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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以下简称《主流》）是一部以跨文化传播为研究视阈的全球娱乐文化解读巨著。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历时五年涉足30个国家，通过与覆盖全球五大洲的音乐、电影、电视、传媒、出版等创意产业界1250位行业领袖的广泛接触、深度访谈而著就。该书在获得大量真实的一手资料基础上，既保留原汁原味又巧设匠心，既有横向地域分篇又有纵向现场叙事，条分缕析地呈现出全球创意产业的基本格局并预测其发展态势，为我们透视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主体间性：方法的建构与
“深描”之巧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崇尚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地依据实地考察和各类访谈来做出评估，这是一种注重解释主体的质的研究方法。它以“本质直观”为特征，强调研究本身也是主体间性的呈现过程。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主体间的同一性”，其哲学基础源于胡塞尔主体先验论框架下通过“统觉”、同感、移情等，达到主体间的共识与相互理解，厘清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相对于工具行为的“主体间性”行为以及海德格尔本体论中主体之间交往、理解关系等。
《主流》正是基于“本质直观”与“主体间性”的哲学意味，通过调查美国创意文化产业参与主体的主观意义，强调将被采访者的独特背景展现与内心思想及情感，行动目的及动机的洞察、理解、解释相结合，展开对“全球文化战争”何以发生、缘何变化等问题的资料搜集，给我们呈现出大量生动而丰富的“本质直观”与 “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该方法的使用让该书在同类反映、探讨甚至批判全球文化战争的论著中显得独具风格——是访谈对话中建立的非对话体、数据分析中提炼的非统计体、情境体验中浓缩的非故事体的糅杂。
在写作风格上，作者以自身作为叙述主体，来捕捉、透视与反思全球文化格局，其叙事笔力的技巧与风格亦使该书独具韵味。
该书虽为论著，但多以叙事为主线。而其叙事则并非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糅合了小说情境的典型、电影镜头的戏剧性、新闻的客观、评论的直抒胸臆，将纷繁复杂的全球创意产业格局用简约深刻的笔触进行勾勒，里面夹杂着大量的人物与情境“深描”，使该书呈现出独特的魅力——真实而含蓄、生动而深刻。
《主流》以呈现个性鲜明而颇具风格的主体形象为主线，用诸多典型人物拼接全球文化面孔。全书几乎寻不到完整的对白，但读者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存在，研究者被置于半隐匿状态。调查、访谈的过程和具体提问被巧妙地转化为主体背景讲述，特别是对原话的选择和“情境”的渲染方面，趣味和意味交相辉映，细节之处总能让人品出作者的智慧。
文化间性：文本的批判之韵
《主流》的结构框架较为简单，共分为两部分：美国的娱乐业与世界文化战争。谋篇布局中突显了作者在全球化即美国化的现实批判中，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全球以美国文化为主流的观点。该书的主旨相应地表现为两个角度：对美国缘何主流进行追溯，对其主流传媒、主流文本与主流传播方式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寻找席卷全球的文化密码；对文化新兴国家的非美国文化进行积极地探寻与文化建构。这种意识中的否定与无意识中的接受之间形成了不着痕迹的批判隐喻，表现为对美国文化推崇又疑惑，对新型文化接受又否定的文化批判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欧洲社会学家对所处现状与发展所自然流露的文化忧思。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作者旨在解释美国娱乐业缘何全球化，进而向读者呈现“流行的”“大众的”“主流的”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作者所尝试探究的恰恰是全球跨文化传播中关乎“文化间性”的问题。
文化间性是从“主体间性”引申而来，是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错借的内在联系，与多元文化、文化杂合、文化融合等概念所不同，它更强调承认差异与促进互动。该书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谓的“美国文化的单边化”“单向霸权”“全球同化”等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实际的情况要微妙而复杂得多，文化贸易兼具了趋同与差异的特征。这种批判更符合“文化间性”的旨归，其既表现出对强势文化的尊重与接纳，同时又兼具了对新兴文化与主导文化对话何以可能这一重大问题的冷静探析。
一方面，该书承认美国主导的娱乐文化在全球娱乐中的主宰地位，在考察并分析美国的娱乐业时，从政治上的院外游说、文化产业的生产与营销到流行音乐、流行剧集的全球翻版、反精英文化的日渐高涨，将落脚点置于对“主流”的解释——精英文化的褪色，文化等级的消除，模糊的、杂合的文化更容易流行，更符合大众的口味而成为主流。
另一方面，该书认为文化多元发展的过程并非是单一的或平衡的，其结果也并非是文化发展的齐头并进，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地域政治性的、重新分配了的文化版图：美国的创意产业将在趋向世界市场中越来越强大，以致占据文化贸易的制高点；新兴的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努力发展他们的创意产业；而原先处于主导地位的那些国家——从欧洲开始，可能会被淹没。
细读全书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进行全球娱乐文化巡视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探寻与美国文化进行参照的“他者”文化时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反思。“文化间性”的反思使作者在建构观点时体现出了更多的文化间的承认、包容、交流以及对文化混合现象的解释，使全书虽结构简约而附着内容却凸显深刻，资料庞杂、详尽、具象化却独显思维与逻辑的清晰。
掩卷而思，尽管《主流》给我们“洞达”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之“大势”打开了窗口，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解读却尽显粗略，被采访主体在提及中国文化时话语所指无外乎是“中国式审查”。这虽有些刻板印象之效，但粗略与刻板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在哪里呢？用何种本土战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用何样文化印象塑造世界的中国面孔；以何种思维创新文化产品并探寻全球推广战略；用何种政策制度推进中国传媒出版业走向世界。概言之，《主流》虽未对中国文化进行本体解构委实遗憾；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仍然提供了对本土文化的另类批判与忧思参照，这无疑也是该书的重要价值之一。
主体间性：方法的建构与
“深描”之巧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崇尚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地依据实地考察和各类访谈来做出评估，这是一种注重解释主体的质的研究方法。它以“本质直观”为特征，强调研究本身也是主体间性的呈现过程。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主体间的同一性”，其哲学基础源于胡塞尔主体先验论框架下通过“统觉”、同感、移情等，达到主体间的共识与相互理解，厘清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相对于工具行为的“主体间性”行为以及海德格尔本体论中主体之间交往、理解关系等。
《主流》正是基于“本质直观”与“主体间性”的哲学意味，通过调查美国创意文化产业参与主体的主观意义，强调将被采访者的独特背景展现与内心思想及情感，行动目的及动机的洞察、理解、解释相结合，展开对“全球文化战争”何以发生、缘何变化等问题的资料搜集，给我们呈现出大量生动而丰富的“本质直观”与 “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该方法的使用让该书在同类反映、探讨甚至批判全球文化战争的论著中显得独具风格——是访谈对话中建立的非对话体、数据分析中提炼的非统计体、情境体验中浓缩的非故事体的糅杂。
在写作风格上，作者以自身作为叙述主体，来捕捉、透视与反思全球文化格局，其叙事笔力的技巧与风格亦使该书独具韵味。
该书虽为论著，但多以叙事为主线。而其叙事则并非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糅合了小说情境的典型、电影镜头的戏剧性、新闻的客观、评论的直抒胸臆，将纷繁复杂的全球创意产业格局用简约深刻的笔触进行勾勒，里面夹杂着大量的人物与情境“深描”，使该书呈现出独特的魅力——真实而含蓄、生动而深刻。
《主流》以呈现个性鲜明而颇具风格的主体形象为主线，用诸多典型人物拼接全球文化面孔。全书几乎寻不到完整的对白，但读者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存在，研究者被置于半隐匿状态。调查、访谈的过程和具体提问被巧妙地转化为主体背景讲述，特别是对原话的选择和“情境”的渲染方面，趣味和意味交相辉映，细节之处总能让人品出作者的智慧。
文化间性：文本的批判之韵
《主流》的结构框架较为简单，共分为两部分：美国的娱乐业与世界文化战争。谋篇布局中突显了作者在全球化即美国化的现实批判中，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全球以美国文化为主流的观点。该书的主旨相应地表现为两个角度：对美国缘何主流进行追溯，对其主流传媒、主流文本与主流传播方式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寻找席卷全球的文化密码；对文化新兴国家的非美国文化进行积极地探寻与文化建构。这种意识中的否定与无意识中的接受之间形成了不着痕迹的批判隐喻，表现为对美国文化推崇又疑惑，对新型文化接受又否定的文化批判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一个欧洲社会学家对所处现状与发展所自然流露的文化忧思。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作者旨在解释美国娱乐业缘何全球化，进而向读者呈现“流行的”“大众的”“主流的”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作者所尝试探究的恰恰是全球跨文化传播中关乎“文化间性”的问题。
文化间性是从“主体间性”引申而来，是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错借的内在联系，与多元文化、文化杂合、文化融合等概念所不同，它更强调承认差异与促进互动。该书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谓的“美国文化的单边化”“单向霸权”“全球同化”等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实际的情况要微妙而复杂得多，文化贸易兼具了趋同与差异的特征。这种批判更符合“文化间性”的旨归，其既表现出对强势文化的尊重与接纳，同时又兼具了对新兴文化与主导文化对话何以可能这一重大问题的冷静探析。
一方面，该书承认美国主导的娱乐文化在全球娱乐中的主宰地位，在考察并分析美国的娱乐业时，从政治上的院外游说、文化产业的生产与营销到流行音乐、流行剧集的全球翻版、反精英文化的日渐高涨，将落脚点置于对“主流”的解释——精英文化的褪色，文化等级的消除，模糊的、杂合的文化更容易流行，更符合大众的口味而成为主流。
另一方面，该书认为文化多元发展的过程并非是单一的或平衡的，其结果也并非是文化发展的齐头并进，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地域政治性的、重新分配了的文化版图：美国的创意产业将在趋向世界市场中越来越强大，以致占据文化贸易的制高点；新兴的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努力发展他们的创意产业；而原先处于主导地位的那些国家——从欧洲开始，可能会被淹没。
细读全书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进行全球娱乐文化巡视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探寻与美国文化进行参照的“他者”文化时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反思。“文化间性”的反思使作者在建构观点时体现出了更多的文化间的承认、包容、交流以及对文化混合现象的解释，使全书虽结构简约而附着内容却凸显深刻，资料庞杂、详尽、具象化却独显思维与逻辑的清晰。
掩卷而思，尽管《主流》给我们“洞达”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之“大势”打开了窗口，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解读却尽显粗略，被采访主体在提及中国文化时话语所指无外乎是“中国式审查”。这虽有些刻板印象之效，但粗略与刻板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在哪里呢？用何种本土战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用何样文化印象塑造世界的中国面孔；以何种思维创新文化产品并探寻全球推广战略；用何种政策制度推进中国传媒出版业走向世界。概言之，《主流》虽未对中国文化进行本体解构委实遗憾；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仍然提供了对本土文化的另类批判与忧思参照，这无疑也是该书的重要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