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评价马胜利，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和词汇，也有很多时髦的与世界接轨的观念，我们相信，用现在国人乃至世界对中国改革的思考去评价马胜利，偏颇和错愕会远远少于他当年的那个时代，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错了！这种错误荒唐得就像用射电天文望远镜时代的科学技术和认知水平，去断定欧洲中世纪教会抵制日心说的做法是“封建的、迷信的、反动的”一样。历史就是历史。
　　马胜利，河北保定市人。17岁进入石家庄造纸厂工作，从技术工人一直做到厂长。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以“马承包”而名闻天下，当年曾在全国掀起了“向马胜利学习”的热潮；1988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马胜利成为100家造纸企业唯一法人代表；1995年10月被强行免职。
　　马胜利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的人。当年，他是当之无愧的兼并大王，谈一个小时就可以签下一个工厂的承包合同。这个“一包就灵”神话的创造者是至今我们不能否认的中国早期改革事业的英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了他的草莽和幼稚，但当年我们和他一样幼稚的时候，却完全没有他那样的胆识和勇气，甚至当年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还站在了这样的立场上——看他折腾出什么结果，成功了我们占便宜，失败了我们无事一身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马胜利的胜利和最终的失败？
　　年龄稍长的人都还记得，当年马胜利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纸质产品，他的企业生产的纸餐巾、一次性餐具甚至纸桌布，不仅造型逼真，而且多姿多彩，据说，中国女人用卫生巾的功劳也归功于马胜利。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其中，“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被确定下来。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文件说，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在这个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才有胆识和底气说“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这句话。
　　那年，河北石家庄造纸厂酝酿个人承包经营，底线是一年交厂里17万，可没人接招。销售科长马胜利站出来，说：不是没有人敢接这17万吗？我接，而且把这17万倒个个儿，保证今年完成70万。他在厂门口竖起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书“厂长马胜利”。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４年，利润增长21.94倍。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清晰的政治勇气（那个时代中国政策多变的特点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是责任心，是尽快发家致富的心理。
　　马胜利是造纸厂的销售科长，他完全知道大街上什么好卖和造纸厂连年亏损的原因。造就马胜利的因素最少有四个：党领导国家制定的政策变了，政治风险降低；工厂领导班子被企业现状逼急了，急于解套；马胜利熟人熟路，本身又没有那么复杂的政治包袱，敢于一搏；市场是天然存在的，而计划是人为编制的，中国当时这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在这样的形势下，那时候“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绝不是什么神话。在还没有完全打开国门，市场经济还很稚嫩的时候，“刀耕火种”就是比“茹毛饮血”先进得多的生产力的进步。
　　当然，马胜利也败在了只懂“刀耕火种”上。1995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门开放程度都大踏步地前行，WTO已经悄然在精英阶层的心头萌动，这样的观念早已经把简单的“厂长经理承包制办企业”甩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了，而他全然不知或者是全然弄不明白。他即使明白了，其能力学识也不能满足需求了。这时以马胜利为观念符号的简单的改革者不被时代淘汰还能有什么结局呢？在一个企业，领导意识会以管理体系的方式表现为这个小系统的上层建筑，这个小系统的经济基础也会对自己的上层建筑进行类似翻身解放般的斗争。所以，当后来马胜利成了一个小包子铺的老板，“马胜利”成了当地卖纸质产品的小贩们挂羊头卖狗肉行为的招牌时，人们唏嘘了几天也就不再关注了，因为，这之后的中国人忙得顾不上别人曾有过怎样的历史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一包就灵”对企业发展就像玩笑，可当年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玩笑，反而群起效法。记住马胜利，而不是讥笑他，因为改革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不能行百步而笑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