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坏账，有80％甚至更多的是属于外部干预和经济转轨导致的不良资产，真正因为银行自身判断失误和因内部舞弊导致的不良资产只占总不良资产的20％左右。这就是不良资产的“二八理论”。这个“二八理论”描述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成因，实在是无视刚刚过去的历史。2005年末，银监会对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进行现场检查，通报指出，发现的问题涉及金额5885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03家，处理违规人员799人。据媒体报道，为了这次检查，银监会累计派出检查人员多达16652人次。检查四家银行总行及营业部、各省分行和部分二级分行等14039个营业性机构，开展“贷款分类偏离度、土地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专项检查。在检查中银监会发现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分支机构贷款分类质量低劣，项目贷款管理薄弱，个人消费贷款违规严重，有的分支机构屡查屡犯，大案要案连绵不绝等。这些问题清晰凸现一些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总行疏于管理问责所形成的操作风险。
　　尽管有的国有银行在海外顺利上市，谋求以股权换机制，但上市后的改革层面只局限在总行层面，大量分支机构在总行上市后并无多大变化。分支银行的法律地位依然是不明确，他们既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子公司”，亦非“分公司”，却以独立的身份或主体资格在各自的辖区内开展业务。由于国有银行大量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分支机构层面，如果分支机构脱胎换骨的改革难以进行，公众担心国有银行谋求的只是短期垄断利润，而长期资产状况不可能根本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能说国有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问题之严重是外部干预和经济转轨的结果呢？最近，银监会查出曝光的许多问题，大家不禁要问银行的自律哪里去了？
　　从另一方面观察，对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国家没有追究责任，但不等于不吸收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其教训是国有银行对经济社会转轨的变化轻则叫“不适应”，重则叫“麻木不仁”。对中国特殊转轨时期的企业生存方式稍微有所了解的国人，都会引以为戒。但令人不解的是国有银行这样的专业金融机构对此却充耳不闻。有些出问题的项目贷款，所涉及的贷款金额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但如此之大的贷款规模却没有一家银行对其做过最起码、最尽职的资信调查。其实，有的骗贷项目，银行只需一次尽职的专业调查就可将其揭穿，但在这方面国有的专业金融机构显得异常迟钝。很清楚，像这类转轨时期、用巨额的银行贷款创造出一个个脆弱的“先富起来”的神话和“虚假政绩”的神话，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大胆的借款人身上，而是出在国有金融机构本身。
　　国有银行掌握着中国大部分金融资源，因此它们的改革备受关注。从发展情况看，国有银行不是一个改革最少的领域，而恰恰相反，与其他领域改革相比，国有银行在制度、技术、监管等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不断展现给公众的是国有银行体系的风险在加速上升。其中原因并不复杂，更不需那些要看上去特别尖端的金融理论才能诊断。其实这个原因相当浅显，那就是缺乏一个监督机制，这个监督并非是仅靠权威的自上而下行政监管(当然行政监管很重要)，而是指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指的是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我们称之为社会公众对国有银行的再监管。因此，国有银行改革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反对意见。
　　（作者单位：湖北省企业发展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