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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以一种史诗性眼光、严肃的叙事态度、高雅的文学品味描写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逃离出了当时的商业性极为浓重的文化中心话语，尝试以自己的文化审视目光去捋清新旧社会交替之际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历史发展脉络，并对乡村的进行无死角的横向观照和纵向挖掘，展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的统治中交织着两种主导力量，即男权力量和族权力量。
关键词：社会秩序；男权；族权
白鹿原上的统治秩序就是白鹿原上的政治。在当时整个大中国的背景下和历史传统中，白鹿原上的政治呈现的是男权文化和族权统治的特点，这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特点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表现。所谓男权文化，是一种拒绝女性主动参与的乡村秩序维护方式；族权，所有人都是在一种群体性的约束之下生活，个人的行动服从的不是个人意志，也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宗法制度下的集权力量。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无中央权利介入的乡村自治社会形态，男权和族权便是这个自治社会自治力量的来源。
一、男权统治
在一定意义上《白鹿原》可以称之为一部男人的史诗，从作者在作品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把男性力量推到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这种保守的性别歧视观念流淌于作品之中，这不能说陈忠实先生本人的性别观念是多么保守，这是勾画传统中国乡村特点的必然结果。
细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白鹿村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家庭和谐，人人厚道的民风淳朴社会，暗地里却运行着一套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礼教秩序。小说开头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这个与后面情节无甚紧密关联的叙写，实际上是一种突出男性力量的铺垫，让读者从一开始就一种男性主导世界的潜意识视角去看白鹿原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白嘉轩是以一种对女人的征服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归根结底还是对男权文化的骄傲心理使然。
“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价值理念是白嘉轩不懈的追求，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种追求中没有女性的地位，这是家族中有资格的男性所应该秉持的人生理念。女性仅仅看作是一个泄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而非是一个客观世界中的平等主体。白灵冰雪聪明，聪慧异常，虽然白嘉轩允许她进入徐先生的学堂学习，但对于进一步进入新式学堂以及白灵渴望的自主婚姻，白嘉轩自骨子里是反对的，诚然这是一种对礼教的冲突，更是因为白灵是一名女子。
男权文化的统治下，女人的所有功劳都被视为理所应当，而一旦犯错，则是不可被饶恕，比如田小娥。田小娥的渴求无非是过上一种正常农家妇人生活，渴望一种真正的被爱，她与黑娃的结合，本是一种情感的正常需求，但却与族长白嘉轩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相互抵触，不允许新媳妇进祠堂，白嘉軒先是以长者的身份去试图说服黑娃与田小娥一刀两断，然后用族长的权力去威慑，甚至到最后用镇妖塔镇住田小娥的魂灵，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奇怪而有趣的是，男性主导社会的地位不仅仅是由自己去筑牢，更重要的是还有女性的协助夯实。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群体从来不是一个反抗群体，它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而非一个有着自我意识行为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都在为男权服务，剩下的极小部分女性就是再坚强，在反抗的时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白赵氏、仙草、鹿贺氏是典型的男权统治下的“顺民”，甚至可以说起到巩固男权，降低自身地位的作用。这部分女性在行事的时候已经忘记自己女性的身份，缺少了对自我的同性群体的保护意识，在她们心中，丈夫、儿子这两者是她们行动的动力来源。白赵氏遵照白秉德的遗嘱，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白嘉轩娶上第七个女人，在这里白赵氏心头在乎的不再是第七个女子的死活，而是即使第七个女子死也要为白家留下子嗣。她已经完全沦为一种维护家族利益和男权统治的工具。仙草在危在旦夕之际，一句“谁给你和老三做饭啊”[2]，注定了其死亡也超越不了男性的压制，这种压制是沉浸在她们的骨子里的，而非一种做作。在传统社会的女性中，像白赵氏、仙草这种遵守伦理规范的女性与反叛束缚的女性相比较而言，前者占有的比重是压倒性的，这无疑是使男尊女卑的社会运行法则对社会的禁锢越来越深的重要原因。因为是女性在协助男性压迫女性，那么这种女性解放的局面被打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嘉轩对白赵氏十分尊重，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力量在男权社会的地位存在，此时的白赵氏不是一种女性力量的存在而是一种母亲的存在，白嘉轩之所以对白赵氏服从，是因为白赵氏是以母亲的身份让其尊重，并不意味着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另一种礼教秩序中伦理的作用，也就是说伦理中的孝道或者说是尊老这种要求让白嘉轩有所屈服。
二、族权统治
在乡村中，人心的凝聚点在于族群制度下的族长核心而非行政系统中最高行政人员。县长的指令统治所起到的作用是一种表层性的，而族长的统治则是真正的人心统治。在白鹿村，所有的活动的第一负责人是族长，因为在乡土社会里，族长已经超越了一个人的属性，成为一个主导力量的象征。在交农事件之后，乡约逐渐废弛，白嘉轩以族长的身份召集了白鹿村所有的男人进入祠堂，重新竖起乡约的威严，以各种近乎酷刑的手段对烟鬼赌棍以处罚，而这些人心甘情愿受罚，在这里，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触犯了国家层面的法律，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人身利益，因为在他们心中，族规就是天，族规就是法，国法可以违反，族规必须服从。从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族权统治的巩固不仅仅是几位族长式人物的号召与威严，而是构成族群的每个人对族权的确认与服从，这种确认与服从是印到骨子里的，浸到血液中的。
族权的另外的一个体现在于家长式的权威，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分别代表着白鹿原上的三大门户，在所有的活动中，家庭的利益被放在了首位，家庭中个人的独立意志却被忽略掉了。
以年青一代的婚姻为例来看，三人没有做到对儿女情感最起码的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诚然是封建时代的婚姻缔结法则。但是，这三个人之所以同意这两门亲事，还有着维持和发展家族利益的深层目的，他们都想借助对方的家族势力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白鹿原上的利益，然而由此带来的对年轻一代幸福的葬送是显而易见的，无奈族权的利益是至上的，它不体恤任何的个人幸福。
族权的重要表现是体现在对田小娥的压制上，田小娥是礼教下变异的产物，出场的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是一个无奈被玩弄的女性。田小娥与黑娃的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是田小娥在被压制的环境下正常人性的释放。田小娥的愿望无非是被爱，可是由于白嘉轩对礼的忠诚，实质上是整个社会对礼的忠诚，使得田小娥这种自己内心本真的合理愿望窒息而亡，从而使田小娥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戏弄礼法的报复中。可是田小娥斗不过白嘉轩，白嘉轩有武器，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积淀和磨砺的道统，田小娥没有武器，只有肉体和盲目的报复心理，她的毁灭是必然的。在族权和男权组成的社会机器中，个人反抗的最终结果是失败，这种失败的结果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机器的飞速运转的润滑剂。
三、小结
文学即人学，大历史背景下的人与乡村的刻写，展现的是人在社会变化中的内心挣扎与对社会现实的无力或有力反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客体的主动性由于受制于客体环境，个人性的行为意志不得不屈从于社会性的强力约束。男权和族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约束的两股力量，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政治力量。从这个小小的白鹿村的统治秩序，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关中地区，甚至是整个中国的乡村权力运行模式。诚然，中国疆域辽阔，地域特点复杂，小小白鹿原很难把所有的特点完全归纳概括起来，它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大地上的乡村社会特点，但以上几点是所有乡村的主要特点，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观照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我们会有独特的发现。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2]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4）.
作者简介：朱文涛（1992—），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关键词：社会秩序；男权；族权
白鹿原上的统治秩序就是白鹿原上的政治。在当时整个大中国的背景下和历史传统中，白鹿原上的政治呈现的是男权文化和族权统治的特点，这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特点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表现。所谓男权文化，是一种拒绝女性主动参与的乡村秩序维护方式；族权，所有人都是在一种群体性的约束之下生活，个人的行动服从的不是个人意志，也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宗法制度下的集权力量。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无中央权利介入的乡村自治社会形态，男权和族权便是这个自治社会自治力量的来源。
一、男权统治
在一定意义上《白鹿原》可以称之为一部男人的史诗，从作者在作品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把男性力量推到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这种保守的性别歧视观念流淌于作品之中，这不能说陈忠实先生本人的性别观念是多么保守，这是勾画传统中国乡村特点的必然结果。
细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白鹿村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家庭和谐，人人厚道的民风淳朴社会，暗地里却运行着一套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礼教秩序。小说开头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这个与后面情节无甚紧密关联的叙写，实际上是一种突出男性力量的铺垫，让读者从一开始就一种男性主导世界的潜意识视角去看白鹿原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白嘉轩是以一种对女人的征服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归根结底还是对男权文化的骄傲心理使然。
“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价值理念是白嘉轩不懈的追求，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种追求中没有女性的地位，这是家族中有资格的男性所应该秉持的人生理念。女性仅仅看作是一个泄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而非是一个客观世界中的平等主体。白灵冰雪聪明，聪慧异常，虽然白嘉轩允许她进入徐先生的学堂学习，但对于进一步进入新式学堂以及白灵渴望的自主婚姻，白嘉轩自骨子里是反对的，诚然这是一种对礼教的冲突，更是因为白灵是一名女子。
男权文化的统治下，女人的所有功劳都被视为理所应当，而一旦犯错，则是不可被饶恕，比如田小娥。田小娥的渴求无非是过上一种正常农家妇人生活，渴望一种真正的被爱，她与黑娃的结合，本是一种情感的正常需求，但却与族长白嘉轩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相互抵触，不允许新媳妇进祠堂，白嘉軒先是以长者的身份去试图说服黑娃与田小娥一刀两断，然后用族长的权力去威慑，甚至到最后用镇妖塔镇住田小娥的魂灵，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奇怪而有趣的是，男性主导社会的地位不仅仅是由自己去筑牢，更重要的是还有女性的协助夯实。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群体从来不是一个反抗群体，它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而非一个有着自我意识行为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都在为男权服务，剩下的极小部分女性就是再坚强，在反抗的时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白赵氏、仙草、鹿贺氏是典型的男权统治下的“顺民”，甚至可以说起到巩固男权，降低自身地位的作用。这部分女性在行事的时候已经忘记自己女性的身份，缺少了对自我的同性群体的保护意识，在她们心中，丈夫、儿子这两者是她们行动的动力来源。白赵氏遵照白秉德的遗嘱，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白嘉轩娶上第七个女人，在这里白赵氏心头在乎的不再是第七个女子的死活，而是即使第七个女子死也要为白家留下子嗣。她已经完全沦为一种维护家族利益和男权统治的工具。仙草在危在旦夕之际，一句“谁给你和老三做饭啊”[2]，注定了其死亡也超越不了男性的压制，这种压制是沉浸在她们的骨子里的，而非一种做作。在传统社会的女性中，像白赵氏、仙草这种遵守伦理规范的女性与反叛束缚的女性相比较而言，前者占有的比重是压倒性的，这无疑是使男尊女卑的社会运行法则对社会的禁锢越来越深的重要原因。因为是女性在协助男性压迫女性，那么这种女性解放的局面被打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嘉轩对白赵氏十分尊重，但这并不代表女性力量在男权社会的地位存在，此时的白赵氏不是一种女性力量的存在而是一种母亲的存在，白嘉轩之所以对白赵氏服从，是因为白赵氏是以母亲的身份让其尊重，并不意味着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另一种礼教秩序中伦理的作用，也就是说伦理中的孝道或者说是尊老这种要求让白嘉轩有所屈服。
二、族权统治
在乡村中，人心的凝聚点在于族群制度下的族长核心而非行政系统中最高行政人员。县长的指令统治所起到的作用是一种表层性的，而族长的统治则是真正的人心统治。在白鹿村，所有的活动的第一负责人是族长，因为在乡土社会里，族长已经超越了一个人的属性，成为一个主导力量的象征。在交农事件之后，乡约逐渐废弛，白嘉轩以族长的身份召集了白鹿村所有的男人进入祠堂，重新竖起乡约的威严，以各种近乎酷刑的手段对烟鬼赌棍以处罚，而这些人心甘情愿受罚，在这里，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触犯了国家层面的法律，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人身利益，因为在他们心中，族规就是天，族规就是法，国法可以违反，族规必须服从。从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族权统治的巩固不仅仅是几位族长式人物的号召与威严，而是构成族群的每个人对族权的确认与服从，这种确认与服从是印到骨子里的，浸到血液中的。
族权的另外的一个体现在于家长式的权威，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分别代表着白鹿原上的三大门户，在所有的活动中，家庭的利益被放在了首位，家庭中个人的独立意志却被忽略掉了。
以年青一代的婚姻为例来看，三人没有做到对儿女情感最起码的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诚然是封建时代的婚姻缔结法则。但是，这三个人之所以同意这两门亲事，还有着维持和发展家族利益的深层目的，他们都想借助对方的家族势力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白鹿原上的利益，然而由此带来的对年轻一代幸福的葬送是显而易见的，无奈族权的利益是至上的，它不体恤任何的个人幸福。
族权的重要表现是体现在对田小娥的压制上，田小娥是礼教下变异的产物，出场的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是一个无奈被玩弄的女性。田小娥与黑娃的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是田小娥在被压制的环境下正常人性的释放。田小娥的愿望无非是被爱，可是由于白嘉轩对礼的忠诚，实质上是整个社会对礼的忠诚，使得田小娥这种自己内心本真的合理愿望窒息而亡，从而使田小娥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戏弄礼法的报复中。可是田小娥斗不过白嘉轩，白嘉轩有武器，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积淀和磨砺的道统，田小娥没有武器，只有肉体和盲目的报复心理，她的毁灭是必然的。在族权和男权组成的社会机器中，个人反抗的最终结果是失败，这种失败的结果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机器的飞速运转的润滑剂。
三、小结
文学即人学，大历史背景下的人与乡村的刻写，展现的是人在社会变化中的内心挣扎与对社会现实的无力或有力反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客体的主动性由于受制于客体环境，个人性的行为意志不得不屈从于社会性的强力约束。男权和族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约束的两股力量，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政治力量。从这个小小的白鹿村的统治秩序，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关中地区，甚至是整个中国的乡村权力运行模式。诚然，中国疆域辽阔，地域特点复杂，小小白鹿原很难把所有的特点完全归纳概括起来，它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大地上的乡村社会特点，但以上几点是所有乡村的主要特点，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观照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我们会有独特的发现。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2]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4）.
作者简介：朱文涛（1992—），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