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表态
　　
　　回来就像“第二次出国”
　　
　　孔祥东
　　国际著名音乐家
　　1988年2月赴美留学
　　1993年7月毕业于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
　　我1988年19岁的时候去了美国，因为毋庸讳言，钢琴是西洋乐器，国外的水平的确比国内高，机会也更多。但是在国外很难找到艺术家的感觉，也很难自主，一切要靠经济人，我不想成为经济人手中的商品，所以就回来了。其实因为我是直接从校门里出国的，从来没有在国内踏上过社会，所以回来就像“第二次出国”，对国内社会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懂。我的确有名气，也想用国外的观念来自己经营自己，创一番事业。但是一开始创业真的是很难，非常艰苦，光有想法什么都没有，多亏了几个朋友支持才挺过来。
　　
　　在美国危机意识很深重
　　
　　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1986年赴美留学
　　199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
　　我从12岁开始研究物理，去美国是因为在美国搞学问和研究还是相对完善和独立的，能够独立于商业社会，不容易受外界干扰。我这个人不爱与人交往，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本身中国人就比较少。在美国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生存的意识很强，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可能，对中国人来讲没有机会，尤其又是一个穷学生在美国，个人的危机意识很深重，在美国当了那么多年的三等公民，老是觉得是不发达国家来的人。后来回到中国，提着两个箱子什么也没有，生活中的资源比较少，我给自己工资发得比较低。这种不安全感就像悬崖一样，我感觉我一直在悬崖边上呆着，可能就会掉下去，没钱了。回国的前几年一直都没有特别从容的感觉。后来公司上市，给我发的工资多了一些。再后来公司大了，我才离开了这个边缘，开始感到一种从容和舒适感。我回国以后算是比较幸运地撞到了互联网，然后又抓住了机会做大了。但是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国外回来的人，更多的人都还没有做大，有的弄个小公司，有的也只是在打工。
　　
　　在比较中鉴别
　　
　　张旗
　　中国知名导演、作家
　　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并周游世界
　　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是中国重新在世界上定位的时机。因此出国是一种很正常的事。出去看看，在比较中选择和鉴别总是一件好事。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接触万种人这都是非常必须的。至于说出国理由中的崇洋心态，我觉得中国人老有一个300年的概念，很多中国人自己就只认为自己的历史只有300年，而这300年正好有几个非常“专业”的皇帝把中国弄得很落后，很耻辱，很崇洋媚外，所以自己就认为自己很落后。崇洋心态主要还是个国力的问题，另外也有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你说近代中国什么科技发展没有外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还是外面来的呢。因此不要强调崇洋，是驴子是马要牵出来遛，出去了能在比较中鉴别，外国人从咱们中国人这儿也学了很多东西，当时一比我们比他们先进，他们就来了，就拿过去了。因此崇洋不要简单地去从社会行为和心态方面去看。学习新的先进的东西是必须的，任何一个会学习的民族才是能前进的民族。说不定再过300年，就变成崇中了。所以我认为出去就应该肯定，可能会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我86年出国的原因就是想出去看一看，想比较比较，尤其我是搞艺术的，要在新的不同的环境里多看和多比较，才能更全面。
　　在国外做事情外国人就看你这个人能不能代表中国，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中国的信息和机会引过去，你能表达你行人家不行的东西，你才有价值。在国外做的事情肯定都跟中国有关系，不管直接间接的。我回来不是我要回来，谁都得回来。只要你是中国人，现在别说你，就是你在国外的老板、公司都要到中国来了，大趋势就是都得到中国来，别说在国外的中国人了。在这种大趋势里，就不要把出去回来看得多重，重要的是你在出去回来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还是走晕了，越走越糊涂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抱着出国镀层金的功利想法，那他既镀不着金也得不到发展机会，把劲没有使到实处，没有在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的实力，这种人在任何地方都什么也干不了，我见了一大堆出去了什么都不行的。不是说任何人出去了都能捞到什么或者没出去就损失什么。出去就是增加一个选择，多一个机会，但产生的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这很正常，都得按照市场规律来。
　　任何地方都有英雄和狗熊，这在哪儿都一样，在于自己的素质。至于国家给海归派的优惠政策，我觉得这是一种温暖，是一种鼓励，鼓励大家出去多学东西，回来报效祖国，对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是有很大作用的，不要用简单的出国回来的挣得多没出国的挣得少来衡量，这是非常狭隘的，还是个实力和本事的问题，就是你能挑几百斤的问题啊，市场规律就是英雄不问出处的。总之能出去就是好事，不要太追究出国的理由，尽管多种多样，但不合理的东西肯定不会长久。
　　
　　凡人境遇
　　
　　赵芬 女 35岁 美国加州大学计算机硕士
　　归国时间：3年
　　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了加州大学留学，当时出国一来是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有这个条件，二来我本科念的是冷门，当时计算机非常热，所以我想到计算机最发达的美国去读是最有前途的，而且并没有打算回来。我在美国整整呆了10年，毕业后工作根本不好找，一般中国人进美国公司主要还是做和中国有关的工作，进不了公司主流，薪水也不高，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公司的仓库里。直到拿到身份找了个在美国多年的同胞结婚才好一点。听说国内对出国留学人员有很多优惠政策，我们就回来打算做点事情，但是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直接出去的，对中国情况根本不了解，那些优惠政策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用，结果我先生现在自己开个小公司，做得挺艰难，很多人际关系我们都不会处。我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庭妇女。他后悔不应该回来，我后悔不应该出去，我当年的大学同学现在成功的很多，我这个美国计算机硕士听听很好听，却除了变成了个美国人什么也没有，这种情况并不少。
　　
　　张进炎 男 31岁 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管理学读了1年
　　我国内大学读的是医药，结果工作在一个大型国企，觉得没什么前途，管理那时候很热门，人家介绍了一个美国籍的女同胞，和她假结婚才去的美国，花了不少钱，在美国读了1年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没钱。只好在一家美国私人企业里打工，老板倒是很看好上海，一直都想到上海去投资，所以我在公司里还算挺受重视。去年老板说想到上海来开一个健康城，并且开发健康食品，打算先投资40万美元，到时候让我在上海主管。我很高兴，因为也算留过学回来了，还有一份事业。去年我带了1万美元回来做市场调查，发现原来我对上海的市场和商业运作根本不了解，老板的想法难度很大，现在1万美元早就没有了，市场调查也只做了一半，我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敏 女 24岁，华裔
　　
　　我爷爷是从台湾去美国的，挺有钱的。爸爸的兄弟姐妹都在美国，我5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父亲。那个时候父亲就一直在想办法要去美国，办了整整18年，因为父亲说我们不去就拿不到爷爷的遗产。去年我们终于可以去美国了，为了去美国，我在国内读书都是马马虎虎的，因为父亲说反正要到美国去，在中国随便读读就可以了，大学我也没有考。去年到了美国，我去读书，根本读不进，我早就没有读书的习惯了。
　　我在美国很没有劲，和美国人合不来，中国同龄人大部分都很苦，人家出国是要读书挣钱的，我也合不来，所以今年我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事做，虽然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但是没有学历，也找不到工作，我从来没有工作过，也不会工作，反正有钱，在上海无聊比在美国无聊好。
　　
　　
　　结语：
　　记者经过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后发现，出国的理由固然千变万化，但存在着一个共性，人们需要依靠出国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一共同点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渴望将生活状态改变得更好的人们多了一种生活选择和学习的机会，忧的是在这各种各样理由里我们无疑可以清楚地发现强烈的功利心和盲目性占了大比重。同时在这样一股看似热闹的风潮之下，我们更发现国内的很多现状推动着这种功利心和盲目性的蔓延，我们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用人制度中充斥的功利主义在无形中甚至逼迫着人们涌向国外，造成了一种“不出国就没有好前途”的误会，可怕的是这种误会正在让国家损失着大量的人才和巨额的教育收入，也让所谓的黑中介无法根除，丑恶表现在国门外屡见不鲜。
　　我们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崇洋媚外”，但不愿意承认并不代表可以无视。我们不想将“崇洋媚外”的帽子扣在想出国或已出国的具体的个人头上，因为这顶帽子其实是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暗疮，它由来已久并时时发作着，它在中国社会里的形态更多的是以社会心态的方式而不是以对先进文化的“拿来主义”的方式出现的。要想从根本上让出国的人们的脚步迈得纯洁一点，理由美好一点，结果完满一点，恐怕仅仅依靠揭露黑中介和愤怒丑恶表现是远远不够的，扑灭人们出国的热情更是一种倒退，只有从彻底清除这个暗疮下手，如此出国的人们离去时才能如张旗先生所说的去“在比较中鉴别，在比较中选择”，去“拿来”先进的东西去实现个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