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引进了西方社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的同时，也参照西方社会的一些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做法，引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
　　于是近两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与争论铺天盖地而来，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陷入了一片社会的谴责之声中。
　　
　　其实也许这些高喊着企业社会责任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懂西方制度下的社会责任概念。西方的社会责任概念源于：西方宗教中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是包括个人与企业共同的社会责任的概念，是从私有产权的角度出发的，是从对弱者的帮助出发到以个人的自我行为发展到企业的社会行为的。首先是从义工开始而形成社会捐助的。
　　中国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责任的信仰的，因此更多的是“为人民服务”与“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精神，只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对于公有产权的部分，则是“爱护公物”“保护公有财产的一草一木”“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公有制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中没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是按计划与国家的指令承担社会责任的。
　　两种完全不同的产权制度必然会出现两种产权对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不同要求。同样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处在刚刚开始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也是刚刚建立允许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平等竞争地位的阶段（尚有大量的行政垄断存在），民营经济尚处于起步的初期，并不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更不可能有独自参加全球化竞争和进入世界500强的实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完成，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尚未落实，许多尚处于亏损状况，除国家支持与垄断的行业之外，也同样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和进入世界500强的实力与条件。
　　中国尚处于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开的资本市场，企业的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尚未完成，不能依靠资本市场解决发展资金与扩大规模化的资本实力问题，就只能靠形成经营利润后的积累与沉淀。而中国真正能称得上富有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总体的社会矛盾与企业面临的难题相同，都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解决和进入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与经济实力的矛盾。
　　美国的两大经济巨人都用巨额的个人捐款震惊了世界，也被国人当作榜样和标杆，希望中国的富有者也能做出此种创举。岂不知中国一个省的财力尚不及两个巨人中的任何一位，又如何让中国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个人能成此善举呢。
　　过高的将“社会责任”的沉重包袱压在企业与个人的头上，将只能破坏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企业的竞争力，让中国的企业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无法摆脱资本与实力不足的困境。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并非是对社会提供三次分配捐助，而是合法经营。西方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同样是从“合法经营”开始的。
　　企业的出现是投资人为提高生产效率、完成无法用分散的个人而完成的生产与经营任务而必须组织起来的一种生产方式。因此企业的责任首先是对投资人负责，包括股东与社会的股民。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投资人不能通过企业的经营取得回报，投资人就可以决定取消投资、关闭企业。吃亏的并非是投资人而是整个社会会减少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和减少财富的生产与创造的能力，还会减少税收与供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是因趋利动机而出现的，为防止过度的趋利动机而影响和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了各种经济的立法与市场的立法，要求企业必须在合法的经营中谋取利润，以保护社会和市场的公平。
　　企业的第二个社会责任是必须遵守这些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就是针对企业服从于社会的要求而设立的，守法就是遵守社会责任。
　　


　　合法经营的企业是在必须支付所有的社会责任成本之后才能取得经营利润，这些剩余价值的取得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剥削，而是创造社会财富与社会贡献的应得收益。如果连这些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利都不能得到保护，又何必要发展市场经济呢。
　　如果食品行业在使用苏丹红或其他非法添加剂一定不是在“合法经营”。如果生产药品的行业，药品缺少应有的药物成分或会造成其他的附加损伤，一定不是在“合法经营”。如果开发商盖出了不能保证使用声明周期的破房子，同样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重要的不是看企业是否做了大量捐助的三次分配的社会公益事业，而首先看企业是否在合法经营。
　　企业是否在满足了“合法经营”之后就没有参与三次分配的责任了呢？起码这不是像必须依法纳税一样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是投资者的一种主观意愿。投资人有权决定财产的处置方式，产权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用途。当然扶住弱者的中国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心，会让多数的人和企业积极的参与全社会的三次分配的活动，但绝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责任”。
　　中国现有的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有企业。企业的经营者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人，不是资产的主人，无权自行处置这些国有资产进行三次分配，而国家、政府才有权收缴企业的利润直接进行必要的二次分配，除非企业为了宣传与经营需要，为赢得市场而进行的公益活动。试想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可以任意的将资产进行处置，主人就会拿掉你的乌纱帽，甚至有挥霍和侵占国有资产的嫌疑。
　　就像科研机构不能将国家发给的科研经费用于公益事业一样，即使是公益的三次分配活动，有益于社会的和谐，是在帮助弱者，但也不能任意的由经营者调配。一定会有个合理的权限与审批的制度，毕竟企业还有国有资产管理与约束的条件和任务，有特定的公益目标与必须完成的公益责任。
　　私营企业才有自主决定财产分配与处置的权利。这一类企业可以根据财产所有人的意愿，自主决定参与三次分配的能力和自愿承担的义务。个人有权决定个人的财产处置方式，可以自愿的参与和承担那三次分配的义务。
　　既然产权关系决定着财产的处置权力，那么就不能一概而论的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样只能把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关系搞乱了，也无法保证国有资产的性质。
　　华远有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并不代表华远没有自愿的承担与参与三次分配的社会公益活动进行过专门的宣传。但我自认为不管是华远作为企业还是作为我个人都不会比这些质问我的网友捐得少。
　　华远的宗旨是“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从来没有在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活动中甘落于人后，但不等于所有的捐助活动都能参加和都有能力参加。许多捐助是有请示、有批准或有上级指示、号召和要求的，也有大量的捐助是以股份公司、合资公司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的。
　　不要错误的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认为是企业应更多的捐助和更多的承担公益事业。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经济基础尚如此薄弱的企业生存状态下，仅仅过多的要求企业的捐助只能是杀鸡取卵而不能囤水养鱼，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反而会制造各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
　　要求个人与企业进行更多的三次分配活动，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税收制度。而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并不鼓励企业从事更多的社会捐助活动。国家规定仅仅对某几项活动或通过某几个机构的捐助给予少量的抵税或免税的帮助，而对大多数的公益活动捐助并不给以免税的优惠，因此实际的企业支出还要加上应缴纳的33％的企业所得税，这同样在限制着企业与个人的社会公益活动。尤其是对义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正确说法，仍停留在“学雷锋”的无偿贡献的理解水平，也使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产生更多的误解。
　　华远并非大型的国企，但仍能为社会提供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请让更多的社会成员知道华远在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的同时也做出了大量三次分配的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