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被视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重大转折,即“从被动立法到主动立法”.这种转变不是立法者的任意设想,而是社会现实变革的结果.这一现实基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国社会形成了与著作权相关的独立诉求,产业实践与司法经验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规范方案.不仅立法要回应这种变化,知识产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应具有变革的自觉.在理论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实践与司法经验的不断丰富,学界应当改变过度倚重比较研究、直接搬运外国术语、各自炮制新概念的格局,更多地关注本土问题,在梳理本土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自洽的理论,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共识达成.在实践方面,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技术与商业模式更新的日趋频繁,应当告别立法中心主义,重视法律解释,不能事事仰仗“修法”,要善于通过合理解释在既有立法之下解决问题.知往以鉴今,秦瑞玠于1914年出版的《大清著作权律释义》(原题为《著作权律释义》,下文简称《释义》)1,对我国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的转型均具有启示意义,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