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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机制作为文学场中“看不见的手”,贯穿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从写作者到各级文学“圈子”;从读书会再到文学期刊与出版社;从读者乃至各个批评机构与文学奖项的设立,文学机制以其无形的力量成为文学生成过程中的潜在动力。如今,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转型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传播媒介。文学机制内的新生力量蔓延滋长,不断显露生机,诸如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文学等。而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以精英文学为传统的文学机制骤然惊醒,不断致力于吸纳与整合。在文学机制的新旧变局之下,作为个人该如何面对与生存成为了我们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近期的小说创作之中,不乏以文学机制下的个人生存状态为关注对象的作品,诸如以杂志社编辑为代表的文学传播者,以网文写手及业余作家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者,以及以学者群为视角的文学接受者。由此观之,文学终究是“人学”,关注个人生存是探索文学机制变局的窗口与最终归宿。
韩东的中篇小说《峥嵘岁月》(《钟山》2021年第2期)勾勒出杂志社主编马东在消费主义与娱乐化浪潮中逐渐异化的过程。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文学圈内暗潮涌动的社会图景。马东欲请老友出山任职,二人推让组稿费时互摸底细,最终在豪华包间内与小姐推杯换盏之际达成协议。东都文学圈的酒局席间,众人各自按“资历”落座。他们心怀芥蒂地曲意逢迎,互相“表演”式地伪装与攀谈。在这样的文学圈氛围之下,马东作为杂志社主编,创刊之后的诸多行为使他自身与杂志社的命运都走向没落。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男女情感经历为素材发表小说,又想效仿行为艺术家博一个“艺术家”的美名。四年后,杂志社逐渐没落,版面比例不得不在人际、商业方面妥协。马东意识到杂志社已无法坚守“真正的文学”的初衷。于是他准备“杀身成仁”,把自己女友的影楼照作为杂志封面高唱出“最后的绝响”。一方面,马东渴望写小说、做艺术,却终究是一种由虚假审美意识主宰的幻觉,正如阿多诺所言的“净化的戏拟”。另一方面,马东最终彻底放飞式的休止符,正是以纯文学杂志的极端物化与娱乐狂欢化,对消费主义宰制下娱乐至死的社会现状进行抗议与反讽。
如果说,《峥嵘岁月》中个人的文学夙愿被外界和自己亲手扼杀,被迫敲响了个别纯文学杂志的丧钟。那么,宋小词的中篇小说《牙印》(《当代》2021年第2期)则写出了个人资本欲望抹煞文学乃至于人性道德。小说以双线并进的方式展开,故事发展的时间线为编辑郑岚被丈夫持刀威胁承认与主编程伯勇的私情。作者在此时间线基础上不断插入记忆的回溯,讲述“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所见闻的复杂混乱的人际关系。相较于《峥嵘岁月》中虽沉湎于媚俗主义却仍坚守纯文学净土的主编马东,这篇小说中的杂志社主编程伯勇却自始至终深谙网络时代之下的“致富经”。他用不堪入目的低俗内容博人眼球,逼迫编辑们充当水军假造数据,接受各种三俗广告商的赞助。在他这里,消费终端决定一切,因而只要引诱并迎合读者的“爽点”,便能生产出大量符合模式的稿件以获取商业价值。而本来掌握内容决定权的编辑,此时的职权也降至谷底,沦为程式化组稿机制之下被肆意摆布的提线木偶。
以上两篇小说展现了文学机制中作为出版者角色的个人生存状态,他们或负隅挣扎或趋利附会。而他们本身作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把关者,手中同时掌握着千千万万写作者的命运。
张象的短篇小说《黄昏鸟》(《上海文学》2021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网络软文写手渴望逃离公关公司追寻纯文学梦想的故事。在杂志社没落之时,网络公关公司如雨后春笋。对网络软文驾轻就熟的老枪却不愿随波逐流,他一直都渴望追寻自己的文学梦。然而,在“金主”的赞助之下,老枪还是决定“重操旧业”,于是赴泰为某演员代笔。三年之后,已在泰国发财的他不在乎自己未完成的小说能否发表,只希望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满着纠结与反复的文本。老枪渴望逃离资本追寻文学梦,然而梦想却在充满人情勾结的杂志审查中消失殆尽,雄心勃勃的文学梦在资本的宰制与诱惑之下缴械投降,最终却只有当他意外得财之后才有底气去追求自己的文学梦。这样完美的结局正是小说的讽刺力量所在。
《黄昏鸟》中的老枪作为一名职业作家从网络软文转移到了纯文学创作,在“黄昏”之时终于得以飞翔。而在职业作家群体之外,“业余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他们在各自的职业内体验着生活,文学的观察和写作成为其生活的心灵调剂与寄托。
巴克的中篇小说《到南方分手》(《文学港》2021年第4期)以一位本职为银行经理的业余作家的视角,讲述了一名东北女子奔赴南方与男友三次“分手”最终私奔的故事。他以自身的文学敏感度,时刻关注着女子的处境,并借由替男友父亲申请贷款的机会,成功帮助女子与男友相见。最终,他与文学笔友感叹现实生活有时比小说还要精彩。此外,银行经理作为业余作家,他通过自身的文学磨砺拥有了充实的文学生活:时常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受邀参加文学奖项会议、拥有可供交流的文学圈。然而,在占据他生活大部分时间的职业生活里,周围人总会因其作家的副业而将他看成异类。文学传统中不断建立的“高门槛”,在普通民众看来,自身总是与它隔着一层厚障壁。
可见,将文学作为生活调剂的业余作家们似乎拥有更多从容写作的空间。然而,王大烨的短篇小说《小说时代》(《作品》2021年第3期)则塑造了一位被牟利者完全利用,裹挟在商业包装内的业余作家形象。怀揣文学梦想的农村青年李毅来到都城,期盼自己的写作被赏识,却被张老板利用在媒体上造势。“在小说时代,舆论便是最为锋利的利剑。”李毅被迫由人代笔出书,整日巡演、签售、演讲,“作家成为了流水线上的产物”。而公认的文学天才徐卫则在一场被安排好的小说写作比试中“被失败”给李毅,最终被斩首示众。此事轰动全城,舆论效果极佳。这看似奇幻的情节却不得不引人深思,当一个写作者完全被资本利用时,他的写作生命已然接近于死亡。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小说时代》里,这一场场为牟利而排演的谎言始终牵引着读者大众。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安排了民众如梦初醒而一齐砍杀张老板的情节,这样的梦幻结局正提醒着我们,作为接受者的人民群众要始终保持对文学及社会舆论的审慎与清醒。
读者作为文学机制运作中的最后一环,同时也参与着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与创造。李世许的中篇小说《天成》(《飞天》2021年第3期)讲述了一群学者在茶坝实地调查,根据村落古籍回溯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故事。浩浩荡荡的《李常德生平略记》为世人揭开了茶坝韩、梁、谈、李四大家族的岁月沉浮,历史钩沉昭然若揭。世代私传的《青溪知客》藏匿着茶坝薅草锣鼓的客家文化密码。一幕幕厚重历史背后的世态人情、一首首包蕴着文化积淀的唱词小调,經由这群学者之手,将其研究、重编、再版,还原了古老且纯粹的时代文明,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宝藏。不朽的文学总是成于读者们不断地复活旧作中的永恒精神。《天成》正是以这群走入山林的学者,展现了一批坚守与传承时代文明宝藏的优秀读者形象,终而人与天地共成一书。
文学机制新旧变局之下,我们是否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书写来应对变局?也许无需刻意为之。邱力的短篇小说《纸翼》(《清明》2021年第2期)中,一对用书信互通情愫的恋人,叙写了属于语言文字的最本真的美好状态。尤三姐与白建华相知相恋,却因工作分配的缘故被迫分居两地。尤三姐总是将信叠成纸鹤,再小心翼翼地放入信封。她只有看着投递员上车后“拍拍驮在车两边的邮包”才能安心地挥手离开。白建华因瓦斯爆炸离世之后,一捆捆的书信成为尤三姐永恒的寄托。网络时代之下,文字已无需经由纸媒进行传播,铺天盖地的信息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跳跃闪烁。文学被社会娱乐化、消费主义的捆绑裹挟,被资本力量的私欲横流所湮没的现状确然存在,文学未来无尽的前路究竟在何方?这篇小说通过简简单单的情节,温柔而又铿锵有力地宣誓着:人类始终坚信语言文字的纯粹力量。我们会永远坚信,只有真挚的、充满生命力的写作才能真正走入人心。
韩东的中篇小说《峥嵘岁月》(《钟山》2021年第2期)勾勒出杂志社主编马东在消费主义与娱乐化浪潮中逐渐异化的过程。小说为我们展现了文学圈内暗潮涌动的社会图景。马东欲请老友出山任职,二人推让组稿费时互摸底细,最终在豪华包间内与小姐推杯换盏之际达成协议。东都文学圈的酒局席间,众人各自按“资历”落座。他们心怀芥蒂地曲意逢迎,互相“表演”式地伪装与攀谈。在这样的文学圈氛围之下,马东作为杂志社主编,创刊之后的诸多行为使他自身与杂志社的命运都走向没落。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男女情感经历为素材发表小说,又想效仿行为艺术家博一个“艺术家”的美名。四年后,杂志社逐渐没落,版面比例不得不在人际、商业方面妥协。马东意识到杂志社已无法坚守“真正的文学”的初衷。于是他准备“杀身成仁”,把自己女友的影楼照作为杂志封面高唱出“最后的绝响”。一方面,马东渴望写小说、做艺术,却终究是一种由虚假审美意识主宰的幻觉,正如阿多诺所言的“净化的戏拟”。另一方面,马东最终彻底放飞式的休止符,正是以纯文学杂志的极端物化与娱乐狂欢化,对消费主义宰制下娱乐至死的社会现状进行抗议与反讽。
如果说,《峥嵘岁月》中个人的文学夙愿被外界和自己亲手扼杀,被迫敲响了个别纯文学杂志的丧钟。那么,宋小词的中篇小说《牙印》(《当代》2021年第2期)则写出了个人资本欲望抹煞文学乃至于人性道德。小说以双线并进的方式展开,故事发展的时间线为编辑郑岚被丈夫持刀威胁承认与主编程伯勇的私情。作者在此时间线基础上不断插入记忆的回溯,讲述“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所见闻的复杂混乱的人际关系。相较于《峥嵘岁月》中虽沉湎于媚俗主义却仍坚守纯文学净土的主编马东,这篇小说中的杂志社主编程伯勇却自始至终深谙网络时代之下的“致富经”。他用不堪入目的低俗内容博人眼球,逼迫编辑们充当水军假造数据,接受各种三俗广告商的赞助。在他这里,消费终端决定一切,因而只要引诱并迎合读者的“爽点”,便能生产出大量符合模式的稿件以获取商业价值。而本来掌握内容决定权的编辑,此时的职权也降至谷底,沦为程式化组稿机制之下被肆意摆布的提线木偶。
以上两篇小说展现了文学机制中作为出版者角色的个人生存状态,他们或负隅挣扎或趋利附会。而他们本身作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把关者,手中同时掌握着千千万万写作者的命运。
张象的短篇小说《黄昏鸟》(《上海文学》2021年第3期)讲述了一个网络软文写手渴望逃离公关公司追寻纯文学梦想的故事。在杂志社没落之时,网络公关公司如雨后春笋。对网络软文驾轻就熟的老枪却不愿随波逐流,他一直都渴望追寻自己的文学梦。然而,在“金主”的赞助之下,老枪还是决定“重操旧业”,于是赴泰为某演员代笔。三年之后,已在泰国发财的他不在乎自己未完成的小说能否发表,只希望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满着纠结与反复的文本。老枪渴望逃离资本追寻文学梦,然而梦想却在充满人情勾结的杂志审查中消失殆尽,雄心勃勃的文学梦在资本的宰制与诱惑之下缴械投降,最终却只有当他意外得财之后才有底气去追求自己的文学梦。这样完美的结局正是小说的讽刺力量所在。
《黄昏鸟》中的老枪作为一名职业作家从网络软文转移到了纯文学创作,在“黄昏”之时终于得以飞翔。而在职业作家群体之外,“业余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他们在各自的职业内体验着生活,文学的观察和写作成为其生活的心灵调剂与寄托。
巴克的中篇小说《到南方分手》(《文学港》2021年第4期)以一位本职为银行经理的业余作家的视角,讲述了一名东北女子奔赴南方与男友三次“分手”最终私奔的故事。他以自身的文学敏感度,时刻关注着女子的处境,并借由替男友父亲申请贷款的机会,成功帮助女子与男友相见。最终,他与文学笔友感叹现实生活有时比小说还要精彩。此外,银行经理作为业余作家,他通过自身的文学磨砺拥有了充实的文学生活:时常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受邀参加文学奖项会议、拥有可供交流的文学圈。然而,在占据他生活大部分时间的职业生活里,周围人总会因其作家的副业而将他看成异类。文学传统中不断建立的“高门槛”,在普通民众看来,自身总是与它隔着一层厚障壁。
可见,将文学作为生活调剂的业余作家们似乎拥有更多从容写作的空间。然而,王大烨的短篇小说《小说时代》(《作品》2021年第3期)则塑造了一位被牟利者完全利用,裹挟在商业包装内的业余作家形象。怀揣文学梦想的农村青年李毅来到都城,期盼自己的写作被赏识,却被张老板利用在媒体上造势。“在小说时代,舆论便是最为锋利的利剑。”李毅被迫由人代笔出书,整日巡演、签售、演讲,“作家成为了流水线上的产物”。而公认的文学天才徐卫则在一场被安排好的小说写作比试中“被失败”给李毅,最终被斩首示众。此事轰动全城,舆论效果极佳。这看似奇幻的情节却不得不引人深思,当一个写作者完全被资本利用时,他的写作生命已然接近于死亡。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小说时代》里,这一场场为牟利而排演的谎言始终牵引着读者大众。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安排了民众如梦初醒而一齐砍杀张老板的情节,这样的梦幻结局正提醒着我们,作为接受者的人民群众要始终保持对文学及社会舆论的审慎与清醒。
读者作为文学机制运作中的最后一环,同时也参与着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与创造。李世许的中篇小说《天成》(《飞天》2021年第3期)讲述了一群学者在茶坝实地调查,根据村落古籍回溯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故事。浩浩荡荡的《李常德生平略记》为世人揭开了茶坝韩、梁、谈、李四大家族的岁月沉浮,历史钩沉昭然若揭。世代私传的《青溪知客》藏匿着茶坝薅草锣鼓的客家文化密码。一幕幕厚重历史背后的世态人情、一首首包蕴着文化积淀的唱词小调,經由这群学者之手,将其研究、重编、再版,还原了古老且纯粹的时代文明,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宝藏。不朽的文学总是成于读者们不断地复活旧作中的永恒精神。《天成》正是以这群走入山林的学者,展现了一批坚守与传承时代文明宝藏的优秀读者形象,终而人与天地共成一书。
文学机制新旧变局之下,我们是否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书写来应对变局?也许无需刻意为之。邱力的短篇小说《纸翼》(《清明》2021年第2期)中,一对用书信互通情愫的恋人,叙写了属于语言文字的最本真的美好状态。尤三姐与白建华相知相恋,却因工作分配的缘故被迫分居两地。尤三姐总是将信叠成纸鹤,再小心翼翼地放入信封。她只有看着投递员上车后“拍拍驮在车两边的邮包”才能安心地挥手离开。白建华因瓦斯爆炸离世之后,一捆捆的书信成为尤三姐永恒的寄托。网络时代之下,文字已无需经由纸媒进行传播,铺天盖地的信息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跳跃闪烁。文学被社会娱乐化、消费主义的捆绑裹挟,被资本力量的私欲横流所湮没的现状确然存在,文学未来无尽的前路究竟在何方?这篇小说通过简简单单的情节,温柔而又铿锵有力地宣誓着:人类始终坚信语言文字的纯粹力量。我们会永远坚信,只有真挚的、充满生命力的写作才能真正走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