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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下午，乐团刚排练完毕，陈能济便引荐黄安源见吴大江进行试音，乐团不少团员见有新人来面试，便也都围在一起，听听是甚么货色。黄安源到港时，身无长物，只随身带了一把乌木二胡，当下他也没有甚么准备，便张开琴弓，随手拉奏了一阙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一曲既毕，围在一旁听试音的乐团团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看来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么精湛而富有韵味的二胡独奏，吴大江是行家，而《豫北叙事曲》也曾是他的拿手好戏之一，但他对黄安源的造诣也是打从心里赞赏出来，吴大江当下如获至宝，使随手写了一张字条给黄安源，表示要立刻聘用他，并发给他2，700元的月薪，这已是接近首席演奏员的最高薪点了。……之后，吴大江又试问着黄安源会不会拉板胡，黄安源说会，……随手拉奏了一阙，吴大江当下再无保留，立时取回黄安源手上的字条，将月薪改写为2，750元的顶薪点，又约好了他第二天立刻到乐团上班……，其后几年间，他又渐次当上了弓弦组的组长、乐团团长及后来的助理指挥等。”(郑学仁：《吴大江传》页227～228，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
在郑学仁撰写的《吴大江传》中所写的这一段文字，记录了黄安源人生的交叉点，命运的关键时刻。
此后，他的生命和胡琴艺术再难以分割，在音乐事业上开始踏上成功之路，终而取得让音乐同行欣羡的骄人成就。笔者亦是在此时刻认识黄安源，那是1977年7月下旬，距今已近三十年了。
黄安源经常说是他的运气好，运气随着他从成长的重庆，走到北京，再走到香港，在2001年香港胡琴节节目单上，黄安源便以感恩的心说：“在我走过的胡琴之路上，多少良师益友为我默默无私地付出爱心、关怀、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令我走上音乐之途的大哥黄安集和我的伯乐方校长、感谢培养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恩师聂靖宇和蓝玉崧教授；造就我的香港中乐团和赏识我的吴大江先生以及许多无法尽录于此的前辈、同业和好友。”
其实，认识到人的能力总有局限的人，都会常存感恩之心。不过，黄安源能跨过人生的交叉点，却绝无半点幸运。认识他的人都会知道，他的成才之路，走来并不容易，也付出了很多。
难忘的校园生活
黄安源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市出生。大哥天赋极高，二胡、声乐更是无师自通，母亲希望黄安源能够做医生，黄安源的理想却是当一个杂技表演者，最后他却在大哥的影响下走进二胡世界。从八九岁开始，经过大哥几年间的教导学习，小小年纪已在重庆上台独奏了。
黄安源读完中二那年暑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重庆招生，大哥给他填了报考表，那年附中校长方 亲自到重庆监考，结果黄安源考上了，那是1959年。
能够去到首都北京念书，对于还祇是十三岁的黄安源来说，是骄傲和兴奋的事。当年黄安源是插班生考进附中，班中同学都已接受过两年二胡正规训练，相较之下，技术上差距很大，可说是望尘莫及，所以开始时很自卑，但他很勤力。很快，他的努力在班上出了“名”，更往往被同学讥笑“练琴多进步慢”。同学的讥笑却给黄安源带来了新的动力，他说：“我十分感激中学时期一位极具天份的同学对我的嘲讽：‘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练那么多琴，进步还那么慢……’，当时的我无法承受他的率直，只能躲在被窝里流眼泪，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话始终像针刺般激励着我这只笨鸟不断地向前飞，方能有我日后长足的进步。”(黄安源：《我与胡琴》，2001年香港胡琴节)
恩师蓝玉崧的提携
黄安源在附中修习的是六年制二胡专业，1963年毕业后，又被保送入中央音乐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本科继续深造。
黄安源在他个人的介绍文字中，必然会有两位老师的名字：聂靖宇和蓝玉崧(1925～1996]。但对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仍是蓝玉崧。蓝玉崧是著名音乐史家、书法家、二胡演奏家。从附中到大学毕业，黄安源都师从蓝玉崧。当年蓝玉崧的脾气并不很好，能跟他相处得较好学生不多，黄安源算是其中一位。所以，黄安源亦得到蓝王崧的真传，其后又得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及刘明源两名家的亲自指点，这实在是黄安源的机缘。聪敏、勤学加上这几位名师的悉心教导，遂使黄安源在二十岁前后，便以“充满诗意的演奏”而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蓝玉崧逝世后，黄安源曾在香港报章的专栏中这样怀念他：“古往今来，每一位成功者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师情。在我一生中多得数不清的老师里，我最感激和怀念的是我的二胡老师……二胡专家、音乐理论家、史学家和书法名家蓝玉崧教授，我从中四年级直至五年大学毕业，都是跟蓝先生学习二胡。蓝先生不仅教导我演奏二胡的方法技巧、诠绎乐曲的能力，并启发我的音乐思维，扩展我的艺术鉴赏力，将我对音乐纯感性的肤浅的认识和表达逐渐深入到音乐美学的观点层次。更重要的是，我们多年的师生交往中，蓝先生虽博学多才仍好学不倦的精神对我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黄安源：《真情永在——我的老师蓝玉崧》，1997年3月2日《新晚报》)。”“蓝先生去年不幸逝世，我为此十分悲痛。我与蓝先生多年来建立的师情，有如对父母般的亲情。他的品格和精神将成为一面明镜，照耀着我未来的路。”(黄安源：《真情永在一成功男人的背后》，1997年3月9日《新晚报》)
“文革”期间的磨炼
1966年“文革”初起黄安源才21岁，1968年大学毕业时，“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黄安源亦不例外；但可能和其它人不同的是，“文革”虽然是他“一生中不堪回忆的恶梦”，但那段非常人的生活经验，却成就他日后有血有肉的胡琴艺术的根源所在。
黄安源在“文革”时的遭遇，曾在报章专栏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述：“1969年样板团到学校点名要人，我等幸运宠儿摆脱了分配外地或下放军队农场待分的厄运，一步跨入要风得风，不可一世的中国京剧团大院。一年后我患了严重肩肘炎，完全不能拉琴，便请假回四川调治。想不到离京第二天，剧团贴出光荣下放去江青命名之‘红艺五·七干校’人员的大红榜上，我的大名明显地加在最后……成了第一批‘板刷’”(对样板团下放人员之谐称)，
“干校”位于京郊小汤山。每日无事找事，让我们做些毫无意义肮脏粗重的体力工作……终于接到通知，让我去塞外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军队农场等待分配，在那里， 曾为中央美院演出的《沙家浜》拉京胡，一演便是数月……
有半年多光景，我穿着满是油污、黑得发亮的白围裙充做全营百令人之“大厨”，做饭炒菜自不在话下。这本是对我批判“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表现不力之惩罚，但对我来说，却是无意中所获得极大的恩赐：只需做饭，什么出操、学习、批判、劳动等一概免之，这样，我使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练习由二手店花了十五元买来的小提琴(无二胡可练)；……小提琴的练习颇具成效，已可流利演奏沙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二胡却早被忘到九宵云外…… 为改变分配杭州的命运，我借了一把二胡，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老同学引荐下，接受“铁路”总团老团长的考试。我将小提琴《流浪者之歌》的快板完整流利地移植在二胡上演奏。这段炫技的快板在七十年代初足令乐界同侪侧目，故老团长目瞪口呆之余兴奋地表示，立即为我办手续，我马上补充：“还有陈枝虹……”(黄安源太太)
半个月后，我与枝虹双双赴中国铁路文工团之歌舞团报到。(黄安源：《考场春秋之三》，1996年6月2日新晚报)
进了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黄安源，除担任二胡、板胡独奏及中乐队首席外，还在管弦乐队中拉小提琴，参加小提琴齐奏小组，亦是创作组成员。几年间随着文工团到全国各处演出，艺术上得到极大磨炼。但“文革”的岁月让他看不到演艺事业的前景，太太陈枝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在海外亲人的要求下，便下决心申请到香港定居。
香港创出新天地
1977年7月22日，手持还有一天便到期的单程通行证，黄安源肩挑着大小十余件行李，带着妻儿，汗流浃背地走过罗湖桥，那时他31岁。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心境悲凉迷惘，他作了最坏的准备——转业到建筑地盘去!
然而，音乐之神没有让他离队。较黄安源早一年多来到香港的屈文中夫妇，将黄安源介绍给香港中乐团的陈能济，再引荐给吴大江，就这样夫妇两人加入了香港中乐团。
香港中乐团于1977年10月在第二届亚洲艺术节中举行职业化第一场音乐会，黄安源用板胡独奏了《花梆子》，可说是一炮而红。此后，黄安源便和香港中乐团结下不解之缘，后来还担任起团长(乐团首席)兼助理指挥重责，三十年来，经历过四任音乐总监(吴大江、关迺忠、石信之、阎惠昌)，和总监带领乐团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与乐团在全球二三十个城市演出并担任独奏，并和乐团在2001年顺利从特区政府架构过渡到独立营运的有限公司。
此外，黄安源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举行超过一百卅场独奏会。曾与许多著名的中、西乐团合作演出。包括香港管弦乐团、英国BBC韦尔斯交响乐团、温哥华交响乐团、日本东京管弦乐团、菲律宾爱乐交响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香港小交响乐团、澳门室乐团、曼谷管弦乐团和上海、广州交响乐团以及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新加坡华乐团、澳门中乐团、台北市国乐团、台北实验国乐团、高雄实验国乐团和台南民族乐团等。1986年随香港管弦乐团赴南韩进行亚运会巡回表演，1989年再随上海交响乐团在日本巡回演出。其代表作《“梁祝”高胡协奏曲》在世界各地公演超过120场次。黄安源录制的独奏专辑唱片超过27张，监制的中乐专辑26张。他的唱片录音亦为他带来不少奖项，他的第一面奖牌便是台湾首次为他颁发最佳演奏金鼎奖(1984年)。
除胡琴演奏外，黄氏还担任过指挥、编曲、教学、评审、节目策划、电台主持、撰写文章及以专业人士形象在电视电台、报章杂志为香港政府、企业公司担化宣传大使并常参与大型慈善演出与社会活动。
黄安源于1985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9年获香港艺术家联盟首次颁发的演奏家年奖，1997年获英女皇授勋MBE，都可以说是对他在香港推动中国音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肯定。
同时，自80年代中期，黄安源还执起指挥棒，他的指挥师从丘天龙，除了经常要担任香港中乐团外展音乐会的指挥外，还指挥过乐团的套票音乐会“陆春龄从艺六十年”(1989年)、中国少数民族乐展音乐会“民俗风情画”(1992年)，高雄市实验国乐团第一届“港都国乐节”音乐会(1990年)、又指挥北京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灌录“大陆国乐名家名曲”专辑等。而且，他还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望能将他在胡琴上的技艺传授给下一代。
两弦牵动全台湾
三十年来，黄安源除了在香港对中国音乐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外，对台湾的民族音乐同样带来深远的影响。他1983年3月的首次台湾登台，是第一个由大陆培养出来而踏足宝岛的中乐专业演奏家，为此在台湾社会掀起仿如风暴般的热潮。
那次访台选奏的曲目以传统为主，除了两首板胡曲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协奏，全部伴奏只用一个扬琴加中阮，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演出前一天，被通知演奏的曲目多是“匪曲”，必须更改，否则禁演。不仅如此，“台北市国”又突然通知不能为他协奏。也就只得马上改节目，负责印制演出场刊的工厂也通宵加班待命。
那次演出安排在2500座位的台北国父纪念馆，票全都卖出。当年台湾的中乐(当地称为“国乐”)音乐会从来不卖票，亦几乎没有满座的情形。事后的回响亦确是热闹得很。可以说，当年黄安源的首次台湾之行，虽然政治上的意义较艺术为重，但对台湾的影响却不仅是国乐发展，对台湾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黄安源就凭借这个“第一”的机缘，和专业实力，开拓了在台湾的演奏市场，建立起和在香港没有两样的艺术名声和地位。其后他还不时重访，1987年曾于十六天内在台湾全岛分别巡回举办十四场独奏会，一天换一场地，每晚一场，几乎走遍并哄动了整个台湾。1991年2月至3月间在台湾再次巡回演出九场。台湾政要蒋纬国聆听黄安源演奏《梁祝》后，曾亲赴后台，多次赞叹：“太美了!”
黄安源灌录的专辑唱片，在台湾出版的占了大半，由此亦见出黄安源和台湾结缘之深，他的影响己不仅是音乐界，还扩及文化界，台湾著名画家及作家何怀硕便曾在中国时报撰文，很生动和深刻地描写了他听黄安源演奏的感受，“黄安源运弓如使长锋毛笔，厚重处如篆隶，严谨处如小楷，秀丽处如行书，飞扬处如狂草。他不是用手指在演奏，他是用整个人去制服胡琴，使它将音乐家的情怀，发为摧人心肝的音响。……在当代，他是一个高峰。”
美国授奖成殊荣
黄安源在华人世界的艺术成就，到上一世纪90年代，亦开始引起欧美乐坛的注意。纽约华美艺术协会(Chinese American ArtsCouncll简称CAAC)一年一度举办的“亚洲杰出艺人奖”，过去获奖的华裔音乐家有马友友及林昭亮，1990年是历届以来提名角逐人数最多的一次，最后能突围胜出的正是黄安源，他的获奖更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民乐演奏家。
当年的颁奖礼在1991年1月4日子纽约林肯中心雅丽丝，杜利堂举行，黄安源前往领奖外，1月7日还在纽约的音乐殿堂卡尼基齐尔厅举行了一场个人独奏会。翌年五月，又获美国RED公司评选为“90年代杰出男士”，7月再应邀赴纽约举行了三场独奏会。1999年国际权威弦乐杂志《Strad》八月号的专题是“弦乐在中国”(Strings in China)，更选用了黄安源作为封面人物。
著名乐评家詹姆士澳斯钦斯在纽约时报撰文，对黄安源的胡琴演奏作出很高的评价：“……中国弦乐器的胡琴家族，似乎为西方人开启了另一个更精致的艺术欣赏空间”，又说：“二胡以二根弦幻 化出的多彩音色，使听众于顷刻间感到西方小提琴实毋须具备四弦之多”。
胡琴无限生命力
过去二三十年来，笔者已难以数算，听过他个人的独奏，和与乐队合作演出的协奏曲形式作品有多少次了，但每次都深深被他那种专注投入，浑然忘我的认真演奏态度所感动。黄安源钻研拾数种胡琴类弦乐器，演奏并首演过大量作品，为拓展胡琴的技巧与音乐表现力，做出了诸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其专辑《黄安源与十二种胡琴》便是他用十二种不同的胡琴录制的。
在黄安源弓弦下的作品能活起来，在于他能将非凡的技艺运用到不同的作品中，结合了他对不同作品内涵精神的了解，也就能显现出不同的效果和吸引人的魅力。在《花梆子》中的急板，是那样的果断利落；《梁祝》中音色的变化是那样的丰富，感情是那样的浓郁；《苏武》却能将悲壮挺拔、苍劲、沈厚的中胡音色，宽广地表现出来。
黄安源的二胡曲，更是各具特点。《空山鸟语》的各种技法，增添了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趣；而《江河水》却有一般催人下泪的迫力；《话家史》则弥漫着悲剧性；《二泉映月》所描绘的秀丽景色中，却包含著作者浑朴而苍劲的性格；《三门峡畅想曲》气势磅礴，壮宽欢欣；《汉宫秋月》讲求的是内在意境和感情的深度，给人以哀怨悲愁的感染力……
无论黄安源演奏那一类作品，他都能借助语言的特点，和民间艺人演奏的风格，使乐曲不流于死板，于热情中见朴厚，于流丽中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要将这些特性灌注到胡琴共鸣箱中，技术的成功并不重要，一丝不苟的演奏态度和丰富动人的乐感才是关键所在。黄安源每次演出时的认真投入，以至达至忘我的境界，正是他的胡琴散发魔力的原因。
在黄安源强烈的感性演奏背后，强大而有力的理性演奏技巧，则是他的整个胡琴演奏艺术表现的基础。他对胡琴演奏的音准，力度和音色的变化，控制，不仅已达到随意所之的阶段，同时更敢于在技巧表现力上作出大胆突破的尝试，将小提琴名曲改编用胡琴奏出，便是他力求在胡琴演奏领域上不断探索的表现，是黄安源力求扩展胡琴技巧与表现力的一种大胆尝试。这种“西乐中奏”的形式，虽然观点各有不同，但显然使黄安源的技艺增添了一番神乎其技的色彩；事实上，这种尝试，也确实达到了他的“尝试用另一种语言方式表达不同的风格及旋律的美感”的目的。
家庭带来的力量
很显然地，黄安源没有忘记，他从成才之路走上成名的舞台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基础来自一直和他在乐团中共事的妻子。为此，他曾在文章中公开他在音乐事业上取得成就的“秘密”：“幸福和睦的家庭是事业的加油站，我的妻子既是我大学的同学，又是乐团的同事，如果我还可以算是一位成功男人的话，那么，她无疑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道理很简单：没有她，便没有目前拥有的和睦家庭，更没有今日的我。在人生舞台上，我们苦乐共济，携手同行。”(黄安源：《真情永在一成功男人的背后》，1997年3月9日《新晚报》)
黄安源和陈枝虹于“文革”期间因情势所逼，于年卅除夕仓促结婚，没有摆酒宴客，只用了五十元人民币买了糖果、香烟，招待闻讯前来相贺的同学与朋友。这段成于患难，因陋就简的婚姻，在此后数十年来的人生道路上苦乐共济，携手同行，终造就了两个成功的人物。
胡琴弦上的感悟
艰苦的成才经历，难以忘怀的回忆，今日的黄安源每当拉动胡琴，增多了一分豁达和满足。从寄居在亲戚木屋的日子，到自置物业，后来再迁到半山现居，其实就如他所言是像“笨鸟”那样，是一步一脚印地，咬紧牙关、胼手胝足挣回来的。为此，他一直坚持以“苦的哲学”来教导两个儿子，要让成长于物质富足的下一代有更多的经历和体验，人生才不致肤浅苍白。大儿子晨达自小就在父亲熏陶和诱导下走入胡琴世界，后来还被送往父亲的母校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专攻二胡演奏，并多次与父亲同台演出，现时在新加坡华乐团担任高胡副首席；小儿子翔达对二胡不感兴趣，离港到英国念计算机后重返香港发展。
黄安源现时最大的嗜好是收藏二胡，在香港半山区的家中工作间，收藏的二胡已超过一百把，拉拉二胡，逐一调音和维修，以保持它们的最佳状态，已成为黄安源生活中的莫大乐趣。
2003年妻子陈枝虹退休离团，黄安源则仍留在乐团协助总监阎惠昌带领乐团发展，他说：“我在香港的历史正是乐团成长的见证，因此，我对它有份特别的感情。现在中乐团的目标是向世界级努力，我的愿望是尽能力使它发展得更好，随它去到世界各地。”
事实上，黄安源出任香港中乐团团长(乐团首席)超过四分一世纪，如此长的任期在西方管弦乐团来说亦极少有，在民乐界必然是一个记录!同时，他对团长这个职务更是敬业乐业，25年来没有缺过一场乐团的套票音乐会，这更很有可能是一个世界纪录呢!他无论任何外出演奏、讲学或录音，从没有影响过香港中乐团的正式演出，这不仅可看出他和香港中乐团的独特感情和关系的密切，他那种对事业承担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更应是音乐同行的楷模。
黄安源曾经选了台湾作曲家李泰祥为他创作的《酒歌》来代表他的人生写照，该曲是根据《将进酒》写成，在此选录该千古传诵的李白名作，作为黄安源过去数十年来艺术生涯的脚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周凡夫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艺术评论家
责任编辑 张 萌
在郑学仁撰写的《吴大江传》中所写的这一段文字，记录了黄安源人生的交叉点，命运的关键时刻。
此后，他的生命和胡琴艺术再难以分割，在音乐事业上开始踏上成功之路，终而取得让音乐同行欣羡的骄人成就。笔者亦是在此时刻认识黄安源，那是1977年7月下旬，距今已近三十年了。
黄安源经常说是他的运气好，运气随着他从成长的重庆，走到北京，再走到香港，在2001年香港胡琴节节目单上，黄安源便以感恩的心说：“在我走过的胡琴之路上，多少良师益友为我默默无私地付出爱心、关怀、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令我走上音乐之途的大哥黄安集和我的伯乐方校长、感谢培养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恩师聂靖宇和蓝玉崧教授；造就我的香港中乐团和赏识我的吴大江先生以及许多无法尽录于此的前辈、同业和好友。”
其实，认识到人的能力总有局限的人，都会常存感恩之心。不过，黄安源能跨过人生的交叉点，却绝无半点幸运。认识他的人都会知道，他的成才之路，走来并不容易，也付出了很多。
难忘的校园生活
黄安源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市出生。大哥天赋极高，二胡、声乐更是无师自通，母亲希望黄安源能够做医生，黄安源的理想却是当一个杂技表演者，最后他却在大哥的影响下走进二胡世界。从八九岁开始，经过大哥几年间的教导学习，小小年纪已在重庆上台独奏了。
黄安源读完中二那年暑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重庆招生，大哥给他填了报考表，那年附中校长方 亲自到重庆监考，结果黄安源考上了，那是1959年。
能够去到首都北京念书，对于还祇是十三岁的黄安源来说，是骄傲和兴奋的事。当年黄安源是插班生考进附中，班中同学都已接受过两年二胡正规训练，相较之下，技术上差距很大，可说是望尘莫及，所以开始时很自卑，但他很勤力。很快，他的努力在班上出了“名”，更往往被同学讥笑“练琴多进步慢”。同学的讥笑却给黄安源带来了新的动力，他说：“我十分感激中学时期一位极具天份的同学对我的嘲讽：‘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练那么多琴，进步还那么慢……’，当时的我无法承受他的率直，只能躲在被窝里流眼泪，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话始终像针刺般激励着我这只笨鸟不断地向前飞，方能有我日后长足的进步。”(黄安源：《我与胡琴》，2001年香港胡琴节)
恩师蓝玉崧的提携
黄安源在附中修习的是六年制二胡专业，1963年毕业后，又被保送入中央音乐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本科继续深造。
黄安源在他个人的介绍文字中，必然会有两位老师的名字：聂靖宇和蓝玉崧(1925～1996]。但对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仍是蓝玉崧。蓝玉崧是著名音乐史家、书法家、二胡演奏家。从附中到大学毕业，黄安源都师从蓝玉崧。当年蓝玉崧的脾气并不很好，能跟他相处得较好学生不多，黄安源算是其中一位。所以，黄安源亦得到蓝王崧的真传，其后又得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及刘明源两名家的亲自指点，这实在是黄安源的机缘。聪敏、勤学加上这几位名师的悉心教导，遂使黄安源在二十岁前后，便以“充满诗意的演奏”而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蓝玉崧逝世后，黄安源曾在香港报章的专栏中这样怀念他：“古往今来，每一位成功者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师情。在我一生中多得数不清的老师里，我最感激和怀念的是我的二胡老师……二胡专家、音乐理论家、史学家和书法名家蓝玉崧教授，我从中四年级直至五年大学毕业，都是跟蓝先生学习二胡。蓝先生不仅教导我演奏二胡的方法技巧、诠绎乐曲的能力，并启发我的音乐思维，扩展我的艺术鉴赏力，将我对音乐纯感性的肤浅的认识和表达逐渐深入到音乐美学的观点层次。更重要的是，我们多年的师生交往中，蓝先生虽博学多才仍好学不倦的精神对我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黄安源：《真情永在——我的老师蓝玉崧》，1997年3月2日《新晚报》)。”“蓝先生去年不幸逝世，我为此十分悲痛。我与蓝先生多年来建立的师情，有如对父母般的亲情。他的品格和精神将成为一面明镜，照耀着我未来的路。”(黄安源：《真情永在一成功男人的背后》，1997年3月9日《新晚报》)
“文革”期间的磨炼
1966年“文革”初起黄安源才21岁，1968年大学毕业时，“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黄安源亦不例外；但可能和其它人不同的是，“文革”虽然是他“一生中不堪回忆的恶梦”，但那段非常人的生活经验，却成就他日后有血有肉的胡琴艺术的根源所在。
黄安源在“文革”时的遭遇，曾在报章专栏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述：“1969年样板团到学校点名要人，我等幸运宠儿摆脱了分配外地或下放军队农场待分的厄运，一步跨入要风得风，不可一世的中国京剧团大院。一年后我患了严重肩肘炎，完全不能拉琴，便请假回四川调治。想不到离京第二天，剧团贴出光荣下放去江青命名之‘红艺五·七干校’人员的大红榜上，我的大名明显地加在最后……成了第一批‘板刷’”(对样板团下放人员之谐称)，
“干校”位于京郊小汤山。每日无事找事，让我们做些毫无意义肮脏粗重的体力工作……终于接到通知，让我去塞外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军队农场等待分配，在那里， 曾为中央美院演出的《沙家浜》拉京胡，一演便是数月……
有半年多光景，我穿着满是油污、黑得发亮的白围裙充做全营百令人之“大厨”，做饭炒菜自不在话下。这本是对我批判“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表现不力之惩罚，但对我来说，却是无意中所获得极大的恩赐：只需做饭，什么出操、学习、批判、劳动等一概免之，这样，我使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练习由二手店花了十五元买来的小提琴(无二胡可练)；……小提琴的练习颇具成效，已可流利演奏沙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二胡却早被忘到九宵云外…… 为改变分配杭州的命运，我借了一把二胡，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老同学引荐下，接受“铁路”总团老团长的考试。我将小提琴《流浪者之歌》的快板完整流利地移植在二胡上演奏。这段炫技的快板在七十年代初足令乐界同侪侧目，故老团长目瞪口呆之余兴奋地表示，立即为我办手续，我马上补充：“还有陈枝虹……”(黄安源太太)
半个月后，我与枝虹双双赴中国铁路文工团之歌舞团报到。(黄安源：《考场春秋之三》，1996年6月2日新晚报)
进了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黄安源，除担任二胡、板胡独奏及中乐队首席外，还在管弦乐队中拉小提琴，参加小提琴齐奏小组，亦是创作组成员。几年间随着文工团到全国各处演出，艺术上得到极大磨炼。但“文革”的岁月让他看不到演艺事业的前景，太太陈枝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在海外亲人的要求下，便下决心申请到香港定居。
香港创出新天地
1977年7月22日，手持还有一天便到期的单程通行证，黄安源肩挑着大小十余件行李，带着妻儿，汗流浃背地走过罗湖桥，那时他31岁。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心境悲凉迷惘，他作了最坏的准备——转业到建筑地盘去!
然而，音乐之神没有让他离队。较黄安源早一年多来到香港的屈文中夫妇，将黄安源介绍给香港中乐团的陈能济，再引荐给吴大江，就这样夫妇两人加入了香港中乐团。
香港中乐团于1977年10月在第二届亚洲艺术节中举行职业化第一场音乐会，黄安源用板胡独奏了《花梆子》，可说是一炮而红。此后，黄安源便和香港中乐团结下不解之缘，后来还担任起团长(乐团首席)兼助理指挥重责，三十年来，经历过四任音乐总监(吴大江、关迺忠、石信之、阎惠昌)，和总监带领乐团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与乐团在全球二三十个城市演出并担任独奏，并和乐团在2001年顺利从特区政府架构过渡到独立营运的有限公司。
此外，黄安源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举行超过一百卅场独奏会。曾与许多著名的中、西乐团合作演出。包括香港管弦乐团、英国BBC韦尔斯交响乐团、温哥华交响乐团、日本东京管弦乐团、菲律宾爱乐交响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香港小交响乐团、澳门室乐团、曼谷管弦乐团和上海、广州交响乐团以及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新加坡华乐团、澳门中乐团、台北市国乐团、台北实验国乐团、高雄实验国乐团和台南民族乐团等。1986年随香港管弦乐团赴南韩进行亚运会巡回表演，1989年再随上海交响乐团在日本巡回演出。其代表作《“梁祝”高胡协奏曲》在世界各地公演超过120场次。黄安源录制的独奏专辑唱片超过27张，监制的中乐专辑26张。他的唱片录音亦为他带来不少奖项，他的第一面奖牌便是台湾首次为他颁发最佳演奏金鼎奖(1984年)。
除胡琴演奏外，黄氏还担任过指挥、编曲、教学、评审、节目策划、电台主持、撰写文章及以专业人士形象在电视电台、报章杂志为香港政府、企业公司担化宣传大使并常参与大型慈善演出与社会活动。
黄安源于1985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9年获香港艺术家联盟首次颁发的演奏家年奖，1997年获英女皇授勋MBE，都可以说是对他在香港推动中国音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肯定。
同时，自80年代中期，黄安源还执起指挥棒，他的指挥师从丘天龙，除了经常要担任香港中乐团外展音乐会的指挥外，还指挥过乐团的套票音乐会“陆春龄从艺六十年”(1989年)、中国少数民族乐展音乐会“民俗风情画”(1992年)，高雄市实验国乐团第一届“港都国乐节”音乐会(1990年)、又指挥北京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灌录“大陆国乐名家名曲”专辑等。而且，他还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望能将他在胡琴上的技艺传授给下一代。
两弦牵动全台湾
三十年来，黄安源除了在香港对中国音乐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外，对台湾的民族音乐同样带来深远的影响。他1983年3月的首次台湾登台，是第一个由大陆培养出来而踏足宝岛的中乐专业演奏家，为此在台湾社会掀起仿如风暴般的热潮。
那次访台选奏的曲目以传统为主，除了两首板胡曲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协奏，全部伴奏只用一个扬琴加中阮，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演出前一天，被通知演奏的曲目多是“匪曲”，必须更改，否则禁演。不仅如此，“台北市国”又突然通知不能为他协奏。也就只得马上改节目，负责印制演出场刊的工厂也通宵加班待命。
那次演出安排在2500座位的台北国父纪念馆，票全都卖出。当年台湾的中乐(当地称为“国乐”)音乐会从来不卖票，亦几乎没有满座的情形。事后的回响亦确是热闹得很。可以说，当年黄安源的首次台湾之行，虽然政治上的意义较艺术为重，但对台湾的影响却不仅是国乐发展，对台湾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黄安源就凭借这个“第一”的机缘，和专业实力，开拓了在台湾的演奏市场，建立起和在香港没有两样的艺术名声和地位。其后他还不时重访，1987年曾于十六天内在台湾全岛分别巡回举办十四场独奏会，一天换一场地，每晚一场，几乎走遍并哄动了整个台湾。1991年2月至3月间在台湾再次巡回演出九场。台湾政要蒋纬国聆听黄安源演奏《梁祝》后，曾亲赴后台，多次赞叹：“太美了!”
黄安源灌录的专辑唱片，在台湾出版的占了大半，由此亦见出黄安源和台湾结缘之深，他的影响己不仅是音乐界，还扩及文化界，台湾著名画家及作家何怀硕便曾在中国时报撰文，很生动和深刻地描写了他听黄安源演奏的感受，“黄安源运弓如使长锋毛笔，厚重处如篆隶，严谨处如小楷，秀丽处如行书，飞扬处如狂草。他不是用手指在演奏，他是用整个人去制服胡琴，使它将音乐家的情怀，发为摧人心肝的音响。……在当代，他是一个高峰。”
美国授奖成殊荣
黄安源在华人世界的艺术成就，到上一世纪90年代，亦开始引起欧美乐坛的注意。纽约华美艺术协会(Chinese American ArtsCouncll简称CAAC)一年一度举办的“亚洲杰出艺人奖”，过去获奖的华裔音乐家有马友友及林昭亮，1990年是历届以来提名角逐人数最多的一次，最后能突围胜出的正是黄安源，他的获奖更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民乐演奏家。
当年的颁奖礼在1991年1月4日子纽约林肯中心雅丽丝，杜利堂举行，黄安源前往领奖外，1月7日还在纽约的音乐殿堂卡尼基齐尔厅举行了一场个人独奏会。翌年五月，又获美国RED公司评选为“90年代杰出男士”，7月再应邀赴纽约举行了三场独奏会。1999年国际权威弦乐杂志《Strad》八月号的专题是“弦乐在中国”(Strings in China)，更选用了黄安源作为封面人物。
著名乐评家詹姆士澳斯钦斯在纽约时报撰文，对黄安源的胡琴演奏作出很高的评价：“……中国弦乐器的胡琴家族，似乎为西方人开启了另一个更精致的艺术欣赏空间”，又说：“二胡以二根弦幻 化出的多彩音色，使听众于顷刻间感到西方小提琴实毋须具备四弦之多”。
胡琴无限生命力
过去二三十年来，笔者已难以数算，听过他个人的独奏，和与乐队合作演出的协奏曲形式作品有多少次了，但每次都深深被他那种专注投入，浑然忘我的认真演奏态度所感动。黄安源钻研拾数种胡琴类弦乐器，演奏并首演过大量作品，为拓展胡琴的技巧与音乐表现力，做出了诸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其专辑《黄安源与十二种胡琴》便是他用十二种不同的胡琴录制的。
在黄安源弓弦下的作品能活起来，在于他能将非凡的技艺运用到不同的作品中，结合了他对不同作品内涵精神的了解，也就能显现出不同的效果和吸引人的魅力。在《花梆子》中的急板，是那样的果断利落；《梁祝》中音色的变化是那样的丰富，感情是那样的浓郁；《苏武》却能将悲壮挺拔、苍劲、沈厚的中胡音色，宽广地表现出来。
黄安源的二胡曲，更是各具特点。《空山鸟语》的各种技法，增添了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趣；而《江河水》却有一般催人下泪的迫力；《话家史》则弥漫着悲剧性；《二泉映月》所描绘的秀丽景色中，却包含著作者浑朴而苍劲的性格；《三门峡畅想曲》气势磅礴，壮宽欢欣；《汉宫秋月》讲求的是内在意境和感情的深度，给人以哀怨悲愁的感染力……
无论黄安源演奏那一类作品，他都能借助语言的特点，和民间艺人演奏的风格，使乐曲不流于死板，于热情中见朴厚，于流丽中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要将这些特性灌注到胡琴共鸣箱中，技术的成功并不重要，一丝不苟的演奏态度和丰富动人的乐感才是关键所在。黄安源每次演出时的认真投入，以至达至忘我的境界，正是他的胡琴散发魔力的原因。
在黄安源强烈的感性演奏背后，强大而有力的理性演奏技巧，则是他的整个胡琴演奏艺术表现的基础。他对胡琴演奏的音准，力度和音色的变化，控制，不仅已达到随意所之的阶段，同时更敢于在技巧表现力上作出大胆突破的尝试，将小提琴名曲改编用胡琴奏出，便是他力求在胡琴演奏领域上不断探索的表现，是黄安源力求扩展胡琴技巧与表现力的一种大胆尝试。这种“西乐中奏”的形式，虽然观点各有不同，但显然使黄安源的技艺增添了一番神乎其技的色彩；事实上，这种尝试，也确实达到了他的“尝试用另一种语言方式表达不同的风格及旋律的美感”的目的。
家庭带来的力量
很显然地，黄安源没有忘记，他从成才之路走上成名的舞台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基础来自一直和他在乐团中共事的妻子。为此，他曾在文章中公开他在音乐事业上取得成就的“秘密”：“幸福和睦的家庭是事业的加油站，我的妻子既是我大学的同学，又是乐团的同事，如果我还可以算是一位成功男人的话，那么，她无疑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道理很简单：没有她，便没有目前拥有的和睦家庭，更没有今日的我。在人生舞台上，我们苦乐共济，携手同行。”(黄安源：《真情永在一成功男人的背后》，1997年3月9日《新晚报》)
黄安源和陈枝虹于“文革”期间因情势所逼，于年卅除夕仓促结婚，没有摆酒宴客，只用了五十元人民币买了糖果、香烟，招待闻讯前来相贺的同学与朋友。这段成于患难，因陋就简的婚姻，在此后数十年来的人生道路上苦乐共济，携手同行，终造就了两个成功的人物。
胡琴弦上的感悟
艰苦的成才经历，难以忘怀的回忆，今日的黄安源每当拉动胡琴，增多了一分豁达和满足。从寄居在亲戚木屋的日子，到自置物业，后来再迁到半山现居，其实就如他所言是像“笨鸟”那样，是一步一脚印地，咬紧牙关、胼手胝足挣回来的。为此，他一直坚持以“苦的哲学”来教导两个儿子，要让成长于物质富足的下一代有更多的经历和体验，人生才不致肤浅苍白。大儿子晨达自小就在父亲熏陶和诱导下走入胡琴世界，后来还被送往父亲的母校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专攻二胡演奏，并多次与父亲同台演出，现时在新加坡华乐团担任高胡副首席；小儿子翔达对二胡不感兴趣，离港到英国念计算机后重返香港发展。
黄安源现时最大的嗜好是收藏二胡，在香港半山区的家中工作间，收藏的二胡已超过一百把，拉拉二胡，逐一调音和维修，以保持它们的最佳状态，已成为黄安源生活中的莫大乐趣。
2003年妻子陈枝虹退休离团，黄安源则仍留在乐团协助总监阎惠昌带领乐团发展，他说：“我在香港的历史正是乐团成长的见证，因此，我对它有份特别的感情。现在中乐团的目标是向世界级努力，我的愿望是尽能力使它发展得更好，随它去到世界各地。”
事实上，黄安源出任香港中乐团团长(乐团首席)超过四分一世纪，如此长的任期在西方管弦乐团来说亦极少有，在民乐界必然是一个记录!同时，他对团长这个职务更是敬业乐业，25年来没有缺过一场乐团的套票音乐会，这更很有可能是一个世界纪录呢!他无论任何外出演奏、讲学或录音，从没有影响过香港中乐团的正式演出，这不仅可看出他和香港中乐团的独特感情和关系的密切，他那种对事业承担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更应是音乐同行的楷模。
黄安源曾经选了台湾作曲家李泰祥为他创作的《酒歌》来代表他的人生写照，该曲是根据《将进酒》写成，在此选录该千古传诵的李白名作，作为黄安源过去数十年来艺术生涯的脚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周凡夫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艺术评论家
责任编辑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