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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工艺泄密案”“景泰蓝工艺泄密案”“蚕药配方泄密案”，是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热烈报道和讨论过的“三大国粹泄密案”。迄今仍有许多人信以为真。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宣纸工艺泄密案”“景泰蓝工艺泄密案”“蚕药配方泄密案”，是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热烈报道和讨论过的“三大国粹泄密案”。迄今仍有许多人信以为真。
比如某2017年出版的专著如此写道：“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曾因为麻痹大意、保密意识不强，而泄露了三大国粹的秘密，以至于‘国宝技术秘密’被他国轻易窃取。一是中国宣纸制造技术泄密……二是蚕药制造技术泄密……三是景泰蓝技术泄密……”
那么，这三大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宣纸工艺泄密案”
“宣纸工艺泄密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传得沸沸扬扬。常见的说法是：安徽泾县纸厂生产的宣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981年，几名日商要求参观在泾县纸厂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宣纸厂，并进行技术交流。在参观和座谈中，日商对宣纸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询问甚详，还索要了某些原料，并以帮助化验为名用瓶子装了些造纸用的井水。就这样，生产宣纸的全部技术包括原料样品，都被人家搞去了。
泄密之说越传越广，给泾县和当地的宣纸厂造成了巨大压力。1990年，有记者前往泾县调查采访时，发现“凡宣纸厂门口都没有厂牌，厂牌都静静倚靠在厂长办公室内”，宣纸厂所有的运输车辆也都刷掉了厂名标志。藏起厂牌、刷掉厂名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止外商循着厂牌、厂名，潜入进来偷盗技术。连记者前往宣纸厂采访，也必须“持有县保密委员会介绍信，才能观看抄纸、压榨、焙纸、剪修等工序”。
该记者最后得出结论：“正宗的中国宣纸生产技术并没有泄密，媒体所披露的‘泄密事件’只是发生在浙江某一个县里。那里一家生产一般书画纸的厂家，对外商宣称自己生产的是宣纸。外商打着合作幌子，摄录了生产过程，便以为取到了‘真经’。”
199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转载了这位记者的调查文章，算是对“宣纸工艺泄密案”给出了一个近似官方的结论。
“景泰蓝工艺泄密案”
“景泰蓝工艺泄密案”也与日商有关。1982年7月22日，《美洲华侨日报》刊文《景泰蓝的教训》，称日本人“收买了一个日本华侨”，让他以代理商的名义回国，去景泰蓝工厂“参观”。此人在参观中“从头到尾拍了照片”，从而使得中国的景泰蓝制作技术被日本窃取，“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景泰蓝已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竞争。文章警告说：“在不久的将来，当那家日本工厂以先进的设备大量生产景泰蓝，在国际市场上把我们彻底打垮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我们的工人就要失業。”
当时，由北京市珐琅厂和北京华艺景泰蓝厂提议，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已获轻工业部的审批，被定为绝密级国家机密。曝出这样的新闻，很自然地引起了轻工业部等机构的高度重视，调查也随之展开。
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生产的同类产品“七宝烧”没有掐丝品种，所以来中国窃走了景泰蓝制作技术中的掐丝和鳔（biào）丝工艺。第一次泄密发生在1976年，日本稻叶的“七宝烧”株式会社来华考察，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厂掐丝工艺的革新设备和实际生产过程，并拍了照片。第二次发生在1979年，日本的“七宝烧”工作人员参观了北京市珐琅厂，拍了一些工人制作产品时的照片。
1993年，已过去十年多的“景泰蓝工艺泄密案”再次引起了舆论关注。于是，国家保密局、轻工总会、国家科技保密办等多个部门机构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此案。调查结论是：北京工艺美术厂在70年代接待日本访客时，确实存在违反接待方案的情况，但并未造成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泄密。景泰蓝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上不敌“七宝烧”，是因为国内的景泰蓝工厂遍地开花，质量参差不齐，竞相压价出售。这种劣势并不是泄密造成的。
1993年12月6日，经中国轻工总会保密委员会批准，“景泰蓝工艺不再列为国家机密”。《北京工业年鉴》如此解释这一举措：“由于我国对景泰蓝工艺封闭自守，长期沿用手工操作方式，制约了景泰蓝生产的发展。为此，中国轻工总会于1993年7月会同国家保密局、国家科委、北京市国家保密局、市科委和中国工艺美术公司、北京工美集团总公司，对景泰蓝技术现状，及解密后产生的利弊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除景泰蓝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意见。”
“蚕药配方泄密案”
所谓蚕药配方，指的是于溪滨1979年完成研究的“柞蚕空胴病防治法”。此案常见的表述是：“日本人在一次国际蚕业学术会议上，对中方代表极尽东道之谊，规格之高，令中方代表受宠若惊。原来是中方在学术报告上将独创治柞蚕流行病的配方、施药方法甚至病源研究都和盘托出，日本人不过是回报以东方式的答谢罢了。”
所谓“国际蚕业学术会”，是指1980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于溪滨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柞蚕空胴病的研究》并当选为国际野蚕学会副主席。
此事之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误认为是一次“国粹泄密”，可能与中国人当时刚刚接触到专利制度有关系。事实上，于溪滨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所做的不过是一个常规性的学术报告，并不涉及产品专利问题。该报告同时还公开发表于1979年的《蚕业科学》和1980年的《辽宁农业科学》上，人人皆能查阅，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学术上的进步，须仰赖研究成果的自由交流。于溪滨的“蚕药”，其实只是针对“柞蚕空胴病”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直到今天，柞蚕空胴病的研究基础仍十分薄弱。目前，关于柞蚕空胴病致病机理、病原菌侵染过程及传播机制等仍不清晰。由于空胴病发病原因复杂及耐药性等问题，尚且没有防效稳定的药剂投入柞蚕生产。
（中国新闻网 林汣琰/文）
“宣纸工艺泄密案”“景泰蓝工艺泄密案”“蚕药配方泄密案”，是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热烈报道和讨论过的“三大国粹泄密案”。迄今仍有许多人信以为真。
比如某2017年出版的专著如此写道：“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曾因为麻痹大意、保密意识不强，而泄露了三大国粹的秘密，以至于‘国宝技术秘密’被他国轻易窃取。一是中国宣纸制造技术泄密……二是蚕药制造技术泄密……三是景泰蓝技术泄密……”
那么，这三大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宣纸工艺泄密案”
“宣纸工艺泄密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传得沸沸扬扬。常见的说法是：安徽泾县纸厂生产的宣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981年，几名日商要求参观在泾县纸厂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一个宣纸厂，并进行技术交流。在参观和座谈中，日商对宣纸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询问甚详，还索要了某些原料，并以帮助化验为名用瓶子装了些造纸用的井水。就这样，生产宣纸的全部技术包括原料样品，都被人家搞去了。
泄密之说越传越广，给泾县和当地的宣纸厂造成了巨大压力。1990年，有记者前往泾县调查采访时，发现“凡宣纸厂门口都没有厂牌，厂牌都静静倚靠在厂长办公室内”，宣纸厂所有的运输车辆也都刷掉了厂名标志。藏起厂牌、刷掉厂名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止外商循着厂牌、厂名，潜入进来偷盗技术。连记者前往宣纸厂采访，也必须“持有县保密委员会介绍信，才能观看抄纸、压榨、焙纸、剪修等工序”。
该记者最后得出结论：“正宗的中国宣纸生产技术并没有泄密，媒体所披露的‘泄密事件’只是发生在浙江某一个县里。那里一家生产一般书画纸的厂家，对外商宣称自己生产的是宣纸。外商打着合作幌子，摄录了生产过程，便以为取到了‘真经’。”
199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转载了这位记者的调查文章，算是对“宣纸工艺泄密案”给出了一个近似官方的结论。
“景泰蓝工艺泄密案”
“景泰蓝工艺泄密案”也与日商有关。1982年7月22日，《美洲华侨日报》刊文《景泰蓝的教训》，称日本人“收买了一个日本华侨”，让他以代理商的名义回国，去景泰蓝工厂“参观”。此人在参观中“从头到尾拍了照片”，从而使得中国的景泰蓝制作技术被日本窃取，“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景泰蓝已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竞争。文章警告说：“在不久的将来，当那家日本工厂以先进的设备大量生产景泰蓝，在国际市场上把我们彻底打垮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就要关门，我们的工人就要失業。”
当时，由北京市珐琅厂和北京华艺景泰蓝厂提议，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已获轻工业部的审批，被定为绝密级国家机密。曝出这样的新闻，很自然地引起了轻工业部等机构的高度重视，调查也随之展开。
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生产的同类产品“七宝烧”没有掐丝品种，所以来中国窃走了景泰蓝制作技术中的掐丝和鳔（biào）丝工艺。第一次泄密发生在1976年，日本稻叶的“七宝烧”株式会社来华考察，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厂掐丝工艺的革新设备和实际生产过程，并拍了照片。第二次发生在1979年，日本的“七宝烧”工作人员参观了北京市珐琅厂，拍了一些工人制作产品时的照片。
1993年，已过去十年多的“景泰蓝工艺泄密案”再次引起了舆论关注。于是，国家保密局、轻工总会、国家科技保密办等多个部门机构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此案。调查结论是：北京工艺美术厂在70年代接待日本访客时，确实存在违反接待方案的情况，但并未造成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泄密。景泰蓝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上不敌“七宝烧”，是因为国内的景泰蓝工厂遍地开花，质量参差不齐，竞相压价出售。这种劣势并不是泄密造成的。
1993年12月6日，经中国轻工总会保密委员会批准，“景泰蓝工艺不再列为国家机密”。《北京工业年鉴》如此解释这一举措：“由于我国对景泰蓝工艺封闭自守，长期沿用手工操作方式，制约了景泰蓝生产的发展。为此，中国轻工总会于1993年7月会同国家保密局、国家科委、北京市国家保密局、市科委和中国工艺美术公司、北京工美集团总公司，对景泰蓝技术现状，及解密后产生的利弊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除景泰蓝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意见。”
“蚕药配方泄密案”
所谓蚕药配方，指的是于溪滨1979年完成研究的“柞蚕空胴病防治法”。此案常见的表述是：“日本人在一次国际蚕业学术会议上，对中方代表极尽东道之谊，规格之高，令中方代表受宠若惊。原来是中方在学术报告上将独创治柞蚕流行病的配方、施药方法甚至病源研究都和盘托出，日本人不过是回报以东方式的答谢罢了。”
所谓“国际蚕业学术会”，是指1980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于溪滨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柞蚕空胴病的研究》并当选为国际野蚕学会副主席。
此事之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误认为是一次“国粹泄密”，可能与中国人当时刚刚接触到专利制度有关系。事实上，于溪滨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所做的不过是一个常规性的学术报告，并不涉及产品专利问题。该报告同时还公开发表于1979年的《蚕业科学》和1980年的《辽宁农业科学》上，人人皆能查阅，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学术上的进步，须仰赖研究成果的自由交流。于溪滨的“蚕药”，其实只是针对“柞蚕空胴病”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直到今天，柞蚕空胴病的研究基础仍十分薄弱。目前，关于柞蚕空胴病致病机理、病原菌侵染过程及传播机制等仍不清晰。由于空胴病发病原因复杂及耐药性等问题，尚且没有防效稳定的药剂投入柞蚕生产。
（中国新闻网 林汣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