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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下午,在“宁波市第二届全民读书月”开幕式上,余秋雨一开口就说:“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接受的大部分信息都是无用的文化垃圾,我们没必要知道这么多,读书一定要有选择!”这一说法,受到了网民普遍的质疑。因为余秋雨既自称“我没有手机,不会上网,不看报纸”,并以不上网为荣,他就没有作出这个判断的基础。网友们称,余秋雨这句话本身就是文化垃圾。
对于信息,鉴别比获得更重要,就这个意义而言,余秋雨的话也并非毫无道理。余秋雨所说的文化垃圾确实并不少见。
比如说,余秋雨1946年出生,1957年小学毕业,他说“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我等不到了》90页),这句话虽没有文化却很垃圾。按照他的这个说法,余秋雨是个三岁读书的神童,十五岁就是读大学的少年班了,他的父亲听了也会惊奇得从坟墓里笑出声来。
比如说,上海戏剧学院是余秋雨曾经就读过的学校,他就说,“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我等不到了》102页)。李小林的母亲萧珊在信中说,“大学报名,她报的是北大、复旦、人大、南开……(老师帮她填的志愿),我多希望她能进北大!如果考取剧校,高校不再作考虑(不管你考得如何好,也没有录取希望,就是说,不再占一个录取名额了)”(《萧珊文存》第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萧老太太的话表明,这个提前招生的艺术院校根本就不在正常的文科高校之列!她甚至习惯性地把这个刚从艺专升格不久的学校称为“剧校”,余秋雨竟说什么上海戏剧学院是全国最难考,在《借我一生》中还说它是全国最好,你说垃圾不垃圾!
比如说,他这样表扬自己演黄梅戏的妻子:“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霜冷长河》434页)。中国的婚姻制度决定了余秋雨不可能和其他“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日夜生活在一起,他是无法知道别人付出的辛劳有多重的。我也“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这“无疑”是一条垃圾信息。
比如说,余秋雨曾经混迹其中的《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叫做“文科教材编写组”,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布置成立“重建文化教育”的,任务只是编教材。于是,“这就与我有点关系了”(《我等不到了》153页),他成了周恩来麾下的一员。已经有举不胜举的人证物证,证明余秋雨的话是不折不扣的垃圾。
比如说,余秋雨说,“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沙叶新)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我等不到了》199页)。沙叶新当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是在1985年,而余秋雨所说的推荐,按文章的意思,应在1989年之后。这种时序颠倒不成立的信息,只能是垃圾。
一条鲜为人知的信息是关于余秋雨父亲余学文先生的:“我的爸爸余学文,因为议论过‘文革’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十年蒙冤”(《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我这三十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陈志红、陈志主编,花城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从不曾听说有人因为议论‘文革’被劃为右派。要划的话,“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红卫兵就个个都是右派了。造反派把人打成“漏网右派”是有的,但那是两码事,算的还是1957年的账。难道上海情况特殊,“文革”运动中还裹套了个“反右”运动?退一步说,即便余学文先生是我神州大地反“文革”第一人,也只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怎么可能被打成右派呢?难道真如7月18日《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题目,《余老师病了》吗?
余秋雨应该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们,父亲余学文在“文革”时被打倒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此前他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在他的2004年出版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登录的大批判简报中,有下列字句: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借我一生》588页)为了给历史立此存照,他还把大批判简报附列书后,据说这些简报已经陈列在故居供人“瞻仰”了。
四年之后,2008年12月,余秋雨忽然嘴巴叭嗒一下,蹦出的说法既新鲜又怪异:因为议论过“文革”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说真话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记住过去说过的话,不会有穿帮的危险。很遗憾,余先生享受不到这个好处。
垃圾信息的误导结果是明显的,连这篇口述文章的作者郭珊也被误导,在该文的延伸阅读(《我这三十年》68页)上赫然写着这样的字句:“文革”时期,余秋雨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如此说来,中国在“文革”时期的确曾经划过右派。请研究“反右”和“文革”历史的专家们注意这条新出现的史料,共和国的历史需要改写。
余学文是历史,但不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历史不能与时俱进随意改写。余学文也不是《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可以恣意想象。他是余秋雨他爹,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尽管余学文先生已经故去,但即使是儿子,即使这个儿子是个学者,前面还加著名,也无权乱写他的历史。
《借我一生》面世之后,邓宾善在《档案春秋》2005年第1期撰文《有关余秋雨父亲的几件往事》。作者曾经是余学文的同事,1966年至1972年同在静安区糖业烟酒公司。他如是说:“由于自己很早就离开了泰昌中心店,因此对余秋雨书中写到的余经理进一步受审查的情况,也是闻所未闻。”邓宾善是“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借调到公司搞通讯报导工作”,他特别强调“在余秋雨书中被述及的与他父亲一案有关的一些人,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同事”。用的词竟是“闻所未闻”,质疑的含义自在其中。可见连原来余秋雨关于父亲的种种说法是否真实尚且不得而知,更不要说新冒出来的“右派”之论了。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其真伪的鉴别确实十分重要,对余秋雨尤其要一百倍的小心。
“读书一定要有选择!”余秋雨这句话真的说对了!
窦文涛讲过一个笑话:拍年画华南虎的周正龙告诉邻居,他在动物园看到了老虎,居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余秋雨先生可曾想过,以后即便他告诉人们现在几点钟,怕也有人不敢相信的。
当撒谎成为习惯,诚信就会遭遇危机。最近热议的某些名人涉嫌抄袭、学历造假事件表明,社会有权拷问公众人物的诚信。
摘自《文学报》
对于信息,鉴别比获得更重要,就这个意义而言,余秋雨的话也并非毫无道理。余秋雨所说的文化垃圾确实并不少见。
比如说,余秋雨1946年出生,1957年小学毕业,他说“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我等不到了》90页),这句话虽没有文化却很垃圾。按照他的这个说法,余秋雨是个三岁读书的神童,十五岁就是读大学的少年班了,他的父亲听了也会惊奇得从坟墓里笑出声来。
比如说,上海戏剧学院是余秋雨曾经就读过的学校,他就说,“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我等不到了》102页)。李小林的母亲萧珊在信中说,“大学报名,她报的是北大、复旦、人大、南开……(老师帮她填的志愿),我多希望她能进北大!如果考取剧校,高校不再作考虑(不管你考得如何好,也没有录取希望,就是说,不再占一个录取名额了)”(《萧珊文存》第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萧老太太的话表明,这个提前招生的艺术院校根本就不在正常的文科高校之列!她甚至习惯性地把这个刚从艺专升格不久的学校称为“剧校”,余秋雨竟说什么上海戏剧学院是全国最难考,在《借我一生》中还说它是全国最好,你说垃圾不垃圾!
比如说,他这样表扬自己演黄梅戏的妻子:“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霜冷长河》434页)。中国的婚姻制度决定了余秋雨不可能和其他“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日夜生活在一起,他是无法知道别人付出的辛劳有多重的。我也“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这“无疑”是一条垃圾信息。
比如说,余秋雨曾经混迹其中的《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叫做“文科教材编写组”,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布置成立“重建文化教育”的,任务只是编教材。于是,“这就与我有点关系了”(《我等不到了》153页),他成了周恩来麾下的一员。已经有举不胜举的人证物证,证明余秋雨的话是不折不扣的垃圾。
比如说,余秋雨说,“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沙叶新)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我等不到了》199页)。沙叶新当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是在1985年,而余秋雨所说的推荐,按文章的意思,应在1989年之后。这种时序颠倒不成立的信息,只能是垃圾。
一条鲜为人知的信息是关于余秋雨父亲余学文先生的:“我的爸爸余学文,因为议论过‘文革’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十年蒙冤”(《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我这三十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开放》陈志红、陈志主编,花城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从不曾听说有人因为议论‘文革’被劃为右派。要划的话,“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红卫兵就个个都是右派了。造反派把人打成“漏网右派”是有的,但那是两码事,算的还是1957年的账。难道上海情况特殊,“文革”运动中还裹套了个“反右”运动?退一步说,即便余学文先生是我神州大地反“文革”第一人,也只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怎么可能被打成右派呢?难道真如7月18日《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题目,《余老师病了》吗?
余秋雨应该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们,父亲余学文在“文革”时被打倒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此前他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在他的2004年出版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登录的大批判简报中,有下列字句: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借我一生》588页)为了给历史立此存照,他还把大批判简报附列书后,据说这些简报已经陈列在故居供人“瞻仰”了。
四年之后,2008年12月,余秋雨忽然嘴巴叭嗒一下,蹦出的说法既新鲜又怪异:因为议论过“文革”之类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说真话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记住过去说过的话,不会有穿帮的危险。很遗憾,余先生享受不到这个好处。
垃圾信息的误导结果是明显的,连这篇口述文章的作者郭珊也被误导,在该文的延伸阅读(《我这三十年》68页)上赫然写着这样的字句:“文革”时期,余秋雨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如此说来,中国在“文革”时期的确曾经划过右派。请研究“反右”和“文革”历史的专家们注意这条新出现的史料,共和国的历史需要改写。
余学文是历史,但不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历史不能与时俱进随意改写。余学文也不是《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可以恣意想象。他是余秋雨他爹,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尽管余学文先生已经故去,但即使是儿子,即使这个儿子是个学者,前面还加著名,也无权乱写他的历史。
《借我一生》面世之后,邓宾善在《档案春秋》2005年第1期撰文《有关余秋雨父亲的几件往事》。作者曾经是余学文的同事,1966年至1972年同在静安区糖业烟酒公司。他如是说:“由于自己很早就离开了泰昌中心店,因此对余秋雨书中写到的余经理进一步受审查的情况,也是闻所未闻。”邓宾善是“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借调到公司搞通讯报导工作”,他特别强调“在余秋雨书中被述及的与他父亲一案有关的一些人,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同事”。用的词竟是“闻所未闻”,质疑的含义自在其中。可见连原来余秋雨关于父亲的种种说法是否真实尚且不得而知,更不要说新冒出来的“右派”之论了。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其真伪的鉴别确实十分重要,对余秋雨尤其要一百倍的小心。
“读书一定要有选择!”余秋雨这句话真的说对了!
窦文涛讲过一个笑话:拍年画华南虎的周正龙告诉邻居,他在动物园看到了老虎,居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余秋雨先生可曾想过,以后即便他告诉人们现在几点钟,怕也有人不敢相信的。
当撒谎成为习惯,诚信就会遭遇危机。最近热议的某些名人涉嫌抄袭、学历造假事件表明,社会有权拷问公众人物的诚信。
摘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