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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回乡的火车上，百无聊赖，给我妈发了个信息，说我想我爸了。长久以来，我对我爸是有记恨的，他是个渔民，天天就知道打鱼，不怎么关心孩子的事儿。傍晚打鱼回来，他从不过问我和我弟在学校里的情况，而是背着手溜达到人堆里，打听别人打鱼的收成，打听那些丰收的人是在哪个方位下的网。休渔期的时候，也不跟我们玩，整天闷着头补网，再不然就是没完没了地修理他船上那台40马力的机器。总之，在我看来，他是个很无趣的人。后来，我乘游轮去往一个海岛旅游，途中感觉到船在茫茫大海里像一片轻薄的叶子那样渺小，联想到我爸多年来的打鱼生涯大概也是如此，每天荡在海里，把性命的缆绳拴在那条轻飘飘的小船上，给我和我弟挣学费。那一次的感悟，让我从心里原谅了我爸，并且开始同情和感激他。
我说我想我爸了，没想到我爸很高兴。我以为老渔民是不受用这些肉麻的表达的，后来发现大错特错。我那些知识分子的东西，说给老渔民听，他基本都能听懂。而且年纪大了，他心里放下了征服大海的渴望，更珍惜着跟我们的交流。那些肉麻的话，他不仅照单全收，还以此为莫大的快乐。变了一个人似的。
火车到站，换乘四个小时的中巴。当天是中秋节，乘车的人很少。中巴车卖票的妇女，明显是我老家的口音，但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叫我们系好安全带。农村人开着中巴进城载客，便成了半个城里人。坐在后面的老头儿嚷嚷，你这安全带不够长啊。卖票妇女走过去，一边给他拾掇，一边嘟囔着“让你系安全带，没让你把自己绑起来！”老头享受着妇女的帮忙，像幼儿园的孩子等着老师分果果的表情：“原来你这安全带是绑在肚子上啊，俺以为是往肩膀上捆呢，这能安全吗？”老头戏谑着。我听出来，这老头看起来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却在调戏着卖票的妇女呢。我心里笑着，果然是回乡了，到处飘着烟火气。俗气、温暖。
中巴车像牛车一样慢。居然开了五个小时才到镇上。我弟接我回半岛。说是回半岛，其实早就回不去了。半岛卖给了一家企业搞开发，我们是在半岛和镇上之间的沙地上，盖了几排居民楼落脚。到家已经是傍晚了。我爸接过我的大背包，我妈在厨房里煎炸蒸炒，说是过节，叫了我小姨一家子来聚餐。
我小姨一家四口来了，女儿，女婿。女婿姓宋，在北京的私企上班，做金融的。说是女婿，其实还没结婚。表妹跟我一样在北京上班，俩人提早回来了两天。小姨夫一个劲儿夸小宋，能干活。今天卖了8000斤鱼，都是小宋从养鱼池子里搬运到收购车上的。年轻人平时做脑力劳动，年薪几十万，还能回老家帮父母干体力活，这孩子靠得住。我小姨在一旁，表情也是美滋滋的，仿佛后半辈子有了依靠。
我妈一边也跟着夸小宋，一边撇着嘴。我妈和我小姨虽然感情好，但暗地里一直较着劲呢。谁家日子过得好了，有点高兴羡慕，也有点儿嫉妒。我爸吭哧吭哧打鱼，老老实实当了一辈子渔民，虽说不怂，但也没什么外财。我小姨夫中途转行养鱼，一年的收成顶我爸好几年，说话总有些财大气粗的口气，叫人听了不那么痛快。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我小姨羡慕不已。后来我表妹毕业赴我后尘，也在北京定居下来。现在，小宋又比我老公挣钱多，不仅挣钱多，还吃苦耐劳，讨长辈喜欢。我家那位，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那种人。这一回合，貌似我们家又输了。每次回老家，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浓厚的亲情夹杂着微妙的竞争的氛围，习以为常。
第二天一早，我睁开眼，家里已经空着。我爸打鱼去了，我妈可能是去了菜市场。我爸虽说是退休了，从大船上退了下来，但还有条小船，是我弟经常开着钓鱼用的。我爷爷去世后，留下了一捆一捆的大海螺壳子。他把吃海螺剩下的贝壳，钻上孔，绑成一扎。我爸开着小船，五分钟远的海，把海螺壳子扔在海底，第二天早上去收，每个壳子里都住着一只八爪鱼。很多人家没有这稀奇的工具，我爷爷是个巧手，把这些海螺壳子刷得很干净，绑得顶结实。他活着的时候不舍得用，还有各式赶海的家什，打磨得锃亮，谁也不外借，临了还是全撒手留给了我爸。
我劝我爸别再出海了。六十多岁了，体力跟不上，出海总是让人悬着一颗心。风啊，雨啊，浪啊，海里漂着怎么也不如在家里待着安稳。再说，家里花销也不缺。我爸总说，开船五分钟，就在眼目前儿，每天出去一个钟头，十来斤八爪鱼，钱就跟白来的一样。我觉得我爸挺贪财。但我妈更贪财，每天把八爪鱼拿到市场上去卖，一斤也没给家里留下。这都是我爸背地里嘀咕给我听的。
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我爸回来了。手里拎着螃蟹笼子，里头装着刚收获的八爪鱼。我妈这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扯着嗓子催促我爸赶紧开着电动车去菜市场卖，晚了就散摊子了。我也跟着上了车。我爸嘟囔着自己还没吃早饭呢，我妈说卖完了再吃也来得及。
不得不说，我妈真是把卖鱼的好手。二十斤八爪鱼，还没来得及吆喝，五分钟的工夫，就卖完了。我妈一边走称，一边唠叨着，这八爪鱼把水都空干了，一点不掺假，围观的人都频频点头。十五块钱一斤，换了三张红钞票。
300块钱，我爸年轻时候根本看不上这点小钱。他那时候整天撺掇人，买大船，出远海。船队每年春天出远海的时候，我爸总是走得最早，回得最晚。叫我妈备足了米、馒头、腌肉等等的干粮，铆足了劲头。回来的时候，往炕上摊着一摞一摞的钞票，叫我妈乐开了花。冬天退大潮的时候，我爷爷把我家门敲得咣当咣当响，叫我爸去赶海。我爸头也不抬，根本不挪窝——要挣就挣大钱，赶海那些手指头缝里漏下来的东西，看不上！
如今我爸不知怎么了，转变观念了。天一亮就美不滋儿地开着小船去抠八爪鱼了。每天两三百块钱的收成，知足了。我劝他别再干了，他总说，闲着也是闲着。我琢磨着，人啊，上了岁数，像是退了年轻时候的火气，没什么大志向了，容易满足了。我为他高兴，也为他伤感——我爸老了。
我妈还是跟当年一样，热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楼上吃饭，只要听见我爸的脚步声，就趕紧放下手里的碗，要下楼去卖东西。不论是大鱼还是小杂鱼，或者是小虾小蟹一类的不起眼的东西，她都能卖得津津有味。她不爱攒钱，不当守财奴，卖在手里的零钱，她一转身就给花了。我一度怀疑，这两口子，一个打鱼，一个卖鱼，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寻找年轻时候的感觉。 卖鱼回来，我叫我弟开车带我去半岛走走，那是我名副其实的故乡。半岛被人买了以后，就彻底圈起来了，不让随便进。我们这些“土著”，都成了外人。大门口赫然写着：某某集团某某岛海港。搬迁之前，半岛入口处立着个大牌坊，中间是一个醒目的“胡”字。600多户姓胡的人家迁走了，半岛易主了。这事不能想，想起来怪伤感的。
半岛的北海，开发的脚步仍在进行。由于长期封闭的缘故，人迹罕至。野山坡越发地野草丛生了。野菊遍地。山上的石头还是那么干净，一尘不染。海水是那么彻底的蓝，里面只有很少的船只。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地方。我想站在高处喊它的名字，让全世界知道它，但我猜想，我的声音越大，越是四散在海面上，传不到远方。
开车到了另一片山，以前海军部队驻扎的地方，野山枣遍地。小时候的秋天，每个周末都盼着上山摘野山枣，红的绿的，贪婪地忙活着，手上扎满了刺。摘多了，用白糖和白酒腌制起来，密封，到了过年的时候打开封口，酸酸甜甜的，有山野气，汁水能拉出丝儿来，比水果罐头强百倍。
我闭上眼，站在半岛的野山坡上，吹着半岛的风。我幻想着，不一会儿，放羊的王守业赶着羊群过来了；不一会儿，拾垃圾的老刘赶着牛车过来了；再不一会儿，炊烟起来了，我奶奶满山找我，唤着我回去吃饭了。然而，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半岛荒无人烟。青山不改容颜，守着蔚蓝得有几分忧伤的海。
站在半岛的野山坡上，我想把双脚扎进那一方土地。我很想给半岛写一首诗，我想形容一下自己对故乡的爱，但苦于没有才华。最后只剩下有感而发的一句话，不像诗——“哪怕被故乡的棘刺扎一下，内心都是莫大的幸福。”
我贪婪地摘了一大兜子野山枣，弟弟说太酸。我计划着，等我回到北京，在深夜的被窝里，尤其是有月亮的夜晚，闻一闻，放在舌尖上舔一舔，故乡瞬间就在眼前了。
回到家，我爸说野山枣留给他泡酒喝，活血的。我妈的贪心病又犯了，叫我们改天拿着镰刀，去割些野山枣枝子，在地上铺个塑料纸，把上面的山枣都抽打下来，一会儿收一大兜子，省得一颗一颗往下摘。我觉得我妈教的方法有些粗暴，我不想把野山枣树割成残疾。故乡的草木，越来越惹我心疼。我爸也说，不能割，来年，还是老枝子结的山枣更好。
回到家乡，周围很静，觉得日子很长。一早起来，能干很多很多事。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也才过了大半天工夫。
傍晚，我妈叫我弟开车去看我大姨。三十多里路，转眼就到了。我大姨夫卧床，不说也不动，还是老样子。但他认得我，冲我眨眨眼，眼睛里泛出微弱但明亮的光。大姨每天把食物磨碎了，用管子喂给大姨夫吃。这种情形已经好几年了。大姨夫年轻时候是个壮劳力，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蹬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半岛去打鱼。晚上船回来，一身疲累，他还是蹬着自行车赶回去。论收成，可比种地强多了，但一般人吃不了那个苦。大姨夫一米八几的个头，船上的活计，他一个能顶好几个。大姨夫力气很大，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说话很大声，连吃东西的声音也比别人大。我有点怕他，经常离得远远的观察他。那会儿怎么也预料不到，这人高马大的，后来得了脑血栓，成了一把瘦骨头，瘫在床上，被子里蜷缩成很小的一团。
我大姨也是顶能干的，院子里的鸡笼，还有工具房，都是她一个人盖的。我大姨闲不住。闲着的时候，不是给家里的小孩子做衣裳，就是给哪家缝被子，把自己的腿都累肿了。让她歇着，但就是谁也拦不住。她不停地忙。她把好吃好用的都送给别人，自己吃糠咽菜。十里八村都知道，我大姨是个“伟大”的人。我感慨着，世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人喜欢享福，锦衣玉食还嫌不够；有人喜欢吃苦，粗茶淡饭也能活得起劲。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临走的时候，我大姨又是大包小包地往车上塞，花生是自己种的，面条是自己磨的面粉压的，冬瓜也是自家院子里结的。
晚上，因为我在家，我爸妈都不出去打麻将了，陪着我聊天。其实他们俩待在一起，我有点担心，因为他俩经常聊着聊着天，会吵起来。矛盾永远都是同一个：到底谁对这个家的贡献更大。我爸说我们家的家产都是他风里来浪里去挣来的，他一把硬骨头，靠着一条船，养活了我们一家四口。把苦都吃尽了。我妈说，打鱼这活，如果没有个能干的后勤，根本吃不消，回家吃不上热饭。伙食不好的话，船上雇佣的伙计早就养不住了，你再能干也撑不起一条船。再加上船靠岸以后，卖货、跟鱼贩子交涉，都是女人的事儿。还有养孩子，做家务，都是老娘们儿一人包揽。自然，我妈的贡献更大。我爸又说，冬天冻得打牙巴子，老爷们儿凌晨两点从热被窝里出来，往海水里蹚，老娘们儿都在热被窝里捂着呢。全村儿长寿人口都是老娘们儿，把老爷们儿都累死了。我妈又说，你们家的老爷们儿都长寿，你奶奶没出过海，五十多岁就没了。你爷爷出了一辈子海，活到了九十多呢。你太爷爷也是老渔民，活到九十六呢。我爸说，我最烦你每次都能扯到我们家祖上……就这么一来一回，声调儿越来越高，离题越来越远，家庭大战一触即发了。关键时候，我爸只好哐当一声夺门而出，去打麻将了。剩下我妈，立刻有笑脸儿了，扭头对我说，你爸说不过我的，还认死理儿。她赢了。
这次，由于我半年多没回家了，所以他俩也不好意思吵了，静静地陪我看电视。我反而觉得缺点什么。看他们争吵的时候，我觉得脑袋要裂了，他们安静的时候，我倒盼着他们有点火气。那样证明他们还年轻呢。
第二天一早，我爸又不见了。前一天晚上说好带着我出一回海的。因为我每每跟别人说我爸是渔民，别人都问我出过海没有。我摇头。这有点丢脸。我爸答应带我上船，可到了早上，我爸觉得有风，怕我晕船，又怕我感冒，就一个人出发了。等我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爸拎着三条网在底下了，喊我下楼。我去拾掇网，把网上的小偏口鱼，螃蟹、海螺，都择下来了。接近晌午工夫，我把网都收拾好了，像没用过的一样。今天的收成终于没拿去卖钱。我爸开着电动车，载着我妈和我，拉着十几斤的魚和螃蟹，二十多里路，给我姑奶奶送去了。姑奶奶高兴得紧，种地的人家都盼着有个半岛的亲戚，有鲜鱼吃。我姑奶奶是出了名的口才好，背都驼了，眼睛也像是要睁不开了，眯缝着，只剩下一张嘴，说起话来脆生、调子高。夸完我爸又夸我，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我们的欢迎。 我爸高兴地客套着。回来的路上，一直唠叨着，我姑奶奶孝顺，我太爷爷活着的时候，都是住在姑奶奶家，让她伺候了十几年。好人有好报。
午饭以后，真正感觉到家乡很静，大概渔民和妇女们都在出海码头忙活着，所以楼下没有一点动静。大片的阳光晒得人暖暖的，懒懒的，正是睡觉的好时候。我放空自己，享受着宁静和舒适的温暖，一头扎进被子里睡了大半天。
傍晚的时候，我弟回来了，钓了一箱子的鱼，搬到客厅，浑身冒着海水气。我妈高兴地围过来清点，我爸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听我弟侃大山。我弟比画着说，海里鱼太多了，一群一群的，钓着真过瘾。开船到浅水，也就俩小时工夫，钓了二十几斤。有一只红鳞加吉鱼，看得很清楚，上钩了，结果上拉的时候又跳脱了。我爸听得出神，一边抽着烟，一边惋惜着，怎么能让它跑了呢，好几年没见红鳞加吉鱼了，不然今晚就炖上了，多好！我弟也夸张着拍大腿说，可惜了，三四斤重的红鳞加吉鱼。我爸也说，太可惜了。他俩一直在那惋惜着，像是丢了金子。我在一旁，不知道有什么好惋惜的，几种鱼的味道都差不多。长期生活在半岛的人嘴刁，各种鱼，能吃出很大的差别。
我妈一边拾掇着，一边念叨——多去钓吧，咱家欠着很多人情要还呢。今早楼下的大嫂子给了十斤棒子面，快送点鲜鱼给人家吧。啥时候把咱家冰箱都钓满了，就别再钓了。我弟扭头对我说，咱家冰箱永远都钓不满，妈妈很快把鱼都送出去了，不信你瞧着吧！果不其然，不一会儿，我妈不见了，不知给谁家送鱼去了，一会儿又回来拿了一兜子，送了另外一家。一箱子的鱼，一条也没往冰箱里放，就没了。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爸果然又出海去了。我妈一边吃早饭，一边跟我唠叨，你爸出海一点也不累，跟玩儿似的。我撇嘴，不以为然。九点左右，我爸回来了，这回有三十多斤八爪鱼，我爸说不卖了，留着吃吧，冰箱里一点也没攒下。我妈说，北边开海鲜饭店的小张说是收购，我去问问。说完就不见人影了。十几分钟后，我妈捏着四百块钱回来了，美滋滋的，说是下回肯定不卖了，放冰箱里攒着，留着过年。
下午想起第二天要回北京，便又想去半岛了，跑去央求我弟。外面下着小雨，我弟很不情愿地带我上山。站在山坡上往下望，我弟问我，十几年了，还记得咱家老房子的位置吗？荒草一片，真是一点也分辨不出了。老院子里的那口井，恐怕也早就让渣土给填平了。我弟问我，接下来再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只要在半岛，随便哪个山坡上，坐上半天也好。我们来到后山的老祖宗胡大海雕像前，胡大海是明朝武将，打仗的时候，将老母亲安置在半岛，后来带着家眷到此定居，遂有了我们这些姓胡的后人。胡大海雕像依然威武，但有些孤独。我们这些子子孙孙都搬走了，只剩他孤身守望着山海。也许自古以来，英雄的命运都是孤寂而悲壮。遍地的野菊从石缝里钻出来，金黄的毯子，像是给祖先的献礼。
天空灰蒙蒙的，细雨淋在身上，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回到家，我妈已经在准备着我第二天带的行李。两包干虾仁要吗？干贝要吗？煮面的时候放一撮，鲜死了。我告诉我妈，统统不要。离开半岛太久了，早就换了口味，海鲜想不起来吃。过年的时候带走的对蝦还在冰箱里冻着呢。我妈唠叨着说“真是忘了本了，忘本了，这么好的东西都不爱吃了，小时候你爸出海打对虾，没给你留。你让对虾给馋得呀，眼泪汪汪的。你爸跑到冷藏厂给收购员要了两只对虾给你煮了，要不然你馋得睡不着觉，你忘了吗？”“那还不是因为你，打了好几百斤对虾，都给卖了，连个对虾须子都不剩。”我爸插话。
第二天一早，我弟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妈说，以后都坐飞机吧，别省。咱家有钱，你爸天天都见钱呢。我找我爸告别，才想起来，他一早又出海去了。
我记不得我已经多少次离开故乡。
胡烟，原名胡俊杰，女，80后，硕士，山东龙口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报社副刊编辑，现居北京。散文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山花》《北京文学》 《山西文学》《黄河文学》等。出版散文集《哭泣的半岛》。
我说我想我爸了，没想到我爸很高兴。我以为老渔民是不受用这些肉麻的表达的，后来发现大错特错。我那些知识分子的东西，说给老渔民听，他基本都能听懂。而且年纪大了，他心里放下了征服大海的渴望，更珍惜着跟我们的交流。那些肉麻的话，他不仅照单全收，还以此为莫大的快乐。变了一个人似的。
火车到站，换乘四个小时的中巴。当天是中秋节，乘车的人很少。中巴车卖票的妇女，明显是我老家的口音，但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叫我们系好安全带。农村人开着中巴进城载客，便成了半个城里人。坐在后面的老头儿嚷嚷，你这安全带不够长啊。卖票妇女走过去，一边给他拾掇，一边嘟囔着“让你系安全带，没让你把自己绑起来！”老头享受着妇女的帮忙，像幼儿园的孩子等着老师分果果的表情：“原来你这安全带是绑在肚子上啊，俺以为是往肩膀上捆呢，这能安全吗？”老头戏谑着。我听出来，这老头看起来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却在调戏着卖票的妇女呢。我心里笑着，果然是回乡了，到处飘着烟火气。俗气、温暖。
中巴车像牛车一样慢。居然开了五个小时才到镇上。我弟接我回半岛。说是回半岛，其实早就回不去了。半岛卖给了一家企业搞开发，我们是在半岛和镇上之间的沙地上，盖了几排居民楼落脚。到家已经是傍晚了。我爸接过我的大背包，我妈在厨房里煎炸蒸炒，说是过节，叫了我小姨一家子来聚餐。
我小姨一家四口来了，女儿，女婿。女婿姓宋，在北京的私企上班，做金融的。说是女婿，其实还没结婚。表妹跟我一样在北京上班，俩人提早回来了两天。小姨夫一个劲儿夸小宋，能干活。今天卖了8000斤鱼，都是小宋从养鱼池子里搬运到收购车上的。年轻人平时做脑力劳动，年薪几十万，还能回老家帮父母干体力活，这孩子靠得住。我小姨在一旁，表情也是美滋滋的，仿佛后半辈子有了依靠。
我妈一边也跟着夸小宋，一边撇着嘴。我妈和我小姨虽然感情好，但暗地里一直较着劲呢。谁家日子过得好了，有点高兴羡慕，也有点儿嫉妒。我爸吭哧吭哧打鱼，老老实实当了一辈子渔民，虽说不怂，但也没什么外财。我小姨夫中途转行养鱼，一年的收成顶我爸好几年，说话总有些财大气粗的口气，叫人听了不那么痛快。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我小姨羡慕不已。后来我表妹毕业赴我后尘，也在北京定居下来。现在，小宋又比我老公挣钱多，不仅挣钱多，还吃苦耐劳，讨长辈喜欢。我家那位，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那种人。这一回合，貌似我们家又输了。每次回老家，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浓厚的亲情夹杂着微妙的竞争的氛围，习以为常。
第二天一早，我睁开眼，家里已经空着。我爸打鱼去了，我妈可能是去了菜市场。我爸虽说是退休了，从大船上退了下来，但还有条小船，是我弟经常开着钓鱼用的。我爷爷去世后，留下了一捆一捆的大海螺壳子。他把吃海螺剩下的贝壳，钻上孔，绑成一扎。我爸开着小船，五分钟远的海，把海螺壳子扔在海底，第二天早上去收，每个壳子里都住着一只八爪鱼。很多人家没有这稀奇的工具，我爷爷是个巧手，把这些海螺壳子刷得很干净，绑得顶结实。他活着的时候不舍得用，还有各式赶海的家什，打磨得锃亮，谁也不外借，临了还是全撒手留给了我爸。
我劝我爸别再出海了。六十多岁了，体力跟不上，出海总是让人悬着一颗心。风啊，雨啊，浪啊，海里漂着怎么也不如在家里待着安稳。再说，家里花销也不缺。我爸总说，开船五分钟，就在眼目前儿，每天出去一个钟头，十来斤八爪鱼，钱就跟白来的一样。我觉得我爸挺贪财。但我妈更贪财，每天把八爪鱼拿到市场上去卖，一斤也没给家里留下。这都是我爸背地里嘀咕给我听的。
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我爸回来了。手里拎着螃蟹笼子，里头装着刚收获的八爪鱼。我妈这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扯着嗓子催促我爸赶紧开着电动车去菜市场卖，晚了就散摊子了。我也跟着上了车。我爸嘟囔着自己还没吃早饭呢，我妈说卖完了再吃也来得及。
不得不说，我妈真是把卖鱼的好手。二十斤八爪鱼，还没来得及吆喝，五分钟的工夫，就卖完了。我妈一边走称，一边唠叨着，这八爪鱼把水都空干了，一点不掺假，围观的人都频频点头。十五块钱一斤，换了三张红钞票。
300块钱，我爸年轻时候根本看不上这点小钱。他那时候整天撺掇人，买大船，出远海。船队每年春天出远海的时候，我爸总是走得最早，回得最晚。叫我妈备足了米、馒头、腌肉等等的干粮，铆足了劲头。回来的时候，往炕上摊着一摞一摞的钞票，叫我妈乐开了花。冬天退大潮的时候，我爷爷把我家门敲得咣当咣当响，叫我爸去赶海。我爸头也不抬，根本不挪窝——要挣就挣大钱，赶海那些手指头缝里漏下来的东西，看不上！
如今我爸不知怎么了，转变观念了。天一亮就美不滋儿地开着小船去抠八爪鱼了。每天两三百块钱的收成，知足了。我劝他别再干了，他总说，闲着也是闲着。我琢磨着，人啊，上了岁数，像是退了年轻时候的火气，没什么大志向了，容易满足了。我为他高兴，也为他伤感——我爸老了。
我妈还是跟当年一样，热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楼上吃饭，只要听见我爸的脚步声，就趕紧放下手里的碗，要下楼去卖东西。不论是大鱼还是小杂鱼，或者是小虾小蟹一类的不起眼的东西，她都能卖得津津有味。她不爱攒钱，不当守财奴，卖在手里的零钱，她一转身就给花了。我一度怀疑，这两口子，一个打鱼，一个卖鱼，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寻找年轻时候的感觉。 卖鱼回来，我叫我弟开车带我去半岛走走，那是我名副其实的故乡。半岛被人买了以后，就彻底圈起来了，不让随便进。我们这些“土著”，都成了外人。大门口赫然写着：某某集团某某岛海港。搬迁之前，半岛入口处立着个大牌坊，中间是一个醒目的“胡”字。600多户姓胡的人家迁走了，半岛易主了。这事不能想，想起来怪伤感的。
半岛的北海，开发的脚步仍在进行。由于长期封闭的缘故，人迹罕至。野山坡越发地野草丛生了。野菊遍地。山上的石头还是那么干净，一尘不染。海水是那么彻底的蓝，里面只有很少的船只。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地方。我想站在高处喊它的名字，让全世界知道它，但我猜想，我的声音越大，越是四散在海面上，传不到远方。
开车到了另一片山，以前海军部队驻扎的地方，野山枣遍地。小时候的秋天，每个周末都盼着上山摘野山枣，红的绿的，贪婪地忙活着，手上扎满了刺。摘多了，用白糖和白酒腌制起来，密封，到了过年的时候打开封口，酸酸甜甜的，有山野气，汁水能拉出丝儿来，比水果罐头强百倍。
我闭上眼，站在半岛的野山坡上，吹着半岛的风。我幻想着，不一会儿，放羊的王守业赶着羊群过来了；不一会儿，拾垃圾的老刘赶着牛车过来了；再不一会儿，炊烟起来了，我奶奶满山找我，唤着我回去吃饭了。然而，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半岛荒无人烟。青山不改容颜，守着蔚蓝得有几分忧伤的海。
站在半岛的野山坡上，我想把双脚扎进那一方土地。我很想给半岛写一首诗，我想形容一下自己对故乡的爱，但苦于没有才华。最后只剩下有感而发的一句话，不像诗——“哪怕被故乡的棘刺扎一下，内心都是莫大的幸福。”
我贪婪地摘了一大兜子野山枣，弟弟说太酸。我计划着，等我回到北京，在深夜的被窝里，尤其是有月亮的夜晚，闻一闻，放在舌尖上舔一舔，故乡瞬间就在眼前了。
回到家，我爸说野山枣留给他泡酒喝，活血的。我妈的贪心病又犯了，叫我们改天拿着镰刀，去割些野山枣枝子，在地上铺个塑料纸，把上面的山枣都抽打下来，一会儿收一大兜子，省得一颗一颗往下摘。我觉得我妈教的方法有些粗暴，我不想把野山枣树割成残疾。故乡的草木，越来越惹我心疼。我爸也说，不能割，来年，还是老枝子结的山枣更好。
回到家乡，周围很静，觉得日子很长。一早起来，能干很多很多事。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也才过了大半天工夫。
傍晚，我妈叫我弟开车去看我大姨。三十多里路，转眼就到了。我大姨夫卧床，不说也不动，还是老样子。但他认得我，冲我眨眨眼，眼睛里泛出微弱但明亮的光。大姨每天把食物磨碎了，用管子喂给大姨夫吃。这种情形已经好几年了。大姨夫年轻时候是个壮劳力，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蹬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半岛去打鱼。晚上船回来，一身疲累，他还是蹬着自行车赶回去。论收成，可比种地强多了，但一般人吃不了那个苦。大姨夫一米八几的个头，船上的活计，他一个能顶好几个。大姨夫力气很大，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说话很大声，连吃东西的声音也比别人大。我有点怕他，经常离得远远的观察他。那会儿怎么也预料不到，这人高马大的，后来得了脑血栓，成了一把瘦骨头，瘫在床上，被子里蜷缩成很小的一团。
我大姨也是顶能干的，院子里的鸡笼，还有工具房，都是她一个人盖的。我大姨闲不住。闲着的时候，不是给家里的小孩子做衣裳，就是给哪家缝被子，把自己的腿都累肿了。让她歇着，但就是谁也拦不住。她不停地忙。她把好吃好用的都送给别人，自己吃糠咽菜。十里八村都知道，我大姨是个“伟大”的人。我感慨着，世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人喜欢享福，锦衣玉食还嫌不够；有人喜欢吃苦，粗茶淡饭也能活得起劲。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临走的时候，我大姨又是大包小包地往车上塞，花生是自己种的，面条是自己磨的面粉压的，冬瓜也是自家院子里结的。
晚上，因为我在家，我爸妈都不出去打麻将了，陪着我聊天。其实他们俩待在一起，我有点担心，因为他俩经常聊着聊着天，会吵起来。矛盾永远都是同一个：到底谁对这个家的贡献更大。我爸说我们家的家产都是他风里来浪里去挣来的，他一把硬骨头，靠着一条船，养活了我们一家四口。把苦都吃尽了。我妈说，打鱼这活，如果没有个能干的后勤，根本吃不消，回家吃不上热饭。伙食不好的话，船上雇佣的伙计早就养不住了，你再能干也撑不起一条船。再加上船靠岸以后，卖货、跟鱼贩子交涉，都是女人的事儿。还有养孩子，做家务，都是老娘们儿一人包揽。自然，我妈的贡献更大。我爸又说，冬天冻得打牙巴子，老爷们儿凌晨两点从热被窝里出来，往海水里蹚，老娘们儿都在热被窝里捂着呢。全村儿长寿人口都是老娘们儿，把老爷们儿都累死了。我妈又说，你们家的老爷们儿都长寿，你奶奶没出过海，五十多岁就没了。你爷爷出了一辈子海，活到了九十多呢。你太爷爷也是老渔民，活到九十六呢。我爸说，我最烦你每次都能扯到我们家祖上……就这么一来一回，声调儿越来越高，离题越来越远，家庭大战一触即发了。关键时候，我爸只好哐当一声夺门而出，去打麻将了。剩下我妈，立刻有笑脸儿了，扭头对我说，你爸说不过我的，还认死理儿。她赢了。
这次，由于我半年多没回家了，所以他俩也不好意思吵了，静静地陪我看电视。我反而觉得缺点什么。看他们争吵的时候，我觉得脑袋要裂了，他们安静的时候，我倒盼着他们有点火气。那样证明他们还年轻呢。
第二天一早，我爸又不见了。前一天晚上说好带着我出一回海的。因为我每每跟别人说我爸是渔民，别人都问我出过海没有。我摇头。这有点丢脸。我爸答应带我上船，可到了早上，我爸觉得有风，怕我晕船，又怕我感冒，就一个人出发了。等我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爸拎着三条网在底下了，喊我下楼。我去拾掇网，把网上的小偏口鱼，螃蟹、海螺，都择下来了。接近晌午工夫，我把网都收拾好了，像没用过的一样。今天的收成终于没拿去卖钱。我爸开着电动车，载着我妈和我，拉着十几斤的魚和螃蟹，二十多里路，给我姑奶奶送去了。姑奶奶高兴得紧，种地的人家都盼着有个半岛的亲戚，有鲜鱼吃。我姑奶奶是出了名的口才好，背都驼了，眼睛也像是要睁不开了，眯缝着，只剩下一张嘴，说起话来脆生、调子高。夸完我爸又夸我，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我们的欢迎。 我爸高兴地客套着。回来的路上，一直唠叨着，我姑奶奶孝顺，我太爷爷活着的时候，都是住在姑奶奶家，让她伺候了十几年。好人有好报。
午饭以后，真正感觉到家乡很静，大概渔民和妇女们都在出海码头忙活着，所以楼下没有一点动静。大片的阳光晒得人暖暖的，懒懒的，正是睡觉的好时候。我放空自己，享受着宁静和舒适的温暖，一头扎进被子里睡了大半天。
傍晚的时候，我弟回来了，钓了一箱子的鱼，搬到客厅，浑身冒着海水气。我妈高兴地围过来清点，我爸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听我弟侃大山。我弟比画着说，海里鱼太多了，一群一群的，钓着真过瘾。开船到浅水，也就俩小时工夫，钓了二十几斤。有一只红鳞加吉鱼，看得很清楚，上钩了，结果上拉的时候又跳脱了。我爸听得出神，一边抽着烟，一边惋惜着，怎么能让它跑了呢，好几年没见红鳞加吉鱼了，不然今晚就炖上了，多好！我弟也夸张着拍大腿说，可惜了，三四斤重的红鳞加吉鱼。我爸也说，太可惜了。他俩一直在那惋惜着，像是丢了金子。我在一旁，不知道有什么好惋惜的，几种鱼的味道都差不多。长期生活在半岛的人嘴刁，各种鱼，能吃出很大的差别。
我妈一边拾掇着，一边念叨——多去钓吧，咱家欠着很多人情要还呢。今早楼下的大嫂子给了十斤棒子面，快送点鲜鱼给人家吧。啥时候把咱家冰箱都钓满了，就别再钓了。我弟扭头对我说，咱家冰箱永远都钓不满，妈妈很快把鱼都送出去了，不信你瞧着吧！果不其然，不一会儿，我妈不见了，不知给谁家送鱼去了，一会儿又回来拿了一兜子，送了另外一家。一箱子的鱼，一条也没往冰箱里放，就没了。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爸果然又出海去了。我妈一边吃早饭，一边跟我唠叨，你爸出海一点也不累，跟玩儿似的。我撇嘴，不以为然。九点左右，我爸回来了，这回有三十多斤八爪鱼，我爸说不卖了，留着吃吧，冰箱里一点也没攒下。我妈说，北边开海鲜饭店的小张说是收购，我去问问。说完就不见人影了。十几分钟后，我妈捏着四百块钱回来了，美滋滋的，说是下回肯定不卖了，放冰箱里攒着，留着过年。
下午想起第二天要回北京，便又想去半岛了，跑去央求我弟。外面下着小雨，我弟很不情愿地带我上山。站在山坡上往下望，我弟问我，十几年了，还记得咱家老房子的位置吗？荒草一片，真是一点也分辨不出了。老院子里的那口井，恐怕也早就让渣土给填平了。我弟问我，接下来再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只要在半岛，随便哪个山坡上，坐上半天也好。我们来到后山的老祖宗胡大海雕像前，胡大海是明朝武将，打仗的时候，将老母亲安置在半岛，后来带着家眷到此定居，遂有了我们这些姓胡的后人。胡大海雕像依然威武，但有些孤独。我们这些子子孙孙都搬走了，只剩他孤身守望着山海。也许自古以来，英雄的命运都是孤寂而悲壮。遍地的野菊从石缝里钻出来，金黄的毯子，像是给祖先的献礼。
天空灰蒙蒙的，细雨淋在身上，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回到家，我妈已经在准备着我第二天带的行李。两包干虾仁要吗？干贝要吗？煮面的时候放一撮，鲜死了。我告诉我妈，统统不要。离开半岛太久了，早就换了口味，海鲜想不起来吃。过年的时候带走的对蝦还在冰箱里冻着呢。我妈唠叨着说“真是忘了本了，忘本了，这么好的东西都不爱吃了，小时候你爸出海打对虾，没给你留。你让对虾给馋得呀，眼泪汪汪的。你爸跑到冷藏厂给收购员要了两只对虾给你煮了，要不然你馋得睡不着觉，你忘了吗？”“那还不是因为你，打了好几百斤对虾，都给卖了，连个对虾须子都不剩。”我爸插话。
第二天一早，我弟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妈说，以后都坐飞机吧，别省。咱家有钱，你爸天天都见钱呢。我找我爸告别，才想起来，他一早又出海去了。
我记不得我已经多少次离开故乡。
胡烟，原名胡俊杰，女，80后，硕士，山东龙口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报社副刊编辑，现居北京。散文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山花》《北京文学》 《山西文学》《黄河文学》等。出版散文集《哭泣的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