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阈下的辽代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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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箭仪是辽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史》《金史》《契丹国志》中记载的辽代箭仪有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正旦惊鬼、上巳节、重九节以及再生仪七种礼仪,辽墓中也出土了大量与箭仪相关的文物,包括箭镞、箭、箭囊、箭筒等实物及相关壁画。辽代的箭仪既有契丹本民族的特点,又融入中原文化因素,是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关键词:考古学;辽代箭仪;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5-0005-04
   契丹建国以前,由于长期过着氏族生活,只有一些简单的风俗。《辽史》中记载:“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尚有质之风,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1]辽太祖阿保机即位以后,为了加强皇权,于太祖七年(913年)“定吉凶仪”[2]。从此辽朝开始施行礼制。
   一、辽代箭仪略说
   箭是辽朝礼仪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礼器之一,与之相关的有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正旦惊鬼、上巳节、重九节以及再生仪七种礼仪。箭仪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累,凝聚了契丹民族深刻的人文理念和思维方式。
   据《辽史》《金史》记载,瑟瑟仪有如下程序:按照等级,皇帝射两次,亲王、宰相及臣僚射一次;用手帕标志要射的柳枝,离地几寸的地方要削去树皮露出白地,先是一人驰马前导,后一人驰马用无羽横镞射之;如果射断柳枝,以手接住,并飞驰而去者为优胜者,给与冠服;瑟瑟仪第二天植树,前段为祈雨,后段仍然是射柳[3]。
   据《辽史》记载,射鬼箭大多是在秋冬月份举行。祭祀是射鬼箭的重要内容,皇帝出师前要先告庙,祭拜“三神主”,要杀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祭时,常依托于一棵独树。将出征时,牝牡麃各一献祭。战胜敌人后,以白、黑羊祭天地。辽帝每次亲征在出师、行军途中、班师时都必须进行射鬼箭之仪。射杀的对象为死囚、俘虏等。太祖初年,射鬼箭已经成为一种极刑被确立下来,与枭磔、生瘗、炮掷、支解并列[4]。
   据《辽史》记载,勘箭仪整个仪式由受箭、呈箭、勘箭等活动组成。将箭作为勘合的对象,说明箭在契丹社会中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远程武器,同时也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皇帝巡幸归来须内外勘同后开门,也示留守之慎之意[5]。
   据《辽史》记载,正旦惊鬼整个仪式中,先掷丸,根据掷出帐外的数量不同,举行不同的仪式。若所得数量为奇数则为不祥,巫人会执箭绕帐高呼,在帐内进行烧地拍鼠之仪,以示消除不祥之意[6]。
   据《辽史》记载,上巳射兔是上巳节当日要射木头刻成的兔子,然后骑马比赛,先射中兔子即为获胜,输的一方要下马跪着向获胜的一方敬酒,获胜方则骑在马上将酒一饮而盡[7]。
   据《契丹国志》记载,重九射虎是,重阳节当天,天子率领群臣部族射虎,射不获或者射得少的人,被判输,要罚他们请“重九”宴[8]。
   据《辽史》记载,辽朝只有皇帝、太后、太子和部族首长可以举行再生仪[9]。契丹皇帝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行再生礼。先在禁门北,准备好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并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在举行仪式这天,皇帝要脱衣服、光脚进入再生室,三次从岐木下过,并卧在木边,老者击箭袋说“生男孩儿了”,太巫用巾盖上皇帝头,皇帝起来,群臣称贺,再拜。事先选好的七位老人每人把为皇帝起的名字系在采缎上,进献皇帝,皇帝选好一个名字后,赐给老人物品。群臣则进献小婴儿的包被,彩结等物。皇帝祭拜先帝后再宴请群臣[10]。
   二、考古学视阈下的辽代箭仪
   据《易经·繋辞下传》记载,弓箭最原始的形态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11]。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木头、竹子、动物的筋和胶等合制成弓,称为“复合弓”。箭是搭在弓上发射的武器,主要由镞、杆、羽、栝四个部分构成。在内蒙古、辽宁、河北、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的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铁箭镞实物,笔者将其分为七类,分别为甲类A型、B型、C型,乙类,丙类,丁类,戊类A型、戊类B型,己类,庚类(见表1)。
   在辽代史籍中记载,“箭削桦为簳”[35]“红锦袋皂雕翎羱角骲头箭十,青黄雕翎箭十八……”[36]在辽墓也出土了箭杆实物。赤峰大营子辽墓中出土铁杆镞,铤细长,锋作柳叶形,存长15.5厘米,刃宽0.9厘米[37]。在内蒙古霍林郭勒辽墓中出土木杆镞,铁镞为四棱尖刀状,长5厘米,宽1.8厘米,厚1.6厘米,尾部有一圆銎,可安装箭杆。箭杆长70厘米,直径0.5-0.7厘米之间。箭杆细端缠上薄薄的桦树皮,插进铁镞圆銎里,从而使箭杆安装牢固。箭杆尾端刻一个“凹”字形槽,槽搭弦上,弯弓射出。箭通长75厘米。箭杆为硬质富有弹性的木条[38]。分析可知,辽代铁箭镞的种类较多,箭杆木质,箭羽以雕翎为主。
   辽墓中也出土有盛箭的器物。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辽代墓葬中出土一件箭囊,其为缝制,筒形,口窄底宽,口部一侧边向内斜收,端部有根残断的皮条,两件“八”字形铜饰件铆在斜边上,另一侧边略外敞。口下部正中位置挖空一块,呈横向圆角长方形。两侧边中部略内弧,底部为圆边。口部及一侧边以明线缝合,另一侧边是在两张皮革的侧边斜向内暗线相缝,表面无缝线,长57.3厘米,口宽22.8厘米,底宽31.8厘米[39]。在内蒙古霍林郭勒辽墓中也出土一件箭囊,其为桦树皮缝制,出土时保存完好。半圆形长筒,筒长70厘米,宽18厘米,厚8厘米。囊底为1厘米厚的木板[40]。在辽墓壁画中也有相关内容,《鹰军图》[41]中,6个骑马者排列成两排三队,均身披铠甲,头戴盔,腰挎箭囊。《厅堂图》[42]中,在红色几案左侧悬挂有箭筒,侧开式筒盖翻垂。《猎虎图》[43]中,射猎者腰间挂有箭箙。《骑猎图》[44]中,有一契丹猎人正拉弓射箭,左腋下挂有箭囊。在庆陵东陵前室北甬道西壁左侧人物画像,其右肋之下悬挂一个箭筒,箭筒里盛有箭束[45]。分析可知辽代盛箭用的器物大致存在两种形制,即缝制的箭囊、用桦树皮制成的箭筒,在狩猎的过程中一般放置在猎人腰部。    据《金史》载,瑟瑟仪中“以无羽横镞箭射之”[46]。通过考古材料发现,所谓横镞箭可能箭镞锋部扁平,刃部较宽,与甲类箭镞类似,亦有可能包括戍类箭镞。辽代军事上所用的箭镞为矛式镞、三翼镞、菱形镞、柳叶形镞[47]。射鬼箭仪式中,均以人为射杀对象。此种类型的箭可能箭镞锋部尖锐,接触点小,与乙类、丙类、丁类、己类箭镞类似。在上巳射兔仪中,所射的对象是“以木为兔”,可能与射鬼箭所用箭镞相同,利于集中力量射击目标。勘箭仪中,东上阁门使执雄箭,勘箭官执雌箭,所执的雌雄箭可能为木箭[48]。因史料记载有限,正旦惊鬼仪式中巫人所执弓箭亦可能为木箭。契丹民族用于狩猎的为宽刃箭镞[49],即重九射虎仪中所用箭镞可能与甲类、戍类相似。再生仪中包含老者击箭袋说“生男孩儿了”这一活动。箭袋的形制可能为缝制的箭囊或用桦树皮制成的箭筒。
   三、小结
   辽代箭仪内容丰富,仪式庄重,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辽代箭仪既有契丹本民族特色的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正旦惊鬼、再生仪,又有中原文化特点的上巳节、重九节。《新唐书》记载:“天子适射兔苑中,跨鞍若飞,敢异议者斩。”[50]唐代射兔也是一种射箭活动,人们用木头雕刻成兔子,然后骑马比赛,看谁先射中兔子即为获胜,输的一方要下马跪着向获胜的一方敬酒。九月九日重九日,中原汉族历来有赏菊、饮酒、登高、插茱萸等习俗。契丹族的上巳节、重九节很可能来自中原汉族地区,同时也反映出契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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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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