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代美国剧作家山姆•谢泼德始终在创作中探寻真正的男性气质,并常被认为是通过消费女性主体性而建构男性主体性。其家庭剧中的女性人物要么“不在场”,要么“无声”,男性则以女性为观看的镜像中心展现了一系列话语权力关系,由此强调自我“女性/母性单一对立面”的男性身份。事实上,谢泼德家庭剧中的性别关系较之前期作品有着明显的转换。男性人物不但没能在“弑母”中找寻到父亲身份,成长为“真正的英雄”,也未能在向女性施暴中成全自我的男性权威身份,更未在表演“非女”气质中获得自我男性身份的认同。他们的暴虐行为与男性身份想象投射出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美国剧作家山姆•谢泼德始终在创作中探寻真正的男性气质,并常被认为是通过消费女性主体性而建构男性主体性。其家庭剧中的女性人物要么“不在场”,要么“无声”,男性则以女性为观看的镜像中心展现了一系列话语权力关系,由此强调自我“女性/母性单一对立面”的男性身份。事实上,谢泼德家庭剧中的性别关系较之前期作品有着明显的转换。男性人物不但没能在“弑母”中找寻到父亲身份,成长为“真正的英雄”,也未能在向女性施暴中成全自我的男性权威身份,更未在表演“非女”气质中获得自我男性身份的认同。他们的暴虐行为与男性身份想象投射出
其他文献
20世纪20年代初是伍尔夫现代主义创作观念趋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1921-1924年间,伍尔夫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一部未写的小说》,长篇小说《雅各的房间》和文章《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这三部不同体裁的作品在伍尔夫的创作生涯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在这三部作品中,她都描绘了一个相似的场景,即在火车车厢里与陌生乘客短暂同程。伍尔夫对这个场景的反复书写值得关注。显然,伍尔夫敏锐地捕捉到了它的丰富意蕴,使之成为其现代性书写的典型。对伍尔夫三部作品中这个场景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伍尔夫是如何通过书写现代性经验向着成熟
本文拟从语言学和伦理学层面分析《卡斯特桥市长》中亨查德与其他主体人物在经济和情感上的纠葛,试图揭示出主体人物间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伦理秩序和伦理身份的话语建构。文章认为,亨查德与新兴工业社会的代表法伏雷在商场和情场上的竞争,与露西塔等女人的情感纠葛造成了他主体人格的解构与重构。这一人格变化过程通过主体间的话语交流展现出来,深刻地揭示出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两性关系。在变动不居的象征秩序中,维护相对稳定的伦理秩序和伦理身份需要语言和伦理双方的共谋,亨查德的伦理身份通过与法伏雷、露西塔和伊丽
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的快速发展使期刊研究成为“显学”,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本文在对美国文学期刊概述的基础上,从美国文学期刊研究现状出发,对21世纪以来的媒介转向之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意义进行探讨,认为期刊研究能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进行新的梳理,并以此重新审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重要特征及其蕴含的深层文化思想内涵。
作为“奥登一代”的杰出代表,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语诗坛具有鲜明的开拓性、革命性和反叛性的先锋特点。他与艾略特之间的代际传承和诗学分歧,反映出他的先锋诗歌生成的时代语境。与前一代诗人反政治、非政治的诗学态度不同的是,他更积极地介入社会问题,尤其表现为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政治左派立场。高空视角、临床性思维和诊疗性话语、现代工业景观描写是他的先锋诗歌的重要艺术特征,既构成了“奥登风”的主要内涵,也为他赢得了时代的掌声和永久的名声。
《赎罪》中的主人公布莱奥妮和罗比通过自我审视,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而让自己背负沉重的罪感。在这种罪感的驱使下,布莱奥妮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忏悔,如不完全忏悔、创伤型忏悔、多视角叙述以及叙述者的评价性评论等,从而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她通过忏悔,与读者建立了亲密联系,获得了作家追求的透明性并实现了对人性的完美追求,从而获得了救赎和解放,实现了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从麦克尤恩的角度来说,忏悔与赎罪是他作为一名作家想要担当的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他介入社会,进而批判和改造社会的一种方式。
1925年,洛克编辑出版《新黑人》文集,重视美国黑人的个体性而非群体性,强调黑人民族的自我决定与文化表达。这不仅有别于19世纪末美国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的妥协策略,也明显不同于20世纪初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思想,更与20世纪20年代加维倡导的“回到非洲”的分离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本文通过梳理洛克关于新黑人的相关论述,聚焦他对“黑人”及“新黑人”与美国主流社会与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尝试分析洛克的思想发展及其比较超前的文化多元与文化共融思想。
国内外国文学界开始关注和梳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这是学术自觉的表现,但学术史梳理不能缺少多元对照的视角,尤其是国外对应或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史。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具有英国研究和中世纪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梳理其学术传统,思考其创新机制,对于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保持学科主体性,探索跨学科研究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盎格鲁-撒克逊研究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到了20世纪初形成了语文学批评的传统;经历了理论时代的挑战之后,与计算机技术融合,构建以语文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机制;到了数字人文时代,进一步变革创新,突出了
《佐特服暴动》是美国拉美裔剧作家路易斯·瓦尔德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将剧中奇卡诺男性气概的流变过程归纳为初始呈现、被迫转变、艰难融入和反向传输4个阶段,并以作品中的服饰和发型为切入点,分析佐特服和鸭尾式发型与整个流变进程的关系,展现了奇卡诺男性气概从外化表现到内化生成,再到与主流文化之间形成杂糅的变化历程,反映了奇卡诺男性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之路。
犯罪是亘古以来人类无法摆脱的噩梦。除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法律案件外,历代文学中有大量涉及犯罪问题的描写。罪与犯罪者在文学中的再现远比现实复杂,可以穷尽人类的想象力。在早期英美文学作品中,罪以“恶”的极端形式呈现,犯罪者则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在侦探小说等“新的犯罪文学”中,“罪”被再度界定,罪犯成为“对型人物”并在审美心态下得到审视。在后现代语境下,与受害人互为“他者”的犯罪者形象日益突出,罪的意蕴更加朦胧。文学中罪的表现方式不仅映射历史与现实,也承载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作为应对19世纪末文学市场商业化和小说职业化的策略性反应,亨利·詹姆斯在以文学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下一次》与《格雷维尔·费恩》中构建了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遵循“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即在市场上失败的作家可以赢得符号权力。与此同时,詹姆斯在书信、笔记、文学评论中也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被大众疏离的“失败者”的形象,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亨利·詹姆斯掌握了一种“失败”的美学运作机制,通过高雅与低俗的对立,参与了争夺艺术作品合法话语权的斗争,意在强化严肃作家的权威地位和审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