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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菲，实验剧团艺术行政，80后波西米亚族，因为便宜的房租搬家到康德大厦
多菲在实验前卫的剧团里任职，这类职位有个高尚名字叫”艺术行政”，其实就是一般中小企业行政人员的收入，以一大学毕业生来讲是偏少的。可是哪有文艺青年可以跟家人一起住姊妹同房晚晚看TVB合家欢电视剧的呢？所以多菲还是一定要搬出来自住，与玩独立音乐的红茶，在旧区油麻地合租一个单位。一人一间房，厅左侧放多菲的收藏大型画册和外国设计杂誌，右侧则是红茶的木结他、摇铃、口琴、手鼓、非洲鼓韩国鼓中东鼓，中间一张小几，平时二人便围坐小几，用小小的陶碗吃饭，甚至还招待客人。
一条弥敦道，左边平行的是西洋菜街女人街，右边平行的是上海街砵兰街。自由行游客的消费集中在左边：连锁的电器铺化妆品店时装店运动品店。右边是三教九流灯红酒绿地，颇有香港的混杂之趣：一家桑拿按摩室，门口摆一恶俗镀金维纳斯像，旁边却就是一家经营多年的文具店，中小学生跑进去买九宫格描红本走珠笔改错带。多菲与红茶便是住在右边的上海街唐楼，楼龄四十多年，名叫康德大厦。四楼B室，左前方是灯火通明的麻雀馆，右前方是她们常去的视觉艺术中心——后者比前者面积要小得多。
所谓唐楼，本是老旧事物：唐楼乃是19世纪中后期至1960年代混合了中西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特见于中国华南地区及香港一带。在七十年代香港兴建公屋以前，除寮屋居民外，几乎所有港人都是居于旧式“唐楼”。所以唐楼，以及唐楼所处的旧区，原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当九十年代香港地价开始狂飙，私人住宅全部作豪宅包装，连电梯都没有的唐楼便好像变成一个家道中落的穷亲戚，经常被强调品质不好、楼宇不佳、结构电线混乱、（部分）没有厕所等坏处，在光鲜的城市抬不起头来。城市发展的巨轮无情地向前，唐楼的楼价被压抑、凝固，唐楼被推倒重建。相对于财源滚滚的未来，人们对尴尬苦涩的过去，暧昧混乱的出身，予以无情的避讳。
不过喜欢唐楼的人还是有的，香港就有几名外国人，看准有一批中产阶级喜欢旧事旧物，特意买入大量品质良好的唐楼单位，将内部装修得精致无比，向纽约文艺中产的水平看齐，索价1500万左右，虽然不便宜，但也比许多新建的所谓豪宅便宜实惠精美得多。多菲和红茶在报上看到这新闻，心喜唐楼又有新天，不过她们大概此生都未必能入住1500万的楼房。她们与旧区唐楼的缘份，除了审美上的，主要还是阶级上的。旧区唐楼，是生活不拘一格的年轻波希米亚合租单位的首选。多菲和红茶后来发现，一群关心社会、搞音乐、做剧场、写诗、念马克思、做记者的80后，逐渐都聚居到油麻地这旧区附近，不好去STARBUCKS之类的咖啡店，倒乐意去街边大排档吃煲仔饭打火锅，逢年过节时就有社区聚会，一种反时尚的时尚品味，地道艺术生活。
多菲和红茶这种80后文艺青年，对唐楼的记忆并不多，但她们都喜欢混凝土楼层上的品字花通风窗，觉得素雅；喜欢冰凉的混凝土扶手梯，喜欢纸皮石地板，一小块一小块砌成的无限重复图案，朴实里追求精致的装饰风格；她们甚至喜欢某些单位门口老旧生锈、比她们年纪还大的铁栅。唐楼楼层较一般现代住宅建筑高，有四五米高，没那么大压迫感——多菲和红茶便常常笑说，若不是厅里堆著这么多乐器和书，我们该招呼朋友上来打羽毛球。她们以一种满含感情与惊喜的眼光看自己偶然租来的地方。让她们重新理解某些传统价值的那一句“芝麻开门”，是这些租来的唐楼，而非自置物业里的血缘家庭。比如说，走到街上，她们抬头，发现自己仍在康德大厦的荫庇范围内，因为康德大厦也有所谓“广州式骑楼”（源始于广州，骑楼以砖砌支柱支撑，并跨出唐楼前的行人路，替行人遮风挡雨。多菲与红茶便了解港式粤语长片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老话：我安住小楼，也想到路上人披风戴雨。
从康德大厦4楼B室的窗口下望，对面小公园日间是老伯们的世界，围拢在一盘棋上，或坐着打盹，都是消磨时日；晚上十一点后就有流莺和马伕，暗黄灯光下，女子的唇彩和香肩有弧光反照。可是多菲与红茶，亦对此无畏惧与嫌恶，甚至不张望，怕自己的眼光予别人世俗的压力。很多搞艺术的人对男盗女娼都有同情，纯真的多菲与红茶也不例外。有次有警察拍门，问隔壁的女子是否凤姐，多菲眨眨眼便说，不是呀，我看不是。她一脸天真、穿素色长裙、满屋是书，警察自然相信。掩上门后多菲想，隔壁的凤姐日间打扮看来根本是个良家妇女；除了深宵的高跟鞋声外，从来安静得像不曾存在；偶有吵架啼哭声，也是非常节制，反而红茶有时还跟男友摔东西动手呢——凤姐本不是世俗所以为的“凤姐”，那么多菲答警察“不是”，也不算全是谎话。多菲与红茶住在这旧区唐楼，心思是彬彬有礼、相安爱惜，像张爱玲的话：若得其情，哀矜勿喜。
凌叔，士多店老板，住康德大厦，前铺后居有十多年
唐楼以前多是“前铺后居”，像康德大厦楼下的品记士多，老板凌叔便住在康德大厦二楼。小本经营的士多，入货种类稳定，做的是熟客生意，自然无法与强调种类繁、新货多、有优惠的超级市场竞争，只但求自保。不过品记士多也有十多年历史了，熟客自然是有的。有心经营小士多的人，会将货品排列得极整齐，相关货品放在附近，包装纸方向都一样。凌叔每日收拾铺面，货物所在记得一清二楚，客人行藏口味也记得一清二楚。有的很沉默，凌叔每次从旧式横置的汽水冰柜里拿出冷冻的瓶装蒸馏水、可乐、啤酒，递上同样牌子的香烟，同样口味的口香糖，与客人只深沉交换一个眼神。有的很多话，比如崔先生，女儿出嫁后在家里闷得慌，哪日太太出去打牌了，就要下来聊天，从赛马到新闻到身体疾病到太太的恶行，由九点档剧集开播始，谈到十一点新闻时间，一同抬起头看那显像管旧电视播新闻，崔先生便大概于此时上楼回家。
入夜十一点多，街上车辆较少了，老板凌叔便打开方桌，在街边与妻儿吃饭喝酒剥花生，天寒时还吃自家的火锅。一街上行走的人都认识，中年妇女郭太太突然扑过来说你们锅里好香的麻辣，怎么做的，凌叔便说是一般麻辣火锅，只是加上了后面街上尼泊尔人的香料调味，郭太太说怪道闻起来与别不同。火锅香得满街人来问，凌叔心里得意，便叫妻子去旁边菜摊的芳姐处再添半斤西洋菜；妻子回来转达，芳姐说西洋菜一味哪够吃，特地精选一个小小”杂菜篮”送来，收费一样。凌叔便烫了几块嫩牛肉，装在碗里，连一杯啤酒叫妻子送过去给芳姐。
前铺后居是早期华人社区常见的生活形态，凌叔读书不多，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本能地生活着：工作和居住的环境重叠，劳动与余间的分野不明显，凌叔照他自己和所见街坊之需要来替自己的铺子订货，不制造过多的需求，街上的垃圾多了他也要帮忙扫一扫，因为这条街是他生活及讨生活的地方。香港地小人多，铺子多半狭窄，做士多搞饭馆卖蛇羮做面包卖水果制家私补衣服剪头发的，都把东西放到铺外的街道上——大家都是”靠条街搵食”。早期出于贫困而各种空间不得不互相渗透，构成了一种公共性，没人拥有整条街，而人人都是持份者（stake-holder）。到城市富起来，管理主义也来了，街道变成没人拥有而谁都不能用的地方。两个巡更警察自远处走来，喝斥大排档违规把桌子摆到街上，勒令他们收档，凌叔也默默地与妻儿收拾碗筷，上楼睡觉。
黄先生，私人大厦保安，从公共屋 搬出后置业在康德大厦
多菲与红茶纯真得不知自己与众不同，但与她们同住一层楼的黄先生则发现了某点不同。自从多菲与红茶搬来，后楼梯的垃圾多了好几袋，都是分了类的：胶瓶一袋、铝罐一袋、废纸一袋、玻璃瓶一袋，偶有旧衣服更是严密包好标明“旧衣，已洗，任取”。在多菲与红茶，她们是持环保立场，废物分类有助回收再造促进环保。年近六十的黄先生是老一辈，不说环保，但想想，这样分类，倒是对楼下拾铝罐收纸皮的垃圾婆方便多了，这些废物拿去换得几个饭钱，对七十多岁孤身还要做工的老人家很重要。黄先生便也开始照做。
黄先生其实也六十多岁了，已届退休年龄，但闲在家里闷得慌，又要攒钱养老，他便到一间比康德大厦稍新、楼龄二十多年的私人大厦做保安。私人大厦有铁栅有电梯有闭路电视，午夜后锁门，进出要按密码锁，当然比唐楼安全——其实真有孔武有力的强盗来抢，六十多岁的黄先生也拦不住追不上。这份工作其实是闲散的多，黄先生工作的管理处也不过是电梯口外的一张办公桌，桌面玻璃下压着一些通渠、水电维修的电话号码纸片。日更时黄先生偶然出门外抽烟，住客进出时打个招呼，有生面孔，打量一下见不是坏人，也不必他们登记身份证了。这对保安员和住客来说，都比那些进出保安严密的大厦要方便。年轻的住客一般很沉默少打招呼，年老的则多要搭讪来打发时间，所以管理处另设一张椅子，是让住客坐着聊天的。来聊天的人多半寂寞，谈谈天气、身体、物价，讲讲自己家里，黄先生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不必像新式豪宅那样西装笔挺、一式一样的逢人讲“你好”。夜更时黄先生可以直接打盹，夜归住客，像七楼的年轻夫妇，开门后还会不好意思地说“抱歉吵醒你了”。
大厦门是一道界限，经常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圣诞夜里12楼家的闺女，由男孩子送回家了，门口依依不舍十八相送般磨蹭个多小时，嘴都没亲一个。春天时二人恋上了，暑假二人闹翻，女孩在大厦门外凄凄哭泣，黄先生出去张望一下，忍不住搭个嘴叫男方“别欺负女孩子”。纠缠数月，末了还是散了，自此女孩经过管理处时都有点讪讪的，像黄先生是知道了秘密又帮忙隐瞒的长辈。
某天23楼的独身男子，发了疯一样下来追问他昨天放在门口的胶箱哪里去了，黄先生照常理推断，是让搞清洁的人当垃圾扔了，估摸这时间已到了垃圾站，男子就朝垃圾站狂奔了。黄先生不像他鲁莽，留在管理处等搞清洁的大婶，一问之下弄清楚，原来箱子是扔了，但里面的一大堆纸张报刊旧书还在后楼梯，待收废纸的来拿。男子垂头丧气回来，看到那堆故纸双眼重现光芒，忙不迭道谢，说是家传古书和重要研究资料，给黄先生和大婶各封了几百元利是，欢天喜地上楼。
中秋、圣诞、新年、农历年时，大厦都要做些起码的装饰，小小的圣诞树竖起来，七彩灯泡一亮一亮，住客们会给黄先生封红包，图个好意头，礼貌客气的上楼去。黄先生道谢，电梯门一合，大厦门前又剩他一人。年晚岁末，时间在心头流过，黄先生也不感慨，扭开收音机听点时事烽烟节目。
最早以前，黄先生黄太太住筲箕湾的公共屋邨，没电梯、房间窄小，但通道上各家大门都是开着的，一家电视家家看，结婚嫁女夫妻拌嘴揍小孩，全通道都知，一家出事全层都不能不管。那时设备不好，全层都在一个水源取水洗衣洗菜，磨擦是有的，但都能调和了。人和人的热度，摩肩擦踵，声音凌乱织成了杂锦。后来有了点钱搬出了公屋，自置了楼房。然而黄太太身体不好卧病在床，日日在康德大厦自己的世界中，寂寞是寂寞的，对她而言，只听到隔壁关门声是不够的，但她又不愿承认——香港人是不许寂寞的，回到贫穷的过去，这选项对香港人是不存在的。如今夜里只能听市声，醉汉偶然高叫，黄太太从自己的梦里惊醒，却又不敢下去掺他一把，只好想着明天要给窗台上的勒杜鹃浇水，然而那花，终不能开得像筲箕湾公屋里的，家家争研斗丽的热切灿烂。
多菲在实验前卫的剧团里任职，这类职位有个高尚名字叫”艺术行政”，其实就是一般中小企业行政人员的收入，以一大学毕业生来讲是偏少的。可是哪有文艺青年可以跟家人一起住姊妹同房晚晚看TVB合家欢电视剧的呢？所以多菲还是一定要搬出来自住，与玩独立音乐的红茶，在旧区油麻地合租一个单位。一人一间房，厅左侧放多菲的收藏大型画册和外国设计杂誌，右侧则是红茶的木结他、摇铃、口琴、手鼓、非洲鼓韩国鼓中东鼓，中间一张小几，平时二人便围坐小几，用小小的陶碗吃饭，甚至还招待客人。
一条弥敦道，左边平行的是西洋菜街女人街，右边平行的是上海街砵兰街。自由行游客的消费集中在左边：连锁的电器铺化妆品店时装店运动品店。右边是三教九流灯红酒绿地，颇有香港的混杂之趣：一家桑拿按摩室，门口摆一恶俗镀金维纳斯像，旁边却就是一家经营多年的文具店，中小学生跑进去买九宫格描红本走珠笔改错带。多菲与红茶便是住在右边的上海街唐楼，楼龄四十多年，名叫康德大厦。四楼B室，左前方是灯火通明的麻雀馆，右前方是她们常去的视觉艺术中心——后者比前者面积要小得多。
所谓唐楼，本是老旧事物：唐楼乃是19世纪中后期至1960年代混合了中西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特见于中国华南地区及香港一带。在七十年代香港兴建公屋以前，除寮屋居民外，几乎所有港人都是居于旧式“唐楼”。所以唐楼，以及唐楼所处的旧区，原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当九十年代香港地价开始狂飙，私人住宅全部作豪宅包装，连电梯都没有的唐楼便好像变成一个家道中落的穷亲戚，经常被强调品质不好、楼宇不佳、结构电线混乱、（部分）没有厕所等坏处，在光鲜的城市抬不起头来。城市发展的巨轮无情地向前，唐楼的楼价被压抑、凝固，唐楼被推倒重建。相对于财源滚滚的未来，人们对尴尬苦涩的过去，暧昧混乱的出身，予以无情的避讳。
不过喜欢唐楼的人还是有的，香港就有几名外国人，看准有一批中产阶级喜欢旧事旧物，特意买入大量品质良好的唐楼单位，将内部装修得精致无比，向纽约文艺中产的水平看齐，索价1500万左右，虽然不便宜，但也比许多新建的所谓豪宅便宜实惠精美得多。多菲和红茶在报上看到这新闻，心喜唐楼又有新天，不过她们大概此生都未必能入住1500万的楼房。她们与旧区唐楼的缘份，除了审美上的，主要还是阶级上的。旧区唐楼，是生活不拘一格的年轻波希米亚合租单位的首选。多菲和红茶后来发现，一群关心社会、搞音乐、做剧场、写诗、念马克思、做记者的80后，逐渐都聚居到油麻地这旧区附近，不好去STARBUCKS之类的咖啡店，倒乐意去街边大排档吃煲仔饭打火锅，逢年过节时就有社区聚会，一种反时尚的时尚品味，地道艺术生活。
多菲和红茶这种80后文艺青年，对唐楼的记忆并不多，但她们都喜欢混凝土楼层上的品字花通风窗，觉得素雅；喜欢冰凉的混凝土扶手梯，喜欢纸皮石地板，一小块一小块砌成的无限重复图案，朴实里追求精致的装饰风格；她们甚至喜欢某些单位门口老旧生锈、比她们年纪还大的铁栅。唐楼楼层较一般现代住宅建筑高，有四五米高，没那么大压迫感——多菲和红茶便常常笑说，若不是厅里堆著这么多乐器和书，我们该招呼朋友上来打羽毛球。她们以一种满含感情与惊喜的眼光看自己偶然租来的地方。让她们重新理解某些传统价值的那一句“芝麻开门”，是这些租来的唐楼，而非自置物业里的血缘家庭。比如说，走到街上，她们抬头，发现自己仍在康德大厦的荫庇范围内，因为康德大厦也有所谓“广州式骑楼”（源始于广州，骑楼以砖砌支柱支撑，并跨出唐楼前的行人路，替行人遮风挡雨。多菲与红茶便了解港式粤语长片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老话：我安住小楼，也想到路上人披风戴雨。
从康德大厦4楼B室的窗口下望，对面小公园日间是老伯们的世界，围拢在一盘棋上，或坐着打盹，都是消磨时日；晚上十一点后就有流莺和马伕，暗黄灯光下，女子的唇彩和香肩有弧光反照。可是多菲与红茶，亦对此无畏惧与嫌恶，甚至不张望，怕自己的眼光予别人世俗的压力。很多搞艺术的人对男盗女娼都有同情，纯真的多菲与红茶也不例外。有次有警察拍门，问隔壁的女子是否凤姐，多菲眨眨眼便说，不是呀，我看不是。她一脸天真、穿素色长裙、满屋是书，警察自然相信。掩上门后多菲想，隔壁的凤姐日间打扮看来根本是个良家妇女；除了深宵的高跟鞋声外，从来安静得像不曾存在；偶有吵架啼哭声，也是非常节制，反而红茶有时还跟男友摔东西动手呢——凤姐本不是世俗所以为的“凤姐”，那么多菲答警察“不是”，也不算全是谎话。多菲与红茶住在这旧区唐楼，心思是彬彬有礼、相安爱惜，像张爱玲的话：若得其情，哀矜勿喜。
凌叔，士多店老板，住康德大厦，前铺后居有十多年
唐楼以前多是“前铺后居”，像康德大厦楼下的品记士多，老板凌叔便住在康德大厦二楼。小本经营的士多，入货种类稳定，做的是熟客生意，自然无法与强调种类繁、新货多、有优惠的超级市场竞争，只但求自保。不过品记士多也有十多年历史了，熟客自然是有的。有心经营小士多的人，会将货品排列得极整齐，相关货品放在附近，包装纸方向都一样。凌叔每日收拾铺面，货物所在记得一清二楚，客人行藏口味也记得一清二楚。有的很沉默，凌叔每次从旧式横置的汽水冰柜里拿出冷冻的瓶装蒸馏水、可乐、啤酒，递上同样牌子的香烟，同样口味的口香糖，与客人只深沉交换一个眼神。有的很多话，比如崔先生，女儿出嫁后在家里闷得慌，哪日太太出去打牌了，就要下来聊天，从赛马到新闻到身体疾病到太太的恶行，由九点档剧集开播始，谈到十一点新闻时间，一同抬起头看那显像管旧电视播新闻，崔先生便大概于此时上楼回家。
入夜十一点多，街上车辆较少了，老板凌叔便打开方桌，在街边与妻儿吃饭喝酒剥花生，天寒时还吃自家的火锅。一街上行走的人都认识，中年妇女郭太太突然扑过来说你们锅里好香的麻辣，怎么做的，凌叔便说是一般麻辣火锅，只是加上了后面街上尼泊尔人的香料调味，郭太太说怪道闻起来与别不同。火锅香得满街人来问，凌叔心里得意，便叫妻子去旁边菜摊的芳姐处再添半斤西洋菜；妻子回来转达，芳姐说西洋菜一味哪够吃，特地精选一个小小”杂菜篮”送来，收费一样。凌叔便烫了几块嫩牛肉，装在碗里，连一杯啤酒叫妻子送过去给芳姐。
前铺后居是早期华人社区常见的生活形态，凌叔读书不多，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本能地生活着：工作和居住的环境重叠，劳动与余间的分野不明显，凌叔照他自己和所见街坊之需要来替自己的铺子订货，不制造过多的需求，街上的垃圾多了他也要帮忙扫一扫，因为这条街是他生活及讨生活的地方。香港地小人多，铺子多半狭窄，做士多搞饭馆卖蛇羮做面包卖水果制家私补衣服剪头发的，都把东西放到铺外的街道上——大家都是”靠条街搵食”。早期出于贫困而各种空间不得不互相渗透，构成了一种公共性，没人拥有整条街，而人人都是持份者（stake-holder）。到城市富起来，管理主义也来了，街道变成没人拥有而谁都不能用的地方。两个巡更警察自远处走来，喝斥大排档违规把桌子摆到街上，勒令他们收档，凌叔也默默地与妻儿收拾碗筷，上楼睡觉。
黄先生，私人大厦保安，从公共屋 搬出后置业在康德大厦
多菲与红茶纯真得不知自己与众不同，但与她们同住一层楼的黄先生则发现了某点不同。自从多菲与红茶搬来，后楼梯的垃圾多了好几袋，都是分了类的：胶瓶一袋、铝罐一袋、废纸一袋、玻璃瓶一袋，偶有旧衣服更是严密包好标明“旧衣，已洗，任取”。在多菲与红茶，她们是持环保立场，废物分类有助回收再造促进环保。年近六十的黄先生是老一辈，不说环保，但想想，这样分类，倒是对楼下拾铝罐收纸皮的垃圾婆方便多了，这些废物拿去换得几个饭钱，对七十多岁孤身还要做工的老人家很重要。黄先生便也开始照做。
黄先生其实也六十多岁了，已届退休年龄，但闲在家里闷得慌，又要攒钱养老，他便到一间比康德大厦稍新、楼龄二十多年的私人大厦做保安。私人大厦有铁栅有电梯有闭路电视，午夜后锁门，进出要按密码锁，当然比唐楼安全——其实真有孔武有力的强盗来抢，六十多岁的黄先生也拦不住追不上。这份工作其实是闲散的多，黄先生工作的管理处也不过是电梯口外的一张办公桌，桌面玻璃下压着一些通渠、水电维修的电话号码纸片。日更时黄先生偶然出门外抽烟，住客进出时打个招呼，有生面孔，打量一下见不是坏人，也不必他们登记身份证了。这对保安员和住客来说，都比那些进出保安严密的大厦要方便。年轻的住客一般很沉默少打招呼，年老的则多要搭讪来打发时间，所以管理处另设一张椅子，是让住客坐着聊天的。来聊天的人多半寂寞，谈谈天气、身体、物价，讲讲自己家里，黄先生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不必像新式豪宅那样西装笔挺、一式一样的逢人讲“你好”。夜更时黄先生可以直接打盹，夜归住客，像七楼的年轻夫妇，开门后还会不好意思地说“抱歉吵醒你了”。
大厦门是一道界限，经常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圣诞夜里12楼家的闺女，由男孩子送回家了，门口依依不舍十八相送般磨蹭个多小时，嘴都没亲一个。春天时二人恋上了，暑假二人闹翻，女孩在大厦门外凄凄哭泣，黄先生出去张望一下，忍不住搭个嘴叫男方“别欺负女孩子”。纠缠数月，末了还是散了，自此女孩经过管理处时都有点讪讪的，像黄先生是知道了秘密又帮忙隐瞒的长辈。
某天23楼的独身男子，发了疯一样下来追问他昨天放在门口的胶箱哪里去了，黄先生照常理推断，是让搞清洁的人当垃圾扔了，估摸这时间已到了垃圾站，男子就朝垃圾站狂奔了。黄先生不像他鲁莽，留在管理处等搞清洁的大婶，一问之下弄清楚，原来箱子是扔了，但里面的一大堆纸张报刊旧书还在后楼梯，待收废纸的来拿。男子垂头丧气回来，看到那堆故纸双眼重现光芒，忙不迭道谢，说是家传古书和重要研究资料，给黄先生和大婶各封了几百元利是，欢天喜地上楼。
中秋、圣诞、新年、农历年时，大厦都要做些起码的装饰，小小的圣诞树竖起来，七彩灯泡一亮一亮，住客们会给黄先生封红包，图个好意头，礼貌客气的上楼去。黄先生道谢，电梯门一合，大厦门前又剩他一人。年晚岁末，时间在心头流过，黄先生也不感慨，扭开收音机听点时事烽烟节目。
最早以前，黄先生黄太太住筲箕湾的公共屋邨，没电梯、房间窄小，但通道上各家大门都是开着的，一家电视家家看，结婚嫁女夫妻拌嘴揍小孩，全通道都知，一家出事全层都不能不管。那时设备不好，全层都在一个水源取水洗衣洗菜，磨擦是有的，但都能调和了。人和人的热度，摩肩擦踵，声音凌乱织成了杂锦。后来有了点钱搬出了公屋，自置了楼房。然而黄太太身体不好卧病在床，日日在康德大厦自己的世界中，寂寞是寂寞的，对她而言，只听到隔壁关门声是不够的，但她又不愿承认——香港人是不许寂寞的，回到贫穷的过去，这选项对香港人是不存在的。如今夜里只能听市声，醉汉偶然高叫，黄太太从自己的梦里惊醒，却又不敢下去掺他一把，只好想着明天要给窗台上的勒杜鹃浇水，然而那花，终不能开得像筲箕湾公屋里的，家家争研斗丽的热切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