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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互动剧是一种新兴的网络影视传播类型，目前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互动剧《头号嫌疑人》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其成功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受众多层次的心理需求，提升了受众的地位。这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及接受美学学派的主要观点相符合。《头号嫌疑人》对受众心理的满足类型主要包括求新求异心理、互动再创作心理、审美愉悦心理、情感共鸣心理等几个重要方面。这种基于满足受众心理需求的创新，为此后互动剧的创作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网络互动剧;使用与满足理论;接受美学;《头号嫌疑人》
近几年来，影视剧领域开始向游戏领域汲取经验，网络互动剧进入大众的视野，由此开拓了一种新颖的影视剧形态。网络互动剧的兴起，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不失为传统电视剧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机遇和发展方向。
一、互动剧的特点与《头号嫌疑人》的互动方式
网络互动剧是一种用户能直接参与的交互式网络视频，可以看作是一种游戏化的视频，是一种游戏化影视作品的变体，依托科技的飞速发展，杂糅了文学和游戏的元素。2019年1月，国内首部探险互动剧《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在腾讯视频上线，它是网络剧《古董局中局》的衍生品，反响非常好。2019年1月，芒果TV推出网络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的衍生互动剧《头号嫌疑人》。2019年堪称中国的“互动剧元年”。2020年，《明星大侦探》再次推出衍生互动剧《目标人物》，掀起了互动剧热潮。
在内容方面，互动剧内容创作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丰富性，观众想要穷尽所有的情节，就不得不进行重选，从而增强互动感[1]。在叙事方面，互动剧的叙事逻辑从线性叙事结构转变为复合交叉结构。在传受关系方面，互动剧的观众从以往被动接受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创作者，观众的主体地位有所提升。
互动剧《头号嫌疑人》与观众的互动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赋予观众参与剧本构成的权利、沉浸交互式探案体验以及丰富的游戏机制。
《头号嫌疑人》赋予了观众参与剧本创作的权利，剧情采用多线索平行叙事的方式，让故事多条线并行发展。在观剧过程中，观众也成为“编剧”的一员，观众的不同选择可能会左右和影响后续剧情的发展走向，故事的结局需要依靠观众自身的逻辑推理来得出。
同时，《头号嫌疑人》能够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观剧与探案体验。在探案和搜查线索时，观众凭借“侦探”这个身份，以第一视角观剧探案，点击可疑之处，可获得线索，再加上精良的影视化制作，令观众得到一种深度沉浸与交互式的探案体验。另外，该互动剧还有丰富的游戏机制，让观众乐在其中。观众可以自己搜寻线索，审问嫌疑人，甚至可以去第三方社交媒体软件中查找剧中人物信息及线索。最后，观众还可以提交案件报告等，游戏化的互动机制也带来了更强烈的交互感。
二、《头号嫌疑人》满足受众心理的主要类型
20世纪40年代，“使用与满足”理论诞生;1974年，伊莱休·卡兹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同时，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受众每天进行媒介接触的过程，就是这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该理论与文艺美学理论当中接受美学的相关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接受美学是现代西方的重要美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伊瑟尔等。他们以读者为中心，从读者角度研究创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观点和思想[3]，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及当今的影视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国产网络互动剧的创作也同时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接受美学的相关思想汲取了不少积极因素。
（一）求新求异的心理
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感觉和感官功能的扩展和延伸。电视剧实际就是人类眼睛这个器官的延伸。
传统电视节目的观看方式，就是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线性播放的电视节目，反馈的方式单一、效率低、周期长，观众积极性也较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电視剧的制作和播出必须注重逻辑和叙事的合理性。在网络时代，网络剧日益兴起，但基本上还是承袭了传统电视剧的播放特性，只是媒介由电视机转变为了互联网。
新兴的网络互动剧打破了这一局面，让电视剧的文本特性从重叙述转变为叙述与体验并重。互动剧的文本创作，除了故事本身要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经得起观众对剧本质量的检验，还要注重观众的参与体验感，让观众充分感受到剧情中的情绪、情节等，只有让其沉浸其中，才能使其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在这种人机交互的过程中，观众也完成了与电视剧文本之间的互动，每一位观众因为做出不同的选择行为，从而获得不一样的审美视野。
在罗兰·巴特看来，所有文本分为“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其中，“可写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受众可以参与文本的再创作过程，内容、文本在阅读和被接受的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写作。网络互动剧则是一种开放性较强的文本，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观念对故事进行重构。这就打破了传统观看模式，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新鲜感的加入极大地满足了受众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由于求新心理是人类一直在追求新鲜事物的一种心理趋势，因而，电视剧为了吸引受众，也不断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创新，网络互动剧就属于形式创新的一种。在《头号嫌疑人》当中，观众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点击画面可疑处来搜集线索，并可以在线索栏查看已收集到的线索。
（二）互动再创作的心理
由于网络互动剧留出了一定的文本空白，给予了观众更多的填充和想象创造空间，因此唤起了观众参与意义建构的积极性，这种观剧体验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是一种以观众为主导，而不是以创作者为主导的电视剧观剧体验。
通过以上方式，网络剧实现了受众的自我参与感。《头号嫌疑人》的观众不但拥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且拥有分析探案的权利，亦可以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探案心得，与其他人交换线索等。观众得到了一种强烈的受尊重感，感到自身不再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而是被赋予了与创作者同样平等的地位，双方都可以同时进入文本内部，参与再创作。这种心理的自我表现欲和自我满足感得到释放以后，受众也转化为《头号嫌疑人》等互动剧的“主创”之一，无形之间，为剧集的宣传和传播造势。 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中，受众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群体，在阅读文本之前，就已经由过往的经验而对作品形成了一种期待，一旦新接触的内容超出预期，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头号嫌疑人》通过赋予观众“侦探”的身份，打破了受众的审美疲劳，从而使文本与观众的视野逐渐融合，依靠观众的想象来重组剧情，并通过跨媒介的互动强化了这一特点，从而验证了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所说的“寻求一种连接缺失的无言邀请”[4]。
（三）审美愉悦的心理
网络互动剧属于艺术作品的一种，其本身的功能就带有艺术性、娱乐性。作为艺术作品的互动剧对受众审美需求的满足，主要表现在审美愉悦、娱乐狂欢、个性化需求满足的三个方面。
首先，网络互动剧对人们审美的满足体现在审美愉悦的满足之上。好的艺术作品能够从审美上带给观众一种审美愉悦。例如，《头号嫌疑人》制作精良、场面宏大、细节精致，服化道用心，场景还原逼真，音乐音响效果临场感很强，从视听上就是一场华美的享受之旅，因而，给人以一种“美”的体验。除了视听上的美学效果极强，《头号嫌疑人》情节也跌宕起伏、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满足了人们的各种想象，增强了叙事美学效果。
其次，网络互动剧对人们审美的满足体现在娱乐奇观化体验的满足之上。互动剧《头号嫌疑人》的互动程度较高，受众不但可以与制作者之间进行互动，通过访问主创人员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交流，与编剧进行剧情的讨论，而且可以与其他受众进行交流，让虚拟的剧情与现实的生活接轨，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在日常生活当中难以体验到的奇观化享受。观众在观剧、“探案”的同时，还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发布出来，表达观点、吐槽剧情、分享心路历程等，暂时摆脱了现实生活烦恼的束缚，从而宣泄自己的心情，转换情绪。
最后，网络互动剧对人们审美的满足体现在对受众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之上。由于网络互动剧会根据受众的不同选择，而呈现不一样的画面和情节，形成千人千面的效果，因而，每个观众看到的互动剧都是量身定制的。以往的电视剧或网络剧都是相同的情节与画面效果，这就造成了众口难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的观感。互动剧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按照受众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的。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因电视剧受众喜爱偏好差异而给电视剧传播效果带来的不利影响。
目前，国内的互动剧大都依赖H5技术，其可以在各个终端营造各种酷炫效果，实现人机交互。观众在观看互动剧时真正实现了一人一剧，独立地选择生成独立的剧情。受众由“大众”转变为“个体”，在这种“个性化”“差异化”“私密化”的机制之下，不但受众看得更加满意，也为互动剧制作方带来了更多的利益[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来也同时为互动剧的制作方和受众带来一定的挑战。制作方的难题主要在于制作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和制作周期的增加，而对受众来说，观看的门槛也相对地提升了一些。因为互动要求受众高度集中注意力，且需耗费一定精力和脑力来观剧，毕竟不是所有受众都是积极受众，愿意参与互动，也有一部分受众习惯于被动接受。因此，这些都是网络互动剧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四）情感共鸣的心理
网络互动剧还能够满足受众获得情感共鸣的心理需求。“移情”是主体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情感和思想投射到欣赏客体之上，并使之与自己心意相通。这也是审美的本质和核心。由于互动剧的观看过程具有沉浸式的特点，因而，观众的临场感、亲在感是极强的，更容易为剧情中人们的情绪和情感所感染，代入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6]。观众能够与剧中的演员一同感受剧情中的各种喜怒哀乐，这其实就是一种移情现象。传统电视剧和网剧的剧情、音乐、音响等已经能够较好地使观众产生一种认同感，互动剧则更加放大了这一特点，使这种移情体验更为深入。观众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剧中人物当中，与其同生死、共患难，到达一种主客合一的审美体验。
对《头号嫌疑人》来说，这种移情现象主要体现在引导观众对剧中映射出来的文化现象和价值观的认同。作为《明星大侦探》的衍生品，网络互动剧《头号嫌疑人》也承袭了《明星大侦探》极富教育意义的特点，将社会问题暴露在大众的视线之中，也呼吁更多人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升华作品的主题，并引起观众的共鸣。当《头号嫌疑人》中反映出各种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人性与现实的矛盾问题时，观众不由得深入思考其中的社会意义，并升华为一种情感共鸣。这也反映出《头号嫌疑人》在正确引导受众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方面起到的模范作用。
三、《头号嫌疑人》带来的启示
《头号嫌疑人》对后续其他类型互动剧带来了成功的启示，互动剧制作除了要坚持内容创新，还要注重互动方式的创新。《头号嫌疑人》首先做到了内容的创新，其致敬悬疑经典的元素、巧妙而严谨的剧情和惊心动魄的情节，让人拍手称绝。
在互动方式上面，《头号嫌疑人》也做到了創新，从传统的弹幕、评论区留言等互动方式转变为沉浸式体验并进行参与互动，观众还可以通过长篇案情报告、提案排名、案情讨论等进行用户体验交流[5]。同时，节目结合剧情的探案特点，利用多媒体平台进行跨平台线索收集，延伸了互动的触角。由此看来，制作方可以大胆结合剧集的特点，进行创意互动设计，让观众干预剧情走向，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产生良好的互动聚集效果。另外，《头号嫌疑人》还利用了大数据技术精准地挖掘用户数据，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精准营销，植入广告设计自然，观众也乐于接受，也让投资方愿意为互动剧买单[7]。这也为今后互动剧的商业发展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一部网络互动剧的成功，一定是因为它满足了受众的一些需求，正如《头号嫌疑人》满足了受众的多层次心理需求上。一部网络互动剧在制作之初，就应时刻以受众为中心，从受众的立场出发。同时，受众需求的满足不能仅停留在轻松搞笑等满足受众娱乐放松等较为低层次的需求上，也要力求满足受众更高一级的需求。《头号嫌疑人》不仅满足了观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也满足了受众的审美需求、互动再创作的心理、移情共鸣、文化价值认同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
四、结语
网络互动剧虽然是新兴事物，但是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我们只有不断突破已有的格局，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更多新的互动方式，才能让网络互动剧拥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同时，网络互动剧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创作团队要有受众思维，创作出来的互动剧产品要能够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需求，但是切不可过度迎合受众需求，从而导致最终的互动剧产品出现低质、低俗、价值偏差等不良现象，要避免过度娱乐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智华，李紫砚.论网络互动剧的主要特征[J].艺术教育，2020（02）：130-13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陈依凡.国产网络互动剧：数字奇观下的接受美学—以《头号嫌疑人》《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为例[J].东南传播，2019（06）：115-117.
[4]王兰侠.互动叙事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网络剧发展[J].电影评介，2017（14）：92-95.
[5]袁璐瑶.互动剧《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的游戏化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0.
[6]陈路遥.受众视角下互动剧的创新和挑战研究[J].龙岩学院学报，2020（01）：92-96.
[7]张鹤炀.影游互生视角下国产互动剧的传受特征分析[J].当代电视，2020（01）：62-65.
[关键词]网络互动剧;使用与满足理论;接受美学;《头号嫌疑人》
近几年来，影视剧领域开始向游戏领域汲取经验，网络互动剧进入大众的视野，由此开拓了一种新颖的影视剧形态。网络互动剧的兴起，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不失为传统电视剧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机遇和发展方向。
一、互动剧的特点与《头号嫌疑人》的互动方式
网络互动剧是一种用户能直接参与的交互式网络视频，可以看作是一种游戏化的视频，是一种游戏化影视作品的变体，依托科技的飞速发展，杂糅了文学和游戏的元素。2019年1月，国内首部探险互动剧《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在腾讯视频上线，它是网络剧《古董局中局》的衍生品，反响非常好。2019年1月，芒果TV推出网络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的衍生互动剧《头号嫌疑人》。2019年堪称中国的“互动剧元年”。2020年，《明星大侦探》再次推出衍生互动剧《目标人物》，掀起了互动剧热潮。
在内容方面，互动剧内容创作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丰富性，观众想要穷尽所有的情节，就不得不进行重选，从而增强互动感[1]。在叙事方面，互动剧的叙事逻辑从线性叙事结构转变为复合交叉结构。在传受关系方面，互动剧的观众从以往被动接受的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创作者，观众的主体地位有所提升。
互动剧《头号嫌疑人》与观众的互动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赋予观众参与剧本构成的权利、沉浸交互式探案体验以及丰富的游戏机制。
《头号嫌疑人》赋予了观众参与剧本创作的权利，剧情采用多线索平行叙事的方式，让故事多条线并行发展。在观剧过程中，观众也成为“编剧”的一员，观众的不同选择可能会左右和影响后续剧情的发展走向，故事的结局需要依靠观众自身的逻辑推理来得出。
同时，《头号嫌疑人》能够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观剧与探案体验。在探案和搜查线索时，观众凭借“侦探”这个身份，以第一视角观剧探案，点击可疑之处，可获得线索，再加上精良的影视化制作，令观众得到一种深度沉浸与交互式的探案体验。另外，该互动剧还有丰富的游戏机制，让观众乐在其中。观众可以自己搜寻线索，审问嫌疑人，甚至可以去第三方社交媒体软件中查找剧中人物信息及线索。最后，观众还可以提交案件报告等，游戏化的互动机制也带来了更强烈的交互感。
二、《头号嫌疑人》满足受众心理的主要类型
20世纪40年代，“使用与满足”理论诞生;1974年，伊莱休·卡兹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同时，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受众每天进行媒介接触的过程，就是这些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该理论与文艺美学理论当中接受美学的相关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接受美学是现代西方的重要美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伊瑟尔等。他们以读者为中心，从读者角度研究创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观点和思想[3]，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及当今的影视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国产网络互动剧的创作也同时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接受美学的相关思想汲取了不少积极因素。
（一）求新求异的心理
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感觉和感官功能的扩展和延伸。电视剧实际就是人类眼睛这个器官的延伸。
传统电视节目的观看方式，就是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线性播放的电视节目，反馈的方式单一、效率低、周期长，观众积极性也较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电視剧的制作和播出必须注重逻辑和叙事的合理性。在网络时代，网络剧日益兴起，但基本上还是承袭了传统电视剧的播放特性，只是媒介由电视机转变为了互联网。
新兴的网络互动剧打破了这一局面，让电视剧的文本特性从重叙述转变为叙述与体验并重。互动剧的文本创作，除了故事本身要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经得起观众对剧本质量的检验，还要注重观众的参与体验感，让观众充分感受到剧情中的情绪、情节等，只有让其沉浸其中，才能使其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在这种人机交互的过程中，观众也完成了与电视剧文本之间的互动，每一位观众因为做出不同的选择行为，从而获得不一样的审美视野。
在罗兰·巴特看来，所有文本分为“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其中，“可写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受众可以参与文本的再创作过程，内容、文本在阅读和被接受的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写作。网络互动剧则是一种开放性较强的文本，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观念对故事进行重构。这就打破了传统观看模式，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新鲜感的加入极大地满足了受众求新求变的心理需求。由于求新心理是人类一直在追求新鲜事物的一种心理趋势，因而，电视剧为了吸引受众，也不断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创新，网络互动剧就属于形式创新的一种。在《头号嫌疑人》当中，观众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点击画面可疑处来搜集线索，并可以在线索栏查看已收集到的线索。
（二）互动再创作的心理
由于网络互动剧留出了一定的文本空白，给予了观众更多的填充和想象创造空间，因此唤起了观众参与意义建构的积极性，这种观剧体验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是一种以观众为主导，而不是以创作者为主导的电视剧观剧体验。
通过以上方式，网络剧实现了受众的自我参与感。《头号嫌疑人》的观众不但拥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且拥有分析探案的权利，亦可以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探案心得，与其他人交换线索等。观众得到了一种强烈的受尊重感，感到自身不再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而是被赋予了与创作者同样平等的地位，双方都可以同时进入文本内部，参与再创作。这种心理的自我表现欲和自我满足感得到释放以后，受众也转化为《头号嫌疑人》等互动剧的“主创”之一，无形之间，为剧集的宣传和传播造势。 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中，受众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群体，在阅读文本之前，就已经由过往的经验而对作品形成了一种期待，一旦新接触的内容超出预期，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头号嫌疑人》通过赋予观众“侦探”的身份，打破了受众的审美疲劳，从而使文本与观众的视野逐渐融合，依靠观众的想象来重组剧情，并通过跨媒介的互动强化了这一特点，从而验证了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所说的“寻求一种连接缺失的无言邀请”[4]。
（三）审美愉悦的心理
网络互动剧属于艺术作品的一种，其本身的功能就带有艺术性、娱乐性。作为艺术作品的互动剧对受众审美需求的满足，主要表现在审美愉悦、娱乐狂欢、个性化需求满足的三个方面。
首先，网络互动剧对人们审美的满足体现在审美愉悦的满足之上。好的艺术作品能够从审美上带给观众一种审美愉悦。例如，《头号嫌疑人》制作精良、场面宏大、细节精致，服化道用心，场景还原逼真，音乐音响效果临场感很强，从视听上就是一场华美的享受之旅，因而，给人以一种“美”的体验。除了视听上的美学效果极强，《头号嫌疑人》情节也跌宕起伏、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满足了人们的各种想象，增强了叙事美学效果。
其次，网络互动剧对人们审美的满足体现在娱乐奇观化体验的满足之上。互动剧《头号嫌疑人》的互动程度较高，受众不但可以与制作者之间进行互动，通过访问主创人员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交流，与编剧进行剧情的讨论，而且可以与其他受众进行交流，让虚拟的剧情与现实的生活接轨，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在日常生活当中难以体验到的奇观化享受。观众在观剧、“探案”的同时，还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发布出来，表达观点、吐槽剧情、分享心路历程等，暂时摆脱了现实生活烦恼的束缚，从而宣泄自己的心情，转换情绪。
最后，网络互动剧对人们审美的满足体现在对受众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之上。由于网络互动剧会根据受众的不同选择，而呈现不一样的画面和情节，形成千人千面的效果，因而，每个观众看到的互动剧都是量身定制的。以往的电视剧或网络剧都是相同的情节与画面效果，这就造成了众口难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的观感。互动剧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按照受众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的。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因电视剧受众喜爱偏好差异而给电视剧传播效果带来的不利影响。
目前，国内的互动剧大都依赖H5技术，其可以在各个终端营造各种酷炫效果，实现人机交互。观众在观看互动剧时真正实现了一人一剧，独立地选择生成独立的剧情。受众由“大众”转变为“个体”，在这种“个性化”“差异化”“私密化”的机制之下，不但受众看得更加满意，也为互动剧制作方带来了更多的利益[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来也同时为互动剧的制作方和受众带来一定的挑战。制作方的难题主要在于制作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和制作周期的增加，而对受众来说，观看的门槛也相对地提升了一些。因为互动要求受众高度集中注意力，且需耗费一定精力和脑力来观剧，毕竟不是所有受众都是积极受众，愿意参与互动，也有一部分受众习惯于被动接受。因此，这些都是网络互动剧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四）情感共鸣的心理
网络互动剧还能够满足受众获得情感共鸣的心理需求。“移情”是主体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情感和思想投射到欣赏客体之上，并使之与自己心意相通。这也是审美的本质和核心。由于互动剧的观看过程具有沉浸式的特点，因而，观众的临场感、亲在感是极强的，更容易为剧情中人们的情绪和情感所感染，代入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6]。观众能够与剧中的演员一同感受剧情中的各种喜怒哀乐，这其实就是一种移情现象。传统电视剧和网剧的剧情、音乐、音响等已经能够较好地使观众产生一种认同感，互动剧则更加放大了这一特点，使这种移情体验更为深入。观众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剧中人物当中，与其同生死、共患难，到达一种主客合一的审美体验。
对《头号嫌疑人》来说，这种移情现象主要体现在引导观众对剧中映射出来的文化现象和价值观的认同。作为《明星大侦探》的衍生品，网络互动剧《头号嫌疑人》也承袭了《明星大侦探》极富教育意义的特点，将社会问题暴露在大众的视线之中，也呼吁更多人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升华作品的主题，并引起观众的共鸣。当《头号嫌疑人》中反映出各种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人性与现实的矛盾问题时，观众不由得深入思考其中的社会意义，并升华为一种情感共鸣。这也反映出《头号嫌疑人》在正确引导受众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方面起到的模范作用。
三、《头号嫌疑人》带来的启示
《头号嫌疑人》对后续其他类型互动剧带来了成功的启示，互动剧制作除了要坚持内容创新，还要注重互动方式的创新。《头号嫌疑人》首先做到了内容的创新，其致敬悬疑经典的元素、巧妙而严谨的剧情和惊心动魄的情节，让人拍手称绝。
在互动方式上面，《头号嫌疑人》也做到了創新，从传统的弹幕、评论区留言等互动方式转变为沉浸式体验并进行参与互动，观众还可以通过长篇案情报告、提案排名、案情讨论等进行用户体验交流[5]。同时，节目结合剧情的探案特点，利用多媒体平台进行跨平台线索收集，延伸了互动的触角。由此看来，制作方可以大胆结合剧集的特点，进行创意互动设计，让观众干预剧情走向，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产生良好的互动聚集效果。另外，《头号嫌疑人》还利用了大数据技术精准地挖掘用户数据，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精准营销，植入广告设计自然，观众也乐于接受，也让投资方愿意为互动剧买单[7]。这也为今后互动剧的商业发展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一部网络互动剧的成功，一定是因为它满足了受众的一些需求，正如《头号嫌疑人》满足了受众的多层次心理需求上。一部网络互动剧在制作之初，就应时刻以受众为中心，从受众的立场出发。同时，受众需求的满足不能仅停留在轻松搞笑等满足受众娱乐放松等较为低层次的需求上，也要力求满足受众更高一级的需求。《头号嫌疑人》不仅满足了观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也满足了受众的审美需求、互动再创作的心理、移情共鸣、文化价值认同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
四、结语
网络互动剧虽然是新兴事物，但是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我们只有不断突破已有的格局，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更多新的互动方式，才能让网络互动剧拥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同时，网络互动剧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创作团队要有受众思维，创作出来的互动剧产品要能够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需求，但是切不可过度迎合受众需求，从而导致最终的互动剧产品出现低质、低俗、价值偏差等不良现象，要避免过度娱乐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智华，李紫砚.论网络互动剧的主要特征[J].艺术教育，2020（02）：130-13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陈依凡.国产网络互动剧：数字奇观下的接受美学—以《头号嫌疑人》《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为例[J].东南传播，2019（06）：115-117.
[4]王兰侠.互动叙事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网络剧发展[J].电影评介，2017（14）：92-95.
[5]袁璐瑶.互动剧《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的游戏化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0.
[6]陈路遥.受众视角下互动剧的创新和挑战研究[J].龙岩学院学报，2020（01）：92-96.
[7]张鹤炀.影游互生视角下国产互动剧的传受特征分析[J].当代电视，2020（01）：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