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教育孩子顺其自然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唯一的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极少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得到的多是关爱。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孩子“完全的解放”。鲁迅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多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遵循父亲的教诲，“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国内著名的无线电专家。
　　
　　梁启超：唯学问不唯文凭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在理财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尤其是求学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曾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正是因为梁启超独特的教育方法，他的九个子女也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一生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为此，他还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率真、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陈省身：帮孩子寻找成功机会
　　数学家陈省身虽是几代人的偶像，但对子女陈伯龙、陈璞来说，“他永远是那个热爱全世界的美食、喜欢奶酪‘越臭越好’、在餐馆里点菜比别人更为拿手的父亲”。陈省身教育孩子时，从不说长大后要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帮助他们寻找成功的机会。所以，兄妹虽然继承了父亲过人的智商，却没有子承父业。
　　在父亲的建议下，陈伯龙最终选择了精算学，进入保险行业。陈伯龙说：“父亲对于一个人该做什么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他会为人寻找与能力相配的岗位。我个人的情况就是例证。”陈伯龙还是个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时候，就修过一门“微分几何”课。遇上难题时，他周末回家就向被公认为“微分几何之父”的父亲求助。但他感觉学习数学相当吃力。此时，父亲建议他尝试一下精算学，进入商业而不是学术领域。
　　同样，女儿陈璞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物理学的学士学位，后来转学经济。在她眼里，父亲是“一位慈父”，从不给孩子们管制，而是让孩子们自由发展，父亲也从不做空洞的说教，而是以身作则。比如“他对人非常宽容，但不跟我们讲应该怎么宽容，而是给我们讲一些别人的例子。他自己做，我们就跟着他学”。她甚至不记得父亲在家里有发火的时候。有时候跟父亲谈完一件事情，他不会立即表示意见。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听到，也不表示他不懂，而是表示他需要想一想。他常常在晚上想，第二天吃早饭，他就把晚上想出来的跟子女讲，嘱咐子女要怎样小心，怎样考虑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