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里的黑色幽默]
　　《假如我是真的》这部电影上映于1981年，改编自沙叶新的同名剧本。这部时而轻松幽默，时而辛辣讽刺的影片，比起1987年的《稻草人》和1992年的《无言的山丘》，算不上是台湾导演王童的代表作，却称得上是一部诚意之作。电影讲述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初，因女友怀孕，为了妥善处理此事而想尽办法，最终通过一瓶茅台酒告假回上海处理的下放知青李小璋，却因无法上调回城而遭到女友父亲的嫌恶。机缘巧合下，李小璋冒充了北京而来的首长之子，于是所有的问题有了全新的答案。故事的结尾，主人公李小璋也因为自己一时的侥幸，放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诚之道的一贯追求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假如我是真的》有着明显的《钦差大臣》的缩影，后者是俄国讽刺作家果戈理发表于1836年的代表作。两者都对官僚主义、特权阶层极尽所能地批判与讽刺。然而《钦差大臣》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喜剧，而《假如我是真的》却是一部套着黑色幽默壳子的悲凉之作，同样作为骗子的主人公，王童却并没有给李小璋一个退路。在影片的开头，冒充首长公子的李小璋是随性而至并未深思的，他误打误撞被认为是首长公子李长城，本想赚取几场影票便离开，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现实的逼迫，李小璋体验到了官僚阶层所带来的好处，原本对于他而言难如登天的事情，在这些人眼里却只是一张条子、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在女友怀孕迫在眉睫，其父亲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李小璋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最初他凭着一瓶假茅台酒而得到告假的机会。又通过这瓶茅台酒牵起了这些高干之间的利益关系网，而这瓶具有象征意义的假茅台也在他锒铛入狱时，摔碎在地。电影后半段，李小璋的骗术被揭穿，女主角的同学——高千女儿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上调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为什么要冒险搞得这么复杂？”女主角一言不发，但是她的眼中写满绝望。
　　不同的两个阶层，无法逾越的鸿沟，令李小璋对特权所产生的效应不断感到厌憎，在剧中不止一次咬牙切齿：“特权！”“又是特权！”特权对于李小璋而言，像一张偌大的蜘蛛网，他想挣扎却越陷越深，最终葬身于此。
　　作为间接反映70年代末社会的一部电影，导演在批判讽刺权贵人轻，特权阶层虚伪嘴脸的同时，对主角抱以强烈的同情，但却并没有试图将其行为合理化。影片开篇便以“下放乡中，有青年李小璋，为人聪明机巧但富于幻想，是一个不满现实、不切实际去求上进的人，往往为求他个人理想，不惜千方百计，招摇撞骗，务必达到目的”，一段话作为引子。并在结尾呼应打出字幕“李小璋的下场，正好警惕一些抄小路走捷径。不肯脚踏实地的人作为借镜”。不可不谓用心良苦地劝人应以诚为做人根本之道。
　　[粉墨背后]
　　《假如我是真的》中的李小璋由谭咏麟饰演。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角，1981年的谭咏麟不是后来叱咤歌坛的谭校长，也不是在各类喜剧电影中面目模糊的男主角。此时的谭咏麟演技虽尚显稚嫩。却胜在一股独特的淳朴自然劲，他只需用一双眼睛或沉思或凝视就可将李小璋的内心变化微妙地呈现出来，不得不说。导演王童挖掘出了谭咏麟表演的天赋。影片中，李小璋不择手段取得了返城的批文，面对女友，喜极而泣，这一幕的谭咏麟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面部表情都非常到位。以及结尾处已经绝望的李小璋手拿西洋镜，对着镜子一阵怪笑，看自己像不像高千子弟，堪称片中经典影像。值得一提的是，谭咏麟凭借此片夺得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亦是他生平唯一一座影帝奖杯。
　　与谭咏麟一起主演此剧的女主角。是当时邵氏的女星胡冠珍，她的表演方式虽然谈不上可圈可点，但举手投足间却颇有一番楚楚可怜的动人味道，亦凭借此片在台湾地区走红。
　　然而整部剧最为出彩的却是走马灯一样轮番登场的配角们。虽不乏政治原因导致的丑化的形态，但其中由崔福生所扮演的大老粗副市长的表演却令人拍案叫绝。而其他演员所扮演的干部们，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体现出与普通百姓截然不同的浓重的官僚主义气息。而又是这些人在面对假扮首长公子的李小璋时，不动声色地逢迎阿谀，又活脱脱将一出浮世绘展现在观众眼前。
　　与演员们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对于全片由批判幽默转至凄苦悲凉的情境起到了烘托作用的同时，也为结尾留下一番回味。影片结尾采取虹膜镜头，结束全剧，意味深长。漆黑的牢房墙上写着鲜血淋漓的几个字“假如我是真的”，正如李小璋所说，假如他是真的，所有的一切特权便可以成立。假如他是真的，他现在便可和心上人过着安逸的生活，等待着下一代的出生。从某种角度上而言，李小璋对于上调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这出现世的官场现形记也在如泣如诉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时代浪潮下]
　　身为台湾电影导演的王童，幼年便从大陆追随父母前往台湾，对于祖国大陆其时的形式不能算是了解，也因为站在他所选择的政治立场上，并未+足客观地反映当时的人民生活，而添加了许多与事实不符且缺乏实际根据的情节，但却仍不能否认其所具备的一定社会意义。
　　70年代末，因知青徐玲先一尸两命而加剧了上山下乡知青不满自身命运被摆布的抗争。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李小璋的原型知青张泉龙则选择了一条所谓的捷径并希冀以此达到自身目的，令当时的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上了他的当。这桩称得上奇闻的异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可谓承载着独特的社会深意。也因此激发了原作者的创作灵感，而写成原名《骗子》的剧本，最初以话剧形式更名《假如我是真的》在大陆公映，一时反响强烈。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沂看完后说：“这是一出悲剧，时代的悲剧……我看戏，我也笑了，我是含着眼泪笑的……”并委婉要求原编剧沙叶新适当修改剧本。随后中央召开的创作座谈会出于时局原因，将此作打入谷底，称为走资派的戏码，连最初保持中立的陈沂也改变了态度。但因此在1980年就此剧召开专门座谈会后，对沙叶新的创作才华给予肯定，但要求修改，沙叶新拒绝了，此剧自此被封杀。次年在台湾被拍摄成电影。一举斩获当年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
　　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假如我是真的》并不如表面所展现的讽刺与教育意味，其背后有着力透纸背的控诉，更像是一种对现实不公的呐喊与抵抗。李小璋对知识分子以诚为本的原则背弃令人心痛，故事结局的悲剧令人深思，独特的时代背景让人伤怀。导演王童的才华也是最初由此片展现，抛开所处的政治立场不谈，就全片来看，仍不失为一部值得反复咀嚼的佳作。它也许并不完美，却是中国电影史上特殊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