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中战役结束后，1948年7月15日晚，华北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周士弟联名向中央军委请示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立即夺取太原。7月16日军委复电同意这个计划，指示以华北军区一兵团3个纵队、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和华北军区炮一旅担任攻城，并组成了以徐向前为书记的中共太原前敌委员会。
　　 7月23日，太原前委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进攻太原的指导原则是：首先要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控制南北机场，断绝其外援，逐步夺取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同时，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以实现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意图。为此，华北军区派出副参谋长王世英率领工作组，到太原前线帮助工作。王世英在抗日战争中曾随同周恩来副主席到太原与阎锡山进行过谈判，王世英计划利用这一关系，进城与阎谈判。徐向前认为我军虽然兵临城下，但阎锡山尚拥兵10万，依坚城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他个人的本性分析，要他放弃抵抗，那是不可能的，故不同意王世英进城。王世英和军区工作组的同志企图试探阎锡山的态度，便请示阎锡山的老师，征询他的意见，那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表示愿意进城面见阎锡山。于是，他带着徐向前致阎的信进了城，可是不久传来消息，那位老先生被阎锡山杀害了，证明争取和平解放太原是不能了。徐向前气愤地说现在只有一条，打！
　　 徐向前司令员于8月4日在榆次召开了太原前线我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太原战役于10月18日开始。在此以前，命令兵团主力八纵队首先攻克位于距太原市15公里的南郊小店镇。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立即命我二十四旅和二十二旅于10月5日上午对小店之敌先成包围，黄昏攻击至6日8时全歼守敌四十四师和保安二团，我旅七十二团五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师长李子法以下4个师级军官。于此同时，十三纵队在南黑窑歼灭了敌四十五师，生俘敌师长郑维洲。十五纵队也在南边消灭了敌七十二师、七十三师各一个团，三个纵队共歼敌1.2万人。
　　 小店战斗结束后，10月7日，华北一兵团以徐向前司令员兼政委、周士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胡耀邦政治部主任三人名义发出了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打进太原去，活捉阎锡山的口号。
　　 阎锡山为了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日本投降后他抽调了12个步兵团，以日本人作顾问专门执行施工任务，建成大纵深的有三道防线环形防御体系，有牛驼寨、淖马、小窑头、山头四大据点和100多处核心工事，要求把每个阵地都修成能经得起一万发炮弹轰击的永久性工事。阎锡山说：“太原城已经是一座碉堡城，我用碉堡组成的太原周围火海地区可抵挡150万军队。”
　　 徐向前针对阎锡山布下的碉堡战场态势，决心首先分割碉堡最多的东山敌人的布署，命令我二十四旅由南向北插入太原东山西侧孟家井，割断其与太原城的联系。二十四旅旅长邓仕俊、政委王观潮令七十二团打头阵，二营很快攻克了老虎山、方家山敌人群碉阵地，三营直出孟家井，对罕山守敌“雪耻奋斗八团”形成包围。这个团从团长到下级军官和士兵都被解放军俘虏过，经过教育后被释放，回到阎部又重操旧业。当七十二团正在组织进攻时，“奋斗八团”团长李佩膺派出代表向我方送信愿与我军谈判。二十四旅旅长邓仕俊立即命令七十二团参谋长庞克昌、侦察参谋胡兆瑞、敌工干事杨琦三人为代表，在罕山前沿与李佩膺进行谈判。在向其介绍了我军政策后，李立即答应投诚，于当晚21时全团570人撤出据点，到我军指定地点郭家庄集结。“奋斗八团”的投诚，为我军攻占小窑头阵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小窑头是我军啃的一块很硬的骨头，王新亭司令员决定二十四旅担任主攻，二十二旅六十四团配属。这块阵地共有15个山头碉堡，阎锡山布置四个师轮流把守，从10月23日到31日共进攻三次才拿下来。小窑头要塞被攻克，在敌人四大要塞中撕开了一个口子。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七纵对牛驼寨，十三纵队对山头，十五纵队对淖马三个要塞，也于11月12日先后攻克后占领。
　　 四大要塞战斗中敌人被歼3万余人，执行最后攻占太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徐向前已着手部署攻城战斗，但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考虑，命令徐兵暂缓攻城。
　　 11月16日军委致电徐、周、胡指出：“估计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北平的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南撤，增加尔后歼敌的困难。你们可再打若干星期，缩小包围圈，攻占若干要点，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巩固已得阵地就地休整，明年1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徐向前与前委成员及各纵队首长认真学习贯彻军委的作战意图，前委向部队下达了“暂缓进攻太原，转入围困、瓦解敌人，攻城部队转入整训”的命令。
　　
　　（二）
　　
　　 为了更好地瓦解敌军，徐向前、周士弟、胡耀邦亲自听取了二十四旅七十二团“迫敌罕山奋斗八团投降”的做法和经验。
　　 根据瓦解敌军任务，第八纵队所属各旅都成立了“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都成立了“政治攻势领导小组”，连队成立了政治攻势工作小组，向敌人展开全面的“攻心战”。
　　 第八纵队前线对面的敌人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十军，前委首长决定策动敌三十军起义，以我二十四旅前线指挥所为联络点。
　　 敌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是河南尉氏县人，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是一名爱国军人，西安事变时在杨虎城部任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七·七”事变后，他目睹了日军横行，生灵涂炭，誓救国于危亡，在娘子关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部击毙侵华日军七十七联队长鲤登大佐，台儿庄战役中他率二十七师与日军白刃搏斗勇敢杀敌。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除异己的政策日益不满，后来他被调任整编第三十师师长。调到太原后，阎锡山对他极力拉拢，将三十师升编为三十军，仍任军长，在物资上多加照顾。黄樵松并不为所动，他深知困守孤城，外援无望，难以持久。
　　 徐向前原是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之一，他深知曾于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起义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原在西北军同黄樵松是同事关系，于是请高树勋来到太原前线，亲自写信给黄樵松，晓以大义，希望他能以30万太原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
　　


　　 接到高树勋的信后，黄樵松反复思索，最终下定决心率部起义。10月31日，我24旅第三次攻占小窑头的那天晚上，黄樵松派他的中校参谋兼谍报队队长王震宇和随员王玉甲，通过我旅前哨阵地到我旅前线指挥所接洽起义事宜，并向我方申明目前三十军正部署在太原东城区，起义以后解放军可以通过他部防区突入城内。旅首长向纵队首长王新亭报告后，王新亭立即表态同意。在他还没来得及向兵团请示具体方案时，第二天晚上，王震宇又来到我前线指挥所，要亲自面见我最高指挥官，并要求尽快行动。
　　 此时纵队前线指挥所为此也前移到小窑头，同我二十四旅指挥所同住在一个院内，王新亭司令员和张祖谅副司令员也来了。王司令员亲自同王震宇进行洽谈。事关重大，王新亭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徐向前司令员。徐总十分高兴，要王新亭、张祖谅同三十军来人先行商谈。三十军代表与王新亭初步达成协议，即三十军让出防守的东北两城门，接应解放军入城。在此同时，徐向前派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带上他致黄樵松的亲笔信，以他二人为我方全权代表与三十军代表商谈。
　　 我记得，11月2日黄昏时刻，从兵团来了两位首长，一个高个子，一个低个子，由纵队张祖谅副司令员引进到我旅前线指挥所一座套间式的窑洞内。由于纵队首长要同三十军代表进行谈判，旅首长将他们住的套间式窑洞的里间让给纵队首长住，外间仍是旅指挥所的办公室。我当时是在二十四旅政治部秘书室工作，跟随旅政治部主任曾柯在旅前线指挥所，同旅司令部作战参谋王化英一起，都住在套间式窑洞的外间。当兵团两首长进来时，我们几个青年干部正在打扑克，我们四个人只有王化英见过胡耀邦，王化英很快站起来向胡主任打招呼。一听说是兵团胡主任，我们心情分外激动，都情不自禁地向首长行了举手礼。至于高个子首长是谁，我们四个人都不认得。胡耀邦进到窑洞里间同王新亭司令员等说了一小会儿话后，又来到外间同我们说话。他个子不高，穿着一套褪了色的黄棉军装，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很和气地对我们说：“小青年们辛苦了！”我们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该说什么好。胡耀邦见我们有点拘束，就开导说：没关系，随便摆摆龙门阵嘛。我们见他这样平易近人，就打消了顾虑，大胆讲话。王化英先说：“我们不怕苦，只要能很快解放太原，我们就高兴。”接着胡主任又逐个问了我们的年龄、籍贯和担任职务的情况。正说着，电话铃响了，是徐向前司令员打来的电话。因为首长讲话，我们就自觉地退了出来。
　　 这时，那个不相识的高个子拿着一个茶缸到院里要水漱口，我们趁给他端水的机会，就顺便问了声：“你是哪位首长？”他说：“我是高树勋。”呵！难道就是在平汉线上起义的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吗？我们曾经唱过他的歌子，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猜测。组织科长蔡琦一下就猜出了原由。当时太原战役正在转入围困瓦解敌军阶段，我们旅对面阵地上的敌人是国民党三十军，高树勋来这里同争取敌军起义有关。
　　 晚饭后，有两个穿便衣的军人在纵队副司令员张祖谅的陪同下，走进胡主任的里间窑洞里。整整一个晚上，首长们没有休息，开了一夜会，大部分是胡主任在讲话，当时开会的内容我们根本不知道。
　　 后半夜时，纵队参谋处处长晋夫等人来到了指挥所。第二天拂晓晋夫也穿着便衣同另外几个着便装的人，一块儿离开了指挥所院子，胡耀邦主任、王新亭司令员与张祖谅副司令员将他们送出了大门。
　　 过后，我们才知道了那天晚上胡耀邦主任同三十军代表王震宇谈判的全部内容。三十军联络代表首先表示了黄军长起义的决心，并提出了四点要求：①起义后黄参加省政府；②保持部队的实力和番号；③得到补充和休整；④暂不调往别地。这些条件胡耀邦一一答应。
　　 经过交谈，切实弄清了黄军长高举义旗的诚意时，胡耀邦才把徐向前司令员致黄樵松军长的信交给其联络代表王震宇，信的原文如下：
　　樵松军长勋鉴：
　　 来函敬悉，贵军长为早日解放太原30万人民于水火，拟高举义旗，实属对山西人民一大贡献。向前当保证贵军起义后仍编为一个军，一切待遇与人民解放军同。惟时机紧迫，更为缜密计，事不宜迟。至于具体问题，兹特请高总司令树勋将军，并派本军胡政治部主任耀邦，来前线代表向前全权进行商谈。
　　 专此即颂军祺。
　　 徐向前
　　 11月2日
　　 黄樵松的联络代表王震宇接过信过目，答应定将徐、高（高树勋也给黄樵松捎了一封信）信交给黄军长。双方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谈判。王震宇转达了黄樵松军部三十军起义时的行动计划和部署：“黄军长决定先以交换休整为名，将第一线阵地上的部队留一小部，为贵军布置进出城关走廊。原二线部队向大东门附近移动，全军集结于城北享堂一带，准备届时控制大小北门和大小东门，接应贵军进据东关和北关，切断阎军的外围各点。同时，三十军与贵军由大小北门并肩入城，一部占据东北城角，监视驻扎该地的阎军部队；主力部队以后小河及鼓楼为据点，包围阎锡山的绥署，隔断阎的城内布置，进而用兵谏方式，着阎下令停止战斗，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
　　 胡耀邦主任接过王震宇的话，回答说：“请联络官先生向黄军长转达，黄军长以人民利益为重迎我军入城共同解决太原问题，他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表示敬佩。只要黄军长愿意脱离蒋阎顽固派，我们非常欢迎，人民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希望黄军长调遣部队迎我军入城，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由我军承担，至于能否胁迫阎锡山交械投诚，那还得看战斗结果如何，估计斗争的结局，不会像黄军长预料的那样轻松。”
　　 最后商定，起义时间很快定下来之后，我军乘机攻取太原，黄樵松的三十军交出大小东门等防地，放我军入城围攻绥靖公署，消灭阎锡山顽固军，三十军撤出城外集结，接收改编。王震宇当即又提出：“现在商定的方案，回城后得报秉黄军长。为了勾通城内城外联络交换情报，望贵军派出联络官一同入城，我们保证其安全。”事关重大紧要，迫在眉睫，胡耀邦当即到外间我旅的电话机上打电话请示徐向前（当时纵队的前线指挥所是临时设立的，没有架电话，同二十四旅指挥所同用一个电话，我旅作战参谋王化英值班守电话，我同王化英睡在一块儿）。打完电话回来，并没有讲出与徐司令员通话的全部内容，只是说，徐司令员同意派个人随同入城。随之和王新亭说：“选谁去合适呢？”胡主任提出得选一名政治上很强又懂军事的人作代表，最后由王新亭提出决定派八纵司令部参谋处长晋夫（对三十军联络官说是宣传部长）和侦察参谋翟许友（对三十军联络官说是晋夫的通讯员），随同三十军联络人员进城。
　　 但是，胡主任在同王新亭商量选派进城的代表时，丝毫没有透露他曾向徐向前司令员请求他亲自进城去组织黄樵松起义的事。后来，徐帅写的《历史的回顾》（下）第786页，才公开了当时的电话内容。徐说：“你是政治部主任，打仗需要你，那里面的情况还没搞确实，去不得，另外派个人去吧！”事隔37年后，1985年9月6日，当时在中央领导位置的胡耀邦给黄樵松家乡———河南尉氏县政协的亲笔信中也说：当时，“我同王震宇交谈磋商后，原拟自己进城同黄樵松军长会晤，经电话同向前同志商量，向前同志认为不需要亲自出马，才改派六十军（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同志和侦察参谋翟许友进城的。”
　　
　　（三）
　　
　　 晋夫，原名吕金印、吕守成，河南洛阳人，1917年生，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八路军当过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参谋、军分区参谋主任，太岳军区作战科长、八纵队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他作战勇敢，参谋业务熟悉，起草作战命令很快，工作细致，精明能干，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强。
　　 翟许友，山西稷山县人，1938年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194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八纵队侦察队副队长，纵队侦察参谋。
　　


　　 那天晚上，胡耀邦亲自在窑洞外间同晋夫、翟许友谈话交待任务。他说：“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认为你们去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这个任务是深入虎穴，要同敌人斗智斗勇，环境复杂，任务艰巨，可能还有生命危险，希望你们精心沉着完成任务。”
　　 晋夫和翟许友表示：“共产党员只要党需要，为人民牺牲也甘心。”
　　 11月3日拂晓，晋夫、翟许友同三十军代表王震宇、王玉甲离开了指挥所。出大门上路时，正是初冬时节，寒意甚浓。王新亭司令员同晋夫握手告别时，觉得晋夫的手很凉，他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草绿色毛衣给晋夫穿上，晋夫很激动。胡耀邦、王新亭和张祖谅司令员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告别。当晋夫穿毛衣时，王新亭又再次叮咛如何里应外合，要他们随时提高警惕。
　　 3日这天，王新亭司令员命令团以上干部做好部队秘密入城的准备。上午胡耀邦在地铺上休息，午饭后他出来还同我们几个小青年打了一会儿扑克。3点以后，他不断地询问前沿阵地敌方有无动静，黄昏后，他更是坐卧不安，急得团团转。这天晚上他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在分析三十军方面的情况。由于一直得不到任何消息，高树勋也非常着急，他向胡主任提出，从他的旧部中派出一名与黄樵松比较熟悉的师级军官去联络。胡主任令张祖谅副司令员亲自打电话向徐向前司令员报告了这一意见，徐司令员没有同意这个意见。
　　 4日，太阳刚刚出山，兵团又来了两位干部同胡主任、高树勋细语，后同胡主任等很快离开指挥所回兵团，从他们当时表情中，我们已预料到不幸的事发生了。
　　 事后得知，11月2日当黄樵松军长派王震宇中校前来我方洽谈起义事宜的同时，他于当晚召集所部师长、团长部署起义事项。由于保密不周，防范措施不力，被所辖师长戴炳南出卖，向阎锡山告密。在王震宇他们返回前，黄樵松就遭到了阎锡山的诱捕。我方对此全然不知，晋夫一行四人，于3日晨进入敌方阵地即遭逮捕，4日后太原城内我党地下情报向我方通报了这一情况。
　　 策动起义没有成功，胡耀邦主任指示各部队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前线阵地上广泛开展。我旅阵地正面热闹非凡，前沿阵地上的我军指战员根据不同对象展开攻心战。我记得当时，我旅对三十军官兵喊话，发射宣传单常用以下口语：“胡宗南恐慌在西安，蒋介石准备逃台湾，太原城很快被攻占，三十军你们怎么办？”
　　 仅一个冬天，我们八纵队通过阵地喊话，发射宣传单、发动其家属写信、释放俘虏等形式，结合军事打击，瓦解敌军12400人，使敌人士气更加沮丧。
　　 11月6日晨，阎锡山用五辆吉普车送黄樵松、晋夫、王震宇、翟许友、王玉甲五人去太原飞机场，穿过汾河大桥时，车子突然停留在一片野地里，中间的一辆吉普车里，坐着被五花大绑的晋夫，敌宪兵把晋夫架了出来。一下车，晋夫挺胸站立，怒目而视，对着敌人的宪兵副营长蔡子纯嘲笑说：“还要你们这样辛苦干什么，在什么地方死不一样！”蔡子纯恶狠狠地说：“嘿！还怪硬气哩，是共产党的硬骨头！”随之嚎叫：“来人！架过去枪毙！”晋夫说：“架什么，自己有腿自己会走！”说罢，向远方走去，挺起胸膛，等待着敌人开枪。他对身旁的翟许友说：“敌人要下毒手，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高喊“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喊出来匪徒们就堵塞了他的嘴巴，蔡子纯说：“毙死，便宜了你！”命令宪兵又把晋夫二人架上吉普车，拉到圪塔沟机场，上飞机押送南京。
　　
　　（四）
　　
　　 1948年11月11日，南京国民党国防部总监部和军法局两次开庭审讯晋夫和黄樵松等。晋夫正气凛然痛斥敌人道：“全国即将解放，清算你们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当时审判长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他问晋夫：“你为什么要当间谍？”晋夫驳斥说：“我不是间谍，我是光明正大来接受三十军起义的。”问黄樵松：“你为什么要叛变？”黄樵松说：“我不是叛变，我早就不愿意帮蒋介石打屠杀人民的内战，更不愿为阎老贼当炮灰！”黄军长还慷慨地说：“晋夫宣传部长是我请来的，王震宇队长是我命令他去的，要杀杀我，他们无罪。”
　　 后来，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死刑。晋夫挺立在敌人法庭上，两名敌军官拿着判决书叫晋夫签字。晋夫横眉冷对说：“我是共产党员，人们解放军的战士，落在你们手里就没打算活，要杀听便，还签什么字！”并对旁边的黄樵松说：“黄军长，你也没罪，有罪的正是打内战屠杀人民的蒋介石和阎锡山之流，该杀的也是他们，死吓不倒咱们，会有人替咱们报仇的……”
　　 1948年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被害于南京东门外国民党“军事监狱”院里。
　　 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军管会始将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位的遗体，从莫愁湖迁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内。
　　 黄、晋、王三位烈士都是为太原解放、为山西人民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山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并于1979年11月将黄樵松烈士的骨灰由南京迁来安放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
　　 国民党军事法庭当年11月，还判处跟随晋夫进城的侦察参谋翟许友和跟随王震宇出城的副官王玉甲无期徒刑，关进南京军事监狱，受尽折磨。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们又回到部队，据十八兵团时胡耀邦主任的秘书贺明同志回忆，翟许友回来后，胡耀邦主任十分关心，派他前去为翟许友补发了被服等生活用品。徐向前元帅和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对英勇就义的黄、晋、王三烈士特别关怀。1985年9月6日，胡耀邦在百忙中还亲自写信给河南尉氏县政协，答复关于黄樵松及太原起义的史实问题。据曾在徐帅身边担任过作战参谋的乔希章将军回忆：“1984年5月1日，当时在南京休息的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突然提出要去雨花台烈士陵园参观，并看望晋夫烈士的照片。徐帅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容光焕发，步履稳健。他来到雨花台陵园烈士史料陈列室仔细读着文字介绍，在晋夫烈士像前，徐帅告诉随行人员：出卖晋夫的那个国民党师长（指戴炳南），我们打太原，把他从一口棺材里活捉出来”。
　　 （责编 武胜利）
　　 （题图为攻占双塔寺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