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观灯乐行》。月光如水，花灯如山，装饰华丽的香艳的马车堵塞了宽敞大道。
　　诗人记录的盛景里，灯是主角。
　　而今天要讲的灯，曾是古代的奢侈品——宫灯。在宫灯的序列里，北京宫灯样式纷繁：挂灯、落地灯、壁灯、戳灯，样样好看;造型各异的北京宫灯各具特色，盆儿形，六方形、双柱形，细说得有几百种。
　　精致的设计、独具匠心的工艺、几代人的传承，凝聚着传统文化灿烂的美。
　　北京宫灯的传承故事中，有历史的重量与匠人的品格。
　　今天，就请听文盛斋的第四代手艺人翟玉良为我们细细说。

一见钟情

　　1971年，翟玉良中学毕业，由学校分配进入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那会儿，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分配什么就干什么，任劳任怨。”老翟说，和宫灯打交道，一干就是一辈子。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的前身，是前门外廊房头条的文盛斋。历史上，北京有两个文盛斋，一个是原址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文盛斋，大约开业于清朝嘉庆年间，以经营各类彩灯而著名，后来迁到东琉璃厂。另一个是文盛斋琴行，清朝咸丰年间开业的乐器琴行，位于厂甸小沙土园北口西侧，后来迁到安定门大街。
　　今天咱们说的是做宫灯的文盛斋。宫灯曾是宫廷專属的器具，逢年节也赏赐给王公大臣。清朝时，宫灯由内务府造办处管理，需要时召工匠入宫。文盛斋的创始人韩子兴先生就曾经配了腰牌进宫为慈禧太后做宫灯。而工匠们并不专属宫廷，于是宫灯就在民间流传开。“听我师傅说，当年廊房头条的灯笼铺里，文盛斋是做得最好的。”
　　经过发展，文盛斋改建为宫灯壁画厂，北京解放后，经过公私合营，宫灯壁画厂改成北京市美术红灯厂。
　　“我们厂那会儿有几个产品，木制宫灯、大红灯笼，还有一种就是各种造型的灯彩;厂里的塑料车间和国画车间也很厉害。当时很多美院毕业的学生到我们厂来，因为他们在美院学得很扎实，所以组成了一个车间，这个车间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上百人，专门作画。”
　　回忆起最初的进厂学习，翟玉良说，自己被分配为宫灯制作学徒，他几乎是“一见钟情”地喜欢上了宫灯。以硬木为框架的六方或四方宫灯，可拆卸和折叠，在灯的每个角上都缀有丝穗，灯框架之间嵌以玻璃或纱绢，玻璃内画有彩色漆画。如此精美的作品，让翟玉良格外喜欢。“我最喜欢的还是六方宫灯。因为六方宫灯是传统的宫灯，非常耐看，什么场合都适合，包括故宫等庄重的场合都挂这种灯。”

学艺

　　“别看过去的手艺人可能表达得没那么好，但手上的活特别精。”
　　回想初进厂时，翟玉良见到的大制作场面，至今难忘。“有300多号工人，做宫灯也像现在的流水线作业似的，机器组负责下料开料，成活组负责做成产品，壁画组负责画片，流苏组做灯穗，喷漆组负责刷漆，大家各自负责其中的一部分。”
　　翟玉良还记得，师傅们个个有绝技。“宫灯上有五花八门各种工艺，每个师傅都至少擅长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傅特别擅长锼活，有的擅长挂料，有的擅长拉料，可以说师傅们各个有绝技。”精通技艺需要时间，忆往昔，翟玉良是在日复一日中，才掌握了一整套工序。“单是木工活我就学了三年。”翟玉良说。
　　翟玉良进厂的年代，正是恢复生产的年代，他和师兄弟们跟随郭汉、徐文起、孙守亮、刘洪福、袁振经、李春等身怀绝技的老师傅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宫灯技艺，师傅们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手艺倾力相传。“所有技艺都在老艺人的脑子里。生产恢复起来特别快。”

　　别看过去的手艺人可能表达得没那么好，但手上的活特别精。

　　世界上没有一门手艺可以逃过枯燥的练习。“进来以后就直接跟着师傅学，从基本功开始，然后就练去、干去。”宫灯制作的基本功之一是“锼”—— 在木料上，用锼弓子锼出窟窿。制作出精美的图案，也都倚仗这门技术。“锼活挺枯燥，也挺累。几个月，就光干这个。”在这样勤学苦练中，翟玉良体会到是什么成就了宫灯的美。
　　“那会儿我们一个组有20多人，一个车间好几个组。我们锼起活儿来，站一排，吱吱啦啦就跟奏乐似的，特别震撼。”翟玉良说，技艺练习之中也有趣事，“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好胜，要比着看谁的技艺好。我们4个师兄弟较上劲了，把手表往桌子上一放，4个人一起锼牙子，看谁锼得最快。一小时的时间内，我和师兄都锼了上百个窟窿。”

宫灯之美

　　“宫灯不用一根钉，全部是榫卯结构，跟咱们中华传统建筑文化是完全吻合的。”
　　宫灯是在方寸之间创造出的美。从木材变成可以组装的零部件，需要经历锼、雕、刻、镂、烫等工序，从木工备料、开料，到雕刻、拼接、粘合，都需要师傅们的良工巧做。而后还要抛光、打蜡、上漆，再贴绢或上玻璃，最后插上龙头、挂上流苏。工序一道道，都有大门道。

　　老翟拿起身旁的宫灯：“就拿这盏最普通的六方宫灯来说，这是由一块一块做好的木头拼接到一起的。你猜，这一盏灯要多少块木头？”
　　小巧的宫灯，不能被小瞧。“这一盏灯要120多块木头组在一起。”老翟揭晓答案时，在场的人心里着实吃了一惊。“每一个部件、每一根料都需要精心制作。往小了说，一个部件用一道工序就是100多道工序，而且每一根料它要很多道工序。” 　　懂得中国传统营造之道的人都明白，宫灯与传统建筑文化紧密相连。“不管是家里的屋子，还是故宫的房子，只要盖房子都得有梁、得有柱子、有窗户，咱这宫灯也是一样。”翟玉良指着灯扇：“你看，上面这横扇叫梁，架子上这块我们叫柱子，彩画的地方是窗户。所以宫灯跟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传统家具都是融为一体的。”
　　六方宫灯由六片灯扇巧妙拼接而成，传统手艺不运用额外的粘合剂或者铁钉这样的外物，而是用榫卯连接，在木材本身上做文章。老翟利索地从上面取下一扇。

　　宫灯不用一根钉，全部是榫卯结构，跟咱们中华传统建筑文化是完全吻合的。

　　翟玉良讲到，“像是故宫里头那些建筑上的斗拱、百姓家里的红木家具，都是榫卯互相咬着，有多少级的地震晃悠都不会散架”。平和朴素的榫卯结构，暗含智慧，成就了中国含蓄内敛的审美观。而在宫灯上完成榫卯的制作，对雕刻尺寸有精准要求。
　　框架完成后，还有装饰性的雕花。按照惯例是镂空雕刻，凸出灯体的部分称为“花牙”。花牙样式，基础的有十来种，临时变化无穷数，雕刻分布的位置也很灵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锼弓子、手工刨是木作师傅必备的工具。翟玉良有几件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趁手工具，都是自己制作的，“锼弓子就是现在叫曲线锯，关键是一根钢丝锯条。我们那会儿做锼弓子都是自己做，不是外头去买现成的。”
　　亲手制作工具，是工艺智慧的应用：经年累月的工作习惯后，工匠知道自己的工具怎么和手里的活完美匹配，工具的制作也是就地取材。“我们车间有做大红纱灯的嘛！就用做大红灯笼的竹板子，找最厚最好的竹板一点一点地窝成弓形，用钢丝给它缠上，绷上劲。”木匠有“百艺之首”的美誉。这份就地取材与恰到好处，是木作最核心的分寸。

中国名片

　　“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几位艺人整整三天三夜没离开城楼，离开国大典只差一天的时间，大红灯笼终于做好了。”
　　谈起在工厂时的经历，最让翟玉良印象深刻的作品，不得不提开国大典由前辈匠人制作的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
　　“（扎灯老艺人）之前没做过那么大的灯笼，挺犯难的，但这是任务，大家伙儿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灯笼做好。”翟玉良说，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几位艺人整整三天三夜没离开城楼，离开国大典只差一天的时间，大红灯笼终于做好了。每个灯笼高3米、直径5米、重80公斤，3个战士手拉手才能环抱，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由毛竹、不褪色的红士林布和松木制作的灯笼，上下部贴有金黄色的云朵，底部配有黄色流苏，十分庄重、大方、美观，也成为共和国的集体记忆。
　　前辈讲述过去的故事，激励后辈做出属于自己的作品。积累大量经验后，老翟的宫灯作品出现在重要的外宾接待场所。讲起给北京饭店贵宾楼设计宫灯的故事，翟玉良历历在目，“当时对方把用意跟设计师一块儿探讨，我设计出了一个大概其的样子，对方看完以后非常满意，就照着样子去做。”翟玉良说，当时给十层的总统套房每间房里配了一盏，还给大厅配了一盏垂花子母灯。
　　子母灯是按照吊灯样式制作的宫灯，有不同的样式，经过适应性的改良，兼具传统气质与现代气息。工匠们给子母灯设计了好听的名字：一圈小的围着大的，叫做“云盒”;母灯中央逐层下沉的，叫“垂花”;嵌了金丝的叫做“金龙合玺”，别有雅韵。
　　“后来我又做销售，接触了好多国外的客户。”翟玉良说，把北京宫灯订单远销海外，成为他很骄傲的时刻：“咱们中国人在国外开餐馆的，会照着咱们中国的风俗习惯味道去装饰店面。我接触有几个华人客户，他们每年回到北京以后，都到我这儿买一批宫灯，边做装饰边出售。宫灯成为了一块招牌。这些客户把宫灯放到中国餐馆门口，外国人一看就是中国餐馆。有的外国人见店主的灯漂亮就买走了。”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加之传统文化受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订单。不止一个客户找到翟玉良，让他制作独一无二的宫灯。“经常有客户说，想要做一盏别人没有的，我从没做过的宫灯。现在大家讲个性，要独树一帜的特色。”
　　得益于傳统宫灯手艺的智慧，以及勤学苦练出的本事，在翟玉良手上，个性化的宫灯不难实现。“只要你掌握了宫灯这门手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设计、去制作。很可能我猛然看见一个东西，马上来灵感，就可以制作出来。”在老翟看来，定制化需求也是传统技艺提高的过程：“我也特别喜欢这么做。在整体的设计素材里，别离开工作的本色就行。”
　　老翟设计了很多的异形灯，荷包灯、缩口灯、亭子灯……各种造型的都有。“灯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只要这些工艺你掌握了，随便去变化。根据这个房间的大小，根据个人的喜好，根据房间整个的装饰环境去设计。”这份自在的背后，大概是遵从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尽管已经退休，翟玉良也闲不住。近年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濒危手工艺传承人才培养”项目请翟玉良传授宫灯制作技艺。学员是从社会上通过考试选定、有一定基础的爱好者，通过3个月的系统学习，毕业时每个人做了一盏宫灯，还集体制作了一个直径80厘米的走马灯。翟玉良对学员的水平挺满意，“达到了入门水平，时间长了积累多了，他们的手艺会越来越好”。
　　也有一些中小学把老翟请去给小朋友们讲课。面对小朋友，翟玉良设计了难度适合的课程：给孩子们讲讲宫灯的历史、制作工艺，最后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灯饰，让大家体验一下。课程最开心的时刻，是学生们一人拿着一盏做完的灯饰回家。“孩子和家长都特别高兴，因为学生在学校体验到咱们的传统工艺和非遗文化。”说起这些，翟玉良也开心极了。
　　他用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做好一盏灯，也用传统手艺点亮了孩子心中传统文化的那盏灯。“咱们让孩子体验制作灯饰，不见得非让人家以后传承这个。让孩子们接触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知道有这么回事，等他走向社会的时候，能从传统文化里吸取力量，再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匠心小传

　　70年代进入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学习宫灯制作，翟玉良一干就是一辈子。和师傅们学习技艺，在方寸之间展现精美木作。一盏宫灯，一百二十块木头，一千多道工序。翟玉良以匠心和技艺制作，用榫卯咬合住木制宫灯的联结处，也让我们与历史上灿烂的灯彩文化相连。他用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做好一盏灯，也用传统手艺点亮了孩子心中传统文化的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