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名可、名非、常名”思想的传播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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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道德经首句的新句读方式出发,进而认为该句其实蕴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名可,名非和常名。显然这三个阶段与人类的传播活动息息相关,即从原始人的“名可”,到近代人(传统社会)的“名非”,正是该阶段精神和物质相脱离的现象推动着媒介的历史演变,其目标便是“常名”的传播学理想目标。
  【关键词】:名可;名非;常名;传播;媒介
  《道德经》第一章讲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上说法,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对该章的断句方式。然而据道教内部的秘传手本,第一章的句读应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区别在于首句。
  为什么说后一种句读,最能体现《道德经》的本意?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来谈谈“道”字,这是《道德经》,乃至整个东方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范畴,此范畴不清楚,对东方文化的阐解,会失去一切根基。
  我们认为“道”是鲜活的生命之源,鲜活的生命力之源。没有它,这宇宙就是死寂的,甚至没有宇宙及生命这一说。“道”根本不是《易》中说的什么“形而上”,什么规律、法则之类。这种说法只是照抄了朱熹的“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的观念,而把朱熹的“理”字改成了现代人了解的术语“规律、法则”之类。而这种人为的“理论化”是有其原因的,“当前,机械化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精神发展的前头,官方发言人操心的是其他的事情,他们靠着理论获得了锦绣前程,但是,在理论还没有出卖其灵魂之前,他们就把理论给消灭了。”
  这在本质上是绝对错误的。“道”是一切生命力之源,是活生生的东西,它无时无刻不转化为万相。而这万相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无常”,“无常”的运动构成了“道”,人类总是习惯于截取这运动中的片段,然后把它们归纳为法则、原理,然而这些都不是“道”,只不过是道的“点缀”。
  如果仔细读通《道德经》第一章的全文,一定会发现,老子说“道”时,几乎无一处不是指的生命活动本身。
  老子从“道”说到“道可”、“道非”;再说到“名”、“名可”、“名非”、“常名”;又说到“天地”、“万物”,都是生命的运动。接下来更是直指生命体而说的,“有欲”、“无欲”直到“众妙之门”说的全部都是生命活动。更明确的说,是指的生命的整体活动,或是整体的生命活动。
  而我们讲的生命是指“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不仅包括人类意识到的生命活动,而且还包括没有意识到但确实存在的“宇宙-生命”系统的活动。人作为“生命”最完美的载体,只能去“体道”、“悟道”,但绝对谈不上去“用道”。
  人们不能“用道”,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官能去“体道”、“悟道”,而与此同时人的行为本身又只是“道”的贯彻与执行,始终脱离不了“道”。
  “道”之所行不能为人所知,为人所知的那部分无非是其中的“片段”、“点缀”,而这些“片段”背后的无尽的“无知”则是人们无法体悟的,然而人们的“所知”也确实是“道”的组成部分,因此“道可,道非,常道。”
  讲到这里关于《道德经》第一句的断句方式应该是非常明了了,然而我们有必要在此处再做一些训诂学问方面的补充说明。我们常见的第一种断句方式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是不合理的,原因就在于前秦古文中“道”字只作名词使用,没有作动词“言”、“说”、“讲”的先例。在先秦古文中“言”、“说”、“讲”诸类内容的表达,多用“曰”、“云”这样的专用动词。因此把《道德经》首句断为“道可道,非常道”是非常牵强的。而根据写作的对称惯例,则后一句也必将断为“名可,名非,常名”。
  一、名可与传播
  南怀瑾先生在《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中的第六章“声音的奥妙”与第七章“声音对人体神妙的作用”中,从历史到宗教,从物理到生理,讲了很多关于密宗“咒语”的作用。南怀瑾先生说:“从尊敬修法的观念而来,(密宗)认为世界的文字语言,都是虚妄不实、变动不拘的假法,只有佛菩萨等神秘的咒语,才是真实不虚,通于人天之间极为奥妙的至言。是否果真如此,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皆待将来神秘科学去研究探讨。”
  南先生对此没有下定论,但介绍普贤如来的三字根本咒“嗡、啊、哞”时,他是充分肯定了这三音对人身体的作用的。
  在说到“啊”字时,他说此“啊”字是开口音,是世界一切生命开始时散发的音声,并说“阿弥陀佛”的净土念诵,便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时至今日,婴儿落地的第一音仍是此音。正是此音,老子称其为“名”,由此可见此“啊”是“名可”之名,而非人之为人后的“名相”之“名”,老子称为“名非”,即“名”与“物”脱离的“名”。
  关于“名可”,当代的人类文化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极其丰富的资料,法国人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英国人弗雷泽的《金枝》以及泰勒等人的作品,都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极为生动的史前人文化的生动画面。尤其是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关于原始语言有这样的一段介绍:“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它们(原始语言)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
  “原始人的这种语言方式,即尽可能回避主观评价、主观印象对客观现象界的干扰的语言方式,在一定水平上,一定的范围内,就是巫术的“咒语”。“咒语”的最大特点便是不可以语言逻辑解释,似乎只有音和音节。“咒语”是人类原始文化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人类社会几乎所有民族与种族都经历了一个极漫长的“咒语”时代。这个时代,用老子的语言来说,便是追求“名可”的时代。修“咒语”者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崇拜物的绝对执着,不执着就不会有任何功效。这种执着恰是一种“不执着”,因为“咒语”是不可解的,是回避主观干扰客观现象的。在原始文化中,由于人类对语言是这样一种心理定势,“咒语”也就不是什么还需学习的东西,不仅人人皆会,而且有的人随便说出的话,本身就是“咒语”。 这种文化遗迹,在我们中国人现今的生活中仍然存在。中国人见面喜欢说“恭喜发财”之类的好话,而厌恶说“死”、“贫”之类的话就是明证。”   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尼斯认为,语言的第一步应是将兴奋叫喊修饰,使其代表某种特殊意义。(让我们想像某位洞穴居民在剑齿虎靠近时所发出的“哇唏”声)他在一次会议上报告时解释说:“他所发出的信号在强度上或许与危险的强度相仿----末尾音位强度相似。……老虎如果站的较远,则叫喊的强度就较弱,末尾音位也不同。换言之,那是较软性的一声“哇唏”,于是这些末尾便成为首批修饰远近距离的模态语。下一步的发展是某种特殊的喊声及其末尾音位被区分出来赋予其他意义,句法语言于是逐步形成。”
  詹氏认为,再下一阶段的发展应是命令的时代,命令的前身可能就是由叫声区分出来的某些模态语。例如,在狩猎聚会中“咿”或许代表“靠过来些”,“呜”则代表“走远点”之意。随命令发展的是名词,飞禽走兽的名称最早,其次为事物,最后才是关于人类的名称。接着再发展出动词及语言的其他各部,丰富了句式的变化。
  在“名可”阶段,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存在主观评价、主观印象对客观现象界的干扰,因此它最能反映真实的客观情况。原始社会的这种“名可”传播现象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自然条件恶劣,人类的生活时时处于危险之中,迫切需要一种工具来传递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环境,语言由此诞生。语言的使命在其诞生之时就已经确定了,即帮助人们传递生存、生活所必须的信息,因此客观、真实的反映现实就成为了必须的要求。
  二、名非与传播
  历史证明,仅仅只有“名可”的历史运动,并不能达到“常名”的达道层次,其中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名非”阶段,即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名”与“物”分离了,主客体分离了,精神与物质分离了。当这些“分离”发生的时候,传播,则更加丰富和系统的出现在了人类的生活之中。而此时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则已经与原始社会的传播大为不同。具有了“名非”思维的人类,逐步将传播活动演绎的更加生动和频繁。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精神与物质则进一步脱离,传播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加便捷的进行着。例如,如果我们把声带也当作一种媒介的话,从最初的声带震动,人类开始利用口语来传递思想和信息,在丰富的句法结构及人类主观思维的作用下,口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所要描述的事物,然而,口语却是最为接近事物本真面貌的一种媒介。苏格拉底在《裴多篇》里转述埃及透特神和阿蒙神的对话。阿蒙神说:“费德鲁斯,我觉得,遗憾的是,文字就像图画;因为画家的作品表现了生活态度,然而你若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保持严肃的沉默。说话也是这样的情况。你可能想象,说话人有智慧。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点什么,并向一个说话人提问,他做出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万变不离其宗的。”
  接着,为了沟通的便利和文化的继承,产生了文字媒介,其表现形式有书本、报刊、杂志,以至互联网时代下的电子文字,以上诸类,都在信息传播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信息的传播突破了人类生理机能的限制,得以更广的传播和更久的保存,然而于此同时,信息与其所要描述的对象之间则有可能更进一步的分离,举一个例子,人人都不会错过与自己喜欢的作家面对面沟通的机会,为什么?即使你有该作家的全集,对该作家的观点耳熟能详,然而你不会错过一个与之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从而真正了解其所思所想。
  随着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媒介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电子媒介,如:电视,广播,电影等等。这些媒介传递信息的特点是,转瞬即逝且都诉诸于画面和音声。而随着拍摄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硬件设施的进一步改进,电子媒介在尽量为我们展示真实场景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其副产品:假象。一些假象甚至是专业人士有意为之,比如利用拍摄技巧展现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再比如电影中无数特效的运用,一方面在带给人们信息惊喜的同时,却也都蒙蔽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它实现了媒介的大融合,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假象的大爆发。无数修图工具、视频编辑工具的发展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都戴上了一层虚假的面纱,我们无法判断自己亲眼所见是否为真。还有一些假象是在互联网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伴生的。“在互联网的早期,麻省理工学院的传媒与科技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语言了‘the daily me’(我的日报)的出现,一个完全个人化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主题和看法。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而言,the daily me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也是风险,有时会给商业和民主带来不幸的后果。核心问题涉及信息茧房: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到此时,信息与其所要描述的客观事物本身则实现了真正的脱离,甚至可以人为的控制其脱离的程度,“名非”至此达到了巅峰。
  然而“名非”并不是什么错,现实生活中尽是“名非”思维下产生的伟大成果,自然科学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必须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概念、法则、规律、定义、定理,根据这些东西,综合、分析、演绎、判断,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样,物质界、精神界都相对稳定,人们就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回溯生命运动的本来面目。” “名非”正是人们达到“常名”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虽然漫长,但是我们总会跨过去。爱因斯坦、海森堡、波尔这样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已经为“名非”思维敲起了丧钟。因此我们坚信,人类一定会越过“名非”阶段,达到“常名”。
  三、常名与传播
  南怀瑾先生在《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中说到:“音声在物理世界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除了自然科学已经了解的声学的原理和应用以外,至于宇宙间的生命与音声的关系,以及植物和矿物等有无音波辐射和反应等问题,都还是尚未发掘的领域。音声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作用,早已被使人所知。但人类对于音声的学识,耳熟能详的,还只知能沟通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思想、情感等。至于利用音声促使人与动物等的生命,得以启发生机,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在目前的科学知识范围里,还是一片空白,尚须有待新的研究和努力。”   他又说:“古今中外所有的音声之学,也只是为了文字言语上的应用而加以研究,并未真能做到更进一步的探讨。在物理科学上,虽然对声学与光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超过前任的成就,但是也只限于在传播人类文化、思想、情感上的作用。甚至,最新的科学,正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所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转移到探讨音声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神秘功能。可是至少比过去大有进步,在人类的知识范围里,总算已经知道宇宙间还有许多音声的存在,而且用人类的耳朵,绝对是无法听见的事实。例如频率过高与频率太低的一波,人们都无法听到,这已是大家知道的事实。所以老子所说”大音希声“,也很自然地巧合于科学的道理了。”
  南先生的这两段论述或许能够对我们的传播学研究有所启示,习惯于“名非”思维的传播科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概念、名相的牢笼里固步自封,提出了无数传播理论与学说,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学说本身又都被推翻、颠覆,或许要想真正使传播这门学问焕发生机,唯有改变“名非”这种思维方式。
  “道”证“道”的过程,必须经历“名可”(原始文化)、“名非”(现代文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就整体说,都可称之为“常名”,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思维可以逐渐接近“常名”。近一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尤其是以爱因斯坦、海森堡、波尔为代表的前沿物理学家的思维,为“名非”思维打开了一个缺口。人们已经察觉到主客分离,精神物质分离,概念与物相分离,不是宇宙的根本特征。人类曾经历过“名物两可”的时代,现在又要走完“名物两非”的时代,“名物一如”的时代正在叩打人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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