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侠文化是一个游离于边缘但又不可或缺的文化系统。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有“侠以武犯禁”的记载，这是最早“侠”与“武”二字的同时出现。在往后数千年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武”、“侠”二字的合谈便悄然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武”作为“侠”的体现，“侠”成为“武”的内涵使得二者不能分离。青城绿林派于清朝末年起义形成，由于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使得此派武术融合了南北武术风格中的实用元素，并在时代变革时期将中国侠文化的精神在流派形成前后多有显现，并融合在流派内容当中。青城绿林派以“绿林”为名，更表现了此派“武”、“侠”结合的张扬特征，可以说青城绿林派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武术与侠文化在新时期的总结。
　　东周末年，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终点，也是一个列国争霸，社会极度混乱的年代。但凡社会变革的过渡时期总会有许多新生事物的出现，作为在先秦最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士”，开始有了文武分途。这也直接导致了侠的出现和侠文化的萌芽。韩云波教授曾说：“侠，横空出世——不是官而敢操生杀，不是隐而不仕朝廷，不是仙佛而节义过人，功力超人……”挥洒豪情，快意恩仇，轻生死，重言诺，已然成为了侠的代表。
　　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中，及封建社会发展的二千多年里，侠的表现总是在社会的不同变化与形势中凸显其特征。以侠的作为方式与侠义道精神的传播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刺客，游侠，侠的聚义。刺客的出现往往背负着某种使命，刺客们又以侠义的行为来延续或者完成这种使命，历史上刺客的代表有：荆轲、聂政、豫让等。游侠则是不同于此的另一种侠的体现，《史记》对游侠的评论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刺客、游侠都当属于侠的个人体现，在封建社会里随着这种行为的深入与社会发展形成矛盾时，侠的聚义便将侠文化的发展推至一个新的高度而爆发。秦末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便是开端。随后在封建社会这种侠的聚义便一次次的上演，并助推着社会的进步。
　　清朝末年，同样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终点，也是一个文化发展与总结的时期。起源于光绪年间的青城绿林派便是这个时期的众多起义中的一次。这个在四川青城赵公山起义的组织一开始便突出了它以侠为中心的特点。“侠以武犯禁”与“侠非义不立，义非侠不成”这两句话中的“武”与“义”是最能围绕侠而对其进行诠释的字，也是侠的表现最直接的两个字。那么青城绿林武术在流派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体现这二字的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一次较有规模的起义的目的绝非是为了某个武术流派的出现。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武术流派可谓是产生于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在绿林派起义军失败后，一种精神需要继承，而这种精神就是“侠义”!起义失败后，绿林派的幸存者在首领带领下躲入四川青城赵公山，对于本多是武术练家出生的绿林派起义军人来说，要发扬继承这种侠义精神，武术的肢体表达对他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所以在绿林派武术的内容当中，特别是一个套路的起式与收式动作都直接的表达了这种精神。这一点在中国武术的很多流派当中都是有所体现的，而这一特征也说明中国武术不光是一种技击术，更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与底蕴的优秀传统文化。
　　如上所言，武术既然是种文化，那文化就应当有效的挖掘它的传播价值，展示其能够流传的魅力。可传统武术在这一点上的所为却不尽如人意，大多的有实力的传统武术继承人都抱着一种较为陈旧的思维在为武术的发展做着效率不高的努力，他们热爱武术，关心武术的发展和前途，却始终找不到一个有力的点去突破，或者是找到了却不肯接受。而这一点，就是武术所蕴涵的文化力。在社会飞速发展，经济水平日益增长，人民素质普遍提高的今天，只有进一步挖掘武术有价值的东西来对口大众真正需要(如养生、发扬民族精神等)，才能让武术逐渐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使其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再进一步才能谈上突出武术的技击性，才有资本去培养具有技击能力的人才，真正的打出中国武术的特色。也才不至于让普通人一谈到传统武术就想到那些不好看的动作和不实用的招数，从而产生误解对传统武术敬而远之。所以当今武术界的人们除了大谈武术的什么内力、外力、爆发力，把人打飞几米远的时候，更应当注重武术的文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