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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当这位坐着轮椅的老人徐徐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里接过奖杯的时候，已经年逾耄耋的他不太灵活地向大家微笑着点头致意。很多在场的人眼角都有些湿润。于敏这个名字对有些人而言或许并不是如雷贯耳，但他所成就的事业却赢得了世人瞩目。他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专注做了一件事，为此他隐姓埋名30年，他配得上“国家的脊梁”这个称谓。
于敏一生在国内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就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的颁奖现场。如今89岁的于敏已经高度近视，略有些驼背，头上华发稀疏，让人不免感叹岁月的无情。他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但于敏本人并不乐意接受这个名号：“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相比较，他更喜欢“国产土专家”的称谓，因为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人们对他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几十年过去了，国家没有忘记他，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他。
平凡却不普通的老人
89岁的于敏是一位平凡的老人，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难免的小病小痛外，身体状况基本良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不过如今他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早饭后，他会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午饭后他要休息一会儿，之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他的个人爱好上了。
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大物理学家的爱好居然是研究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以及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由于学习和工作十分繁忙，于敏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这种作息保持了多年。而其中至少有30年的时间，于敏是靠古诗词伴随他进入这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的。
于敏的晚年生活简直平凡到让我们不太相信他就是曾经为新中国创造奇迹的人之一。说是奇迹一点也没有言过其辞，在当时国力有限、举国艰难的情况下，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于敏，在这期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美国第一枚氢弹试验装置重80多吨，第一枚可投掷氢弹重达21吨，携带着这么重的炸弹作战实战效果可想而知。而中国第一枚氢弹才1吨。中国的路线和美国、俄罗斯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氢弹试验就敢用空投，直接实现了小型化、武器级。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研制氢弹期间，于敏创造的“于敏构型”独辟蹊径，不走欧美国家的路线，却领先于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于敏构型”就是这位平凡老人的杰作。也许是因为中国核武器发展被列入国家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才让很多参与此项计划的科技工作者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他们是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基石，他们的功绩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产土专家”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天津度过的。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敏说：“至今仍历历在目。”民族忧患的意识，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向。但是，于敏的性格内向，喜欢安静，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其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宗遂病倒，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宁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50年成立的，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说：“国家要强国富民，要搞原子弹、氢弹，防御外来侵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也是我实现夙愿，报效祖国的机会。”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更何来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一名科学家最质朴的理想和责任感。于敏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像我国这样贫弱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真正地独立，巍然屹立在世界之林。正像毛主席说的：“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国当时正处于遭受天灾人祸，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央仍下决心要坚持搞原子弹和氢弹。”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死神擦肩而过
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令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50年代，就要受核威胁。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在全国的大力支援下，坚持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群策群力，努力拼搏，发挥集体的聪明才智，努力创新，中国依靠一批像于敏这样的大科学家攻克了核武器研制的难关，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这是一段艰辛又辉煌的路程。
“于敏”这个名字
于敏性格比较内向，喜欢做基础研究，他凭着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他全力以赴地开始了我国的氢弹事业。于敏说：“曾经想过，等突破氢弹原理，我国自己有了氢弹以后，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但是，世事难料，事不由人，一干就是40年，我几乎一生都从事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了。”
核事业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之一，于敏也知道，从着手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要放弃很多东西。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如果说我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得以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不过他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于敏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2014年“感动中国”为于敏的颁奖词就能说明一切。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是89岁高龄的于敏。”
于敏一生在国内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就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的颁奖现场。如今89岁的于敏已经高度近视，略有些驼背，头上华发稀疏，让人不免感叹岁月的无情。他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但于敏本人并不乐意接受这个名号：“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相比较，他更喜欢“国产土专家”的称谓，因为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人们对他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几十年过去了，国家没有忘记他，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他。
平凡却不普通的老人
89岁的于敏是一位平凡的老人，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难免的小病小痛外，身体状况基本良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不过如今他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早饭后，他会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午饭后他要休息一会儿，之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他的个人爱好上了。
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大物理学家的爱好居然是研究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以及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由于学习和工作十分繁忙，于敏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这种作息保持了多年。而其中至少有30年的时间，于敏是靠古诗词伴随他进入这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的。
于敏的晚年生活简直平凡到让我们不太相信他就是曾经为新中国创造奇迹的人之一。说是奇迹一点也没有言过其辞，在当时国力有限、举国艰难的情况下，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于敏，在这期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美国第一枚氢弹试验装置重80多吨，第一枚可投掷氢弹重达21吨，携带着这么重的炸弹作战实战效果可想而知。而中国第一枚氢弹才1吨。中国的路线和美国、俄罗斯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氢弹试验就敢用空投，直接实现了小型化、武器级。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研制氢弹期间，于敏创造的“于敏构型”独辟蹊径，不走欧美国家的路线，却领先于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于敏构型”就是这位平凡老人的杰作。也许是因为中国核武器发展被列入国家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才让很多参与此项计划的科技工作者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人生。他们是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基石，他们的功绩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产土专家”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天津度过的。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敏说：“至今仍历历在目。”民族忧患的意识，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向。但是，于敏的性格内向，喜欢安静，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其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宗遂病倒，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宁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50年成立的，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说：“国家要强国富民，要搞原子弹、氢弹，防御外来侵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也是我实现夙愿，报效祖国的机会。”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更何来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一名科学家最质朴的理想和责任感。于敏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像我国这样贫弱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真正地独立，巍然屹立在世界之林。正像毛主席说的：“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国当时正处于遭受天灾人祸，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央仍下决心要坚持搞原子弹和氢弹。”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死神擦肩而过
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令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50年代，就要受核威胁。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在全国的大力支援下，坚持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群策群力，努力拼搏，发挥集体的聪明才智，努力创新，中国依靠一批像于敏这样的大科学家攻克了核武器研制的难关，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这是一段艰辛又辉煌的路程。
“于敏”这个名字
于敏性格比较内向，喜欢做基础研究，他凭着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他全力以赴地开始了我国的氢弹事业。于敏说：“曾经想过，等突破氢弹原理，我国自己有了氢弹以后，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但是，世事难料，事不由人，一干就是40年，我几乎一生都从事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了。”
核事业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之一，于敏也知道，从着手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要放弃很多东西。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如果说我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这个名字都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得以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不过他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于敏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2014年“感动中国”为于敏的颁奖词就能说明一切。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是89岁高龄的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