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读书人吴敬梓写的小说《儒林外史》反映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心路历程。科举制度形成后，读书人身份的开放性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但随之而来的读书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却给读书人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明清读书人的三条出路虽然并非完全腐蚀了读书人群体，但确实给中国读书人巨大的精神摧残——被抽调了精神脊梁的文化承担者。
　　【关键词】《儒林外史》；读书人；精神摧残
　　一
　　古代读书人是一种职业，也是一个社会阶层，又称为“士”。这种职业，或者说这个阶层的人所做的事情，往大了说是帮助统治者治国平天下，往小了说就是依附于统治者以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如果做到了，自己便也跟着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如果没有做到，一般就是穷困潦倒，身败名裂。如何才能做到呢？ 读书人想了各种办法并形成了理论，因此就有了“诸子百家”。他们不但争论如何做的有效性，还争论正当性。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在“正当性”方面特别厉害，有理有据，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频频有理，但是在“有效性”方面，显然就比不上法家、纵横家还有阴阳家等，因此，儒家很让人欣赏，但就是没有人愿意真的像那样去做。后来，到了汉代武帝时，官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可能是为了美化它的统治，也可能真的是为了“正当”的统治，到底什么原因当然有待历史学家考证。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后来“儒”就成了读书人的代名词，“儒林”也就指代读书人这个群体，就象今天我们说的“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等。这些读书人和今天的读书人有两点区别：第一点，只有读圣贤之书的人才叫做读书人。圣贤之书是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的时候逐步圈定的，主要就是儒家的十三经。至于学其它技艺的，比如木匠、会计等，那是算不得读书人的。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人文学科的才叫读书人，学工科的虽然也要学习很多知识，但不能算是读书人。第二点，读书人的社会价值不在于今天所说的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维护社会的纲常名教，就好比是我们今天说的维护，或者叫守护我们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读书人所起的社会作用与西方社会的宗教是相同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清代读书人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是反映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心路历程的一部小说。这是一部讽刺体小说，极尽讽刺幽默之能事，描述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百态和世故，但其中也暗含着对读书人的“正当”生活的反思和向往。因此，作者并不是高高在上地看着这些或喜或悲的人物的各种遭遇，而是进入到这些人物的命运之中，试图将灵魂和命运一起放在烈焰下拷问，并在浴火中重生。在一幕幕“人间喜剧”中表演的各色人物，栩栩如生，构成了中国十八世纪一幅全景的“儒林”生态图。
　　二
　　古代读书人在有科举制度之前和之后的生存状态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的职业使命和社会地位没有太大差别。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社会生产力相对也不发达，能够读书的人并不多，读书人主要来自一些没落的贵族，极少数来自庶人。他们如果想建功立业，就带着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到处去游说王公贵族，成为他们的门客，不但挣得一碗饭吃，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最高的目标当然是称为国君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国君也以师相待，何等风光！于是，孔子五十周游列国，孟子到处游说，更不用说商鞅、苏秦、张仪等那些纵横家、法家之流了。当然，也有读书人不想建功立业，或者认为那种所谓的建功立业都是在祸害生灵，他们就生存之道要么就是私立馆舍、招收门徒，或者干脆隐居山林，野人生活，与世无争。科举制度之前的读书人的生存之道强烈地影响着科举制度之后的读书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官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的形成和持续，尤其在科举制度形成以后，读书人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读书人的范围大大扩展。以前基本上只有贵族才有读书识字的机会，随着社会发展，大部分人都可以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官僚制度的建立、门阀制度的瓦解、宗族观念的增强，原则上为所有人可以有读书机会准备了社会条件。因此，这个时候的读书人基本上可以不问来路，相反，一些寒门出宰相的励志读书故事被大众津津乐道，这类故事的反复上演和传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读书人这个阶层和职业的开放性。
　　第二，在科举制度下，虽然为底层人成为上层人留下了一条缝隙，但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在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是有真正的学术争论，哪怕最后这种争论要靠战争来解决胜负。虽然经书中满是仁义道德，应试者全是道德文章，但没有质疑的道德最终会在僵化中走向破灭。然而，科举中的巨大的利益诱惑，即使大家都知道是行将破灭的东西，还是不遗余力地去维护。由此，就难免演出《儒林外史》中的种种闹剧。在《儒林外史》中的第三回，周学道自己的科举之路曾经是非常艰难，但当他得势后，不但不反思科举的弊端，反而严厉训斥有些许违背科举制度的举动。当有个叫魏好古的童生自称懂诗词歌赋，需要得到学道的肯定时，这位周学道骂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左右的，赶了出去！”
　　三
　　科举制度形成后，读书人身份的开放性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但随之而来的读书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的丧失却给读书人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明洪武年间，礼部议定取士之法。读书人王冕闻之，这是一条读书人的荣身之路，有了这条路读书人就将丢了文行出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读书人的出路在哪里呢？且看《儒林外史》破落秀才匡超人的遭遇。
　　匡超人家贫，但读过书，在杭州街头拆字算卦度日时，遇到了好心人马二先生。当时，匡父病重，马二见匡超人是可造之才，便赠送银两与匡，并再三嘱咐他回家尽孝后，一定不能忘记举业。马二先生道：“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匡超人回家后，一边伺候病中父亲，一边做点小生意，一边读文章。孤寒孝子，终于中了秀才。一日，在去杭州的途中，遇到另一文人景江南，交往之中才知道景先生不喜功名，却爱诗赋，并认为诗名比功名更重要。“匡超人听得，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
　　从匡超人以及其它一些读书人的遭遇中可以归纳当时读书人的三条出路：第一条，一心一意读书考试，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家境好的自不必说，家境不好的，如果长期未能高中，往往穷困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老天开眼，一旦高中，便平步青云，不过，这种人估计并不多，很多人就这样耗费一生精力、死在举业未竟的路上；第二条，看穿了举业的艰辛与无聊，便索性放弃举业，落得个快意人生；第三条，未能高中的读书人，开馆授徒，成为乡村教师，俗称“教书先生”，生活贫困，倒也受人尊敬，一旦有学生中举，就可以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一旦成为著名辅导教师，卖书讲课，收入不菲，生活安逸。
　　从《儒林外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读书人无外乎以上三条出路。这三条出路虽然并非完全腐蚀了读书人群体，但确实给中国读书人巨大的精神摧残——被抽调了精神脊梁的文化承担者。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维护官僚制度和专制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伤害不亚于“焚书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