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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连云港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龟驮圣旨碑铜器，该器物底部有“洪武年制”篆书款，碑文内容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起首相近，器形也略同于神功圣德碑。结合明晚期三元宫受明皇室封賞的历史，探讨该器物的“身世背景”与明代皇室的关联。
关键词：明代;圣旨碑;青铜器
连云港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龟驮圣旨铜碑的铜器，高31厘米，长18.2厘米，宽10厘米。该器物青铜质地，质地纯，色泽青黑油亮。器形设计巧妙，分为神龟碑趺和圣旨碑身两部分，二者通过龟驮背部凹槽插合在一起。本文在赏析该件铜器时，从器物来历、碑文内容及造型工艺等几个方面来论证该器物的“身世背景”与明代皇室是否存在关联。
1 龟驮圣旨碑铜器的来历
该器物是连云港市佛道教圣地云台山三元宫于20世纪60年代拨交原地质陈列室的，20世纪70年代市博物馆成立后正式入藏。
万历时期皇室崇奉佛教，对京师及名山佛寺的广行布施可谓“颁赐天下名刹殆遍”.皇室对佛寺的颁赐不仅包括经文，还涵盖经像、法器、供仪、衣物乃至金银等[1]。
有关三元宫受封获赐的历史多有记载。清顾干所撰《云台山志》有载“万历二十二年/太后勑谕/颁大藏经一部/佛像三轴/紫衣一葨/锦幡二联/经隔一方/银宝一锭”，记录了万历二十二年由贞肃文献皇太后颁赐云台山三元宫的历史，文中记载的大藏经、佛像等实物作为三元宫庙产流传至今。万历三十年，明神宗续颁藏经勑谕圣旨文书原件亦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其内容也有关于明代三元宫受赐的记载，圣旨内容如下：“勑谕海州云台山青风顶三官庙主持及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勑/已谕其由/尓主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懴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准钦差提督山东徐州等处地方矿税兼理盐法清查沿江河道船料内承运库署事/御马监太监陈增奏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广运之宝/大明万历三十年九月初六日”记述了万历皇帝钦赐三元宫《大藏经》等物，并派御马监陈增奉圣旨“护持”至三元宫的历史。《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常安遂云台山记》有载：“云台三元宫有碧玉圭一、白玉带二。佛衣二袭，一织佛千计，一绣佛万计，皆明万历间宫中颁赐。”《花果山志》大事记有载，清乾隆五十四年“程学桓游云台山三元宫时，山僧导入库房，由明神宗时赐物陈之。计紫金佛像三座、玉带三、万佛一、千佛衣二、金爵九、铜巾掠一、神宗御敕一、万佛衣为陈后手制，且自绣像其上，流传二百余年，犹见前朝内府遗制。”明天启六年三元宫还获赐“敕赐护国三元宫”石匾额（现镶嵌在三元宫门楣上）。足见三元宫在明晚期，颇受皇恩。
但上述材料中均未提及与龟驮圣旨碑相关的内容。该器物是如何为三元宫所藏，无明确记录。相关记录的缺失为此器物出处蒙上面纱。
2 碑文内容
该器物龟的底部正中有"洪武年制"篆书款，碑首正中为楷书"圣旨"二字，碑文共103字，以楷体刻于碑身。
该铜器碑文内容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起首内容大致相同，而圣德碑碑文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父亲朱元璋所撰，意义重大。神功圣德碑原文内容如下：“仰惟皇考/备大圣之德/当亨嘉之运/受上天之成命/正中夏文明之统/开子孙万亿世隆平之基/予小子棣恭承鸿业/夙夜靡宁/图效显扬/思惟罔极/乃永乐元年六月戊午/合臣庶之辞/奉册宝/上尊谥/复命儒臣/纂修实录/编类宝训/以纪成烈/载惟皇考/稽古创制/树石皇祖考英陵……”[2]。通过对照，连云港市博物馆所藏铜碑器的文字内容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内容上有3处不同，分别是原碑文“小子棣”被修改为“赤字棣”、“仰惟皇考”被删改为“皇考”、“树石皇祖考英陵”一句被断终于“树石”二字。特别要关注的是从“小子棣”修改为“赤子棣”，一字之差情感色彩差异巨大。朱棣尊崇地位立显，当是后世为示尊崇而做的修改。碑文改字、删字，或是该铜碑作者并未亲眼见过神功圣德碑碑文或所依版本为民间流传并不可靠，从而造成这种情况。
“三元宫在苍梧绝顶，乃山阳人谢淳毁家独建。始建于万历十五年六月，落成于二十四年九月。[3]”因此，三元宫于永乐年间得明成祖钦赐神功圣德碑圣旨碑仿制品用以供奉几无可能。据此，器物龟驮碑座底部所篆“洪武年制”款识是否为其真实铸造时间有待考证。
该件铜器于2009年被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专家认为该器物为明代的铸造工艺。其器物形制与神功圣德碑相同，均使用盘龙碑首、龟驮碑座。碑首、碑身结构相近，碑首纹样与碑趺造型虽略有不同但很相似，有如神功圣德石碑的小样。神功圣德碑上刻题款“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孝子嗣皇帝棣谨述”字样，记述了圣德碑碑文撰写时间。因此，该青铜器底部“洪武年制”大概有两种可能。一为款识为真，该铜器铸造年代为明洪武年间，原碑为无字碑，碑文为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后补刻在上。二为款式为假，该铜器为后人仿神功圣德碑所铸，非洪武年制且铸造年代不会早于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又因其形制与神功圣德碑相近，而神功圣德碑是朱棣登基后为纪念朱元璋所建，始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于永乐十一年（1413）竣工。因此该器物应为永年年后铸造，非“洪武年制”。
3 造型工艺
“按营造法式，碑上雕刻盘龙，下面放在鳌座上者为碑。[4]”该铜器从器物造型上看，具有碑首、碑身、碑座三个基本构件，上有盘龙，下有龟趺，是一个标准的碑的造型。龟驮碑是象征永固、稳固之意。又有一说此龟非龟，应为龙生九子之一“赑屃”一说。明杨慎《升庵集》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5]。但也有《隋书》卷八“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等记载。因此笔者在此暂不做争论，只沿用龟趺的称呼。该件圣旨碑铜器碑首上刻有楷书“圣旨”二字，正面“圣旨”二字两侧各有一条头朝碑身倒挂盘匐的小蛟龙。碑首背面则是二龙戏珠纹样，顶部刻有祥云纹。碑座则是一神龟匍匐在地，碑座上有插槽背负圣旨碑身。龟驮头颈粗大，昂扬远眺，四肢纤细，背壳高高隆起。碑首和碑身部分铸为一体，神龟碑趺单独铸造。其中碑首“圣旨”二字、祥云纹;云盘处花草纹;碑身正文均为阴刻。
从器物本体材质来看，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最早出现在龙山时期，其鼎盛于商周，该时期的青铜器多用于礼乐器。《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礼崩乐坏”始，青铜器礼乐器的地位逐渐式微。后铁器制品、瓷器等制品逐渐取代青铜兵器、生活工具等功能。青铜器皿的实用性也被进一步削弱。尽管如此，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礼”的象征性依旧不可取代。青铜器皿的整体都烙印着阶级社会的印记和政治生活的色彩。因此青铜礼器、法器等更具有庄重的意味。
其材质与工艺均具有鲜明的明代特征，体现明代质朴、简约、大方的审美风尚。器物整体敦厚，不失细节雕琢，具有鲜明的明代民间工艺美术制品特征。
综上所述，该件青铜器并非明代官方手工业制造，亦非洪武年制。但器物本身保存完好，造型大气、敦厚。作为明代青铜制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研究明代佛道教文化、明代青铜器铸造工艺都有着重要意义。
从明太祖以佛教有“阴诩皇度”到神宗认为佛教“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明代大兴土木，兴碑修寺，宣扬佛教文化，皇家对佛教的兴盛起重要的助推作用。至万历年间，云台山三元宫重修，佛寺受万历皇帝颁赐，亦成“天下名山寺院”之列，达到佛教在云台山最兴盛的时期，却也是明朝国运衰败之始。明晚期纲纪废弛，朝廷对铜器铸造的管理相对松弛，对青铜器的管理、收藏荒疏淡漠，品类丰富的青铜器制品流入民间。
神功圣德碑作为记录明太祖一生功绩的政德碑，其碑文被能工巧匠篆刻在该件龟驮圣旨碑上，被供奉在三元宫并非巧合，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云台山佛教与明皇室关联的见证物。■
参考文献
[1]杜常顺.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5.
[2]秦浩.明孝陵神道石象生考[J].东南文化，1987（3）.
[3]仲其臻.嘉庆海州直隶州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罗西章.古文物称谓图典[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
[5]杨慎.升庵集：四库明人文集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关键词：明代;圣旨碑;青铜器
连云港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龟驮圣旨铜碑的铜器，高31厘米，长18.2厘米，宽10厘米。该器物青铜质地，质地纯，色泽青黑油亮。器形设计巧妙，分为神龟碑趺和圣旨碑身两部分，二者通过龟驮背部凹槽插合在一起。本文在赏析该件铜器时，从器物来历、碑文内容及造型工艺等几个方面来论证该器物的“身世背景”与明代皇室是否存在关联。
1 龟驮圣旨碑铜器的来历
该器物是连云港市佛道教圣地云台山三元宫于20世纪60年代拨交原地质陈列室的，20世纪70年代市博物馆成立后正式入藏。
万历时期皇室崇奉佛教，对京师及名山佛寺的广行布施可谓“颁赐天下名刹殆遍”.皇室对佛寺的颁赐不仅包括经文，还涵盖经像、法器、供仪、衣物乃至金银等[1]。
有关三元宫受封获赐的历史多有记载。清顾干所撰《云台山志》有载“万历二十二年/太后勑谕/颁大藏经一部/佛像三轴/紫衣一葨/锦幡二联/经隔一方/银宝一锭”，记录了万历二十二年由贞肃文献皇太后颁赐云台山三元宫的历史，文中记载的大藏经、佛像等实物作为三元宫庙产流传至今。万历三十年，明神宗续颁藏经勑谕圣旨文书原件亦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其内容也有关于明代三元宫受赐的记载，圣旨内容如下：“勑谕海州云台山青风顶三官庙主持及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勑/已谕其由/尓主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懴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准钦差提督山东徐州等处地方矿税兼理盐法清查沿江河道船料内承运库署事/御马监太监陈增奏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广运之宝/大明万历三十年九月初六日”记述了万历皇帝钦赐三元宫《大藏经》等物，并派御马监陈增奉圣旨“护持”至三元宫的历史。《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常安遂云台山记》有载：“云台三元宫有碧玉圭一、白玉带二。佛衣二袭，一织佛千计，一绣佛万计，皆明万历间宫中颁赐。”《花果山志》大事记有载，清乾隆五十四年“程学桓游云台山三元宫时，山僧导入库房，由明神宗时赐物陈之。计紫金佛像三座、玉带三、万佛一、千佛衣二、金爵九、铜巾掠一、神宗御敕一、万佛衣为陈后手制，且自绣像其上，流传二百余年，犹见前朝内府遗制。”明天启六年三元宫还获赐“敕赐护国三元宫”石匾额（现镶嵌在三元宫门楣上）。足见三元宫在明晚期，颇受皇恩。
但上述材料中均未提及与龟驮圣旨碑相关的内容。该器物是如何为三元宫所藏，无明确记录。相关记录的缺失为此器物出处蒙上面纱。
2 碑文内容
该器物龟的底部正中有"洪武年制"篆书款，碑首正中为楷书"圣旨"二字，碑文共103字，以楷体刻于碑身。
该铜器碑文内容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起首内容大致相同，而圣德碑碑文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父亲朱元璋所撰，意义重大。神功圣德碑原文内容如下：“仰惟皇考/备大圣之德/当亨嘉之运/受上天之成命/正中夏文明之统/开子孙万亿世隆平之基/予小子棣恭承鸿业/夙夜靡宁/图效显扬/思惟罔极/乃永乐元年六月戊午/合臣庶之辞/奉册宝/上尊谥/复命儒臣/纂修实录/编类宝训/以纪成烈/载惟皇考/稽古创制/树石皇祖考英陵……”[2]。通过对照，连云港市博物馆所藏铜碑器的文字内容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内容上有3处不同，分别是原碑文“小子棣”被修改为“赤字棣”、“仰惟皇考”被删改为“皇考”、“树石皇祖考英陵”一句被断终于“树石”二字。特别要关注的是从“小子棣”修改为“赤子棣”，一字之差情感色彩差异巨大。朱棣尊崇地位立显，当是后世为示尊崇而做的修改。碑文改字、删字，或是该铜碑作者并未亲眼见过神功圣德碑碑文或所依版本为民间流传并不可靠，从而造成这种情况。
“三元宫在苍梧绝顶，乃山阳人谢淳毁家独建。始建于万历十五年六月，落成于二十四年九月。[3]”因此，三元宫于永乐年间得明成祖钦赐神功圣德碑圣旨碑仿制品用以供奉几无可能。据此，器物龟驮碑座底部所篆“洪武年制”款识是否为其真实铸造时间有待考证。
该件铜器于2009年被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专家认为该器物为明代的铸造工艺。其器物形制与神功圣德碑相同，均使用盘龙碑首、龟驮碑座。碑首、碑身结构相近，碑首纹样与碑趺造型虽略有不同但很相似，有如神功圣德石碑的小样。神功圣德碑上刻题款“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孝子嗣皇帝棣谨述”字样，记述了圣德碑碑文撰写时间。因此，该青铜器底部“洪武年制”大概有两种可能。一为款识为真，该铜器铸造年代为明洪武年间，原碑为无字碑，碑文为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后补刻在上。二为款式为假，该铜器为后人仿神功圣德碑所铸，非洪武年制且铸造年代不会早于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又因其形制与神功圣德碑相近，而神功圣德碑是朱棣登基后为纪念朱元璋所建，始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于永乐十一年（1413）竣工。因此该器物应为永年年后铸造，非“洪武年制”。
3 造型工艺
“按营造法式，碑上雕刻盘龙，下面放在鳌座上者为碑。[4]”该铜器从器物造型上看，具有碑首、碑身、碑座三个基本构件，上有盘龙，下有龟趺，是一个标准的碑的造型。龟驮碑是象征永固、稳固之意。又有一说此龟非龟，应为龙生九子之一“赑屃”一说。明杨慎《升庵集》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5]。但也有《隋书》卷八“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等记载。因此笔者在此暂不做争论，只沿用龟趺的称呼。该件圣旨碑铜器碑首上刻有楷书“圣旨”二字，正面“圣旨”二字两侧各有一条头朝碑身倒挂盘匐的小蛟龙。碑首背面则是二龙戏珠纹样，顶部刻有祥云纹。碑座则是一神龟匍匐在地，碑座上有插槽背负圣旨碑身。龟驮头颈粗大，昂扬远眺，四肢纤细，背壳高高隆起。碑首和碑身部分铸为一体，神龟碑趺单独铸造。其中碑首“圣旨”二字、祥云纹;云盘处花草纹;碑身正文均为阴刻。
从器物本体材质来看，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最早出现在龙山时期，其鼎盛于商周，该时期的青铜器多用于礼乐器。《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礼崩乐坏”始，青铜器礼乐器的地位逐渐式微。后铁器制品、瓷器等制品逐渐取代青铜兵器、生活工具等功能。青铜器皿的实用性也被进一步削弱。尽管如此，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礼”的象征性依旧不可取代。青铜器皿的整体都烙印着阶级社会的印记和政治生活的色彩。因此青铜礼器、法器等更具有庄重的意味。
其材质与工艺均具有鲜明的明代特征，体现明代质朴、简约、大方的审美风尚。器物整体敦厚，不失细节雕琢，具有鲜明的明代民间工艺美术制品特征。
综上所述，该件青铜器并非明代官方手工业制造，亦非洪武年制。但器物本身保存完好，造型大气、敦厚。作为明代青铜制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研究明代佛道教文化、明代青铜器铸造工艺都有着重要意义。
从明太祖以佛教有“阴诩皇度”到神宗认为佛教“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明代大兴土木，兴碑修寺，宣扬佛教文化，皇家对佛教的兴盛起重要的助推作用。至万历年间，云台山三元宫重修，佛寺受万历皇帝颁赐，亦成“天下名山寺院”之列，达到佛教在云台山最兴盛的时期，却也是明朝国运衰败之始。明晚期纲纪废弛，朝廷对铜器铸造的管理相对松弛，对青铜器的管理、收藏荒疏淡漠，品类丰富的青铜器制品流入民间。
神功圣德碑作为记录明太祖一生功绩的政德碑，其碑文被能工巧匠篆刻在该件龟驮圣旨碑上，被供奉在三元宫并非巧合，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云台山佛教与明皇室关联的见证物。■
参考文献
[1]杜常顺.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5.
[2]秦浩.明孝陵神道石象生考[J].东南文化，1987（3）.
[3]仲其臻.嘉庆海州直隶州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罗西章.古文物称谓图典[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
[5]杨慎.升庵集：四库明人文集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