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村小上学。那年冬天寒冷无比，40多岁的母亲由于积劳成疾突然离开了我们。一家人六神无主，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才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大哥和二哥分别返校继续完成学业，6岁的弟弟暂时寄居在山里的舅舅家，我则跟着父亲去了他镇上的单位一起生活。父亲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部队复员，先在乡政府当文书，后来又去了粮管所，那时在供销社食品加工厂当会计兼仓库保管员。
　　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把部队里严肃认真、公私分明的作风带到了工作中，他不愿麻烦别人帮我转学，我不得不继续在村小读书。那时我们班有8个同学住校，他们的家在遥远的大山里，所以自带粮食和柴火到学校搭膳。父亲除了给我缴学费外，极少关心我的生活，由于村里离镇上路途较远，我无法赶回镇上吃饭，午饭自然没有着落。那几个同学知道我的情況后都拉我一起去吃中饭，我不忍心吃他们本就不多的口粮和干菜，所以中午放学后我有时会回到村中的家里。可当打开冰冷的锁看见空荡荡的屋子，想起母亲在世的时光时，我总是禁不住潸然泪下。因此，大多时间我中午会一个人偷偷跑到学校后面生产队的田里，用秋收后的干稻草当床，躺在上面晒太阳，直到快到下午上课的时间才返回教室。
　　有天下午放学，寒风呼啸，天还下着小雨，我身着单衣，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又冷又饿地回到镇上父亲的宿舍。父亲的宿舍连着仓库，我放下书包，偷偷地从仓库窗户看了看父亲，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正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我又瞄了瞄存放在仓库里一堆堆的饼干，不禁咽了一下口水，感觉身上更冷、肚子更饿了。
　　父亲的同事彭叔叔刚好路过仓库门口，看见我冻得直打哆嗦，便拉我到他们上班烤饼干的炉火前取暖。烤着炉火，我感觉身上不那么冷了。由于没有吃午饭，我饥饿难耐，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炉火旁边。当我醒来时，彭叔叔端着一杯热水递给我，转身跑去喊父亲。我喝了几口热水，看见旁边放着一托盘刚刚出炉的饼干，热气和香气一起扑面而来，真香呀！我实在忍不住了，便趁着没人偷偷拿了一块，迅速塞进嘴里狼吞虎咽起来。
　　当父亲和彭叔叔赶过来时，我嘴角上还留着饼干渣，父亲看见了，脸唰的一下红了，尴尬地看了看彭叔叔。彭叔叔赶紧说：“孩子都饿晕了，就一块饼干，没事的！”父亲二话不说，把我拉回宿舍，不由分说便打了我一记耳光。压抑了很久的我，放声大哭起来……
　　直到后来，我才从彭叔叔那里得知：父亲从乡政府文书调到粮管所做会计，再到加工厂做仓库保管员，都是因为他那“死脑筋”。他办事只讲原则，不讲情面，“得罪”了很多人。那时厂里有一些工人会偷偷带一点饼干回家，被父亲知道后还扣过他们的工资。为了不让那些人说闲话，父亲请彭叔叔做证人，补交了五角钱给厂里，作为赔偿被我吃掉的那块饼干的损失。
　　如今我已工作30年了，每当想起父亲的那记耳光，脸上依然火辣辣的。我非但不会记恨父亲，反而更加敬重父亲的所作所为，是父亲的那记耳光教会了我做人处世的道理，是清廉的家风让我走得更远、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