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月3日，初春的蓉城在微微细雨中多了一份寒意，而郫县犀浦却是一派火热的建设场面：熙攘的人流、不弱于城市的栉次高楼、现代化的高铁，犀浦倍显活力。大学城、工业镇，仅仅这两个字眼，就让犀浦非同一般。
郫县是中国的百强县之一，上世纪末期在这里展开的工业潮就已成为四川一道亮丽的风景，因而，理所当然，四川此次推出的14个“工业强县”示范县，平原区的代表，成都除双流外，自然少不了郫县。在这里，就县域经济的发展采访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叶子荣博士，显得尤为契合。
“我对县域，对农村太熟悉了。”约记者在茶楼见面时，叶教授高兴地说，“长期关注三农问题，曾在扶贫问题研究方面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我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感情。”
推动农业税改革
父亲早逝，那年叶子荣不到5岁。7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柔弱的身子养大。幼时的艰辛至今仍是心头的痛，但这也给了叶子荣更为丰富的磨砺。他打过零工，担过石灰。1971年初，仅14岁多点的他参加了工作——在铁匠铺干上了小铁匠，且一干就是9年多。
恢复高考后，1980年叶子荣以丰都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财大财政系。本科期间，就在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毕业后，叶子荣留校任教，主讲财政、税收方面的课程。此后，他在财经期刊上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在财税界产生很大反响，很多有名的全国性学术会议都要邀请他参加。
担任三届成都市政协委员、两届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使他有较好的条件深入基层。上世纪90年代末，他与同事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扶贫方面的调研工作，有机会让他跑遍了全国主要的贫困地区，看到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三农”问题的严峻，结合其专业，他写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四川省农村税负改革调查报告”， 得到当时四川省主要领导的批示。随后，他再一次大胆地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在一些公开场合和论述中多次提出希望取消农业税），这份建议被放到了当时全国政协领导和国家财政部领导的案头。
在《从公社化到产业化，农业税何处去？》一文中，他曾针对当时的农村税费改革的不足指出，如果不废止农业税，只是取消“统筹提留”和“两工”，并没有超越清朝时雍政王朝推行的“摊丁入亩”。完全取消农业税，是农村税费改革重大的历史性突破，这对当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调入西南交通大学后，叶子荣仍然关注农村的发展。长期从事农村方面的调查，他发现“三农”困境还有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政府的支农部门一长串，仅支农资金就分别掌握在20多个部门手中，‘群龙治水’，各个部门都在关心农业，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很多会议上，叶子荣谈到抓“三农”、抓扶贫开发部门应该整合，权力应该集中。让他欣喜的是，中央大部制改革解决了政出多门的问题。“现在好了，农业归口了，很多涉农部门整合到了一起。而且，现在还提出了‘精准式扶贫’。同时，县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农村更有希望了。”
2006年，叶子荣被评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2014年1月，他受聘担任四川省政府参事。
对话
《当代县域经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这是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几大任务，其中，稳增长是首要任务。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要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从财税这个角度看，对县域经济而言，如何理解呢？
叶子荣：我对政府“减税降费”的政策关注非常多，毕竟是搞这一块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就已提出了“费改税”“清费立税”，就是要把不合理的收费搞掉，把税立起来。当时，政府的收入中，税收占比不到40%，其余就是政府的各种收费，非税收入占到50%以上。
20年过去了，我国的税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就一般预算里，税收已占到了95%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能形成这样的结构来之不易。现在占比已不多的收费里面，更多的是跟政府基金联系得很紧密。2013年，政府基金收入3.5个亿，很多是通过收费来的，如水、电、气和房地产领域内政府的收费或基金等。
新的《预算法》今年开始实施，现在政府努力做好“降费”这一块的文章，降费与减税一样，都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实实在在地让企业受益，让老百姓提高收入，对政府来讲，降费实际上是对政府收入行为的规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之中，与市场化体制相适应的不是收费，而是税收。
为什么这么说呢？“普遍性降费”就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县域，县级政府要规范自己，管好自己的手，减少收费，压缩收费，该取消的要取消，真正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依法征税。
对于“结构性减税”，说到底，与“精准式扶贫”是一样的道理，哪些产业需要扶持需要发展，那这些产业就应该减税，而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就不应该减，必须通过税收的方式，淘汰那些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的产业，从而有效引导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当代县域经济》：那就是说，通过财税这个政府“有形的手”的调节，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降费规范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用减税放活企业，从而促进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叶子荣：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这是人类社会提高生存质量的本能要求，不要“带血的GDP”“污染的GDP”，要发展新兴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把“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
转变发展模式正在进行时。有高科技含量的创新性发展才是有质量的发展、有效益的发展。
《当代县域经济》：我们注意到，省政府提出要“抓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投资机会，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这说明，投资拉动仍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手段。
叶子荣：要像互联网一样全方位联通，其功效才会不断放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利于县域发展。即使是远离大都市的县域，一旦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立即压缩了距离感，提升了接受经济辐射的发展能力，就能够盯住那几个“新”，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盯住这些来进行资源配置。
那么，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县级政府的债务已经比较重，越是发展得快的政府债务负担越重。目前，尤其要注意不断化解债务。
《当代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必须发展，发展就必须有相应的投资，在当前一些县级政府债务较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有效避免风险？
叶子荣：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在政府三大经济职能中：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两大职能都在中央层级，地方政府是配合。与地方政府最为密切的是资源配置职能。很多自然资源具有区域性特征，地方政府更靠近这些资源，它对其配置更能瞄准市场需求，发挥属地化优势，提升配置效率。
对县级政府而言，能够通过它实现优化配置的资源最重要就是土地这一块。对于耕地，家庭联产承包制长期不变，地方政府可以从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来考虑，这既能增加农民收入，也能增加政府财政。农业产业化不仅能够化解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诸多矛盾，还能够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提高农产品品质，避免类似到日本去买高价大米事件的发生。要农业受益、消费者受惠、政府财政增收，形成多方共赢局面。
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一块而言。以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更多的是农民自主，乡镇政府也许只是协助性引导。应该依据前面谈到的政府职能分工原理和“扩权强县”后县级政府权责进一步充实的现实，让县级政府更多地承担起经营性建设用地配置的职责。这是因为县级政府站的层次更高，考虑的是更为全局性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两化互动”已经明确无误告诉我们，中国发展空间已经实质性地向县域转移。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之成为县域“两化互动”原动力的重要来源。
《当代县域经济》：2月13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工业强县富县建设夯实底部基础的实施意见》，县级政府应如何推进“工业强县培育工程”呢？
叶子荣：要推进“工业强县”，一方面要练好内功，规范行政行为，切实做好“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做优环境，做实服务。另一方面，要抓住省政府提出的几个“新”字进行招商引资，发挥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资源，特别是做好与天府新区等国家级新区高端产业的对接，从而拉动投资，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郫县是中国的百强县之一，上世纪末期在这里展开的工业潮就已成为四川一道亮丽的风景，因而，理所当然，四川此次推出的14个“工业强县”示范县，平原区的代表，成都除双流外，自然少不了郫县。在这里，就县域经济的发展采访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叶子荣博士，显得尤为契合。
“我对县域，对农村太熟悉了。”约记者在茶楼见面时，叶教授高兴地说，“长期关注三农问题，曾在扶贫问题研究方面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我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感情。”
推动农业税改革
父亲早逝，那年叶子荣不到5岁。7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柔弱的身子养大。幼时的艰辛至今仍是心头的痛，但这也给了叶子荣更为丰富的磨砺。他打过零工，担过石灰。1971年初，仅14岁多点的他参加了工作——在铁匠铺干上了小铁匠，且一干就是9年多。
恢复高考后，1980年叶子荣以丰都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财大财政系。本科期间，就在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毕业后，叶子荣留校任教，主讲财政、税收方面的课程。此后，他在财经期刊上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在财税界产生很大反响，很多有名的全国性学术会议都要邀请他参加。
担任三届成都市政协委员、两届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使他有较好的条件深入基层。上世纪90年代末，他与同事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扶贫方面的调研工作，有机会让他跑遍了全国主要的贫困地区，看到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三农”问题的严峻，结合其专业，他写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四川省农村税负改革调查报告”， 得到当时四川省主要领导的批示。随后，他再一次大胆地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在一些公开场合和论述中多次提出希望取消农业税），这份建议被放到了当时全国政协领导和国家财政部领导的案头。
在《从公社化到产业化，农业税何处去？》一文中，他曾针对当时的农村税费改革的不足指出，如果不废止农业税，只是取消“统筹提留”和“两工”，并没有超越清朝时雍政王朝推行的“摊丁入亩”。完全取消农业税，是农村税费改革重大的历史性突破，这对当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调入西南交通大学后，叶子荣仍然关注农村的发展。长期从事农村方面的调查，他发现“三农”困境还有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政府的支农部门一长串，仅支农资金就分别掌握在20多个部门手中，‘群龙治水’，各个部门都在关心农业，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很多会议上，叶子荣谈到抓“三农”、抓扶贫开发部门应该整合，权力应该集中。让他欣喜的是，中央大部制改革解决了政出多门的问题。“现在好了，农业归口了，很多涉农部门整合到了一起。而且，现在还提出了‘精准式扶贫’。同时，县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农村更有希望了。”
2006年，叶子荣被评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2014年1月，他受聘担任四川省政府参事。
对话
《当代县域经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这是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几大任务，其中，稳增长是首要任务。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要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从财税这个角度看，对县域经济而言，如何理解呢？
叶子荣：我对政府“减税降费”的政策关注非常多，毕竟是搞这一块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就已提出了“费改税”“清费立税”，就是要把不合理的收费搞掉，把税立起来。当时，政府的收入中，税收占比不到40%，其余就是政府的各种收费，非税收入占到50%以上。
20年过去了，我国的税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就一般预算里，税收已占到了95%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能形成这样的结构来之不易。现在占比已不多的收费里面，更多的是跟政府基金联系得很紧密。2013年，政府基金收入3.5个亿，很多是通过收费来的，如水、电、气和房地产领域内政府的收费或基金等。
新的《预算法》今年开始实施，现在政府努力做好“降费”这一块的文章，降费与减税一样，都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实实在在地让企业受益，让老百姓提高收入，对政府来讲，降费实际上是对政府收入行为的规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之中，与市场化体制相适应的不是收费，而是税收。
为什么这么说呢？“普遍性降费”就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县域，县级政府要规范自己，管好自己的手，减少收费，压缩收费，该取消的要取消，真正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依法征税。
对于“结构性减税”，说到底，与“精准式扶贫”是一样的道理，哪些产业需要扶持需要发展，那这些产业就应该减税，而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就不应该减，必须通过税收的方式，淘汰那些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的产业，从而有效引导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当代县域经济》：那就是说，通过财税这个政府“有形的手”的调节，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降费规范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用减税放活企业，从而促进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叶子荣：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这是人类社会提高生存质量的本能要求，不要“带血的GDP”“污染的GDP”，要发展新兴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把“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
转变发展模式正在进行时。有高科技含量的创新性发展才是有质量的发展、有效益的发展。
《当代县域经济》：我们注意到，省政府提出要“抓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投资机会，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这说明，投资拉动仍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手段。
叶子荣：要像互联网一样全方位联通，其功效才会不断放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利于县域发展。即使是远离大都市的县域，一旦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立即压缩了距离感，提升了接受经济辐射的发展能力，就能够盯住那几个“新”，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盯住这些来进行资源配置。
那么，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县级政府的债务已经比较重，越是发展得快的政府债务负担越重。目前，尤其要注意不断化解债务。
《当代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必须发展，发展就必须有相应的投资，在当前一些县级政府债务较重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有效避免风险？
叶子荣：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在政府三大经济职能中：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两大职能都在中央层级，地方政府是配合。与地方政府最为密切的是资源配置职能。很多自然资源具有区域性特征，地方政府更靠近这些资源，它对其配置更能瞄准市场需求，发挥属地化优势，提升配置效率。
对县级政府而言，能够通过它实现优化配置的资源最重要就是土地这一块。对于耕地，家庭联产承包制长期不变，地方政府可以从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来考虑，这既能增加农民收入，也能增加政府财政。农业产业化不仅能够化解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诸多矛盾，还能够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提高农产品品质，避免类似到日本去买高价大米事件的发生。要农业受益、消费者受惠、政府财政增收，形成多方共赢局面。
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一块而言。以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更多的是农民自主，乡镇政府也许只是协助性引导。应该依据前面谈到的政府职能分工原理和“扩权强县”后县级政府权责进一步充实的现实，让县级政府更多地承担起经营性建设用地配置的职责。这是因为县级政府站的层次更高，考虑的是更为全局性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两化互动”已经明确无误告诉我们，中国发展空间已经实质性地向县域转移。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之成为县域“两化互动”原动力的重要来源。
《当代县域经济》：2月13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工业强县富县建设夯实底部基础的实施意见》，县级政府应如何推进“工业强县培育工程”呢？
叶子荣：要推进“工业强县”，一方面要练好内功，规范行政行为，切实做好“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做优环境，做实服务。另一方面，要抓住省政府提出的几个“新”字进行招商引资，发挥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资源，特别是做好与天府新区等国家级新区高端产业的对接，从而拉动投资，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