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文学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引领着文学的新一轮热潮。对于当前“女性文学史”而言，其不仅没有处理好当前女性认识问题与历史现场中女性文学史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处理好性别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所以重构当前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势在必行。
　　关健词：历史语境 性别政治 女性文学 写作格局
　　在文学史研究中，引入历史语境与性别视角，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风尚。女性文学史多运用断代史形式，从不同维度探究女性文学史书写可能性。在对其的研究中，要么如《娜拉言说》般，借用作家论的形式，要么似《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般，基于时间发展脉络，要么同《多彩的旋律》般，详细梳理主题思想。由其种种，才为“女性文学史”书写填充了多彩的图景。基于此，在我国当代文学上，已然初步具备女性文学史写作样式与写作形态，且有着一定影响，但对于女性文学史范式仍需从理论逻辑上进行梳理，在文学研究中融入性别研究，并且使二者实现交叉互动，从而开辟女性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学术视野与学术增长点。
　　一.写作立场：“历史”与“问题”的交互
　　女性文学史写作的前提与基础在于作者对不平等性别观念的认识与反省，这也促成了作者在女性文学世界中的路径走向与问题意识。对于这种问题意识，我们应怎样发挥，才能促使其有效的进入到文学生产之中，进而为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增添活力与深度。鉴于此，怎样将女性性别政治与文学史语境相结合，成为研究女性文学史的基点。
　　在这一问题上，孟悦在其著作《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中认为，基于历史化、女性化角度分析女性主义与研究女性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她明确的说明基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和其他领域中的研究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对这两者进行了清晰的划分，虽然在最后的论述中，也侧重与对女性主义研究，但她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今后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研究仍有诸多有益启示，例如，倘若将上面的区分引入女性文学史书写中，首先应注重其中的差异性，及其中内在的逻辑性，使两者的结合生成超越自身的研究视域。对此，屈雅君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书中，在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状况进行梳理后强调，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相较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产生的条件、形态与追求目标有着很大不同。对于这种社会语境下的差异，没有根植于理论之中，所以诸如女性意识、女性政治、女性立场的概念多存在于西方文学语境中，而不存在或模糊存在与中国语境之中，因此很大程度上说，女性文学史写作实质上是在作者生理性别基础上形成的写作形态。
　　二.写作范式：文本叙事结合性别立场
　　从历史角度来说，文学史是基于对叙事、言语的方式把握历史。不能将文学作品简单的看作是历史史料，它是文学史与历史的介质。换言之，文学史是间接把握历史的，是借助于中介展开叙述的。虽然很多文学作品受到“史传”影响，将对现实的再现作为价值指向，但是，对于史料和文学而言，不能仅仅在两者间划等号，或简单的以史料作为文学文本的衡量标准。文学文本尤其特有的叙事特点，正是基于这一叙事特点而促成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中所谓的对“真实”的映照，是文学史家明确文本价值取向的基本条件之一。
　　从性别立场来看，主要从历史、现实、叙事层面合理把握性别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从萧红的文学创作中深切把握。对于萧红的文学作品，鲁迅、矛盾的等文学家都注重对其写作角度与叙事特点上所渗透的对立性进行分析。例如，鲁迅认为萧红的《生死场》在叙事与写景上，明显优于对人物的刻画，矛盾一方面肯定萧红的作品如叙事诗、如风图画、如凄婉的歌谣，一方面批判萧红，不愿投身到劳作中，不极力改变不堪的生活，怎会不落寞苦闷。因此，对萧红细腻创作的肯定，同时又对其落寞苦闷的指责，成为当代文学史对萧红创作进行分析把握的主要立场与惯用思路。对此，女性文学史作者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反驳，在对萧红《生死场》的理解中，男性批判者往往从民族主义立场解读。而女性文学史作者们则惯于在民族主义之外，在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讲述女性的哀怨与沉痛。对于萧红的作品，若是能从历史环境与现实立场中看待，那么我们在理解其作品中就不单单是对其自我的描述，更是对女性群体的表现，那么此时的女性文学史书写将更具现实性与包容性。
　　三.结语
　　在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上，需要从宏观的历史语境，微观的性别立场，越轨的思想笔触中看待文学书写方式，以女性文学史的角度客观的看待萧红对正统的挑战，对强势的无惧，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萧红对现实世界的重构，进而固定下女性文学的创造性与反抗性，突破性别与文学叙事的屏障，深入把握女性文学史写作的内容格局、叙事规律、审美诉求，使女性文学史更具合理性、合规性。
　　（作者单位：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