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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语教育是克服对外交往语言障碍的路径选择。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应取决于某种外语的使用价值，而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把外语教育的语种选择与政治挂钩，根据国家间的关系来确定外语教育语种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外语教育语种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关键词]外语教育语种；演变；管窥；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4-0076-02
著名人士张奚若认为：“外语教育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桥梁工程”。〔1〕它是解决对外交往语言障碍的路径选择。外语既可以为国家政府间的友好交往服务，发挥对外交流工具的功能；亦有利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方面，是一国民众了解他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工具。作为交流工具，外语不属于上层建筑，是没有阶级性的。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主要应取决于其使用价值，而不应该是抽象的政治标准。而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与政治相挂钩，左右于我国对外政策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外语教育语种的演变也折射出了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变化。
一、具有政治色彩的我国外语教育的语种选择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政府根据国家间关系的来确定外语教育的语种，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左右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总的来说，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经历了由突出强调俄语而其他语种缓慢发展到以英语为主多语种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与我国对外政策由向苏联“一边倒”，逐步转向全方位多边外交的历程是相对应的，因此二者是密切关联的。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二、我国外语教育语种与中国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相对应变化的三个阶段
(一)50年代前期大力发展俄语，英语教育发展受挫，其他语种发展缓慢。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实行对苏联“一边倒”，联俄抗美的外交政策。
1.这一时期外语教育语种的变化
俄语在这一时期一枝独秀。中学里学习俄语蔚然成风，东北所有的中学，北京和其他城市的59所中学都教授俄语；社会上也掀起了俄语学习的高潮，不同层次的俄语学习班、培训班、学校等快速发展；到1952年，全国有57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教育部只保留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负责培养全国的中学英语师资。“俄语热”造成俄语教育片面发展，外语语种比例失调，俄语人才供大于求，英语人才奇缺，其他等语种发展缓慢。
2.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变化
这一时期冷战爆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形成，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投入到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对苏联“一边倒”。
冷战开始后直至60年代末，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来包围和遏制中国；日本在战后始终追随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亲美的韩国政府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政府也都积极为美国拼凑的东北亚联盟出力，包围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除越南和柬埔寨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外，其余国家在美国的怂容下或是与中国处于冷战状态或是相互政治隔绝。〔2〕中国处在复杂而险恶的周边环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盟友。环顾四周，隶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欧美强国仍然对中国怀有敌意，广大的非洲国家仍忙于民族民主革命而与殖民地宗主国的欧洲国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并且有可能给中国以援助的仅有苏联一国。因为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取得革命的胜利始终得到社会主义头号强国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同苏联有着历史上的友好渊源；中国建国后所建立起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苏联极为相似，因而苏联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苏联也希望通过中国的加入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向苏联“一边倒”具有可行性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新中国将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3〕
(二)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俄语教育发展趋缓，英语发展速度较快，其他语种缓慢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同时亦有矛盾和斗争，并逐渐把外交政策转变为联美抗苏的对美国“一边倒”，同时注重发展与亚非拉及欧洲国家的友好关系。
1.这一时期外语语种的变化
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关于外语教育语种的政策：
1956年，教育部确定外语教学中俄语与英语的比例是1：1，随后又规定俄语占1/3，2/3为英语和其他语言；1962年，周恩来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要办好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等五种国际通用语言，要在10-20年内把世界上主要语种都办起来。1964年《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颁布，纠正了外语教育语种严重偏向的问题，指出要注重各外語语种的比例，确立英语为第一外语。〔4〕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俄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比例下降，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比例日益上升，英语逐渐取代俄语成为第一外语，多语种全面发展的格局日趋确立。这些措施符合中俄两国虽有矛盾和斗争但总体缓和，以及向美国“一边倒”的形势；也是中国正在与使用世界主要通用语言英语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积极交往与合作的明证。
2.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
在这一时期两大阵营分化和瓦解，昔日朋友不可靠，中国两面受敌，必须重择盟友。
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由于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两个对立阵营内部各个盟国的独立自主倾向日益加强，并逐渐导致两大阵营的解体，中苏关系也随之恶化。赫鲁晓夫上台后，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58年苏联企图通过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来控制中国，遭到中国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后，两国关系出现裂痕；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并且撤走了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给中国的建设造成很大困难。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反华立场，把中国视为其实现世界和亚洲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巨大障碍，派军进驻蒙古，南联印度、越南，南北夹击包围中国；印度和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都相继开始推行霸权主义，这使得中国周边危机四伏。〔5〕两国关系因此恶化加剧，盟友关系难以存续。
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以及盟国自主倾向的加强，以及与实力和扩张欲日益膨胀的苏联搞军备竞赛，严重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稳定，美国急切想改变这一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1969年初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并且力主改善美中关系，积极主动地向中国抛出橄榄枝。
伴随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美关系日趋缓和，以及苏攻美守的国际格局的日渐显现，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在科学判断中苏矛盾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决定在全面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的同时倒向美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在经历一段既反美又反苏的过渡期后，开始将重心转向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一些西方国家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展了友好往来。这些举措有效地改变了由于长期同美国对立和中苏的关系恶化给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不利状态。
(三)70年代以来是以英语为主多语种全面协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逐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1.这一时期的语种是以英语为主，世界各个友好国家语种全面发展时期。确立以英语这种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国际通用语言为主，日俄德法等多语种全面发展的政策是我国外语语种选择标准成熟的重要标志。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落实，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外语教育尤其英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79年，教育部要求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要把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同时注意日、法、德等外语的比例。〔6〕以英语为主，多种外语全面发展的格局日趋形成，这也折射出我国的全方位外交。
2.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政策。
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开始向多极化发展，东西之间、美苏之间关系都逐渐从紧张走向缓和。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總结后，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其中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中国政府据此制定了一条崭新的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中美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签订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于1979年1月起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之间在经过多年磋商之后，于1989 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也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日于1972 年9月正式建交后，又在1978年10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7〕中国在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正常邦交的同时，也广泛地发展了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三、结语
在20世纪50——80年代，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经历了由政治标准到使用价值标准的过程；由强调一种外语而忽视其他语种，到以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为主的多语种全面科学发展过程；由学习某一超级大国的语言到学习世界上所有友好国家的语言转变的过程；这一变化与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联苏抗美、联美抗苏、到全面的多方位外交的历程是相对应的，我国外语教育语种选择标准的日趋科学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外交政策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语教育语种的变化是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45.
〔2〕迟爱萍. 邓小平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战略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5).
〔3〕李传松.我国外语教育史初探〔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8).
〔4〕〔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G〕. 1983.
〔5〕张正东.我国外语教育的国情特点〔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5，(12).
〔7〕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王 柏〕
[关键词]外语教育语种；演变；管窥；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4-0076-02
著名人士张奚若认为：“外语教育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桥梁工程”。〔1〕它是解决对外交往语言障碍的路径选择。外语既可以为国家政府间的友好交往服务，发挥对外交流工具的功能；亦有利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方面，是一国民众了解他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工具。作为交流工具，外语不属于上层建筑，是没有阶级性的。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主要应取决于其使用价值，而不应该是抽象的政治标准。而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与政治相挂钩，左右于我国对外政策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外语教育语种的演变也折射出了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变化。
一、具有政治色彩的我国外语教育的语种选择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政府根据国家间关系的来确定外语教育的语种，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左右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总的来说，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经历了由突出强调俄语而其他语种缓慢发展到以英语为主多语种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与我国对外政策由向苏联“一边倒”，逐步转向全方位多边外交的历程是相对应的，因此二者是密切关联的。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二、我国外语教育语种与中国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相对应变化的三个阶段
(一)50年代前期大力发展俄语，英语教育发展受挫，其他语种发展缓慢。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实行对苏联“一边倒”，联俄抗美的外交政策。
1.这一时期外语教育语种的变化
俄语在这一时期一枝独秀。中学里学习俄语蔚然成风，东北所有的中学，北京和其他城市的59所中学都教授俄语；社会上也掀起了俄语学习的高潮，不同层次的俄语学习班、培训班、学校等快速发展；到1952年，全国有57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教育部只保留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负责培养全国的中学英语师资。“俄语热”造成俄语教育片面发展，外语语种比例失调，俄语人才供大于求，英语人才奇缺，其他等语种发展缓慢。
2.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变化
这一时期冷战爆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形成，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投入到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对苏联“一边倒”。
冷战开始后直至60年代末，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来包围和遏制中国；日本在战后始终追随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亲美的韩国政府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政府也都积极为美国拼凑的东北亚联盟出力，包围和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除越南和柬埔寨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外，其余国家在美国的怂容下或是与中国处于冷战状态或是相互政治隔绝。〔2〕中国处在复杂而险恶的周边环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盟友。环顾四周，隶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欧美强国仍然对中国怀有敌意，广大的非洲国家仍忙于民族民主革命而与殖民地宗主国的欧洲国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并且有可能给中国以援助的仅有苏联一国。因为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取得革命的胜利始终得到社会主义头号强国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同苏联有着历史上的友好渊源；中国建国后所建立起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苏联极为相似，因而苏联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苏联也希望通过中国的加入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向苏联“一边倒”具有可行性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新中国将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3〕
(二)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俄语教育发展趋缓，英语发展速度较快，其他语种缓慢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同时亦有矛盾和斗争，并逐渐把外交政策转变为联美抗苏的对美国“一边倒”，同时注重发展与亚非拉及欧洲国家的友好关系。
1.这一时期外语语种的变化
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关于外语教育语种的政策：
1956年，教育部确定外语教学中俄语与英语的比例是1：1，随后又规定俄语占1/3，2/3为英语和其他语言；1962年，周恩来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要办好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等五种国际通用语言，要在10-20年内把世界上主要语种都办起来。1964年《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颁布，纠正了外语教育语种严重偏向的问题，指出要注重各外語语种的比例，确立英语为第一外语。〔4〕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俄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比例下降，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比例日益上升，英语逐渐取代俄语成为第一外语，多语种全面发展的格局日趋确立。这些措施符合中俄两国虽有矛盾和斗争但总体缓和，以及向美国“一边倒”的形势；也是中国正在与使用世界主要通用语言英语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积极交往与合作的明证。
2.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
在这一时期两大阵营分化和瓦解，昔日朋友不可靠，中国两面受敌，必须重择盟友。
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由于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两个对立阵营内部各个盟国的独立自主倾向日益加强，并逐渐导致两大阵营的解体，中苏关系也随之恶化。赫鲁晓夫上台后，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58年苏联企图通过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来控制中国，遭到中国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后，两国关系出现裂痕；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并且撤走了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给中国的建设造成很大困难。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反华立场，把中国视为其实现世界和亚洲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巨大障碍，派军进驻蒙古，南联印度、越南，南北夹击包围中国；印度和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都相继开始推行霸权主义，这使得中国周边危机四伏。〔5〕两国关系因此恶化加剧，盟友关系难以存续。
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以及盟国自主倾向的加强，以及与实力和扩张欲日益膨胀的苏联搞军备竞赛，严重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稳定，美国急切想改变这一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1969年初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并且力主改善美中关系，积极主动地向中国抛出橄榄枝。
伴随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美关系日趋缓和，以及苏攻美守的国际格局的日渐显现，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在科学判断中苏矛盾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决定在全面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的同时倒向美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在经历一段既反美又反苏的过渡期后，开始将重心转向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与一些西方国家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展了友好往来。这些举措有效地改变了由于长期同美国对立和中苏的关系恶化给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不利状态。
(三)70年代以来是以英语为主多语种全面协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逐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1.这一时期的语种是以英语为主，世界各个友好国家语种全面发展时期。确立以英语这种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国际通用语言为主，日俄德法等多语种全面发展的政策是我国外语语种选择标准成熟的重要标志。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落实，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外语教育尤其英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79年，教育部要求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要把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同时注意日、法、德等外语的比例。〔6〕以英语为主，多种外语全面发展的格局日趋形成，这也折射出我国的全方位外交。
2.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政策。
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开始向多极化发展，东西之间、美苏之间关系都逐渐从紧张走向缓和。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總结后，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其中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中国政府据此制定了一条崭新的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中美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签订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于1979年1月起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之间在经过多年磋商之后，于1989 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也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日于1972 年9月正式建交后，又在1978年10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7〕中国在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正常邦交的同时，也广泛地发展了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
三、结语
在20世纪50——80年代，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经历了由政治标准到使用价值标准的过程；由强调一种外语而忽视其他语种，到以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为主的多语种全面科学发展过程；由学习某一超级大国的语言到学习世界上所有友好国家的语言转变的过程；这一变化与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联苏抗美、联美抗苏、到全面的多方位外交的历程是相对应的，我国外语教育语种选择标准的日趋科学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外交政策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语教育语种的变化是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45.
〔2〕迟爱萍. 邓小平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战略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5).
〔3〕李传松.我国外语教育史初探〔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8).
〔4〕〔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G〕. 1983.
〔5〕张正东.我国外语教育的国情特点〔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5，(12).
〔7〕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王 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