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一生经历三次婚恋：第一次是1925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他和他的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的女儿查瑞香结婚。这次婚姻持续了不到一年，因查瑞香产后病逝而结束。第二次是在1928年，21岁的王稼祥留学苏联莫斯科期间，与一个苏联姑娘结婚。这次婚姻因感情不合而分道扬镳，持续时间仅仅一年。第三次是1939年，王稼祥在革命圣地延安和朱仲丽结婚。这次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完美的。本文以王稼祥的三次婚恋为基础，来展示王稼祥伟大的人格。
　　
　　苦涩的包办婚姻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厚岸村。泾县境内重峦叠嶂，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三起三伏，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王稼祥的父亲王承祖，是一个小商人，在南陵县(泾县的邻县)戈江镇经营当铺和油坊。他的母亲查端是一个农村妇女，在厚岸老家守候着10几间房子和30亩田地。王稼祥上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招德、二姐王珍玉。1913年，王稼祥7岁，在外做生意的父亲匆匆从南陵县戈江镇赶回老家，安排、落实儿子上学的事情。1913—1919年，王稼祥就读于厚岸村由其堂叔王惠州开办的柳溪小学。1919年王稼祥小学毕业，由于泾县境内没有一所初级中学，要升学必须到外县就读。王承祖觉得儿子太小，生活上还缺乏自理能力，便没有让他上中学，而是将他送到村里私塾又学了两年，两年后进入南陵乐育中学。1924年，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的高中部。也就是这一年，王稼祥的父亲为了拴着儿子，采取当地的传统方式，张罗着为王稼祥订亲成家。王稼祥这年18岁。
　　促使王承祖过早地让儿子结婚的原因，除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的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原本认为，儿子既然已经到芜湖读高中了，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社会政治，而王稼祥却偏偏热衷于社会政治，并参加和领导了芜湖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愚化教育的学潮，而且是领导人物之一。王承祖不得不下决心给儿子娶个媳妇，拴住日益难以管教的儿子。正在这时，另一个人——王稼祥在柳溪小学的英语老师查文梅正托人给王承祖捎信：想把自己的女儿查瑞香嫁给王稼祥。
　　查瑞香比王稼祥大两岁。查文梅虽然是英语老师，有些开明思想，但在家庭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却是传统、落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虽然他是老师，但从不提倡女子上学，其中也包括自己女儿。查瑞香从小没有上学读书，自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了。即使如此，查文梅却把女儿看作是自己培养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子，很想把她许配给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人家。对学生王稼祥的喜爱，使他自然而然地把两者联系到一起，极力凑合自己的学生和自己女儿的婚姻。
　　王承祖和查文梅，一个经商，一个教书，虽然两个人的身份大相径庭，但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两人的想法竟没有丝毫的区别。当查文梅把想把女儿许配给王稼祥的想法告诉王承祖时，王承祖正求之不得，两人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定下了这门婚事，而王稼祥竟一无所知。1924年寒假，在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读书的王稼祥回到了家乡，父亲把为他订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感到非常惊奇，也感到非常突然。这时的王稼祥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欲望非常强烈，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还根本没有考虑，而且他一直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王稼祥强烈反对这门婚事，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正处在上学读书的好时光，婚姻之事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再说，自己的婚姻应当自己去寻找，没有必要由你们来包办。你们在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未免也太不了解我的心情了。既然你们要求我受更多的教育，为什么又要早早地决定我的婚姻大事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18岁的青年敢于对父亲说这样的话，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已是实在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一向礼貌又有孝心的王稼祥要不是被逼急了，是不会这样跟父亲说话的。父亲专断地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退亲是绝对不可能的。”父亲态度坚决，做事果断，定下来的事情决不会改变，几十年的经历形成了他这种封建家长制式的做事风格。而且在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上，他认为自己有发言权，更容不得儿子有任何违背父亲言行的地方。
　　1925年寒假，从芜湖回家的王稼祥发现自己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一切俱备，只等他的归来了。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也只好和没有一点爱情可言的比自己大两岁的查老师之女结婚了。新郎、新娘之间的兴趣、爱好、志向差异太大，无共同语言，因而也根本无法沟通。新郎思想上苦恼，新娘也感到委屈，两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面对既成事实的婚姻，新郎不安于现状，还在竭力反抗，而新娘却甘愿如此，默默忍受。寒假没有过完，王稼祥就离开家回到了学校。王稼祥对这次婚姻带来的痛苦难以言状，他在给同村的小学同学王柳华的信中写到：“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我们的结婚，那必定要以爱情为基础。我们感觉婚姻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恋爱。”“人有恋爱的本能，谁不希望去满足呢?我又何尝不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享一享男女的快乐呢？可是，环境不许，怎么奈何呢？算了吧!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身于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生的寄托。”
　　


　　1925年5月，王稼祥因参加安徽芜湖的非基督教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同年8月来到上海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同年10月底，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道路，从此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妻子查瑞香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生下了他们惟一的儿子王命先。产后的查瑞香因精神抑郁，不久得病而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1岁。
　　
　　异国的短暂结合
　　
　　1925年11月22日，王稼祥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留学和工作生涯。他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它主要为各国共产党培养革命理论和政治干部。它采取小班上课，由于英语好，王稼祥被分到了英语班上课，和他同班的有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华等11人。由于自己的勤奋，王稼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加上中山大学的推荐，1928年，王稼祥考入了红色教授学院，开始了他在异国的教学生涯。在这里王稼祥也迎来了他的异国爱情。
　　王稼祥治学严谨、理论深厚，聪明而不自傲，待人处事礼貌又有学者风度，加上他年轻、英俊、潇洒，很自然地受到了周围同学、同事的关注。他在担任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时，一位苏联姑娘在学校团的支部局做技术秘书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与王稼祥接触，感觉到这位中国革命青年既温和文雅，又才华横溢，便萌生爱慕之情，有事没事总是主动找王稼祥闲聊，还经常约王稼祥到附近公园散步、聊天，频频向王稼祥发起爱情攻势。这时候王稼祥早已从王柳华的来信中知道自己的妻子查瑞香已经去世，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逐步从第一次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位苏联姑娘的爱情攻势没有拒绝，也没有立刻答应，只想借此机会，尝试着自由恋爱，在恋爱中认识和了解对方。
　　这位苏联姑娘出生在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里，父亲是一名从事作坊式生产的小工业主。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这种身份不属于革命阶级。革命以后，这位苏联姑娘随着革命大潮来到莫斯科，随后参加了共青团。中山大学成立后，她经推荐到校团支部做技术工作。她除了乌克兰小城和莫斯科外，从未去过更多的地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初衷也只是凭着一股激情和冲动。周围的环境红旗飘飘，她自然地卷入这红色海洋中。她对俄国革命的意义了解不多，只朦胧地认为革命就是“一切共有”，就是过上与革命前的富人一样的生活。当她看到一批又一批外国青年学生和革命者来到苏联，聚集于莫斯科，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时，她很自豪，认为这是苏联人的骄傲。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异国革命者来莫斯科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必然是本国革命的栋梁之材，是一批“领袖群”，找个这样的丈夫，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在她的猛烈进攻之下，性格随和又憧憬自由恋爱的王稼祥无法拒绝对方的热恋。1928年秋，他们在周围同志和朋友的热心撮合下，终于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宿舍里结合了。
　　


　　王稼祥和这个苏联姑娘结婚不久，就发现两人在性格、爱好、习惯上大相径庭。王稼祥性格内向，做事稳妥、行为稳健、思维敏捷，而女方生性好动，做事毛糙，又任性不羁，真是一个爱静，一个爱动。王稼祥既要上课又要教课，又要研究课题，而妻子除了上班之外，回到宿舍就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不论什么事情都要议论一番，还经常要王稼祥放下手中活，听她说东道西，论这论那，要王稼祥陪她出去游玩，或是在家陪同来客。王稼祥生性不会应酬，也不愿为此浪费时间，更不会背后评论他人。两人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开始产生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1927年在国内相继叛变革命，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所有这些在苏联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一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情绪在苏共内部弥漫，并在苏联社会广泛传播，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精神支持和舆论宣传遽然减弱。“中国革命的失败破坏了世界革命的高潮”的鼓噪声开始不绝于耳。中国不再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些苏联人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已不可挽回”。这位苏联姑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这种变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她的嫁给一个外国革命家，不仅是献身“世界革命”，而且可以使自己摆脱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一生，一举成为“领袖人物的夫人”，一举两得的理想就要落空了；中国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嫁给一个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国家的革命者，在她的眼里绝对是个失误，于是她在思想认识上和王稼祥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1929年上半年，女方的父亲被当地政府定为小工业主，被剥夺了选举权。王稼祥听说后，督促女方把这件事向共青团组织汇报，以使组织对她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可是女方大为恼火，认为一个外国人管到了苏联人的内部事务，是干涉太多了，是多管闲事。王稼祥仍然对她晓之以理，劝她对组织要忠诚、坦率，要甩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欲，并驳斥了她的民族沙文主义言论。但这些更加引起了女方的强烈不满。1929年秋，王稼祥终于和女方分手了。他在红色教授学院另要了一间房子寄宿，原来的房子让给难以分到房子的女方，并把房间里的东西留给了女方。
　　
　　幸福的革命伴侣
　　
　　1939年3月5日，农历元宵节，33岁的王稼祥和24岁的湘妹子朱仲丽在延安喜结良缘。这是王稼祥的第三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次婚姻。两人互勉互励，相敬如宾。在延安，在苏联，在战火纷飞的战斗岁月中以及在解放后的蹉跎岁月里，他们都成为人们羡慕的模范夫妻。
　　在1938年11月中共六中全会闭幕那天的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漫步走出餐厅，迎面飘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毛泽东和她热情打招呼，交谈了几句后，毛泽东转身对王稼祥说：“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接着他指着朱仲丽对王稼祥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毛泽东幽默、诙谐的介绍，把王稼祥和朱仲丽都逗乐了。王稼祥热情而礼貌地同朱仲丽握手。朱仲丽抢先说：“首长，您好!”王稼祥说：“我叫王稼祥，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这是王稼祥和朱仲丽认识的开始。
　　朱仲丽是湖南长沙人，1915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和革命家。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朱剑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就曾和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家共同从事革命运动，以后又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等革命家。朱剑凡在清朝还没有灭亡之前曾举家创办周南女校，许多女革命家都曾经在那里学习过，如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和丁玲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大革命失败以后，朱剑凡一如既往地从事党的革命事业，直到1932年病逝，可以说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剑凡不仅自己从事革命事业，而且他的八个子女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仲丽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她跟随从事革命的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已经开始为党工作了。由于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11月13日，她、姐姐朱仲芷(肖劲光的妻子)和李英(邓中夏的妻子)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由于自己的机智勇敢才没有暴露身份，最后交保释放。193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37年底，历尽艰险来到延安，被分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外科医生，这时候她已经有十几年革命经历了。
　　王稼祥在1930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先在上海工作，1931年来中央苏区，开始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在庆祝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由于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腹部受了重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带着重伤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1937年病情恶化，才在当时的卫生部长贺诚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腹伤；他在苏联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1938年3月回到延安，开始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和红军的各种事务。
　　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以后，中央的一些同志很关心他，希望他能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毛泽东就非常关心王稼祥的个人生活。根据朱仲丽在《艳阳照我》中记述：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毛泽东那里开会，会后毛泽东留下王稼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商量完后，毛泽东看看王稼祥，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只是答道：“谢谢主席的关心。”还有一次，王稼祥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毛泽东又对他说：“你今年才30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王稼祥心里明白，毛泽东是在关心他，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称心的妻子呀!
　　可是，王稼祥两次不幸的婚姻对他打击太大，创伤太深，久久不能抹去。年轻时候他吃够包办婚姻的痛苦，心灵上的烙印太深了；到苏联留学以后，本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却又因感情不合而分手。这一“土”一“洋”的两次婚姻悲剧，令他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使自己从婚姻中解脱出来，加上延安工作繁忙，环境和生活比较安定，但工作上需要思考、处理的问题太多，所以有人为他个人的婚姻操心时，他一般都婉言拒绝了。
　　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有个规定，党员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个人问题，包括婚姻大事，必须向组织汇报，经组织批准方可结婚。对于党内干部就更是如此了。王稼祥的组织观念非常强，他也在考虑、思量：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关心自己的个人问题，如果再一味地拒绝，是不是合适呢?家乡的妻子早就去世，和苏联的妻子分手已近十年了，自己孑然一身，也总不是办法。再说，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共同生活，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生活更加愉快。他经过长久的思考，心里暗暗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关心，虽然他表面上没有显示出来，但他已下定决心找一个合心的、有共同理想和情操的“意中人”。
　　毛泽东那次看似无意实是有意将朱仲丽介绍给他之后，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朱仲丽经常为边区的领导人看病，做保健工作，和王稼祥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王稼祥从间接的渠道了解到朱仲丽的家世、学识修养、道德操守后，对朱仲丽的好感和感情已经潜滋暗长了。
　　事也凑巧，朱仲丽的姐夫肖劲光是当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她的姐姐朱仲芷也在延安，而且王稼祥还是肖劲光的救命恩人。1934年1月，由于肖劲光没有执行“左”倾军事路线而被执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博古、李德等人“判处死刑”，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冒险犯难，坚决不同意对肖劲光处以极刑，从而保护了肖劲光。肖劲光对救命之恩终生难忘。他从毛泽东幽默地将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的事情中领悟到：这不正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吗?他对王稼祥太熟悉了，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王稼祥的人品、学识、道德操守等一切都无可挑剔。这时的姐夫和姐姐开始做媒人了，肖劲光开始在朱仲丽的面前经常说起王稼祥，说他的家世、为人，渊博的学识、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等；另外作为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朱仲丽在和王稼祥的接触中也逐步对他有了详细的了解，她认为王稼祥是一个值得敬爱的人，他不但学识渊博、有风度和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家。
　　他们经过长时间接触，从相识到相恋，终于在1939年3月5日，元宵节这天结合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王稼祥叫厨师准备了两桌菜，在自己的住所举行了非常简朴的结婚仪式。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都来贺喜。这天毛泽东特别高兴，新郎王稼祥是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新娘朱仲丽是他的小老乡，一对新人的结合也有他一份功劳，他高兴地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个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毛泽东诙谐的话，让在场的所有的人笑弯了腰。
　　王稼祥通过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两情相悦的伴侣，是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此后，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他们都相濡以沫，共同谱写爱情的篇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成了“三和一灭”修正主义的头子，受尽了折磨和虐待。每次批斗王稼祥时，朱仲丽都自己主动要求和王稼祥一起去，她知道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她害怕他在批斗中有个三长两短。1974年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恨去世。王稼祥去世后，朱仲丽放下了“手术刀”，拿起笔，成为了一名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有《春霞润我》、《艳阳照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等等。朱仲丽现在生活在北京，已近90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