万个湖泊。尽管我已经了解到这些事实，但是统计数据并不能让我对阿拉斯加做好准备。
我和我的女朋友德林把车停在一处观景台，然后走入寒冷的寂静中。（阿拉斯加极其空旷：每平方公里不足0.43人，而西藏自治区每平方公里可达2.44人。）一辆黄蓝相间的火车头拖着一长列货车自北方隆隆驶进我们的视线中，汽笛呜呜作响，向几只游荡的驼鹿发出警告。我们好像就在一个宽银幕电影里，导演随时会喊“停！”，然后看似广袤的雪景被运走，留下一个摄影棚。
六年前，我的发小、来自英格兰东北海岸提赛德工业区（Teesside）的麦琪，居然嫁给了一名阿拉斯加丛林飞行员，然后搬到了马塔努斯卡-苏西特纳山谷（Matanuska-Susitna Valley），距离德纳里国家公园（DenaliNational Park）几小时车程。“夏天别来。”她说，“有成群的苍蝇和扎堆的游客。三月初来吧，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雪，晚上会更亮一些，也不會冻死人。那时你就能看到真正的阿拉斯加了。”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德林和我来到了安克雷奇，就站在著名探险家詹姆斯· 库克（库克船长）的铜像旁。我们在凛冽的海风中远眺他在1780年的地图上绘制出的小海湾，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对面是德纳里峰（Denali）—— 海拔为六千一百多米，在120公里外的雪线上都可以看到。库克船长曾来这里探寻难以捉摸的西北航道，因为英国海军部许诺给找到这条航道的皇家海军舰长两万英镑奖金。他不是第一个在阿拉斯加寻找财富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遭遇了挫败，被冰冷的海水拍了回去，当时他的船员们差点儿要哗变。
今天早上，小货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上面载着参加著名的狗拉雪橇比赛（Iditarod）的爱斯基摩犬队。这项狗拉雪橇赛事是一场长达一千六百公里的艰苦跋涉，从威洛（Willow）出发，终点是诺姆（Nome），人与狗沿着伊努皮亚人（Inupiaq）开拓的、后来被煤矿和金矿开采者沿用的路线行进。这是一场阿拉斯加版的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
出租车司机在泥泞的道路上飞驰，她好心地建议我们在Gwennie吃早餐，那里极富当地特色 —— 金黑色林雕图案的墙纸，上面还有满满当当的驼鹿、麝香牛和熊头，以及从前探险队的黑白照片。我们大吃着一堆涂着桦树糖浆的煎饼，被照片上那些穿着格子花呢的男人包围着。他们戴着毛茸茸的大耳帽，看起来像是要跳下来抢走我们的培根。
这是一年一度的安克雷奇冬季狂欢节 Fur Rondy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为期十天的节日曾经是为了庆祝猎人们从荒野中度过孤独的冬季归来，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此时正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这里会举办大型德州扑克锦标赛、旷工胡子大赛，还有破冰者（Cornhole Ice Breaker Tourney）比赛，更有阿拉斯加毯子抛人，以及几百头驯鹿从主购物街跑过 JCPenney的大门外。
“请进！我在厨房里煮熊呢。”当我们敲麦琪家的大门时，她在里面喊道。她一直都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但这次她真不是在开玩笑。这是她的邻居猎回来的黑熊的肉排（目前在美国除了北极熊被列入保育名单之外，对于一般的黑熊，在严格的管理下仍开放狩猎）。我们把它红烧了，配上紫皮土豆和红卷心菜。熊肉质地有些发柴，有点儿野猪肉的味道。
狗拉雪橇比赛的起点在威洛湖（Willow Lake）。第二天早上我们抵达后，吃了当地小学提供的自助早餐，里面有驯鹿香肠饼干和肉汁。一群人聚集在三届亚军、本土英雄DeeDee Jonrowe的周围。芭比粉的小车和车身一侧的银色喷绘让她很好被辨认。尽管历史上阿拉斯加的性别比例是男性远远高于女性，但共同的边疆精神早已形成了一种平等主义（早在1913年阿拉斯加州的妇女就有了选举权）。“我十岁就可以猎鹿，14岁就能开飞机。”一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后来告诉我，她用烤肉和小圆面包做了一个驼鹿汉堡包。这听起来像是乡村歌曲里的一句歌词，但从她下巴上扬的角度来看，你会毫不怀疑其真实性。自从我们到达阿拉斯加后，太阳第一次露了面，温暖的阳光落在我们身上。在冰封的湖面上，一只秃鹰掠过那片晶莹的蓝色，它那长达2.5米的翅膀上的白色翅尖在热流中微微摆动。
第二天，麦琪的丈夫开着他那架红黄相间的1944年 AeroncaChief双座单引擎飞机带我去兜风。我们向北飞过苏赛特那山谷（Susitna Valley），大概五十公里之后，到达小镇陶基纳（Talkeetna），在那里我们绕着壮观的鹅溪塔（Goose CreekTower）飞了一圈。这幢56米高的建筑由若干个小木屋累积而成，是一位古怪的阿拉斯加检察官建造的。小木屋的面积越往上越小，它高高耸立在松树和云杉之上，就像一座布谷鸟闹钟里的高塔。之后我们又飞过海切尔山口（HatcherPass），掠过冰封的苏赛特那河（Susitna River）。成群的驼鹿倾斜着它们帽架状的鹿角，在被白雪覆盖的矮树丛中愁眉苦脸地望着我们。
陶基纳（人口数为876人）有一种边塞感和亲切感 ——它是20世纪90年代系列喜剧《北国风云》（ Northern Exposure）中那些古灵精怪的角色们所在的西塞利小镇的灵感来源（该剧其实是在华盛顿州拍摄的）。我们来到陶基纳镇上客栈 Fairview Inn的酒吧，酒吧外面的牌子上写着这里的规定：“禁止毒品、武器、打架或争论关门时间。”我们坐在酒吧里，一边喝着波旁威士忌，一边猜测塔纳纳河（Tanana River）上的冰何时会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参加关于塔纳纳河解冻时间的竞猜，奖金高达35万美元。 我们很快就和留着大胡子的格罗格交谈起来，他以前是一个淘金者[在阿拉斯加，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 ——至少荷马（Homer）那家 Salty Dawg Saloon 酒吧的调酒师后来是这么说的]，大笑起来的时候就像地底发生了爆炸。他的伴侣伊莱恩告诉我们，她十年前从密歇根来到陶基纳参加该镇的野外女性竞赛（Wilderness Woman Contest），她用漂流木点起了彻夜燃烧的篝火，以防止熊的袭击，令评委们印象深刻。后来，在单身汉拍卖会（Bachelor Auction）上，格罗格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一段浪漫情史由此展开。
我们住在主街对面的陶基纳客栈（Talkeetna Roadhouse），那是一幢建于1914年的木质房屋。餐厅里的白色木板墙上挂着登山图表和五颜六色的旗帜，这些旗帜来自不同的登山队，他们曾以这家客栈为基地，攀登德纳里峰和弗拉克山（Mount Foraker）。黑板上有两个菜单：“早餐”和“非早餐”。Fairview Inn客栈的调酒师提醒过我们：“陶基纳客栈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家面包店。凌晨四点，新鲜的酵母味飘上楼梯。它会让你醒过来，并且再难以入睡。”她说得没错。第一天早上，我们就大吃着刚出炉的肉桂卷、桶盖大小的酸面团烤饼和香脆的枫树熏肉。阿拉斯加的每样东西里都有培根：在安克雷奇的斯宾纳德旅馆（Spenard Roadhouse）里有着各种高质量的美式美食，甚至还有“本月培根”。
一些客人是为了狗拉雪橇大赛而来的，还有一些则是身材修长的年轻越野滑雪者，或爱好雪地摩托的中年人。一位上了年纪的荷兰人告诉我们，他来光顾这家客栈已经快四十年了。他不再爬坡或滑雪，回来“只是为了见见过去结交的朋友”。当我在舒适的餐厅里捧着第三杯浓缩咖啡，呼吸着新鲜面包和松柏的香味，窗外轻柔地飘落着雪花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地方给人一种与世界隔绝，但又深深扎根其中的感觉。
在陶基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 Denali Brewpub吃驯鹿肉卷，还吃了一塊花生酱派。然后我独自走到主街的尽头，离开了有着纳格利商店（Nagley's Store）和西肋酒吧烧烤店（West Rib Pub & Grill）的那排低矮的临街木房子，来到冰冷的河边，欣赏月光下的德纳里山。我沿着一条被人踩出的小路走着，旁边的白桦树被雪压弯了。很快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冰面上，寂静像厚重的羊毛包裹着我。远处的山脉在浅灰色的平原和天空之间就像一条宽阔的白色发光条纹，拿一个画框把它框起来，可能就是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美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
德纳里山的景色看起来似乎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但事实总是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稳定。威胁日益严重——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阿拉斯加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由于极地冰层的减少和森林砍伐的增加，该州的升温速度是美国低纬度48个州的2.5倍。无论你开车到哪里，你都能看到被风刮起的烧焦的树干，每年都有数百万英亩的森林和几十间房屋毁于大火。
位于基奈半岛（Kenai Peninsula）的北端，这个占地广阔的海边小镇有许多防水板建筑，有画廊和书店，还有一条像蛇信子一样狭长蜿蜒进入卡奇马克湾州立公园（Kachemak Bay State Park）山峰间的水域。夏天，邮轮在这里停靠，房车公园里人满为患，餐馆和酒吧争相揽客。但到了三月，镇上安静得很。我们在空旷的、被白雪覆盖的主教海滩（Bishop's Beach）上散步，在 Two Sisters Bakery烘焙店吃巧克力面包早餐，毫不费力地就耗到了中午。
荷马是阿拉斯加蓬勃发展的食品业的中心，特点是周期短、本土化，当然主要是海鲜。该镇标榜自己是世界“大比目鱼捕捞之都”。红蟹、雪蟹和帝王蟹又大又嫩;风向标扇贝（Weathervane Scallop）、蛏子、礁蚌、斑虾和野生鲑鱼随处可见。王鲑（Chinook）和红鲑（Sockeye）是在这片水域繁衍生息的五种鲑鱼中最为珍贵的品种。在安克雷奇热闹的冰川酿酒厂（GlacierBrewhouse）里，在赤杨木上烤出的鱼排是我吃过最好的鱼排之一。不过，我们此行的美食高潮是捷克洛夫湾生蚝车（Jakolof Bay Oyster Co.Truck），它就停在荷马农夫市场上，带来新鲜得令人兴奋的生蚝。
我们在荷马的小木屋坐落在小镇北边的山脊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卡奇马克湾（Kachemak Bay）到格雷温克冰川（Grewingk Glacier）的景色，不过开始两天雪下得太大，以至于我们连车道那头都看不到。但大雪封山同样令人激动。一天早晨，我们被一场小地震惊醒。然后，在吃早餐的时候，一只小麋鹿从我们的窗口走过，它瘦骨嶙峋的腿摇摇晃晃，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
有时候，想要清晰地看到阿拉斯加的景色，搭飞机是唯一的方法，很多时候，这也是到某处旅行的唯一方法。雪终于停了，我们搭乘斯莫基湾航空公司（Smokey Bay Air）的航班，前往从前的俄罗斯贸易聚居地塞尔多维亚（Seldovia）—— 就像80%的阿拉斯加居民聚居地一样，那里无法通过公路到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飞行员的比例是美国其他地方的三倍;非商业飞行员的培训就像我们学骑自行车一样普遍。
我们飞越了长长的荷马岬（Homer Spit），沿着海岸一路向南，普特峰（Poot Peak）像派拉蒙的标志一样从东方升起。最后我们降落在塞尔多维亚沼泽（Seldovia Slough）旁那条狭窄的飞机跑道上。这片水域在松林间蜿蜒，像一条蓝绿色的丝带。“右转 —— 走不了多远就到城里了。”飞行员边说边卸下一箱新鲜的农产品。
我们在钢架桥上驻足，欣赏那些坐落在水面上的色彩斑斓的小木屋。20世纪20年代，来这里短期捕捞鲱鱼的渔民就住在这些房子里。烧木头的烟从光亮的烟囱里袅袅升起，飘向蓝宝石般的天空。塞尔多维亚这个小城寂静无声，只有一只孤独的乌鸦发出刺耳嘶哑的叫声。我们走上被白雪覆盖的台阶，来到俯瞰海港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St. NicholasChurch），那里有白色和蓝绿色相间的护墙板。
据说从17世纪后期开始，俄罗斯的毛皮商人被大量海獭、海豹、水貂、土拨鼠、海狸和熊诱惑，在俄罗斯驻军的保护下于此建立了前哨站。如今在基奈半岛上仍有俄罗斯东正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Nikolaevsk）和沃兹涅森卡（Voznesenka）这样的村庄里，还可以找到老信徒的社区。你会看到穿着长裙、戴着鲜艳印花头巾的妇女在荷马购物。直到今天，俄语仍然在这里被广泛使用。
当我们经过俄国公墓时，一辆车停了下来。司机是镇上的邮政局长，他主动提出载我们一程。在前往外海滩（Outside Beach）的路上，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他还告诉我们如何穿过松树和云杉林，回到塞尔多维亚。海滩是黑色的火山页岩，被低矮的石崖环绕。白雪皑皑的奥古斯丁火山（Augustine）就像漂浮在一片玻璃海上。远眺出去，你会觉得自己就站在时间的边缘，一会儿可能有沙皇捕鲸船，或者库克船长的“奋进号”（Endeavour），或者一条装满阿萨斯巴卡人（Athabaskans）的桦树皮独木舟出现在眼前—— 最后一条嗡嗡作响的汽艇打破了脆弱的沉默和深不可测的美丽。
我们搭出租车从塞尔多维亚前往捷克洛夫湾，在生蚝养殖港口的码头，乘坐一艘小船离开了这里。我们在赶回荷马的途中，在一个小岛停下来，接上了从安克雷奇来的一家人。他们正在盖木屋 —— 母亲、父亲、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和一只拉布拉多犬，都洋溢着开拓者的健康气息。我们帮他们把装备从船上卸下来。“毫无疑问，那里会让人很平静。”船长说，“唯一能把你吵醒的，就是那些老座头鲸拍打水面的声音。”
我和我的女朋友德林把车停在一处观景台，然后走入寒冷的寂静中。（阿拉斯加极其空旷：每平方公里不足0.43人，而西藏自治区每平方公里可达2.44人。）一辆黄蓝相间的火车头拖着一长列货车自北方隆隆驶进我们的视线中，汽笛呜呜作响，向几只游荡的驼鹿发出警告。我们好像就在一个宽银幕电影里，导演随时会喊“停！”，然后看似广袤的雪景被运走，留下一个摄影棚。
六年前，我的发小、来自英格兰东北海岸提赛德工业区（Teesside）的麦琪，居然嫁给了一名阿拉斯加丛林飞行员，然后搬到了马塔努斯卡-苏西特纳山谷（Matanuska-Susitna Valley），距离德纳里国家公园（DenaliNational Park）几小时车程。“夏天别来。”她说，“有成群的苍蝇和扎堆的游客。三月初来吧，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雪，晚上会更亮一些，也不會冻死人。那时你就能看到真正的阿拉斯加了。”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德林和我来到了安克雷奇，就站在著名探险家詹姆斯· 库克（库克船长）的铜像旁。我们在凛冽的海风中远眺他在1780年的地图上绘制出的小海湾，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对面是德纳里峰（Denali）—— 海拔为六千一百多米，在120公里外的雪线上都可以看到。库克船长曾来这里探寻难以捉摸的西北航道，因为英国海军部许诺给找到这条航道的皇家海军舰长两万英镑奖金。他不是第一个在阿拉斯加寻找财富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遭遇了挫败，被冰冷的海水拍了回去，当时他的船员们差点儿要哗变。
今天早上，小货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上面载着参加著名的狗拉雪橇比赛（Iditarod）的爱斯基摩犬队。这项狗拉雪橇赛事是一场长达一千六百公里的艰苦跋涉，从威洛（Willow）出发，终点是诺姆（Nome），人与狗沿着伊努皮亚人（Inupiaq）开拓的、后来被煤矿和金矿开采者沿用的路线行进。这是一场阿拉斯加版的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
出租车司机在泥泞的道路上飞驰，她好心地建议我们在Gwennie吃早餐，那里极富当地特色 —— 金黑色林雕图案的墙纸，上面还有满满当当的驼鹿、麝香牛和熊头，以及从前探险队的黑白照片。我们大吃着一堆涂着桦树糖浆的煎饼，被照片上那些穿着格子花呢的男人包围着。他们戴着毛茸茸的大耳帽，看起来像是要跳下来抢走我们的培根。
这是一年一度的安克雷奇冬季狂欢节 Fur Rondy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为期十天的节日曾经是为了庆祝猎人们从荒野中度过孤独的冬季归来，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此时正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这里会举办大型德州扑克锦标赛、旷工胡子大赛，还有破冰者（Cornhole Ice Breaker Tourney）比赛，更有阿拉斯加毯子抛人，以及几百头驯鹿从主购物街跑过 JCPenney的大门外。
“请进！我在厨房里煮熊呢。”当我们敲麦琪家的大门时，她在里面喊道。她一直都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但这次她真不是在开玩笑。这是她的邻居猎回来的黑熊的肉排（目前在美国除了北极熊被列入保育名单之外，对于一般的黑熊，在严格的管理下仍开放狩猎）。我们把它红烧了，配上紫皮土豆和红卷心菜。熊肉质地有些发柴，有点儿野猪肉的味道。
狗拉雪橇比赛的起点在威洛湖（Willow Lake）。第二天早上我们抵达后，吃了当地小学提供的自助早餐，里面有驯鹿香肠饼干和肉汁。一群人聚集在三届亚军、本土英雄DeeDee Jonrowe的周围。芭比粉的小车和车身一侧的银色喷绘让她很好被辨认。尽管历史上阿拉斯加的性别比例是男性远远高于女性，但共同的边疆精神早已形成了一种平等主义（早在1913年阿拉斯加州的妇女就有了选举权）。“我十岁就可以猎鹿，14岁就能开飞机。”一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后来告诉我，她用烤肉和小圆面包做了一个驼鹿汉堡包。这听起来像是乡村歌曲里的一句歌词，但从她下巴上扬的角度来看，你会毫不怀疑其真实性。自从我们到达阿拉斯加后，太阳第一次露了面，温暖的阳光落在我们身上。在冰封的湖面上，一只秃鹰掠过那片晶莹的蓝色，它那长达2.5米的翅膀上的白色翅尖在热流中微微摆动。
第二天，麦琪的丈夫开着他那架红黄相间的1944年 AeroncaChief双座单引擎飞机带我去兜风。我们向北飞过苏赛特那山谷（Susitna Valley），大概五十公里之后，到达小镇陶基纳（Talkeetna），在那里我们绕着壮观的鹅溪塔（Goose CreekTower）飞了一圈。这幢56米高的建筑由若干个小木屋累积而成，是一位古怪的阿拉斯加检察官建造的。小木屋的面积越往上越小，它高高耸立在松树和云杉之上，就像一座布谷鸟闹钟里的高塔。之后我们又飞过海切尔山口（HatcherPass），掠过冰封的苏赛特那河（Susitna River）。成群的驼鹿倾斜着它们帽架状的鹿角，在被白雪覆盖的矮树丛中愁眉苦脸地望着我们。
陶基纳（人口数为876人）有一种边塞感和亲切感 ——它是20世纪90年代系列喜剧《北国风云》（ Northern Exposure）中那些古灵精怪的角色们所在的西塞利小镇的灵感来源（该剧其实是在华盛顿州拍摄的）。我们来到陶基纳镇上客栈 Fairview Inn的酒吧，酒吧外面的牌子上写着这里的规定：“禁止毒品、武器、打架或争论关门时间。”我们坐在酒吧里，一边喝着波旁威士忌，一边猜测塔纳纳河（Tanana River）上的冰何时会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参加关于塔纳纳河解冻时间的竞猜，奖金高达35万美元。 我们很快就和留着大胡子的格罗格交谈起来，他以前是一个淘金者[在阿拉斯加，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 ——至少荷马（Homer）那家 Salty Dawg Saloon 酒吧的调酒师后来是这么说的]，大笑起来的时候就像地底发生了爆炸。他的伴侣伊莱恩告诉我们，她十年前从密歇根来到陶基纳参加该镇的野外女性竞赛（Wilderness Woman Contest），她用漂流木点起了彻夜燃烧的篝火，以防止熊的袭击，令评委们印象深刻。后来，在单身汉拍卖会（Bachelor Auction）上，格罗格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一段浪漫情史由此展开。
我们住在主街对面的陶基纳客栈（Talkeetna Roadhouse），那是一幢建于1914年的木质房屋。餐厅里的白色木板墙上挂着登山图表和五颜六色的旗帜，这些旗帜来自不同的登山队，他们曾以这家客栈为基地，攀登德纳里峰和弗拉克山（Mount Foraker）。黑板上有两个菜单：“早餐”和“非早餐”。Fairview Inn客栈的调酒师提醒过我们：“陶基纳客栈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家面包店。凌晨四点，新鲜的酵母味飘上楼梯。它会让你醒过来，并且再难以入睡。”她说得没错。第一天早上，我们就大吃着刚出炉的肉桂卷、桶盖大小的酸面团烤饼和香脆的枫树熏肉。阿拉斯加的每样东西里都有培根：在安克雷奇的斯宾纳德旅馆（Spenard Roadhouse）里有着各种高质量的美式美食，甚至还有“本月培根”。
一些客人是为了狗拉雪橇大赛而来的，还有一些则是身材修长的年轻越野滑雪者，或爱好雪地摩托的中年人。一位上了年纪的荷兰人告诉我们，他来光顾这家客栈已经快四十年了。他不再爬坡或滑雪，回来“只是为了见见过去结交的朋友”。当我在舒适的餐厅里捧着第三杯浓缩咖啡，呼吸着新鲜面包和松柏的香味，窗外轻柔地飘落着雪花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地方给人一种与世界隔绝，但又深深扎根其中的感觉。
在陶基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 Denali Brewpub吃驯鹿肉卷，还吃了一塊花生酱派。然后我独自走到主街的尽头，离开了有着纳格利商店（Nagley's Store）和西肋酒吧烧烤店（West Rib Pub & Grill）的那排低矮的临街木房子，来到冰冷的河边，欣赏月光下的德纳里山。我沿着一条被人踩出的小路走着，旁边的白桦树被雪压弯了。很快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冰面上，寂静像厚重的羊毛包裹着我。远处的山脉在浅灰色的平原和天空之间就像一条宽阔的白色发光条纹，拿一个画框把它框起来，可能就是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美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
德纳里山的景色看起来似乎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但事实总是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稳定。威胁日益严重——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阿拉斯加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由于极地冰层的减少和森林砍伐的增加，该州的升温速度是美国低纬度48个州的2.5倍。无论你开车到哪里，你都能看到被风刮起的烧焦的树干，每年都有数百万英亩的森林和几十间房屋毁于大火。
位于基奈半岛（Kenai Peninsula）的北端，这个占地广阔的海边小镇有许多防水板建筑，有画廊和书店，还有一条像蛇信子一样狭长蜿蜒进入卡奇马克湾州立公园（Kachemak Bay State Park）山峰间的水域。夏天，邮轮在这里停靠，房车公园里人满为患，餐馆和酒吧争相揽客。但到了三月，镇上安静得很。我们在空旷的、被白雪覆盖的主教海滩（Bishop's Beach）上散步，在 Two Sisters Bakery烘焙店吃巧克力面包早餐，毫不费力地就耗到了中午。
荷马是阿拉斯加蓬勃发展的食品业的中心，特点是周期短、本土化，当然主要是海鲜。该镇标榜自己是世界“大比目鱼捕捞之都”。红蟹、雪蟹和帝王蟹又大又嫩;风向标扇贝（Weathervane Scallop）、蛏子、礁蚌、斑虾和野生鲑鱼随处可见。王鲑（Chinook）和红鲑（Sockeye）是在这片水域繁衍生息的五种鲑鱼中最为珍贵的品种。在安克雷奇热闹的冰川酿酒厂（GlacierBrewhouse）里，在赤杨木上烤出的鱼排是我吃过最好的鱼排之一。不过，我们此行的美食高潮是捷克洛夫湾生蚝车（Jakolof Bay Oyster Co.Truck），它就停在荷马农夫市场上，带来新鲜得令人兴奋的生蚝。
我们在荷马的小木屋坐落在小镇北边的山脊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卡奇马克湾（Kachemak Bay）到格雷温克冰川（Grewingk Glacier）的景色，不过开始两天雪下得太大，以至于我们连车道那头都看不到。但大雪封山同样令人激动。一天早晨，我们被一场小地震惊醒。然后，在吃早餐的时候，一只小麋鹿从我们的窗口走过，它瘦骨嶙峋的腿摇摇晃晃，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
有时候，想要清晰地看到阿拉斯加的景色，搭飞机是唯一的方法，很多时候，这也是到某处旅行的唯一方法。雪终于停了，我们搭乘斯莫基湾航空公司（Smokey Bay Air）的航班，前往从前的俄罗斯贸易聚居地塞尔多维亚（Seldovia）—— 就像80%的阿拉斯加居民聚居地一样，那里无法通过公路到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飞行员的比例是美国其他地方的三倍;非商业飞行员的培训就像我们学骑自行车一样普遍。
我们飞越了长长的荷马岬（Homer Spit），沿着海岸一路向南，普特峰（Poot Peak）像派拉蒙的标志一样从东方升起。最后我们降落在塞尔多维亚沼泽（Seldovia Slough）旁那条狭窄的飞机跑道上。这片水域在松林间蜿蜒，像一条蓝绿色的丝带。“右转 —— 走不了多远就到城里了。”飞行员边说边卸下一箱新鲜的农产品。
我们在钢架桥上驻足，欣赏那些坐落在水面上的色彩斑斓的小木屋。20世纪20年代，来这里短期捕捞鲱鱼的渔民就住在这些房子里。烧木头的烟从光亮的烟囱里袅袅升起，飘向蓝宝石般的天空。塞尔多维亚这个小城寂静无声，只有一只孤独的乌鸦发出刺耳嘶哑的叫声。我们走上被白雪覆盖的台阶，来到俯瞰海港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St. NicholasChurch），那里有白色和蓝绿色相间的护墙板。
据说从17世纪后期开始，俄罗斯的毛皮商人被大量海獭、海豹、水貂、土拨鼠、海狸和熊诱惑，在俄罗斯驻军的保护下于此建立了前哨站。如今在基奈半岛上仍有俄罗斯东正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Nikolaevsk）和沃兹涅森卡（Voznesenka）这样的村庄里，还可以找到老信徒的社区。你会看到穿着长裙、戴着鲜艳印花头巾的妇女在荷马购物。直到今天，俄语仍然在这里被广泛使用。
当我们经过俄国公墓时，一辆车停了下来。司机是镇上的邮政局长，他主动提出载我们一程。在前往外海滩（Outside Beach）的路上，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他还告诉我们如何穿过松树和云杉林，回到塞尔多维亚。海滩是黑色的火山页岩，被低矮的石崖环绕。白雪皑皑的奥古斯丁火山（Augustine）就像漂浮在一片玻璃海上。远眺出去，你会觉得自己就站在时间的边缘，一会儿可能有沙皇捕鲸船，或者库克船长的“奋进号”（Endeavour），或者一条装满阿萨斯巴卡人（Athabaskans）的桦树皮独木舟出现在眼前—— 最后一条嗡嗡作响的汽艇打破了脆弱的沉默和深不可测的美丽。
我们搭出租车从塞尔多维亚前往捷克洛夫湾，在生蚝养殖港口的码头，乘坐一艘小船离开了这里。我们在赶回荷马的途中，在一个小岛停下来，接上了从安克雷奇来的一家人。他们正在盖木屋 —— 母亲、父亲、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和一只拉布拉多犬，都洋溢着开拓者的健康气息。我们帮他们把装备从船上卸下来。“毫无疑问，那里会让人很平静。”船长说，“唯一能把你吵醒的，就是那些老座头鲸拍打水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