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直流发供电系统，1882年9月4日“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的珍珠街电站开始在纽约运营，接着在许多城市安装了发电机组和电线，对电力用户进行电力直供。此后另一个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发明了交流发供电系统，也开始对自己的用户进行电力直供。就技术而言，电力系统从其创建之初直至今日，一直就是一种可以直供的技术。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以及对于电力可靠性要求的提高，人类逐步采用电网进行大面积供电的技术，并将多台发电机组联网运行。随着电网的扩大，具有垄断性质的电力企业也逐步形成。然而，由于各国电力垄断规模的扩展和伸延，使电力行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服务质量低劣，使公众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引起消费者的普遍不满，致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一个个巨大的电力公司进行限制、监管，甚至肢解。最根本的原则在于必须彻底瓦解电力的垄断经营，开放电力直供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在中国电力改革中争议最大的也莫过于“电力直供”。尽管电力直供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但在中国，开放电力直供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既有的利益格局，这对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是一个考验。长久以来，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作为所属国有资产的当家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有大企业的代言人和保护者，而不是消费者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对于那些可能涉及到国有大企业利益得失的问题，往往采取迁就回避的态度，使一些关键的改革措施进展缓慢。电力改革正是因为这些错位问题，几次改革都“令人沮丧”，这一次的改革能否见效，电力直供将成为一块试金石。
　　
　　电网电厂不仅是公共资源还是电力消费者集体的财产
　　
　　导致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利益问题，目前，希望电力直供的发电企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独立发电商，也就是国际上的IPP，这些电厂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企业、民间和外资；另一类是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和使用地方电力建设基金建设电厂中，那些早期建设的、上网电价定价偏低的企业。
　　自1982年起，中国陆续开始实施对电力建设项目从直接财政拨款改为贷款，电力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电力消费者支付电费中的利润，政府的直接投入逐渐消失。1988年，政府为了鼓励地方政府参与“办电”，从电力消费者的电费中增加了0.02元/千瓦时的“电力建设基金”。2000年全国用电量11595.81亿千瓦时，电力建设基金新增232亿元，按照电力建设股本金20%的比例，银行融资后，可以支持1260亿元人民币的电源基本建设投资，能够增加2500万千瓦的电力装机容量。
　　而电网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向电力用户收取的每千伏安几百元乃至几千元的“用电增容费”。2000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2012万千瓦，如果按照1000元/千瓦估算，至少可以从电力消费者手中收取200亿元人民币，从银行融资后，可带动1000亿元人民币的电网基本建设投资。
　　这一政策直至近年才相继取消，那些从电力消费者手中获取的投资，从来没有给予他们“回报”或“分红”。而国家直接用于电力投资的资金，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通过“转贷”方式逐步撤出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电网和无论中央或地方建设的大多数电厂的资产的主体部分是电力消费者的共同财产，甚至很难定义它们为“国家财产”，因为即便国家的有限投入，也已经通过高额的税收中获取了回报，而电力消费者却没有。
　　实际上，一些参加争论的经营者是错把其代替电力消费者管理的资产当成了自己企业的财产。如果是用电力消费者的资金建立的电厂，经营者应该是没有权利因为上网电价低，而去选择直供电来为自己的企业创收的。因为电力消费者需要这些电厂通过提供低廉的电价来维护他们未曾回收的权益，除非电网不能收购这些电厂的电力。
　　电网的经营者也应该认识到，电力消费者的利益是希望电网能够通过引进竞争来改善服务，保证电力供应，降低资源、环境和资金代价，保持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某项电力直供的要求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又不会影响他们的直接利益，作为消费者资产的代理经营者是没有权利否决的。
　　而那些依靠其他资金来源建设的独立发电商，他们愿意将电卖给谁就应该可以卖给谁，这是《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普通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电力法》作为一个行业法是无权剥夺的。如果现行《电力法》不能保证他们的权益，也只有《电力法》修改的道理。
　　
　　制定电力直供的规则非常必要，但应符合电力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电网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如果需要其提供服务，例如过网和电力热备用，以及调峰、调频和无功补偿，是应该支付必要的成本的，但是价格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其中的一些服务可能是电网，也可能是其他发电企业提供的。特别是在“厂网分开”之后，电网如果不拥有电厂，电网就不可能保证所谓的“电力热备用”，甚至调峰、调频。
　　电监会应该是代表电力消费者来监管他们的公共资产和公共利益的，并且主要监管那些使用广大电力消费者资金建立的电网和电厂的代理经营者，以及政府的有关主管机构的行为，而不是代表政府来监管经营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因为政府那边还有各级发改委，所以由电监会制定电力直供规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制定和实施过程应该经过听证程序，真正从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并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国有企业的利益不等于是国家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明确，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一个，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4年3月29日，电监会在全国范围电力供应紧张的不利局势下，冲破阻力发布了关于印发《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暂行办法》的通知，在中国电力改革的关键时期走出了坚持改革的关键一步。当然，这个进行试点的暂行办法尽管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坚持迈出这一步，已经是非常可贵了。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作为一项行业的规章或管理办法，没有道理规定只有大用户才可以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政府机构，或者个人消费者，只要满足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当事各方利益，无论大小，都应该可以进行等价交易。在法规中使用“大”这样一个难以判断的衡量标准是不太合适的。特别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分布式能源设备在国际上的快速应用，以及信息控制和计量技术的发展，大小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像电监会这样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新兴监管机构，应该尽快从传统的“大的才是好的”这种落伍观念中解脱出来，尽快树立“效率高的才是好的”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观念。
　　在电力直供试点中，一些热电厂应该优先展开，虽然热电厂的规模比较小，但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允许热电厂对其用户直接供电，不仅可以实现就近供电减少网损，而且热电同步可以大大提高供热机组的发电效率，降低发电和供热的能耗，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另外，这些热电厂大多不是利用电力消费者的投资建设的，不会影响消费者的直接利益。
　　在电力直供试点中应该充分建立“高效”观念，特别是在制定“游戏规则”中，能源效率因素应成为考虑的核心问题，积极建立在用户端核算能源效率的观念和机制。把节约资源的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能够就近的最好就近，能够低压的不要非高压不可，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在对直供双方的网输损耗计算上，应该实事求是，决不能再延续过去不管远近和实际损失大小，都是一个平均的过网费的所谓“邮票法”，这样的政策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开放电力直供应该成为新技术应用推广的政策保证
　　
　　随着世界资源的枯竭和全球环境污染的加剧，分布式能源技术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所谓分布式能源主要指星罗棋布在用户侧的，网络化、智能化的能源梯级利用和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设施。它们具有能源利用效率高、输送损耗低、环境影响小、供电安全、资源跨维度交差优化和调动民间投资等一系列优点，被誉为信息时代的能源系统。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的新技术上，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目标，将不可避免地选择这些先进技术，分布式能源将能够帮助中国打一场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民战争。而推广和发展分布式能源将必须面对中小型能源设施对中小用户的电力直供问题。目前，我国几个分布式能源试点项目举步维艰，主要的障碍就是电力接入和电力直供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新技术将难以得到推广和普及。
　　电力直供正在全球范围推动着一次电力营销的革命。在国外，发电公司已经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将电力直接销售给每一个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可以是工厂，也可以是普通家庭。每一个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特性，与采用适合电价政策的发电公司进行结算，可以根据自己的“觉悟”决定购买不同发电技术所生产的电力，电网收取合理的过网费用，实现公平竞争。中国有1000万宽带用户，已经有几千万个家庭可以上网，近亿人口拥有手机，信息化程度以全球最高的速度提升，可以从技术上有力地支持直接售电。中国确定的电力直供的政策，应该为支持这一电力营销的革命奠定基础。
　　（作者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会新技术委员，中国能源网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