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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项正确的原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只是认识到“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性还不够，还要不断探索和总结“亲君子远小人”的方法。
一、提高亲贤臣远小人的意识，对小人保持警惕
唐太宗有一次走到一棵大树下，见大树长得很好，非常喜爱。大臣宇文士及看到后，以为这是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便凑过来向太宗描述这棵树的好处，赞不绝口，没完没了。太宗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魏徵经常劝我远离用花言巧语谄媚的佞人，我过去还不知道佞人是谁，心里怀疑你但尚未确定，今天看来果然是你。”宇文士及慌忙叩头谢罪。a这则故事说明，唐太宗有很强的“亲贤臣远小人”意识，对奸邪小人始终保持着警惕。
历史上，除了李世民这类明君之外，还有一些贤相，同样在远小人方面有着很高的自觉性，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掌权的重臣而飘飘然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不被谗佞小人所利用。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他主持政务时，有一个名叫郭祥的县令给皇帝上书，请求将国家大事都交与王安石策划决断，凡是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的，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臣也要罢免不用。神宗皇帝看了后感到很诧异。有一天，神宗就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吗？此人的才能似乎可用。”王安石不知道事情原委，便实事求是地说：“我不久前在江东时，曾了解到一些他的为人，他能说会道有辩才，但行为轻浮不够老实。不知是何人推荐，让皇上知道了？”神宗拿出郭祥的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以被这样的人推荐而感到羞耻，因而再三强调此人不可用，一直到神宗答应了才
算完。a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明君贤相之外，一些有心图治、但也存在明显缺点的君主，在远小人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事迹。隋文帝杨坚是在郑译、刘昉等一批政治投机分子的拥戴下篡位当了皇帝的。按照常情，隋文帝会倚重这些拥戴自己的人；确实，隋文帝开始也是这么做的，但不久就发现这些人贪图富贵、欲壑难填，是治理国家的巨大障碍，于是毅然将他们废弃不用。对此，隋文帝解释说：“假如不是刘昉、郑译以及卢贲、柳裘、皇甫绩这些人当初拥立我，我是登不上帝位的。然而这些人都是些反复无常的人。”“这些人通过欺诈手段，让我成为顾命辅政大臣。我即位之后，想着治理好国家，可他们这些人又想扰乱朝政。”a隋文帝没有因为对自己有拥立之功，而对小人姑息迁就，亦属难能可贵！
二、提高对君子小人的识别能力，坚持扶正祛邪
古人在识别君子小人方面有不少经验之谈。东汉时，汉顺帝有一次向尚书周举问治国的经验教训，周举回答说：“应该慎重选官用人，去除贪污者，远离佞邪小人。”顺帝问：“那么，谁是贪污、佞邪之人呢？”周举说：“公卿大臣之中，老是不怕冒犯您、直话直说的人，就是忠贞之臣；而那些阿谀奉承、讨您高兴的人，就是佞邪之人啊。”b对于重大原则问题，是秉公坚持还是曲意迎合（而且这种坚持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确实是检验忠奸的试金石。
南宋谢方叔官至宰相，他任监察御史时，曾给皇帝上书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皇上前后左右的人，凡是向皇上经常报告一些能引起人的警觉，使人产生忧患、危机、恐惧意识的话，那就是忠于皇上的；凡是经常向皇上进献一些可以高枕无忧、平安享乐之类的话，那就是不忠于皇上的。凡是报告水旱盗贼等灾情的，必定是忠臣；凡是说些谄媚讨好、掩盖真相之言的，必定是佞臣。”a
这两则例子讲的是从不同表现中分辨君子小人，还有更高明的领导者，能从看似相同的表现中看出不同，从而分辨出君子
小人。
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朱元璋教导群臣说：“凡是人做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他是出于公心，而所做的事有时出现谬误，这是他的认识和能力不够，以致有了过错；若是因为私心，他的行为有了谬误罪过，那就是故意干的。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错误，在这里就可看出。”同样是犯了错误，是出于公心，能力不够，还是出于私心，故意为之，这是一个区别。朱元璋接着又说了另一个区别：“君子的过错虽然微小却一定明显，小人的过错虽然很大却不显眼。这是因为君子办事直来直去，本来没有什么可掩盖的；小人善于修饰，本来就有很多隐蔽见不得人的行为。君主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微妙，那就无法区分君子与小人了。”君子、小人对于所犯错误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君子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小人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朱元璋对群臣的教导到此并未结束，接下来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观察以往的情况发现，在朝廷上讨论阐发意见，凡意见与君主相抵触的，一定是君子；那些完全顺从君主心意的人，一定是小人。君主因君子不顺从自己而对他们生气，因小人顺从自己而喜欢他们，所以小人常被宠幸而君子常被贬斥。君主用人，权衡大权在己一身，应当同时听取众人的观点，不能凭着自己一时的喜怒而决定臣子们的升降赏罚啊。”a由此可见，朱元璋在看人、用人方面确实有一套。
说一千道一万，小人的各种不正当手段都属于邪门歪道。君主在用人时，君子在交往时，只要做到和邪门歪道的东西保持距离，基本上就能做到远离小人。正如先秦思想家荀子所说的：“对结党营私之徒的互相吹捧，君子不听信；对陷害加罪于人的诬陷之词，君子不采纳；对心怀嫉妒、阻塞贤路的人，君子不亲近；对贿赂钱财、宴请送礼的请求，君子不应允。不经过正式途径而经常从歪门邪道来的信息或言论，君子要慎重对待它，要广泛听取意见公开讨论，判断出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然后进行赏罚，从而给以正确回应……这就叫作全面听取意见、发现被埋没人才、表彰贤明、辞退奸邪、进用贤良的方法。”b
三、克服自身弱点，听得进逆耳之言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经验的国家，一般情况下，做皇帝的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学到和听到“亲贤臣远小人”的先哲古训。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无数次地重复上演小人得势擅作威福、忠良遭受贬斥和残害的悲剧呢？难道那些皇帝们都是弱智吗？唐太宗分析指出：暗主昏君之所迷惑，“真正的原因在于逆耳之言难以接受，而顺心之言容易听从。所谓难以接受，是因为忠言虽是良药，却苦口难咽；所谓容易听从，是因为鸩酒尽管有毒，却甘美可口。贤明的君主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就等于肯接受苦口良药，病就能消；昏庸的君主听从阿谀奉承的话，就等于喜欢甘美的鸩酒，从而命亡。这样的事，能不引以为戒吗！能不引以为戒吗！”a唐太宗连说两个“能不引以为戒吗”，足以说明领导者爱听阿谀奉承之言的危害。 小人得势，其途径无非就是对君主（或领导）先是奉承迎合，继而蒙蔽欺骗，然后是利用甚至挟持操控，其手段无非是溜须拍马、奉送财宝珍玩、进献淫声美色。人都是有一定弱点的，尤其是那些生于富贵、长于安乐的皇帝们，他们的弱点要比常人更多而明显，带来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作为君主，如果没有励精图治的自觉志向，没有远离小人的自警意识，没有艰苦奋斗的自励精神，那就很可能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成了奸邪小人的俘虏。
《后汉书·宋弘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光武帝刘秀曾经问宋弘（担任大司空，位列“三公”）有没有通古博今、学识渊博的士人，宋弘就推荐了桓谭。于是光武帝任命桓谭做了议郎、给事中。光武帝每次举行宴会，就令桓谭弹琴，喜欢听他弹的那些淫乱之音。宋弘知道这事后很不高兴，后悔把桓谭推荐给了光武帝。他派人把桓谭叫来，对桓谭进行了严厉的诫勉谈话，桓谭叩头谢罪。后来，光武帝大会群臣，又叫桓谭弹琴。桓谭见宋弘在座，惶恐得失去了常态。光武帝感到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宋弘离开座位，摘下帽子郑重地说：“我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心正派的东西引导皇上，而现在朝廷上却只喜欢迷乱之音了，这是我的罪过啊！”光武帝听了这番话很受震动，郑重地向宋弘表示感谢，以后就不再让桓谭做给事中了。刘秀能听得进逆耳之言，知错即改，不失为一个明智的皇帝。如果是换了那些昏庸皇帝，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历史上也就不会有“光武中兴”了。
四、赏罚分明，不姑息养奸
亲君子远小人，关键要落实到用与不用上。唐太宗把“任贤”与“去邪”看得同等重要，他说：“知道有才能的人而不提拔使用，就是失掉了人才；知道坏人而不罢免，就是祸患的开头。”a
朱元璋进一步指出了“用贤去邪”必须坚定不移的重要性。在一次与皇太子及其他皇子的谈话中，他告诫道：“用人的根本在于明察奸佞和忠良”，“如果知道谁是忠良却不用他们，知道谁是奸邪小人却不去除他们，那么国家就要遭殃了。历代大多是因为姑息迁就而导致被奸邪小人欺骗迷惑。”b在回答“如何才能去除小人”时，朱元璋说：“将好人提拔任用，就是对好人好事的莫大鼓励；将坏人罢免斥退，就是对坏人坏事的巨大打击。所以太阳出来而漫天阴云就散尽了，贤良的人被选拔任用，那些奸邪小人自然就远去了，这有什么难去的呢？”a坚持“任贤去邪”，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就会影响和促进大多数人加强自身修养，努力向善，朝着德才兼备的方向发展，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人。
清代康熙皇帝也强调“举贤”和“退不肖”同等重要。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端正官场风气的关键，在于选拔任用贤人和斥退罢免坏人，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是选拔任用贤人，而不斥退罢免坏人，那么贤人虽然受到勉励，而坏人没有受到惩处，这终归不是使众人都受到教育的好办法。只有罢免斥退不肖之徒，那么众人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全都会努力做个好官了。”b
如将上述古代政治家的言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首先，认识上要明确，去奸与用贤同等重要，用贤与去奸要并举。其次，“用贤勿贰”，选拔任用贤人不能三心二意，坚持用贤，奸邪之人则会远离。再次，“去邪勿疑”，去邪态度要坚决，行动上不能犹豫不决。奸邪小人善于应变，在不利条件下伪装巧饰，以退为进，而其性未改，若姑息养奸，则后患无穷。
一、提高亲贤臣远小人的意识，对小人保持警惕
唐太宗有一次走到一棵大树下，见大树长得很好，非常喜爱。大臣宇文士及看到后，以为这是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便凑过来向太宗描述这棵树的好处，赞不绝口，没完没了。太宗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魏徵经常劝我远离用花言巧语谄媚的佞人，我过去还不知道佞人是谁，心里怀疑你但尚未确定，今天看来果然是你。”宇文士及慌忙叩头谢罪。a这则故事说明，唐太宗有很强的“亲贤臣远小人”意识，对奸邪小人始终保持着警惕。
历史上，除了李世民这类明君之外，还有一些贤相，同样在远小人方面有着很高的自觉性，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掌权的重臣而飘飘然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不被谗佞小人所利用。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他主持政务时，有一个名叫郭祥的县令给皇帝上书，请求将国家大事都交与王安石策划决断，凡是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的，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臣也要罢免不用。神宗皇帝看了后感到很诧异。有一天，神宗就问王安石：“你认识郭祥吗？此人的才能似乎可用。”王安石不知道事情原委，便实事求是地说：“我不久前在江东时，曾了解到一些他的为人，他能说会道有辩才，但行为轻浮不够老实。不知是何人推荐，让皇上知道了？”神宗拿出郭祥的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以被这样的人推荐而感到羞耻，因而再三强调此人不可用，一直到神宗答应了才
算完。a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明君贤相之外，一些有心图治、但也存在明显缺点的君主，在远小人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事迹。隋文帝杨坚是在郑译、刘昉等一批政治投机分子的拥戴下篡位当了皇帝的。按照常情，隋文帝会倚重这些拥戴自己的人；确实，隋文帝开始也是这么做的，但不久就发现这些人贪图富贵、欲壑难填，是治理国家的巨大障碍，于是毅然将他们废弃不用。对此，隋文帝解释说：“假如不是刘昉、郑译以及卢贲、柳裘、皇甫绩这些人当初拥立我，我是登不上帝位的。然而这些人都是些反复无常的人。”“这些人通过欺诈手段，让我成为顾命辅政大臣。我即位之后，想着治理好国家，可他们这些人又想扰乱朝政。”a隋文帝没有因为对自己有拥立之功，而对小人姑息迁就，亦属难能可贵！
二、提高对君子小人的识别能力，坚持扶正祛邪
古人在识别君子小人方面有不少经验之谈。东汉时，汉顺帝有一次向尚书周举问治国的经验教训，周举回答说：“应该慎重选官用人，去除贪污者，远离佞邪小人。”顺帝问：“那么，谁是贪污、佞邪之人呢？”周举说：“公卿大臣之中，老是不怕冒犯您、直话直说的人，就是忠贞之臣；而那些阿谀奉承、讨您高兴的人，就是佞邪之人啊。”b对于重大原则问题，是秉公坚持还是曲意迎合（而且这种坚持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确实是检验忠奸的试金石。
南宋谢方叔官至宰相，他任监察御史时，曾给皇帝上书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皇上前后左右的人，凡是向皇上经常报告一些能引起人的警觉，使人产生忧患、危机、恐惧意识的话，那就是忠于皇上的；凡是经常向皇上进献一些可以高枕无忧、平安享乐之类的话，那就是不忠于皇上的。凡是报告水旱盗贼等灾情的，必定是忠臣；凡是说些谄媚讨好、掩盖真相之言的，必定是佞臣。”a
这两则例子讲的是从不同表现中分辨君子小人，还有更高明的领导者，能从看似相同的表现中看出不同，从而分辨出君子
小人。
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朱元璋教导群臣说：“凡是人做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他是出于公心，而所做的事有时出现谬误，这是他的认识和能力不够，以致有了过错；若是因为私心，他的行为有了谬误罪过，那就是故意干的。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错误，在这里就可看出。”同样是犯了错误，是出于公心，能力不够，还是出于私心，故意为之，这是一个区别。朱元璋接着又说了另一个区别：“君子的过错虽然微小却一定明显，小人的过错虽然很大却不显眼。这是因为君子办事直来直去，本来没有什么可掩盖的；小人善于修饰，本来就有很多隐蔽见不得人的行为。君主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微妙，那就无法区分君子与小人了。”君子、小人对于所犯错误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君子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小人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朱元璋对群臣的教导到此并未结束，接下来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观察以往的情况发现，在朝廷上讨论阐发意见，凡意见与君主相抵触的，一定是君子；那些完全顺从君主心意的人，一定是小人。君主因君子不顺从自己而对他们生气，因小人顺从自己而喜欢他们，所以小人常被宠幸而君子常被贬斥。君主用人，权衡大权在己一身，应当同时听取众人的观点，不能凭着自己一时的喜怒而决定臣子们的升降赏罚啊。”a由此可见，朱元璋在看人、用人方面确实有一套。
说一千道一万，小人的各种不正当手段都属于邪门歪道。君主在用人时，君子在交往时，只要做到和邪门歪道的东西保持距离，基本上就能做到远离小人。正如先秦思想家荀子所说的：“对结党营私之徒的互相吹捧，君子不听信；对陷害加罪于人的诬陷之词，君子不采纳；对心怀嫉妒、阻塞贤路的人，君子不亲近；对贿赂钱财、宴请送礼的请求，君子不应允。不经过正式途径而经常从歪门邪道来的信息或言论，君子要慎重对待它，要广泛听取意见公开讨论，判断出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然后进行赏罚，从而给以正确回应……这就叫作全面听取意见、发现被埋没人才、表彰贤明、辞退奸邪、进用贤良的方法。”b
三、克服自身弱点，听得进逆耳之言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经验的国家，一般情况下，做皇帝的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学到和听到“亲贤臣远小人”的先哲古训。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无数次地重复上演小人得势擅作威福、忠良遭受贬斥和残害的悲剧呢？难道那些皇帝们都是弱智吗？唐太宗分析指出：暗主昏君之所迷惑，“真正的原因在于逆耳之言难以接受，而顺心之言容易听从。所谓难以接受，是因为忠言虽是良药，却苦口难咽；所谓容易听从，是因为鸩酒尽管有毒，却甘美可口。贤明的君主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就等于肯接受苦口良药，病就能消；昏庸的君主听从阿谀奉承的话，就等于喜欢甘美的鸩酒，从而命亡。这样的事，能不引以为戒吗！能不引以为戒吗！”a唐太宗连说两个“能不引以为戒吗”，足以说明领导者爱听阿谀奉承之言的危害。 小人得势，其途径无非就是对君主（或领导）先是奉承迎合，继而蒙蔽欺骗，然后是利用甚至挟持操控，其手段无非是溜须拍马、奉送财宝珍玩、进献淫声美色。人都是有一定弱点的，尤其是那些生于富贵、长于安乐的皇帝们，他们的弱点要比常人更多而明显，带来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作为君主，如果没有励精图治的自觉志向，没有远离小人的自警意识，没有艰苦奋斗的自励精神，那就很可能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成了奸邪小人的俘虏。
《后汉书·宋弘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光武帝刘秀曾经问宋弘（担任大司空，位列“三公”）有没有通古博今、学识渊博的士人，宋弘就推荐了桓谭。于是光武帝任命桓谭做了议郎、给事中。光武帝每次举行宴会，就令桓谭弹琴，喜欢听他弹的那些淫乱之音。宋弘知道这事后很不高兴，后悔把桓谭推荐给了光武帝。他派人把桓谭叫来，对桓谭进行了严厉的诫勉谈话，桓谭叩头谢罪。后来，光武帝大会群臣，又叫桓谭弹琴。桓谭见宋弘在座，惶恐得失去了常态。光武帝感到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宋弘离开座位，摘下帽子郑重地说：“我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心正派的东西引导皇上，而现在朝廷上却只喜欢迷乱之音了，这是我的罪过啊！”光武帝听了这番话很受震动，郑重地向宋弘表示感谢，以后就不再让桓谭做给事中了。刘秀能听得进逆耳之言，知错即改，不失为一个明智的皇帝。如果是换了那些昏庸皇帝，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历史上也就不会有“光武中兴”了。
四、赏罚分明，不姑息养奸
亲君子远小人，关键要落实到用与不用上。唐太宗把“任贤”与“去邪”看得同等重要，他说：“知道有才能的人而不提拔使用，就是失掉了人才；知道坏人而不罢免，就是祸患的开头。”a
朱元璋进一步指出了“用贤去邪”必须坚定不移的重要性。在一次与皇太子及其他皇子的谈话中，他告诫道：“用人的根本在于明察奸佞和忠良”，“如果知道谁是忠良却不用他们，知道谁是奸邪小人却不去除他们，那么国家就要遭殃了。历代大多是因为姑息迁就而导致被奸邪小人欺骗迷惑。”b在回答“如何才能去除小人”时，朱元璋说：“将好人提拔任用，就是对好人好事的莫大鼓励；将坏人罢免斥退，就是对坏人坏事的巨大打击。所以太阳出来而漫天阴云就散尽了，贤良的人被选拔任用，那些奸邪小人自然就远去了，这有什么难去的呢？”a坚持“任贤去邪”，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就会影响和促进大多数人加强自身修养，努力向善，朝着德才兼备的方向发展，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人。
清代康熙皇帝也强调“举贤”和“退不肖”同等重要。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端正官场风气的关键，在于选拔任用贤人和斥退罢免坏人，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是选拔任用贤人，而不斥退罢免坏人，那么贤人虽然受到勉励，而坏人没有受到惩处，这终归不是使众人都受到教育的好办法。只有罢免斥退不肖之徒，那么众人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全都会努力做个好官了。”b
如将上述古代政治家的言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首先，认识上要明确，去奸与用贤同等重要，用贤与去奸要并举。其次，“用贤勿贰”，选拔任用贤人不能三心二意，坚持用贤，奸邪之人则会远离。再次，“去邪勿疑”，去邪态度要坚决，行动上不能犹豫不决。奸邪小人善于应变，在不利条件下伪装巧饰，以退为进，而其性未改，若姑息养奸，则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