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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事外交工作34年，其中33年都在与非洲打交道。在被派驻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等国任大使期间，她经历过驻在国长达半年的动乱，并以高度的冷静和睿智不辱使命。因为她工作出色，离任时，总统夫人专门为她举行告别晚会，并流下了惜别的泪水。而在她向祖国交出满意答卷的背后，有着她与3岁儿子的5年别离，以及亲人去世2年后方才知情的痛苦。然而，外交官以国家使命为重，她动情地说：“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我愿意一条道走到底！”
靠一把剪刀“走进非洲”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讲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吗？
许镜湖（以下简称许）：我的老家在江苏常熟，那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还是“文化之乡”。常熟历史上出过9名宰相，8名状元，483名进士，新中国成立后出过19名院士。从小，父亲就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也能像先贤们那样凭才华报效祖国。我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都不错，尤其喜欢语文和外语。语文老师曾建议我将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孰料，正当我全心备考的时候，“上山下乡”开始了，我只能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去锻炼，与农民吃住在一起。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但锻炼了我的体魄，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为我后来适应在非洲的艰苦日子打下了基础。
记：那时您没想到将来能成为一名外交官吧？
许：当知青的岁月，对未来挺迷茫，不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在农村劳动比较枯燥，平时就用看书来调剂一下。一个朋友把她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借给了我，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学英语”的节目，我每晚都会坚持听，跟着一起学，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底子。21岁那年，我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深造。北京外国语学院是我一直都很向往的大学，能到这里读书，算是圆了我一个梦。当时我年龄已经不小了，一心想着把耽搁的时间给补回来，学习非常刻苦，压根儿没想到学好法语为我以后做外交官打下了基础。
记：进入外交部后，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许：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剪报”。别小看这份工作，外交部现在的领导大都有过“剪报”的经历，许多资深外交官也都是通过“剪报”熟悉了外交工作。当时，一位老同志专门指导我收集各种报刊上的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剪下来，再分类贴在一起，供领导和同志们研究参考。我是个新同志，对业务不太熟悉，我能做到的就是认真、仔细，绝不漏掉一条关于非洲的重要信息，并在信息的取舍中不断提高判断事物的能力。时间一长，我对非洲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越来越喜欢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大陆。
记：您初次被派往非洲担任什么职务？条件很艰苦吧？
许：1985年4月，我被派到中国驻加蓬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大使是最高负责人，大使以下有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等外交职衔，我担任的是三等秘书。加蓬位于非洲中部，赤道横贯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炎热、潮湿。当时使馆条件简陋，当地缺水少电，吹空调是不可能的事情。加蓬是个100多万人口的小国，经济落后，连报纸都很少看到，我每天早中晚要听三次广播，把加蓬国内近期发生的重大新闻都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资料，供大使翻阅。当时加蓬国内缺少蔬菜和水果，首都利伯维尔一个苹果就要3美元，一个西红柿也要1美元多，有时加班吃饭晚了，去食堂吃饭时，汤里的西红柿早就被同事捞完了。我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算是吃过苦的人，所以对生活条件并不在意。
记：非洲热带地区易发疟疾，您患过吗？
许：患过多次。非洲蚊虫多，挨蚊虫叮咬的人往往会患上疟疾。疟疾主要靠血液传播，有一种花斑蚊非常厉害，人一旦被它叮咬，疟原虫就会进入人体，人就会有各种不适表现，或发烧，或肚子疼，或头疼。如果疟原虫不幸进入了人的脑部，患者就有性命之虞了。1995年，我陪钱其琛同志到多哥访问，到达多哥的当天晚上，我被蚊虫叮咬后，开始发高烧、打摆子。有人告诉我，当地有一种法国出产治疗疟疾的特效针剂，疗效不错，只是对人体损害很大。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注射了这种针剂，副作用确实很大，第二天胃里还翻江倒海般难受，吃不下任何东西。一连几天，我白天工作，晚上输液，身体虚弱到极点。我驻非洲多年，患过10多次疟疾，发烧39℃以下有时都不加理会，只有烧到39℃以上才接受治疗。另外，由于当地饮食卫生条件差，我们参加各种活动，和当地人一起就餐的机会比较多，为了尊重当地的风俗，我们和当地人一样，用手在很多人抓过的饭盆里抓饭，用多人共用过的吸管吸食饮料。每次活动结束，我都要拉两天肚子，只能靠服用从国内带去的黄连素止泻。
驻在国动荡不安考验外交智慧
记：听说您当年陪外交部领导访问非洲时曾夜奔千里，遇到很多困难，能说说吗？
许：1994年3月，我陪同外交部领导访问非洲，当时的行程是访问多哥后取道科特迪瓦，然后到利比里亚访问。当我们一行抵达多哥机场时，发现原订航班已经没有座位了。因为出访日程紧急，无论如何也要按计划赶到目的地。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多哥使馆的吉普车连夜转道加纳首都阿克拉，第二天再从加纳乘飞机到利比里亚。不过，非洲国家之间的陆路交通并不好走，西非地区部分国家还存在安全问题，走陆路又是赶夜路，要冒很大风险。那天晚上，我们一路颠簸，长驱直入进入加纳境内，乘坐的汽车被当地士兵拦了下来。他们拉着枪栓喝令我们下车接受检查，一听我们是中国的外交官，就友好地放行了。下车后，我的胳膊被蚊子叮了一下，上车后就开始发痒，起了一个大包。可能那种蚊子的毒性较强，我到达利比里亚当天就开始发低烧，当地没有合适的医院可以治疗，只有转到邻国塞拉利昂才找到医生打点滴，接着又绕道英国，再坐近10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北京，在北京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才慢慢好起来。
记：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时，遇到该国长达半年的动乱，您是如何度过危机的？
许：2001年，我到马达加斯加赴任。当年马达加斯加进行了总统选举，选举结果却产生了争议，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首都塔那那利佛街头发生了暴力冲突，正在国外访问的总统立刻中断访问返回国内，结果在机场遭到了另一派别支持者的武装袭击。骚乱最严重时，塔那那利佛街头有25万人参与，整个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局势中，作为大使馆负责人，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分析马达加斯加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如何确保中马关系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那段日子，马达加斯加首都与沿海的通道被切断，物资匮乏，粮食供应短缺。为了完成外交使命，我和大使馆的同志一起动手，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充分准备。冲突持续了半年多，我在保持冷静的同时，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记：动乱平息后，您开展外交工作顺利吗？
许：2002年5月，马克·拉瓦卢马纳纳就任马达加斯加总统，此后几年，该国的政治局面相对稳定。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中国从1972年就与马达加斯加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他们援建了糖厂、制药厂、公路、体育馆等多个项目。200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拉瓦卢马纳纳总统对来自中国的援助有所期待，看到我是一个女大使，就感到有些失望，态度稍显冷淡。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我决定另辟蹊径。打听到总统夫人是一位孝女，她的一位亲人刚去世，我就赶到她的家乡吊唁。按当地风俗，人死了并不是一件悲事，只是灵魂和躯体分离，灵魂还守护着家人。因此，大家都围着死者歌舞欢庆。除了按照外交官礼仪吊丧外，我还遵照部族风俗跟着当地人围着丧者起舞。我的行为让总统夫人非常感动，她对我说：“从来没有一个大使像你这样尊重我们的风俗习惯，我要把你当成姐妹，今后你要找总统办事，我尽量给你协商！”总统的孩子多，我隔三岔五给他的孩子送些从北京带来的糖果和玩具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总统睡眠不好，就向国内请示，从国内专门选派了一位按摩师，在总统需要的时候为他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按摩治疗，总统的睡眠得到了很大改善，他对我心存感激，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局面打开后，我积极牵线搭桥，为中马两国经济往来做了些实事，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献身外交事业获得赞誉
记：您认为女大使与男大使相比，从事外交工作有哪些优势？
许：如今发展中国家大都很重视妇女问题和男女平等，从政的女性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非洲，女部长、女议员越来越多，女总统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的政坛。女大使同她们会有更多的话题，更容易拉近双方的距离。这些女部长、女议员都有孩子，作为同时代的母亲，她们对孩子沉溺于电脑、手机，迷恋歌星等很担忧。我们在社会、家庭、教育方面有着共同话题，互相之间能产生共鸣。一次，马达加斯加的畜牧业女部长带女儿来访，我从小姑娘所接受的法式教育谈起，很快和这位女部长交上了朋友。之后，我们互相走动，生活中无话不谈，工作上彼此给予帮助。我认为女大使的魅力就在于她身上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儿更重一些。
记：从马达加斯加大使位置上离任时，据说该国给了您最高礼遇，是这样吗？
许：马达加斯加人民非常真诚友善。平时我参加活动，只要被当地百姓认出来，他们都会热情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和该国参议长私交不错，曾受邀到他家里做客，我也是参议长设家宴款待的第一位外国大使。我还受邀参加该国总理女儿的婚礼，并与他的家人坐在一起，这是马达加斯加的最高礼遇。2004年5月，我离任前，马达加斯加为了表彰我为两国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由外长代表总统给我授予了荣誉勋章。最让我感动的是，总统夫人为我在总统府特意搞了个party。活动中，总统夫人拥着我流着泪动情地说：“你是我唯一惦念的外国大使。”我很留恋在马达加斯加的日子，至今还和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记：在遥远的非洲工作，能兼顾到家庭吗？
许：首次被派往中国驻加蓬大使馆工作时，我是和丈夫一起去的。当时我们的儿子才3岁，根据当时的规定，使馆工作人员不能带孩子，儿子在北京没人照料，只得把他托付给老家年迈的父母。身为母亲，面对与儿子的长期分离，我很痛苦，只能用忙碌的工作冲淡对他的思念。在国外，我最怕的就是过年过节使馆放假，那时候特别想家，想回国与亲人团聚，实在忍受不了，就打国际长途。那时外交官工资很少，打国际长途是一种奢侈，一个电话打过去要花几十美元，很心疼可又没办法。
记：孩子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您却不在身边，这也是一种遗憾吧？
许：是的，有时我想念儿子整晚都无法入睡。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让父母托人捎来儿子的录音带，想儿子时，就听听他的声音，心里也稍稍有些安慰。1990年，我和丈夫离家5年后第一次回国，儿子已上小学三年级了。离家时，儿子说话还不太灵光，但说得最清楚的是“爸爸妈妈”。再见到儿子时，他什么话都会说，最难说的反而是叫“爸爸妈妈”，有时甚至叫我们“舅舅阿姨”。我在加蓬几年，正是儿子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身为外交官，我只能把爱献给国家的外交事业，给儿子的只有那份遥远的思念和牵挂，这就是大爱和小爱的关系。现在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很懂事，早已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那份无奈和苦心，这让我和丈夫感到很欣慰。
记：当外交官忠孝难两全，您对父母的愧疚更大吧？
许：1990年，我与丈夫一起回国休假。回到家，丈夫获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父亲两年前就已经去世，家人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将这个噩耗通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丈夫放声大哭，我也禁不住流泪了。平静下来后，丈夫说：“古人说，男儿当两哭，国之将亡，可以痛哭于九庙之外；母之将逝，可以失声于床帷之前。作为外交官，自古忠孝难两全啊！”我和丈夫在老家稍作停留，就带着儿子去哈尔滨看望婆婆，给公公扫墓，让儿子在他爷爷的遗像前磕个头。婆婆流着泪告诉我们：公公去世前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看看孙子，可因为我们夫妻身在国外，我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从江苏老家把孩子送到东北，这个心愿也成了老人永远的遗憾。
转眼间，我从事外交工作已经34年了，到国外常驻也有近20年，与亲人的别离成了家常便饭。我是祖国外交舞台上的一枚螺丝钉，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会无怨无悔，我更愿意同一起献身外交事业的姐妹们一道，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展示中国女性的魅力和才华。
〔编辑：刘波〕
靠一把剪刀“走进非洲”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讲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吗？
许镜湖（以下简称许）：我的老家在江苏常熟，那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还是“文化之乡”。常熟历史上出过9名宰相，8名状元，483名进士，新中国成立后出过19名院士。从小，父亲就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也能像先贤们那样凭才华报效祖国。我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都不错，尤其喜欢语文和外语。语文老师曾建议我将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孰料，正当我全心备考的时候，“上山下乡”开始了，我只能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去锻炼，与农民吃住在一起。那段艰苦的日子不但锻炼了我的体魄，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为我后来适应在非洲的艰苦日子打下了基础。
记：那时您没想到将来能成为一名外交官吧？
许：当知青的岁月，对未来挺迷茫，不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在农村劳动比较枯燥，平时就用看书来调剂一下。一个朋友把她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借给了我，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学英语”的节目，我每晚都会坚持听，跟着一起学，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底子。21岁那年，我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深造。北京外国语学院是我一直都很向往的大学，能到这里读书，算是圆了我一个梦。当时我年龄已经不小了，一心想着把耽搁的时间给补回来，学习非常刻苦，压根儿没想到学好法语为我以后做外交官打下了基础。
记：进入外交部后，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许：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剪报”。别小看这份工作，外交部现在的领导大都有过“剪报”的经历，许多资深外交官也都是通过“剪报”熟悉了外交工作。当时，一位老同志专门指导我收集各种报刊上的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剪下来，再分类贴在一起，供领导和同志们研究参考。我是个新同志，对业务不太熟悉，我能做到的就是认真、仔细，绝不漏掉一条关于非洲的重要信息，并在信息的取舍中不断提高判断事物的能力。时间一长，我对非洲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越来越喜欢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大陆。
记：您初次被派往非洲担任什么职务？条件很艰苦吧？
许：1985年4月，我被派到中国驻加蓬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大使是最高负责人，大使以下有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等外交职衔，我担任的是三等秘书。加蓬位于非洲中部，赤道横贯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炎热、潮湿。当时使馆条件简陋，当地缺水少电，吹空调是不可能的事情。加蓬是个100多万人口的小国，经济落后，连报纸都很少看到，我每天早中晚要听三次广播，把加蓬国内近期发生的重大新闻都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资料，供大使翻阅。当时加蓬国内缺少蔬菜和水果，首都利伯维尔一个苹果就要3美元，一个西红柿也要1美元多，有时加班吃饭晚了，去食堂吃饭时，汤里的西红柿早就被同事捞完了。我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算是吃过苦的人，所以对生活条件并不在意。
记：非洲热带地区易发疟疾，您患过吗？
许：患过多次。非洲蚊虫多，挨蚊虫叮咬的人往往会患上疟疾。疟疾主要靠血液传播，有一种花斑蚊非常厉害，人一旦被它叮咬，疟原虫就会进入人体，人就会有各种不适表现，或发烧，或肚子疼，或头疼。如果疟原虫不幸进入了人的脑部，患者就有性命之虞了。1995年，我陪钱其琛同志到多哥访问，到达多哥的当天晚上，我被蚊虫叮咬后，开始发高烧、打摆子。有人告诉我，当地有一种法国出产治疗疟疾的特效针剂，疗效不错，只是对人体损害很大。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注射了这种针剂，副作用确实很大，第二天胃里还翻江倒海般难受，吃不下任何东西。一连几天，我白天工作，晚上输液，身体虚弱到极点。我驻非洲多年，患过10多次疟疾，发烧39℃以下有时都不加理会，只有烧到39℃以上才接受治疗。另外，由于当地饮食卫生条件差，我们参加各种活动，和当地人一起就餐的机会比较多，为了尊重当地的风俗，我们和当地人一样，用手在很多人抓过的饭盆里抓饭，用多人共用过的吸管吸食饮料。每次活动结束，我都要拉两天肚子，只能靠服用从国内带去的黄连素止泻。
驻在国动荡不安考验外交智慧
记：听说您当年陪外交部领导访问非洲时曾夜奔千里，遇到很多困难，能说说吗？
许：1994年3月，我陪同外交部领导访问非洲，当时的行程是访问多哥后取道科特迪瓦，然后到利比里亚访问。当我们一行抵达多哥机场时，发现原订航班已经没有座位了。因为出访日程紧急，无论如何也要按计划赶到目的地。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多哥使馆的吉普车连夜转道加纳首都阿克拉，第二天再从加纳乘飞机到利比里亚。不过，非洲国家之间的陆路交通并不好走，西非地区部分国家还存在安全问题，走陆路又是赶夜路，要冒很大风险。那天晚上，我们一路颠簸，长驱直入进入加纳境内，乘坐的汽车被当地士兵拦了下来。他们拉着枪栓喝令我们下车接受检查，一听我们是中国的外交官，就友好地放行了。下车后，我的胳膊被蚊子叮了一下，上车后就开始发痒，起了一个大包。可能那种蚊子的毒性较强，我到达利比里亚当天就开始发低烧，当地没有合适的医院可以治疗，只有转到邻国塞拉利昂才找到医生打点滴，接着又绕道英国，再坐近10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北京，在北京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才慢慢好起来。
记：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时，遇到该国长达半年的动乱，您是如何度过危机的？
许：2001年，我到马达加斯加赴任。当年马达加斯加进行了总统选举，选举结果却产生了争议，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首都塔那那利佛街头发生了暴力冲突，正在国外访问的总统立刻中断访问返回国内，结果在机场遭到了另一派别支持者的武装袭击。骚乱最严重时，塔那那利佛街头有25万人参与，整个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局势中，作为大使馆负责人，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分析马达加斯加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如何确保中马关系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那段日子，马达加斯加首都与沿海的通道被切断，物资匮乏，粮食供应短缺。为了完成外交使命，我和大使馆的同志一起动手，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充分准备。冲突持续了半年多，我在保持冷静的同时，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记：动乱平息后，您开展外交工作顺利吗？
许：2002年5月，马克·拉瓦卢马纳纳就任马达加斯加总统，此后几年，该国的政治局面相对稳定。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中国从1972年就与马达加斯加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他们援建了糖厂、制药厂、公路、体育馆等多个项目。200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拉瓦卢马纳纳总统对来自中国的援助有所期待，看到我是一个女大使，就感到有些失望，态度稍显冷淡。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我决定另辟蹊径。打听到总统夫人是一位孝女，她的一位亲人刚去世，我就赶到她的家乡吊唁。按当地风俗，人死了并不是一件悲事，只是灵魂和躯体分离，灵魂还守护着家人。因此，大家都围着死者歌舞欢庆。除了按照外交官礼仪吊丧外，我还遵照部族风俗跟着当地人围着丧者起舞。我的行为让总统夫人非常感动，她对我说：“从来没有一个大使像你这样尊重我们的风俗习惯，我要把你当成姐妹，今后你要找总统办事，我尽量给你协商！”总统的孩子多，我隔三岔五给他的孩子送些从北京带来的糖果和玩具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总统睡眠不好，就向国内请示，从国内专门选派了一位按摩师，在总统需要的时候为他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按摩治疗，总统的睡眠得到了很大改善，他对我心存感激，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局面打开后，我积极牵线搭桥，为中马两国经济往来做了些实事，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献身外交事业获得赞誉
记：您认为女大使与男大使相比，从事外交工作有哪些优势？
许：如今发展中国家大都很重视妇女问题和男女平等，从政的女性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非洲，女部长、女议员越来越多，女总统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的政坛。女大使同她们会有更多的话题，更容易拉近双方的距离。这些女部长、女议员都有孩子，作为同时代的母亲，她们对孩子沉溺于电脑、手机，迷恋歌星等很担忧。我们在社会、家庭、教育方面有着共同话题，互相之间能产生共鸣。一次，马达加斯加的畜牧业女部长带女儿来访，我从小姑娘所接受的法式教育谈起，很快和这位女部长交上了朋友。之后，我们互相走动，生活中无话不谈，工作上彼此给予帮助。我认为女大使的魅力就在于她身上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儿更重一些。
记：从马达加斯加大使位置上离任时，据说该国给了您最高礼遇，是这样吗？
许：马达加斯加人民非常真诚友善。平时我参加活动，只要被当地百姓认出来，他们都会热情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和该国参议长私交不错，曾受邀到他家里做客，我也是参议长设家宴款待的第一位外国大使。我还受邀参加该国总理女儿的婚礼，并与他的家人坐在一起，这是马达加斯加的最高礼遇。2004年5月，我离任前，马达加斯加为了表彰我为两国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由外长代表总统给我授予了荣誉勋章。最让我感动的是，总统夫人为我在总统府特意搞了个party。活动中，总统夫人拥着我流着泪动情地说：“你是我唯一惦念的外国大使。”我很留恋在马达加斯加的日子，至今还和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记：在遥远的非洲工作，能兼顾到家庭吗？
许：首次被派往中国驻加蓬大使馆工作时，我是和丈夫一起去的。当时我们的儿子才3岁，根据当时的规定，使馆工作人员不能带孩子，儿子在北京没人照料，只得把他托付给老家年迈的父母。身为母亲，面对与儿子的长期分离，我很痛苦，只能用忙碌的工作冲淡对他的思念。在国外，我最怕的就是过年过节使馆放假，那时候特别想家，想回国与亲人团聚，实在忍受不了，就打国际长途。那时外交官工资很少，打国际长途是一种奢侈，一个电话打过去要花几十美元，很心疼可又没办法。
记：孩子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您却不在身边，这也是一种遗憾吧？
许：是的，有时我想念儿子整晚都无法入睡。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让父母托人捎来儿子的录音带，想儿子时，就听听他的声音，心里也稍稍有些安慰。1990年，我和丈夫离家5年后第一次回国，儿子已上小学三年级了。离家时，儿子说话还不太灵光，但说得最清楚的是“爸爸妈妈”。再见到儿子时，他什么话都会说，最难说的反而是叫“爸爸妈妈”，有时甚至叫我们“舅舅阿姨”。我在加蓬几年，正是儿子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身为外交官，我只能把爱献给国家的外交事业，给儿子的只有那份遥远的思念和牵挂，这就是大爱和小爱的关系。现在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很懂事，早已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那份无奈和苦心，这让我和丈夫感到很欣慰。
记：当外交官忠孝难两全，您对父母的愧疚更大吧？
许：1990年，我与丈夫一起回国休假。回到家，丈夫获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父亲两年前就已经去世，家人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将这个噩耗通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丈夫放声大哭，我也禁不住流泪了。平静下来后，丈夫说：“古人说，男儿当两哭，国之将亡，可以痛哭于九庙之外；母之将逝，可以失声于床帷之前。作为外交官，自古忠孝难两全啊！”我和丈夫在老家稍作停留，就带着儿子去哈尔滨看望婆婆，给公公扫墓，让儿子在他爷爷的遗像前磕个头。婆婆流着泪告诉我们：公公去世前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看看孙子，可因为我们夫妻身在国外，我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从江苏老家把孩子送到东北，这个心愿也成了老人永远的遗憾。
转眼间，我从事外交工作已经34年了，到国外常驻也有近20年，与亲人的别离成了家常便饭。我是祖国外交舞台上的一枚螺丝钉，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会无怨无悔，我更愿意同一起献身外交事业的姐妹们一道，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展示中国女性的魅力和才华。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