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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安勇是晚清广东一支重要的地方勇营,对广东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勇统领郑绍忠父子长期身居绿营专阃之职,并通过天地会兄弟的关系,以森严营规控制安勇,权力喧嚣一时,是安勇发展的组织前提。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职广东,安勇勇营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与湘、淮军文人领兵不同,安勇统领、勇目皆为武人,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形成稳定的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基于以上原因,经历瑞麟督粤时期的发展,安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制约了晚清湘、淮势力在广东的渗透,逐渐形成一种“非湘非淮”的地方权力格局。
〔关键词〕 安勇集团;广东勇营;郑绍忠;湘淮格局;“非湘非淮”格局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湘、淮军逐步驻防江淮、直隶、西北地区。出于防务与征饷的考虑,这些地区渐为湘、淮系军政大员掌控。过往学界基于对“督抚分权”“内轻外重”的讨论,提出了相应的“湘、淮格局”的看法①,但对于广东在湘、淮格局中的地位没有很好地表述。
所谓“湘、淮格局”的形成,是基于湘、淮军的驻防,然而“湘、淮旧军,在粤者较他省又略少。广东募勇,其时最著名者为方曜之潮勇、郑绍忠之安勇。”②尽管湘、淮系势力不断向广东渗透,但广东勇营长期以本土勇营为主,地方影响力亦大于湘、淮军(详下)。广东本土勇营的长期稳定存在,是广东“非湘非淮”格局形成的基础。
现有的勇营研究,因材料多寡的关系,大多集中对湘、淮军的研究,地方勇营的研究也以驻扎地方的湘、淮军为主,其他类型的勇营研究无法深入开展,出现勇营研究的偏荣偏枯。③安勇为广东勇营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在广东存在近50年,从同治初年以来,一直是广东为数不多的可恃之兵。在清末新政中安勇被遣散,时人认为“安勇星散,粤中遂无可恃之兵,地方日以多事。”④可见安勇是咸同以后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本文将以安勇为例,利用《望凫行馆宦粤日记》⑤及相关文献资料,从安勇统领、勇弁、勇丁、营规等组织要素出发,探讨广东勇营与湘、淮系势力的矛盾纠葛及其与广东地方权力格局形成的关系。
一、安勇统领郑氏父子权势及其对湘淮系势力入粤的制约
从安勇发展的历史看,安勇符合勇营“兵为将有”的模式,其勇营统领的地位尤其突出。安勇统领的作风影响到勇营的营规,而勇营统领的宦海浮沉则关系到勇营的裁留。
安勇的起源与发展,其统领郑绍忠起着重要作用。郑绍忠原名郑金,因口能容拳故诨号“大口金”,咸丰末年加入陈金缸的洪兵起义军。同治二年(1863年),广东陆路提督昆寿带兵进剿,郑金杀主投诚,昆寿准其自领原部众一营,即为安勇。其后,郑绍忠率领部属安勇追剿其他起义军,表现出色。同治四年(1865年),郑绍忠在粤东防堵回窜广东太平军汪海洋部,解镇平县围,署理罗定协副将。同治五六年间(1866—1867年),又在平定粤西土客械斗、清理地方土匪中屡立战功。同治七年(1868年),署理南韶连镇总兵,因其在南韶连镇任上治匪有声,与当时治潮有声的方耀,并称为“方郑”。光绪十年(1884年),郑绍忠署理广东陆路提督。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湖南提督,未到任,旋迁广东水师提督。光绪二十年(1894年),加兵部尚书衔。⑥
郑绍忠及其安勇兴起于同治年间,这与当时广东的地方政局密不可分。咸丰四年(1854),广东爆发洪兵起义,其后洪兵逐步与当时广东地区的土客械斗联系在一起,战争和斗祸绵延十余年之久。⑦在平定洪兵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了两大勇营派系,一派为卓兴,另一派为方耀。⑧卓兴与方耀间存有矛盾,“卓兴曾与方耀之父共事,轻方耀为后辈,意存藐视,方耀则以卓兴为一勇之夫,且饷项较足,积不能平,以此大相抵牾。”⑨当时总督毛鸿宾为调和二人的矛盾,派广东提督昆寿节制其二军,但昆寿驾驭二军的能力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毛鸿宾听取曾国藩的意见,将福建臬司张运兰之湘军引入广东。⑩鉴于粤勇与湘军在营制与作风上的差距,毛鸿宾与巡抚郭嵩焘对于卓、方二人及他们的潮勇甚为不满。毛鸿宾称“潮勇多不可靠”,郭嵩焘称广东“无可恃之将,无可信之勇。”B11毛鸿宾遂以郑绍忠及其安勇代替卓兴扑灭洪兵。
其后郑绍忠及安勇的发展则与瑞麟长期督粤有莫大关系。同治四年,毛鸿宾因在湖南巡抚期间有失察同僚之过,被降级调用,广州将军瑞麟接署两广总督。瑞麟,字澄泉,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年轻时曾受道光皇帝赏识超擢,历任太常寺少卿、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咸丰年间一度入阁及在军机处当值。瑞麟早年与慈禧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辛酉政变中也是支持慈禧的一方。B12因此,瑞麟是限制湘、淮集团,保住广东财源的重要角色。瑞麟继任后,郭嵩焘与瑞麟因幕僚挑拨,各不相能。B13出于意气之争以及粤勇和在粤湘军的差距,郭嵩焘对瑞麟重用广东武将方耀、卓兴、郑绍忠甚是不满。《郭嵩焘日记》中甚至直斥瑞麟与郑绍忠朋比为奸:“身任封疆,乃至与一带勇之武弁朋比为奸,其意不过为掩耳盗铃之计而已,三尺童子猶知羞之,而毅然为之不顾,能为〔无〕慨叹!”B14
郭嵩焘对瑞麟和郑绍忠关系的评价并非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怒,应当是有相当的依据。郑绍忠为天地会小头目出身,善于察言观色,巴结顶头上司更是不遗余力,时南海知县杜凤治就指出:“郑镇于中堂(按:瑞麟)前善于趋利,不惜重费,中堂爱之。”B15在杜凤治日记中,郑绍忠只要是三节一寿(春节、中秋、端午、瑞麟生日),无论在何处,都必定要上省向瑞麟祝贺送礼。可见,郑绍忠深谙官场中人情世故,善于处理与上级的关系,加以郑绍忠确实能办案,并非碌碌之辈,深得瑞麟喜爱,不足为奇。
咸同以降,因朝廷的众建督抚政策,广东督抚因人、因事导致不和跨越了几任督抚。郭嵩焘后来也反思“黄石琴任粤抚,为耆介春定折稿,若随员然;徐仲绅继为粤抚,则直一闲曹矣。粤抚之有气焰自鄙人始。”B16杜凤治同光年间宦粤,在粤东官场耳闻目睹几任督抚的矛盾,留下这样的记载: 广东督抚风水多不睦,往往因小事起至大冲裂,中堂(按:瑞麟)与蒋芗泉(按:蒋益澧)决裂最甚,蒋竟目中无中堂,欺之太甚,其过在蒋;迨李星衢(按:李福泰)到,以旧日属员,受恩深重,以为可保无事矣,初到甚洽,由渐而来,竟至大乖,论者语李太过太满,大改从前脾气,无怪其死……近日两院(按:瑞麟与张兆栋)为灵山张充甫(按:时灵山知县)不相宜,另简能员署事,胸中各有成见,遽成嫌隙。B17
同治年间的广东督抚不和中,以瑞麟与蒋益澧为甚。同治五年,因防堵回窜粤东的太平军,左宗棠入闽兼管粤东防务。随后,左宗棠倾轧郭嵩焘并保蒋益澧为广东巡抚。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曾加入湘军,受左宗棠赏识。蒋抚粤时年仅32岁,世称“中兴建节最年少”,故自视甚高,与署广东布政使郭祥瑞为一派,瑞麟与署广东按察使蒋伯超一派,互相倾轧。同治六年,瑞麟出手弹劾蒋益澧“任性妄为,藩司郭祥瑞朋比欺蒙”,朝廷令吴棠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同广州将军庆春查办。经查大致属实,蒋被降级为按察使候补,赴左宗棠军营用。而由其引入广东的4000名湘军,朝廷命蒋益澧“遴派委员管带回籍,以免滋扰。”B18同治七年,蒋益澧委徐文秀将湘勇带回湖南,结果行至韶關发生哗变,瑞麟于是调郑绍忠前往剿办。B19
蒋益澧的离粤,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同治初年入粤湘系势力的削弱。此后,瑞麟凭借他的满人身份、早年的皇城经历以及和慈禧的关系,在历次督抚不和中始终是获胜的一方,督粤长达十年。瑞麟在任十年,对方耀、郑绍忠、邓安邦等广东勇营将领相当倚重,近于放纵:
明人论周宜兴首辅秉政,以“利归群小,怨集一身”二语短之,櫽括延儒一生。节帅信任匪人,轻听蜚言,如恩、邓屡居腴地,且久踞之;又重武一边如方、郑者,幸时尚清平,否则有尾大不掉之惧,本城尚、哈辈,权亦不轻……而岂知后日之祸即基于是哉!吁!可虑也!B20
瑞麟去世后,郑绍忠与安勇更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其后的湘、淮系督抚不得不既倚靠又设法限制郑绍忠及其安勇之势力。光绪初年湘系刘坤一督粤,刘通过安插湘系人物、易勇为兵、整顿武营等手段设法遏制广东地方勇营势力。但由于武营人员的任免与裁勇问题涉及勇营将领的利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刘坤一最终对于广东勇营人物的“尾大不掉”无可奈何。按杜凤治的说法,刘坤一“见方照轩、郑心泉(绍忠,署南韶镇)憟憟危惧,反谄谀之,邓保臣总戎(安邦)亦其所畏,似其心真畏其跋扈也。”“畏方照轩、郑心泉,亦甚竭力禀承二镇……方、郑更视之如无矣。”B21刘坤一离粤时,遇到继任淮系张树声,甚至亲口要求其到粤后抑制广东地方勇营人物。B22中法战争前夕,为筹办广东海防,两广总督张树声、钦差大臣彭玉麟相继引淮、湘军入粤,湘、淮系势力与广东勇营势力龃龉。张树声督粤时,甚至出现了“粤淮交恶”,淮勇与安勇在省城曾引发冲突,“几至全城糜烂”。B23彭玉麟曾想调动安勇援助福建战场,郑绍忠却对彭玉麟说:“安勇是我左右手,实难移动。”B24接任张树声督粤的张之洞曾密陈“该署提督郑绍忠署篆得力,久任有益之处”B2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郑绍忠权势之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郑绍忠卒于水师提督任上,两广总督谭钟麟上奏以郑绍忠旧部朱国安、游击郑润材分统郑绍忠所部之安勇。B26下面简述二人简历,以便了解安勇统带的关系。
朱国安,字摇夫,号治平,广东东莞人。年少时随其从兄朱国雄征剿洪兵,积功赏戴花翎,历补南雄协镇中军都司、连阳游击、雷州参将、广西宾州参将,先后署理南韶连镇中军游击、水提右营游击、水提中军参将。因其时郑绍忠为水师提督,故称朱国安为其“旧部”。光绪二十年,南韶土匪倡乱,粤督谭钟麟檄署南韶连镇总兵,率师进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广西匪乱,朱国安率安勇进剿,叙功晋总兵留粤补用,以老病告归。二十五年(1899年)卒于家,年73。B27
郑润材,字惠林,三水人,郑绍忠之子。郑润材少随郑绍忠出入戎马,十余年间由六品军功保至游击。郑绍忠在省城驻防时,地方州县有事则由郑润材带领安勇进行围捕。历任南韶连镇游击、顺德协副将,署广州协副将、北海镇总兵、左江镇总兵。光绪三十年(1904年),岑春煊督粤。在裁撤勇营、推行新政的大局下,鉴于安勇权势,岑为夺郑润材兵权,派员接统安勇。此外,岑还令要员监视安勇,并将郑润材堂弟送进监狱,郑润材羞愤,自戕于北海镇总兵任上。郑润材死后,安勇奉岑春煊命解散,个别安勇被绅民雇佣充任团勇,在西、北江流域和广州府属地区零散驻扎,由于缺乏统领各营之人,零散驻扎的安勇不能成军。B28
由以上履历可知,朱国安虽也曾分统安勇,但从官秩上来说,朱是郑氏父子的下属,且统领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时人说起安勇,也往往联想到郑氏父子。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肇庆盗风猖獗,众人合议募安勇旧部,民捐民办,拟请郑绍忠次子郑润深统带。B29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府属盗匪充斥,粤商自治会特函邀请郑绍忠侄子、已革守备郑润潮来省城统带安勇。B30
综上所述,安勇的产生、发展、消亡与郑氏父子的权势消长有着莫大关系。郑氏父子因同治年间得两广总督瑞麟的庇护,在维护地方秩序中渗透自身力量,此后二人长期身居专阃,瑞麟之后的历任广东督抚对郑氏父子之权势亦不得不有所考量,制约着湘、淮督抚在广东的发展势力。
二、安勇勇弁与地方派系集团的形成
勇营的兵将模式,为政治派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由军事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其中最有名者为湘、淮集团。安勇作为地方勇营,虽不似湘、淮系那般政治影响能上升到全国层面,但因安勇统领与勇目间的关系,形成了地方派系集团,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广东地方政局。
武营中的提拔关系,是政治派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郑氏父子担任广东专阃大员近50年之久,期间究竟提拔了多少人员难以考察。这些被提拔的人员往往实际出身跟安勇并无太大关系,但也会被视为“旧部”,实因安勇绥靖地方贡献巨大,能统带安勇是重要资历。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朱国安,何长清也是一显例。 而关系更为密切的,应该是郑绍忠投诚时的部下,由于资料缺乏,笔者无法作全面而详尽的考察。杜凤治号称“予于郑心泉部下将弁多素识”B33,下表所列人物为其日记中出现之人,这些人在日后有成为专阃大员者,在当时的报刊、督抚的奏折和日后的地方志中时常出现,显示出他们的地方影响力很大。
以上为安勇集团某些重要人物的大体情况,虽并不完全,但从中亦可获得以下信息。
第一,安勇核心人物的籍贯多在清远、四会交界处,属于西、北江流域。他们多为郑绍忠在天地会时候的兄弟,即杜凤治所谓的“江志、刘居德、刘贵彪皆其手下,协台绰号大口金是也。”B34他们任职无疑得到郑绍忠的帮忙,在需要部议的时候,郑绍忠会通过杜凤治的关系用钱疏通(因杜凤治的子侄有于六部任职者)。例如:“予丙寅九月到广,十月赴任,丁卯年不记何时,郑心泉由王雨翁辗转托我言定千四百金,先付一半,我即作函与葆初,令转托孙芝畦办理,寄与现银七百两)。”B35至于不需要部议的调署,郑绍忠则会通过两广总督的关系直接任命。如江志署四会营守备,杜凤治于日记中写道:“江都司有初四到任之信,郑心泉立意要调剂他,伊为肇属武营大上司,又中堂甚器重之,是区区者,有不行乎?”B36颜金调署罗定协中军都司,前任都司赖赐三并無劣迹却遭无端撤职,杜凤治记载其原因为“颜无缺,为颜地故撤赖,中丞安知武营事?是必康成为之也。”B37康成指汉代大儒郑玄,杜凤治以此影射郑绍忠。《南亭笔记》中记载了一段逸闻,亦可以提供一点佐证,其文曰:
有都司某,郑受抚时兄弟行也。适诞子作汤饼会,郑首座。宴将毕,主人抱子传观于众。郑起摩顶弄,忽张口曰:“贤侄,尔伯父投降贼也,今亦忝居一品。他日官阶,要高过伯父方好。”语毕大笑,声震四壁。B38
郑绍忠在同治二年投诚,任一品官为光绪十年以后的事。“受抚时兄弟行”,“郑首座”,皆表明天地会兄弟关系的维系作用。
第二, 从他们的绿营职阶来看,实缺大多属于守备、都司、游击,署任则大多为参将、副将一类,这些职位在绿营当中属于中层职位。上引《南亭笔记》“都司某”体现出这些天地会兄弟的绿营层级。相对于提督、总兵这些专阃大员,绿营中层职位的任命,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再进一步考察,这些中层绿营军官的任缺与他们的籍贯地高度一致,若需要避籍时,往往会采用调署的方式解决,实际上仍留本地做官;从任职时段看,往往是一个退下,另一个兄弟顶上,这些原因,造成在西、北江流域中层武职长时间来来去去都是这几个人,加上剿匪和平定土客械斗的现实需要,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以中层武职为主的安勇集团。到张之洞督粤时,“陆路各营将弁大半皆其(郑绍忠)旧部。”B39
三、安勇勇丁规模及其“地方化”特色
除了统领与勇目,勇营的规模是最直接体现地方势力的指标。咸同军兴以后,湘、淮军在各省驻防,成为湘、淮军势力范围的基础。然而如果考察安勇勇丁的规模和来源,则可以发现驻防广东的勇营,呈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
首先考察安勇勇丁的规模。郑绍忠投诚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并不允许其带勇,但由于郑绍忠挟勇以请,郭嵩焘始允许他带一营共500人,但在委员验收时,却无端加至1000人。B40同治四年,为防堵回窜广东的太平军汪海洋部,两广总督毛鸿宾令郑绍忠将安勇添至3700人,随后统率各军的按察使李福泰命郑绍忠添加勇丁至5200人。B41太平军围困镇平县时,郑绍忠、周升大军溃败,后郑处张姓文案报告郭嵩焘称郑绍忠勇尚存2000人。B42不久,新任两广总督瑞麟札饬郑绍忠添募5000人。B43同治五年,军事基本底定,安勇裁减留防,裁留6营3000人。B44
安勇留防后,历任总督都会报告勇营的裁存人数。一般来说,在大规模的征剿内匪和对外战争中,勇营人数会急剧上升。地方平靖后,则会进行大量裁留。而平时随增随减,实在难以考察。兹将一些重要时间点安勇的人数列表如下。
通过分析下表可知,除了同治初年及中法战争前后少数短暂时间内,由湘、淮督抚引入湘、淮军,造成湘、淮军数量激增外,平时广东主要以本土勇营为主。中法战后留粤的湘、淮军看似人数很多,实际主要任务是驻守炮台以及相应防地,在广东地
方的影响力并不大。B45安勇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是两三千人左右。最高峰出现在中法战争期间,其余时间都较为稳定。安勇在广东勇营中占比稳定在15%—20%之间,此比率看起来不高,但安勇常年集中驻扎在省城附近及西、北江流域的重要墟镇。在清代,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水路,通过西江和北江,顺流而下可直达省城,逆流而上可到达广西、湖南、江西,西、北江在近代的广东可以说是“黄金水道”,而省城更是政治上的要害之地。稳定的人数比例及驻地的要害性,是安勇得以在地方具备话语权的重要原因。
安勇的来源,除了一开始的1000人为郑绍忠的天地会兄弟和手下外,其后遇有死伤,或事急用兵,郑氏父子都会让手下勇弁去其家乡三水附近招募勇丁。如同治七年,为剿办高明客匪,郑绍忠命令手下江志往三水附近的清远三坑招募勇丁500人,蒇事后即于清远散勇。B46同治八年(1869年),为剿办新宁、曹冲客匪,又命令江志与陈廉养至三水招勇。B47除了在家乡招募外,尚有一部分是在后来各处剿匪过程中招抚进入安勇的。同治六年,为平靖广宁县盗匪,郑绍忠招抚西江大盗黄亚水二,时任广宁知县杜凤治认为“亚水二招抚太办轻”,但去面见过郑绍忠的刘居德与梁荣二弁却说“协台(按:指郑绍忠,时任罗定协副将)似当有主意,不能测之。”最后杜凤治也只好准其招抚。B48可以看出,安勇勇丁以广东本土人为主,显示出“地方化”特征。
相较于湘、淮军,因熟悉地方情形,安勇无疑更适应广东特殊的历史场景。首先,近代广东盗匪甚多,素有“粤东盗甲天下”的说法,应对这种困境的一个策略就是在盗匪相对集中的地方实行清乡。清乡的关键则是将领和兵勇对当地熟悉,方能了解何处能藏匪以及方便购线。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邓安邦清理东莞积案,时署理广东按察使钟谦均对南海知县杜凤治说,“此宜速办,而办非邓宝臣不可,为其熟悉该处情形。”B49此外,由于遣散后的勇目和勇丁往往流为盗匪,若以熟悉的勇营在当地清理积案,则能以招抚的形式迅速蒇事。同治七年,郑绍忠协助杜凤治剿办广宁土匪,其中有一名为刘苟之人,是刘居德的族兄弟,常藉刘居德之名招摇B50;另一名大盗李祐则曾充当安勇,赏有顶戴,与江志相熟。B51 其次,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台引发海防大讨论,此后海防问题在光绪年间凸显。广东为南洋门户,海防尤为吃紧,但由于广东海军建设缓慢,广东的海防策略始终“以守为战”,以勇营的陆路防御为主。同治十三年,署理兩广总督张兆栋布置海防,檄方耀协同潮州道府及南澳镇筹办潮州各海口防务。时郑绍忠带安勇在灵山剿匪,张兆栋召其回省城部署海防。B52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俄国派兵船游弋沿海,朝廷再次密令严筹海防。粤督张树声启用请病假回籍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署理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丁忧卸任广州协副将的邓安邦总理其事。B53此后,安勇在历次中外战争中,在中路虎门一路的海防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光绪九年(1883年),为防法国进攻广东,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函商方耀、郑绍忠、邓安邦、副将吴迪文等在北江各属及东莞、新安募勇防御中路。B54张树声回任两广总督后重新布置,以郑绍忠所部安勇为省河援应之师。B55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李瀚章调回原由郑润材带领前往韶州剿匪的安勇,并命增募勇丁防御虎门。B56
再次,革命派、保皇党在广东的长期活动,更加凸显安勇在绥靖地方中的作用,安勇几乎成为广东唯一可恃之兵。光绪二十二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购办军装,尚思“滋事”的时候,连忙将安勇全军“悉数调回省城,分派东、南、西、北四关驻扎以资镇压。”B57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保皇会曾密谋在两广地区起事,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甚至说:“粤吏所恃者仅一安勇。”B58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惠州起义,署理两广总督德寿派郑润材调拨安勇驰往助剿,先声夺人。B59
最后,广东绅民存有“土客之见”,本土军队较外省军队更能被广东人接受。中法战争期间,钦差大臣彭玉麟就曾奏称广东绅民的畛域之分:“每与言湘、淮军训练之道,闻者辄心焉非之,其视湘、淮将卒固非我族类。即壤地相接之粤西,亦欲画分畛域。”B60
安勇稳定的人数规模、驻地要害性及其“地方化”特征,使其成为咸同以后广东“靖内防外”的主要武装力量,而不需湘、淮军承担相应的军事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湘、淮军在粤的驻防,是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军事基础。
四、营制与营规:安勇立足广东的组织保障
统领、勇目、勇丁为勇营的基础,而营制、营规则是勇营的框架。安勇的营制与营规,是安勇在广东发展势力的组织上的保证。
安勇营制受湘军营制影响较深。同治四年,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致布政使李瀚章信中说,“粤俗强悍,将弁兵勇足任征战,直苦积弊太深,群相与视为罔利营私之具,纪纲法度荡无一存……弟始至,粗定营制,欲稍湔除其积习。”B61由此可知在湘系的毛鸿宾、郭嵩焘督抚广东前后广东勇营营制的状况,而信中所谓的“粗定营制”即是湘军营制。郭嵩焘对湘军营制相当推崇,并以此整理原来广东参差不齐的勇营营制。安勇亦在整理之行列,而所谓湘军营制,就陆军而言:
营官亲兵六十名,亲兵什长六名。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官四员,哨长四名,护勇二十名,什长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营共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B62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裁减广东勇营,在节饷与保持勇营实力之间采用了底营的办法。所谓底营,即保留各营营官名目,而将正营人数减半,有事方募足500人。B63底营的做法并没有变更湘军营制,只是将勇丁数目减半。当时许多广东勇营都采取了底营的做法,但就目前材料看,安勇在光绪三十年改为续备军营制前,一直采取500人一营的营制(或有缺额)。B64所谓的改编,不过是在原有勇营基础上裁减数人,再换个名目,实际并没有太大变化。正如罗尔纲说,“他们手里改编成的所谓常备、续备军,自然是和征兵制下的常备续备军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了。”B65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岑春煊改编巡防营,安勇人事才发生巨大变动:安勇统领郑润材被迫自杀,安勇勇目被参劾,安勇被遣散。人事的变动打乱了安勇原有营制,导致安勇星散。
至于安勇的具体营规,只在报纸有零散记载。光绪十年,《申报》有消息说,有安勇出外看戏,与乡民发生口角,按安勇营规当斩,幸而父老力求宽免而改为重责五百军棍,逐出营外;又有人强买农人一斤多蔬菜,即被责军棍二百。B66
现虽无材料详载安勇的具体营规,但其营规无疑甚是森严。同治六年,郑绍忠调拨安勇随广宁知县杜凤治下乡征粮,当时“雨渐大又风,行抵接龙桥已不辨色矣”。杜即命三十名壮勇、两名勇目安顿于观音堂。杜凤治心中感叹道:“冒雨泥泞,又且此三十二人,昨在厚街差伴,如是不法,伊等毫不效尤染指,足征纪律森严。”B67中法战争前夕,郑绍忠调安勇回省城布置海防,其中有一名安勇想去嫖妓,但妓女们“向悉郑军门纪律严肃,拒而不接。”B68当时绅民皆称“郑心泉军门纪律严明,夙称刚烈,其统带之营勇莫不循守营规,绝无嗜好,凡驻扎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民勇相安,闾阎静谧。”B69
安勇营规整肃跟统领性格有关。杜凤治初见郑绍忠时,对他的印象是“年约近四十,性甚爽直,办事迅捷,腹中当有调度,非勇往无谋者,诸人语其躁急难犯,武夫脾气,亦无足怪。”B70深交后认为他“心慈且明而气猛,一闻人言即急不能待”;“勇猛之气未除而又分位至此(镇台记名蒙古字巴图鲁),骄矜亦所难免,其人心中非不明白,于其气盛,设有伊素服者从旁微劝之,未始不听,惜无人敢阻、肯说者耳”。B71在广宁清匪时,郑绍忠曾因为勇丁赌博而将其处斩,第二天又因马夫拉马渡桥,马不惯走桥失足堕下而立斩两名马夫。杜凤治记在日记中,说是“作红头惯了,在军营惯了,以杀人为常事。”B72虽然如此,郑绍忠这种心中有调度而又嗜杀的性格,恰恰保证了安勇的纪律森严。数年后杜凤治调任罗定知州,回忆往事说:“本州前在广宁时,安勇来县办案最久,驻扎乡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盖由郑镇台军令森严,小有违犯即时骈首,以故安勇不敢肆扰。”B73
郑绍忠对其子郑润材也相当严格。光绪二十一年,郑润材署理广州协副将。郑绍忠庭训素严,常以军令施于家属,因广协责任繁重,郑绍忠曾戒之曰:“尔好自为之,毋蹈愆尤,贻吾之辱。”郑润材常惴惴于心。某日拿到白鸽票赌匪十余人,供出大小武衙均受有规费,两广总督谭钟麟怀疑涉及郑润材,即悬牌撤任。郑恐为其父所责,惊惧交迫,竟引枪自戕,幸亏不至殒命。B74某次郑润材触犯军律,郑绍忠命令将郑润材捆绑斩首,幸得手下劝阻,改为痛打数十鞭。B75 郑绍忠的高压气场影响到郑润材。丁仁长《记名提督北海镇总兵郑润材事略》称,郑润材“拙于言词,口复吃,造次不能自达”,其治军“应变不及其父,而严毅过之,驭士卒有恩,而法必行”,大致所言不虚。加上身為郑绍忠的长子,郑润材能在郑绍忠死后继续以森严营规掌控安勇,“时部将与绍忠同起者,尚多皆奉约束惟谨,莫敢以老故自居者”。B76
由于安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东绅民乐于募请安勇护卫。如光绪二十三年省城第十甫复古约筹议抽租募勇,“官以卫民不如民之自卫,省垣城厢内外抢劫频仍,其有安勇驻扎之区稍为敛迹……日来第十甫复古约坊众集庙,酌议各店抽租一月,主客各半,限十日一律收齐以为添募安勇经费。”B77顺德著名的青云文社在辛亥革命前常年“募安勇一百名驻扎县城边隘,昼夜巡防。”B78光绪二十六年粤督李鸿章命佛山办团练,局绅以“郑绍忠所部安勇营制最良”,于是募安勇为团练勇。B79郑润材死后,安勇星散,被西关商民争相招募为团勇,甚至一些经商有年的商人物色数名安勇,让他们仍穿着安勇的号衣护卫其门面。B80
郑氏父子死后,由于缺乏高压管制,由士绅招募的零散安勇玩怠的新闻时常可见,各地逐步整顿、撤销安勇。例如顺德陈村、赤花二乡为商业繁盛之地,当地商人向来雇佣安勇百余名自卫,但渐趋玩怠,以致当地商人屡被劫掠,当地商人为此集会商议整顿安勇。B81佛山石湾红泥卡甚至出现安勇数名集体拦路抢劫而被正法的事情。B82
可以看出,稳定的营制,保证了安勇的稳定发展。直至清末改编巡防营,破解原有营制,对安勇“兵为将有”的模式产生冲击。而郑氏父子长期统领安勇,他们的高压气场,使得安勇营规森严,得到了广东绅民的信任,让安勇得以在地方拓展权势。
五、结语: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
安勇作为地方勇营,具备与湘、淮军相似的所谓“兵为将有”的勇营特征。但安勇与湘、淮军对比,亦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湘、淮系将领以文人为主,且职务也比武将要重。咸同后多任督抚司道,邱涛认为这是朝廷采用“众建督抚而分其力”的政策削弱湘、淮集团势力。B83广东勇营带勇者则以武人为主,所谓“湖南管带营勇者十九皆儒生,广东管带营勇者十九皆降将”。B84安勇的统领与勇目间甚至存在会党兄弟的关系,这便于统领以森严的营规控制部下。
第二,与湘、淮军全国调动驻防相比,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官广东,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安勇集团人物的任官地点甚至与其籍贯高度一致,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逐步在广东地区形成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稳定的安勇集团。安勇的会党特征与“地方化”的特点,相比于外省的湘、淮军,更适应广东的清乡、海防与弥盗。
此外,同治年间瑞麟督粤长达十年,在督抚权争中屡次胜出。瑞麟任上重用安勇等广东勇营以绥靖地方。由于得到瑞麟的庇护,郑绍忠及其安勇在同治初年的湘粤畛域中得以生存发展B85;瑞麟去世后,郑绍忠与安勇更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B86
基于上述原因,广东自咸同以降出现了稳定而强势的武人地方实力派,使广东独立于湘、淮两系地盘之外。由于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广东不至于出现类似“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甚至制衡湘、淮系在广东的发展。广东为清代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同治初年曾国藩为了保证湘军军饷,先后保荐晏端书、刘长佑、毛鸿宾出任两广总督,郭嵩焘、蒋益澧亦先后担任广东巡抚,光绪年间,湘系刘坤一、曾国荃,淮系张树声、李瀚章轮流坐镇广东。但由于武营人员任免与裁勇问题涉及广东勇营将领的利益,将领们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因而广东没有成为湘、淮系任何一方稳定的地盘。中法战争前夕,为筹办广东海防,总督张树声、钦差彭玉麟相继引淮、湘军入粤,湘、淮系势力与广东勇营势力龃龉。广东湘、淮、粤军不和,朝中粤籍言官却屡次上奏重用粤勇,张树声、彭玉麟二人对此嗤之以鼻,更加激化地方矛盾,影响了中法战争地方政局,直至文人典兵的张之洞督粤,情况方有好转。张之洞到粤后调和三方势力,战后裁留勇营,湘、淮、粤各营皆有保留,但湘、淮军主要用于驻守炮台,地方驻防、清乡仍倚重本土勇营。光绪二十一年前后,经历任两广总督裁减,中法战争期间入粤的湘、淮军大体裁减完毕。安勇等广东地方勇营的存在,构成了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基础。
① 相关问题参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0页。
② 《粤桂军之史的考察》,《大公报》1927年12月3日,第2版。
③ 对勇营制度的专门研究,以湘、淮军的研究为开端。1877年,王闿运“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开始撰写《湘军志》。《湘军志》成书于1881年,因该书褒贬湘军将领,引发郭嵩焘、曾国荃等人不满。郭嵩焘兄弟对《湘军志》进行逐条批驳,后由郭振墉编录并参以他书而成《湘军志平议》;曾国荃则另找王定安撰成《湘军记》。1939年,罗尔纲出版《湘军新志》,1945年出版《绿营兵制》,1997年出版《晚清兵志》,基本明确了清代军制的发展样态、制度模式、勇营“兵为将有”及相应的督抚专权的论述模式。台湾地区王尔敏的《清代勇营制度》,探讨了勇营军事制度之意义,发掘其产生与形成之渊源痕迹,描述一代制度之实质内容,并考究此种制度的时代意义,是台湾地区勇营研究的重要著作;后相关论文集结成《清季军事史论集》一书。研究淮军的重要著作有樊百川的《淮军史》,王尔敏的《淮军志》,罗尔纲的《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等。对于广东勇营的研究,何文平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何文平:《晚清广东军事变迁与近代化(以陆防为中心,1875-1911)》,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何文平:《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何文平:《广东勇营与晚清军事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其著作以广东勇营为对象,考察军事制度的改革实践及其相关社会因素,探讨旧式军队在晚清军事改革过程中的回应与处境,具体再现了晚清军事改革制度设计与实践调适的复杂情势。何文平的研究偏重于社会与制度转型,对于广东勇营的相关组织形态,及其对于地方权力格局之作用探讨不足。 ④ 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2《前事》,1931年重印本,第3页。
⑤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作者为同光年间在广东地区担任地方官十余年的杜凤治。杜凤治及其日记版本问题邱捷曾作介绍。(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广东省广宁县为例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杜凤治曾任广宁、四会知县,罗定知州,这些地区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即安勇集团的势力范围内,且杜凤治与安勇统领郑绍忠,勇目江志、颜金过从甚密。
⑥ 赵尔巽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78页。又见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4《官师·宦迹》,第5页。
⑦ 郭嵩焘言:“(红匪)蹂躏遍于通省,屡经官兵剿办,歼戮不为不多,而匪民如莠,旋剿旋生。”见郭嵩焘:《覆陈广东大概情形疏》,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28-429页。
⑧ 卓兴,字杰士,广东揭阳人。年少时孤贫落魄。道光末年,应募入营。咸丰、同治年间在广东、福建多地追剿洪兵,赏“巴图鲁”称号。历任署平镇营都司、署督标中营都司、琼州镇中军游击、署罗定协副将、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同治七年告病归林。光绪五年卒,年51。(王崧修、李星辉纂:《揭阳县续志》卷3《贤能篇》,光绪十六年刻本,第27页。)方耀,字照轩,广东普宁人。咸丰初,随其父方原治乡团,后投官军,咸丰、同治征土匪有功,授“展勇巴图鲁”称号。历任琼州镇右营都司,署三江协副将、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署广东陆路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在广东发明“清乡”之法,并曾在中法战争期间协办广东海防。光绪十七年病逝。(佚名辑:《清代粤人传》中,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563-579页。)
⑨ 毛鸿宾:《缕陈访闻粤东情形折》,毛承霖编:《毛尚书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990-991页。
⑩ 骆伟编:《毛鸿宾湖广存札》,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33、224页。
B11 宝鋆等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9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郭嵩焘:《粤东募勇苦无把握应仍行添募楚勇片》,《郭侍郎奏疏》,第289页。
B12 見黄濬:《〈慈禧传信录〉所述端肃一案》,《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66页。佚名辑:《瑞澄泉相国治粤事实》,桑兵主编:《清代稿抄本》三编第146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
B13 B14 B1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273、366页。
B15 B36 B46 B47 B50 B51 B72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11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0,18,221、310,344,4,151,208页。
B17 B49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314、22页。
B18 宝鋆等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16,第823页。
B19 B34 B48 B67 B70 B71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492、297、216、226、296、327-328页。
B20 B86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175、275页。
B21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17页;《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20页。
B22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21页。
B23 《纪粤沪两处之调运北军》,《申报》1916年4月8日,第10版。
B24 《新勇溃逃》,《申报》1884年9月5日,第1版。
B25 B39 张之洞:《密陈郑绍忠久任有益片》,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864-1866、1865页。
B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2页。
B27 叶觉迈修、陈伯陶纂:《东莞县志》卷72《人物略》,1921年铅印本,第4-5页。
B28 B76 丁仁长:《记名提督北海镇总兵郑润材事略》,汪兆镛纂录:《碑传集三编》卷28《武臣》,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1577-1582,1580、1579页。
B29 《联请郑润深统带安勇》,《香港华字日报》1908年5月19日,第4版。
B30 《函邀郑润潮接带安勇》,《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8月8日,第4版。
B31 厉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县志续编》卷11《列传》,1920年刊本,第33-34页。
B32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40页。
B33 B37 B73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6册,第266、356、95页。
B35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7册,第297页。
B38 李伯元:《郑绍忠大笑,惊杀婴儿》,《南亭笔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B40 郭嵩焘:《致毛鸿宾》,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22-123页。
B41 B42 B43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册,第257、267、273页。 B44 郭嵩焘:《发逆荡平酌量撤留兵勇查办土匪疏》,《郭侍郎奏疏》,第1065页。
B45 张之洞:《酌留湘军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1176页。
B52 佚名编:《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89页。
B53 《闻议海防》,《循环日报》1880年7月14日,第2版。
B54 曾国荃:《遵旨密地豫筹海防疏》,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104页。
B55 张树声:《酌添壮勇密筹布置片》,何嗣焜编:《张靖达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441-443页。
B56 李瀚章:《筹办海防添调布置大概情形折》,《两湖两广总督奏议》,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第30辑第6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B57 《珠江春浪》,《申报》1896年4月16日,第2版。
B58 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B59 《惠州匪警》,《申报》1900年10月28日,第2版,。
B60 彭玉麟:《会覆潘衍桐请用土兵折》,俞樾编:《彭刚直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20页。
B61 郭嵩焘:《致李瀚章》,《郭嵩燾全集》第13册,第150页。
B62 罗尔纲:《湘军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98页。
B63 张之洞:《各路防营分别裁留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1118页。
B64 广东调查陆军财政局编:《广东调查陆军财政说明书初编》,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50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
B65 罗尔纲:《晚清兵志·甲癸练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8页。
B66 《军令森严》,《申报》1884年10月31日,第8版。
B68 《营规整肃》,《循环日报》1882年1月9日,第2版。
B69 《安勇调越》,《循环日报》1884年12月4日,第2版。
B74 《协镇自戕》,《申报》1895年12月19日,第2版。
B75 叶觉迈修、陈伯陶纂:《东莞县志》卷52《宦迹略》,第16页。
B77 《抽租募勇》,《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3月19日,第4版。
B78 《顺德防城之计划》,《民生日报》1912年9月13日,第6版。
B79 汪宗准修、冼宝干纂:《佛山忠义乡志》卷3《建置·内政》,1926年刻本,第4页。
B80 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4《官师·宦迹》,第9页。
B81 《陈赤因掳劫整顿安勇》,《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10月1日,第4版。
B82 《安勇抢劫正法》,《申报》1905年5月15日,第9版。
B83 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第106页。
B84 郭嵩焘:《粤东募勇苦无把握应仍行添募楚勇片》,《郭侍郎奏疏》,第288页。
B85 郑绍忠曾与杜凤治亲口承认蒋益澧对其厌恶,称“蒋抚时,我与他(按:即郑绍忠幕僚张权)两人均为所恶。”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246页。
(责任编辑:许丽梅)
〔关键词〕 安勇集团;广东勇营;郑绍忠;湘淮格局;“非湘非淮”格局
咸同军兴造成勇营的崛起,改变了地方的权力格局。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湘、淮军逐步驻防江淮、直隶、西北地区。出于防务与征饷的考虑,这些地区渐为湘、淮系军政大员掌控。过往学界基于对“督抚分权”“内轻外重”的讨论,提出了相应的“湘、淮格局”的看法①,但对于广东在湘、淮格局中的地位没有很好地表述。
所谓“湘、淮格局”的形成,是基于湘、淮军的驻防,然而“湘、淮旧军,在粤者较他省又略少。广东募勇,其时最著名者为方曜之潮勇、郑绍忠之安勇。”②尽管湘、淮系势力不断向广东渗透,但广东勇营长期以本土勇营为主,地方影响力亦大于湘、淮军(详下)。广东本土勇营的长期稳定存在,是广东“非湘非淮”格局形成的基础。
现有的勇营研究,因材料多寡的关系,大多集中对湘、淮军的研究,地方勇营的研究也以驻扎地方的湘、淮军为主,其他类型的勇营研究无法深入开展,出现勇营研究的偏荣偏枯。③安勇为广东勇营中比较重要的一支,在广东存在近50年,从同治初年以来,一直是广东为数不多的可恃之兵。在清末新政中安勇被遣散,时人认为“安勇星散,粤中遂无可恃之兵,地方日以多事。”④可见安勇是咸同以后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本文将以安勇为例,利用《望凫行馆宦粤日记》⑤及相关文献资料,从安勇统领、勇弁、勇丁、营规等组织要素出发,探讨广东勇营与湘、淮系势力的矛盾纠葛及其与广东地方权力格局形成的关系。
一、安勇统领郑氏父子权势及其对湘淮系势力入粤的制约
从安勇发展的历史看,安勇符合勇营“兵为将有”的模式,其勇营统领的地位尤其突出。安勇统领的作风影响到勇营的营规,而勇营统领的宦海浮沉则关系到勇营的裁留。
安勇的起源与发展,其统领郑绍忠起着重要作用。郑绍忠原名郑金,因口能容拳故诨号“大口金”,咸丰末年加入陈金缸的洪兵起义军。同治二年(1863年),广东陆路提督昆寿带兵进剿,郑金杀主投诚,昆寿准其自领原部众一营,即为安勇。其后,郑绍忠率领部属安勇追剿其他起义军,表现出色。同治四年(1865年),郑绍忠在粤东防堵回窜广东太平军汪海洋部,解镇平县围,署理罗定协副将。同治五六年间(1866—1867年),又在平定粤西土客械斗、清理地方土匪中屡立战功。同治七年(1868年),署理南韶连镇总兵,因其在南韶连镇任上治匪有声,与当时治潮有声的方耀,并称为“方郑”。光绪十年(1884年),郑绍忠署理广东陆路提督。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湖南提督,未到任,旋迁广东水师提督。光绪二十年(1894年),加兵部尚书衔。⑥
郑绍忠及其安勇兴起于同治年间,这与当时广东的地方政局密不可分。咸丰四年(1854),广东爆发洪兵起义,其后洪兵逐步与当时广东地区的土客械斗联系在一起,战争和斗祸绵延十余年之久。⑦在平定洪兵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了两大勇营派系,一派为卓兴,另一派为方耀。⑧卓兴与方耀间存有矛盾,“卓兴曾与方耀之父共事,轻方耀为后辈,意存藐视,方耀则以卓兴为一勇之夫,且饷项较足,积不能平,以此大相抵牾。”⑨当时总督毛鸿宾为调和二人的矛盾,派广东提督昆寿节制其二军,但昆寿驾驭二军的能力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毛鸿宾听取曾国藩的意见,将福建臬司张运兰之湘军引入广东。⑩鉴于粤勇与湘军在营制与作风上的差距,毛鸿宾与巡抚郭嵩焘对于卓、方二人及他们的潮勇甚为不满。毛鸿宾称“潮勇多不可靠”,郭嵩焘称广东“无可恃之将,无可信之勇。”B11毛鸿宾遂以郑绍忠及其安勇代替卓兴扑灭洪兵。
其后郑绍忠及安勇的发展则与瑞麟长期督粤有莫大关系。同治四年,毛鸿宾因在湖南巡抚期间有失察同僚之过,被降级调用,广州将军瑞麟接署两广总督。瑞麟,字澄泉,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年轻时曾受道光皇帝赏识超擢,历任太常寺少卿、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咸丰年间一度入阁及在军机处当值。瑞麟早年与慈禧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辛酉政变中也是支持慈禧的一方。B12因此,瑞麟是限制湘、淮集团,保住广东财源的重要角色。瑞麟继任后,郭嵩焘与瑞麟因幕僚挑拨,各不相能。B13出于意气之争以及粤勇和在粤湘军的差距,郭嵩焘对瑞麟重用广东武将方耀、卓兴、郑绍忠甚是不满。《郭嵩焘日记》中甚至直斥瑞麟与郑绍忠朋比为奸:“身任封疆,乃至与一带勇之武弁朋比为奸,其意不过为掩耳盗铃之计而已,三尺童子猶知羞之,而毅然为之不顾,能为〔无〕慨叹!”B14
郭嵩焘对瑞麟和郑绍忠关系的评价并非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怒,应当是有相当的依据。郑绍忠为天地会小头目出身,善于察言观色,巴结顶头上司更是不遗余力,时南海知县杜凤治就指出:“郑镇于中堂(按:瑞麟)前善于趋利,不惜重费,中堂爱之。”B15在杜凤治日记中,郑绍忠只要是三节一寿(春节、中秋、端午、瑞麟生日),无论在何处,都必定要上省向瑞麟祝贺送礼。可见,郑绍忠深谙官场中人情世故,善于处理与上级的关系,加以郑绍忠确实能办案,并非碌碌之辈,深得瑞麟喜爱,不足为奇。
咸同以降,因朝廷的众建督抚政策,广东督抚因人、因事导致不和跨越了几任督抚。郭嵩焘后来也反思“黄石琴任粤抚,为耆介春定折稿,若随员然;徐仲绅继为粤抚,则直一闲曹矣。粤抚之有气焰自鄙人始。”B16杜凤治同光年间宦粤,在粤东官场耳闻目睹几任督抚的矛盾,留下这样的记载: 广东督抚风水多不睦,往往因小事起至大冲裂,中堂(按:瑞麟)与蒋芗泉(按:蒋益澧)决裂最甚,蒋竟目中无中堂,欺之太甚,其过在蒋;迨李星衢(按:李福泰)到,以旧日属员,受恩深重,以为可保无事矣,初到甚洽,由渐而来,竟至大乖,论者语李太过太满,大改从前脾气,无怪其死……近日两院(按:瑞麟与张兆栋)为灵山张充甫(按:时灵山知县)不相宜,另简能员署事,胸中各有成见,遽成嫌隙。B17
同治年间的广东督抚不和中,以瑞麟与蒋益澧为甚。同治五年,因防堵回窜粤东的太平军,左宗棠入闽兼管粤东防务。随后,左宗棠倾轧郭嵩焘并保蒋益澧为广东巡抚。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曾加入湘军,受左宗棠赏识。蒋抚粤时年仅32岁,世称“中兴建节最年少”,故自视甚高,与署广东布政使郭祥瑞为一派,瑞麟与署广东按察使蒋伯超一派,互相倾轧。同治六年,瑞麟出手弹劾蒋益澧“任性妄为,藩司郭祥瑞朋比欺蒙”,朝廷令吴棠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同广州将军庆春查办。经查大致属实,蒋被降级为按察使候补,赴左宗棠军营用。而由其引入广东的4000名湘军,朝廷命蒋益澧“遴派委员管带回籍,以免滋扰。”B18同治七年,蒋益澧委徐文秀将湘勇带回湖南,结果行至韶關发生哗变,瑞麟于是调郑绍忠前往剿办。B19
蒋益澧的离粤,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同治初年入粤湘系势力的削弱。此后,瑞麟凭借他的满人身份、早年的皇城经历以及和慈禧的关系,在历次督抚不和中始终是获胜的一方,督粤长达十年。瑞麟在任十年,对方耀、郑绍忠、邓安邦等广东勇营将领相当倚重,近于放纵:
明人论周宜兴首辅秉政,以“利归群小,怨集一身”二语短之,櫽括延儒一生。节帅信任匪人,轻听蜚言,如恩、邓屡居腴地,且久踞之;又重武一边如方、郑者,幸时尚清平,否则有尾大不掉之惧,本城尚、哈辈,权亦不轻……而岂知后日之祸即基于是哉!吁!可虑也!B20
瑞麟去世后,郑绍忠与安勇更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其后的湘、淮系督抚不得不既倚靠又设法限制郑绍忠及其安勇之势力。光绪初年湘系刘坤一督粤,刘通过安插湘系人物、易勇为兵、整顿武营等手段设法遏制广东地方勇营势力。但由于武营人员的任免与裁勇问题涉及勇营将领的利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刘坤一最终对于广东勇营人物的“尾大不掉”无可奈何。按杜凤治的说法,刘坤一“见方照轩、郑心泉(绍忠,署南韶镇)憟憟危惧,反谄谀之,邓保臣总戎(安邦)亦其所畏,似其心真畏其跋扈也。”“畏方照轩、郑心泉,亦甚竭力禀承二镇……方、郑更视之如无矣。”B21刘坤一离粤时,遇到继任淮系张树声,甚至亲口要求其到粤后抑制广东地方勇营人物。B22中法战争前夕,为筹办广东海防,两广总督张树声、钦差大臣彭玉麟相继引淮、湘军入粤,湘、淮系势力与广东勇营势力龃龉。张树声督粤时,甚至出现了“粤淮交恶”,淮勇与安勇在省城曾引发冲突,“几至全城糜烂”。B23彭玉麟曾想调动安勇援助福建战场,郑绍忠却对彭玉麟说:“安勇是我左右手,实难移动。”B24接任张树声督粤的张之洞曾密陈“该署提督郑绍忠署篆得力,久任有益之处”B2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郑绍忠权势之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郑绍忠卒于水师提督任上,两广总督谭钟麟上奏以郑绍忠旧部朱国安、游击郑润材分统郑绍忠所部之安勇。B26下面简述二人简历,以便了解安勇统带的关系。
朱国安,字摇夫,号治平,广东东莞人。年少时随其从兄朱国雄征剿洪兵,积功赏戴花翎,历补南雄协镇中军都司、连阳游击、雷州参将、广西宾州参将,先后署理南韶连镇中军游击、水提右营游击、水提中军参将。因其时郑绍忠为水师提督,故称朱国安为其“旧部”。光绪二十年,南韶土匪倡乱,粤督谭钟麟檄署南韶连镇总兵,率师进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广西匪乱,朱国安率安勇进剿,叙功晋总兵留粤补用,以老病告归。二十五年(1899年)卒于家,年73。B27
郑润材,字惠林,三水人,郑绍忠之子。郑润材少随郑绍忠出入戎马,十余年间由六品军功保至游击。郑绍忠在省城驻防时,地方州县有事则由郑润材带领安勇进行围捕。历任南韶连镇游击、顺德协副将,署广州协副将、北海镇总兵、左江镇总兵。光绪三十年(1904年),岑春煊督粤。在裁撤勇营、推行新政的大局下,鉴于安勇权势,岑为夺郑润材兵权,派员接统安勇。此外,岑还令要员监视安勇,并将郑润材堂弟送进监狱,郑润材羞愤,自戕于北海镇总兵任上。郑润材死后,安勇奉岑春煊命解散,个别安勇被绅民雇佣充任团勇,在西、北江流域和广州府属地区零散驻扎,由于缺乏统领各营之人,零散驻扎的安勇不能成军。B28
由以上履历可知,朱国安虽也曾分统安勇,但从官秩上来说,朱是郑氏父子的下属,且统领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时人说起安勇,也往往联想到郑氏父子。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肇庆盗风猖獗,众人合议募安勇旧部,民捐民办,拟请郑绍忠次子郑润深统带。B29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府属盗匪充斥,粤商自治会特函邀请郑绍忠侄子、已革守备郑润潮来省城统带安勇。B30
综上所述,安勇的产生、发展、消亡与郑氏父子的权势消长有着莫大关系。郑氏父子因同治年间得两广总督瑞麟的庇护,在维护地方秩序中渗透自身力量,此后二人长期身居专阃,瑞麟之后的历任广东督抚对郑氏父子之权势亦不得不有所考量,制约着湘、淮督抚在广东的发展势力。
二、安勇勇弁与地方派系集团的形成
勇营的兵将模式,为政治派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由军事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其中最有名者为湘、淮集团。安勇作为地方勇营,虽不似湘、淮系那般政治影响能上升到全国层面,但因安勇统领与勇目间的关系,形成了地方派系集团,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广东地方政局。
武营中的提拔关系,是政治派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郑氏父子担任广东专阃大员近50年之久,期间究竟提拔了多少人员难以考察。这些被提拔的人员往往实际出身跟安勇并无太大关系,但也会被视为“旧部”,实因安勇绥靖地方贡献巨大,能统带安勇是重要资历。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朱国安,何长清也是一显例。 而关系更为密切的,应该是郑绍忠投诚时的部下,由于资料缺乏,笔者无法作全面而详尽的考察。杜凤治号称“予于郑心泉部下将弁多素识”B33,下表所列人物为其日记中出现之人,这些人在日后有成为专阃大员者,在当时的报刊、督抚的奏折和日后的地方志中时常出现,显示出他们的地方影响力很大。
以上为安勇集团某些重要人物的大体情况,虽并不完全,但从中亦可获得以下信息。
第一,安勇核心人物的籍贯多在清远、四会交界处,属于西、北江流域。他们多为郑绍忠在天地会时候的兄弟,即杜凤治所谓的“江志、刘居德、刘贵彪皆其手下,协台绰号大口金是也。”B34他们任职无疑得到郑绍忠的帮忙,在需要部议的时候,郑绍忠会通过杜凤治的关系用钱疏通(因杜凤治的子侄有于六部任职者)。例如:“予丙寅九月到广,十月赴任,丁卯年不记何时,郑心泉由王雨翁辗转托我言定千四百金,先付一半,我即作函与葆初,令转托孙芝畦办理,寄与现银七百两)。”B35至于不需要部议的调署,郑绍忠则会通过两广总督的关系直接任命。如江志署四会营守备,杜凤治于日记中写道:“江都司有初四到任之信,郑心泉立意要调剂他,伊为肇属武营大上司,又中堂甚器重之,是区区者,有不行乎?”B36颜金调署罗定协中军都司,前任都司赖赐三并無劣迹却遭无端撤职,杜凤治记载其原因为“颜无缺,为颜地故撤赖,中丞安知武营事?是必康成为之也。”B37康成指汉代大儒郑玄,杜凤治以此影射郑绍忠。《南亭笔记》中记载了一段逸闻,亦可以提供一点佐证,其文曰:
有都司某,郑受抚时兄弟行也。适诞子作汤饼会,郑首座。宴将毕,主人抱子传观于众。郑起摩顶弄,忽张口曰:“贤侄,尔伯父投降贼也,今亦忝居一品。他日官阶,要高过伯父方好。”语毕大笑,声震四壁。B38
郑绍忠在同治二年投诚,任一品官为光绪十年以后的事。“受抚时兄弟行”,“郑首座”,皆表明天地会兄弟关系的维系作用。
第二, 从他们的绿营职阶来看,实缺大多属于守备、都司、游击,署任则大多为参将、副将一类,这些职位在绿营当中属于中层职位。上引《南亭笔记》“都司某”体现出这些天地会兄弟的绿营层级。相对于提督、总兵这些专阃大员,绿营中层职位的任命,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再进一步考察,这些中层绿营军官的任缺与他们的籍贯地高度一致,若需要避籍时,往往会采用调署的方式解决,实际上仍留本地做官;从任职时段看,往往是一个退下,另一个兄弟顶上,这些原因,造成在西、北江流域中层武职长时间来来去去都是这几个人,加上剿匪和平定土客械斗的现实需要,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以中层武职为主的安勇集团。到张之洞督粤时,“陆路各营将弁大半皆其(郑绍忠)旧部。”B39
三、安勇勇丁规模及其“地方化”特色
除了统领与勇目,勇营的规模是最直接体现地方势力的指标。咸同军兴以后,湘、淮军在各省驻防,成为湘、淮军势力范围的基础。然而如果考察安勇勇丁的规模和来源,则可以发现驻防广东的勇营,呈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
首先考察安勇勇丁的规模。郑绍忠投诚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并不允许其带勇,但由于郑绍忠挟勇以请,郭嵩焘始允许他带一营共500人,但在委员验收时,却无端加至1000人。B40同治四年,为防堵回窜广东的太平军汪海洋部,两广总督毛鸿宾令郑绍忠将安勇添至3700人,随后统率各军的按察使李福泰命郑绍忠添加勇丁至5200人。B41太平军围困镇平县时,郑绍忠、周升大军溃败,后郑处张姓文案报告郭嵩焘称郑绍忠勇尚存2000人。B42不久,新任两广总督瑞麟札饬郑绍忠添募5000人。B43同治五年,军事基本底定,安勇裁减留防,裁留6营3000人。B44
安勇留防后,历任总督都会报告勇营的裁存人数。一般来说,在大规模的征剿内匪和对外战争中,勇营人数会急剧上升。地方平靖后,则会进行大量裁留。而平时随增随减,实在难以考察。兹将一些重要时间点安勇的人数列表如下。
通过分析下表可知,除了同治初年及中法战争前后少数短暂时间内,由湘、淮督抚引入湘、淮军,造成湘、淮军数量激增外,平时广东主要以本土勇营为主。中法战后留粤的湘、淮军看似人数很多,实际主要任务是驻守炮台以及相应防地,在广东地
方的影响力并不大。B45安勇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是两三千人左右。最高峰出现在中法战争期间,其余时间都较为稳定。安勇在广东勇营中占比稳定在15%—20%之间,此比率看起来不高,但安勇常年集中驻扎在省城附近及西、北江流域的重要墟镇。在清代,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水路,通过西江和北江,顺流而下可直达省城,逆流而上可到达广西、湖南、江西,西、北江在近代的广东可以说是“黄金水道”,而省城更是政治上的要害之地。稳定的人数比例及驻地的要害性,是安勇得以在地方具备话语权的重要原因。
安勇的来源,除了一开始的1000人为郑绍忠的天地会兄弟和手下外,其后遇有死伤,或事急用兵,郑氏父子都会让手下勇弁去其家乡三水附近招募勇丁。如同治七年,为剿办高明客匪,郑绍忠命令手下江志往三水附近的清远三坑招募勇丁500人,蒇事后即于清远散勇。B46同治八年(1869年),为剿办新宁、曹冲客匪,又命令江志与陈廉养至三水招勇。B47除了在家乡招募外,尚有一部分是在后来各处剿匪过程中招抚进入安勇的。同治六年,为平靖广宁县盗匪,郑绍忠招抚西江大盗黄亚水二,时任广宁知县杜凤治认为“亚水二招抚太办轻”,但去面见过郑绍忠的刘居德与梁荣二弁却说“协台(按:指郑绍忠,时任罗定协副将)似当有主意,不能测之。”最后杜凤治也只好准其招抚。B48可以看出,安勇勇丁以广东本土人为主,显示出“地方化”特征。
相较于湘、淮军,因熟悉地方情形,安勇无疑更适应广东特殊的历史场景。首先,近代广东盗匪甚多,素有“粤东盗甲天下”的说法,应对这种困境的一个策略就是在盗匪相对集中的地方实行清乡。清乡的关键则是将领和兵勇对当地熟悉,方能了解何处能藏匪以及方便购线。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邓安邦清理东莞积案,时署理广东按察使钟谦均对南海知县杜凤治说,“此宜速办,而办非邓宝臣不可,为其熟悉该处情形。”B49此外,由于遣散后的勇目和勇丁往往流为盗匪,若以熟悉的勇营在当地清理积案,则能以招抚的形式迅速蒇事。同治七年,郑绍忠协助杜凤治剿办广宁土匪,其中有一名为刘苟之人,是刘居德的族兄弟,常藉刘居德之名招摇B50;另一名大盗李祐则曾充当安勇,赏有顶戴,与江志相熟。B51 其次,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台引发海防大讨论,此后海防问题在光绪年间凸显。广东为南洋门户,海防尤为吃紧,但由于广东海军建设缓慢,广东的海防策略始终“以守为战”,以勇营的陆路防御为主。同治十三年,署理兩广总督张兆栋布置海防,檄方耀协同潮州道府及南澳镇筹办潮州各海口防务。时郑绍忠带安勇在灵山剿匪,张兆栋召其回省城部署海防。B52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俄国派兵船游弋沿海,朝廷再次密令严筹海防。粤督张树声启用请病假回籍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署理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丁忧卸任广州协副将的邓安邦总理其事。B53此后,安勇在历次中外战争中,在中路虎门一路的海防中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光绪九年(1883年),为防法国进攻广东,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函商方耀、郑绍忠、邓安邦、副将吴迪文等在北江各属及东莞、新安募勇防御中路。B54张树声回任两广总督后重新布置,以郑绍忠所部安勇为省河援应之师。B55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李瀚章调回原由郑润材带领前往韶州剿匪的安勇,并命增募勇丁防御虎门。B56
再次,革命派、保皇党在广东的长期活动,更加凸显安勇在绥靖地方中的作用,安勇几乎成为广东唯一可恃之兵。光绪二十二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购办军装,尚思“滋事”的时候,连忙将安勇全军“悉数调回省城,分派东、南、西、北四关驻扎以资镇压。”B57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保皇会曾密谋在两广地区起事,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甚至说:“粤吏所恃者仅一安勇。”B58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惠州起义,署理两广总督德寿派郑润材调拨安勇驰往助剿,先声夺人。B59
最后,广东绅民存有“土客之见”,本土军队较外省军队更能被广东人接受。中法战争期间,钦差大臣彭玉麟就曾奏称广东绅民的畛域之分:“每与言湘、淮军训练之道,闻者辄心焉非之,其视湘、淮将卒固非我族类。即壤地相接之粤西,亦欲画分畛域。”B60
安勇稳定的人数规模、驻地要害性及其“地方化”特征,使其成为咸同以后广东“靖内防外”的主要武装力量,而不需湘、淮军承担相应的军事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湘、淮军在粤的驻防,是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军事基础。
四、营制与营规:安勇立足广东的组织保障
统领、勇目、勇丁为勇营的基础,而营制、营规则是勇营的框架。安勇的营制与营规,是安勇在广东发展势力的组织上的保证。
安勇营制受湘军营制影响较深。同治四年,时任广东巡抚郭嵩焘致布政使李瀚章信中说,“粤俗强悍,将弁兵勇足任征战,直苦积弊太深,群相与视为罔利营私之具,纪纲法度荡无一存……弟始至,粗定营制,欲稍湔除其积习。”B61由此可知在湘系的毛鸿宾、郭嵩焘督抚广东前后广东勇营营制的状况,而信中所谓的“粗定营制”即是湘军营制。郭嵩焘对湘军营制相当推崇,并以此整理原来广东参差不齐的勇营营制。安勇亦在整理之行列,而所谓湘军营制,就陆军而言:
营官亲兵六十名,亲兵什长六名。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官四员,哨长四名,护勇二十名,什长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营共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B62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裁减广东勇营,在节饷与保持勇营实力之间采用了底营的办法。所谓底营,即保留各营营官名目,而将正营人数减半,有事方募足500人。B63底营的做法并没有变更湘军营制,只是将勇丁数目减半。当时许多广东勇营都采取了底营的做法,但就目前材料看,安勇在光绪三十年改为续备军营制前,一直采取500人一营的营制(或有缺额)。B64所谓的改编,不过是在原有勇营基础上裁减数人,再换个名目,实际并没有太大变化。正如罗尔纲说,“他们手里改编成的所谓常备、续备军,自然是和征兵制下的常备续备军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了。”B65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岑春煊改编巡防营,安勇人事才发生巨大变动:安勇统领郑润材被迫自杀,安勇勇目被参劾,安勇被遣散。人事的变动打乱了安勇原有营制,导致安勇星散。
至于安勇的具体营规,只在报纸有零散记载。光绪十年,《申报》有消息说,有安勇出外看戏,与乡民发生口角,按安勇营规当斩,幸而父老力求宽免而改为重责五百军棍,逐出营外;又有人强买农人一斤多蔬菜,即被责军棍二百。B66
现虽无材料详载安勇的具体营规,但其营规无疑甚是森严。同治六年,郑绍忠调拨安勇随广宁知县杜凤治下乡征粮,当时“雨渐大又风,行抵接龙桥已不辨色矣”。杜即命三十名壮勇、两名勇目安顿于观音堂。杜凤治心中感叹道:“冒雨泥泞,又且此三十二人,昨在厚街差伴,如是不法,伊等毫不效尤染指,足征纪律森严。”B67中法战争前夕,郑绍忠调安勇回省城布置海防,其中有一名安勇想去嫖妓,但妓女们“向悉郑军门纪律严肃,拒而不接。”B68当时绅民皆称“郑心泉军门纪律严明,夙称刚烈,其统带之营勇莫不循守营规,绝无嗜好,凡驻扎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民勇相安,闾阎静谧。”B69
安勇营规整肃跟统领性格有关。杜凤治初见郑绍忠时,对他的印象是“年约近四十,性甚爽直,办事迅捷,腹中当有调度,非勇往无谋者,诸人语其躁急难犯,武夫脾气,亦无足怪。”B70深交后认为他“心慈且明而气猛,一闻人言即急不能待”;“勇猛之气未除而又分位至此(镇台记名蒙古字巴图鲁),骄矜亦所难免,其人心中非不明白,于其气盛,设有伊素服者从旁微劝之,未始不听,惜无人敢阻、肯说者耳”。B71在广宁清匪时,郑绍忠曾因为勇丁赌博而将其处斩,第二天又因马夫拉马渡桥,马不惯走桥失足堕下而立斩两名马夫。杜凤治记在日记中,说是“作红头惯了,在军营惯了,以杀人为常事。”B72虽然如此,郑绍忠这种心中有调度而又嗜杀的性格,恰恰保证了安勇的纪律森严。数年后杜凤治调任罗定知州,回忆往事说:“本州前在广宁时,安勇来县办案最久,驻扎乡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盖由郑镇台军令森严,小有违犯即时骈首,以故安勇不敢肆扰。”B73
郑绍忠对其子郑润材也相当严格。光绪二十一年,郑润材署理广州协副将。郑绍忠庭训素严,常以军令施于家属,因广协责任繁重,郑绍忠曾戒之曰:“尔好自为之,毋蹈愆尤,贻吾之辱。”郑润材常惴惴于心。某日拿到白鸽票赌匪十余人,供出大小武衙均受有规费,两广总督谭钟麟怀疑涉及郑润材,即悬牌撤任。郑恐为其父所责,惊惧交迫,竟引枪自戕,幸亏不至殒命。B74某次郑润材触犯军律,郑绍忠命令将郑润材捆绑斩首,幸得手下劝阻,改为痛打数十鞭。B75 郑绍忠的高压气场影响到郑润材。丁仁长《记名提督北海镇总兵郑润材事略》称,郑润材“拙于言词,口复吃,造次不能自达”,其治军“应变不及其父,而严毅过之,驭士卒有恩,而法必行”,大致所言不虚。加上身為郑绍忠的长子,郑润材能在郑绍忠死后继续以森严营规掌控安勇,“时部将与绍忠同起者,尚多皆奉约束惟谨,莫敢以老故自居者”。B76
由于安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东绅民乐于募请安勇护卫。如光绪二十三年省城第十甫复古约筹议抽租募勇,“官以卫民不如民之自卫,省垣城厢内外抢劫频仍,其有安勇驻扎之区稍为敛迹……日来第十甫复古约坊众集庙,酌议各店抽租一月,主客各半,限十日一律收齐以为添募安勇经费。”B77顺德著名的青云文社在辛亥革命前常年“募安勇一百名驻扎县城边隘,昼夜巡防。”B78光绪二十六年粤督李鸿章命佛山办团练,局绅以“郑绍忠所部安勇营制最良”,于是募安勇为团练勇。B79郑润材死后,安勇星散,被西关商民争相招募为团勇,甚至一些经商有年的商人物色数名安勇,让他们仍穿着安勇的号衣护卫其门面。B80
郑氏父子死后,由于缺乏高压管制,由士绅招募的零散安勇玩怠的新闻时常可见,各地逐步整顿、撤销安勇。例如顺德陈村、赤花二乡为商业繁盛之地,当地商人向来雇佣安勇百余名自卫,但渐趋玩怠,以致当地商人屡被劫掠,当地商人为此集会商议整顿安勇。B81佛山石湾红泥卡甚至出现安勇数名集体拦路抢劫而被正法的事情。B82
可以看出,稳定的营制,保证了安勇的稳定发展。直至清末改编巡防营,破解原有营制,对安勇“兵为将有”的模式产生冲击。而郑氏父子长期统领安勇,他们的高压气场,使得安勇营规森严,得到了广东绅民的信任,让安勇得以在地方拓展权势。
五、结语: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形成
安勇作为地方勇营,具备与湘、淮军相似的所谓“兵为将有”的勇营特征。但安勇与湘、淮军对比,亦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湘、淮系将领以文人为主,且职务也比武将要重。咸同后多任督抚司道,邱涛认为这是朝廷采用“众建督抚而分其力”的政策削弱湘、淮集团势力。B83广东勇营带勇者则以武人为主,所谓“湖南管带营勇者十九皆儒生,广东管带营勇者十九皆降将”。B84安勇的统领与勇目间甚至存在会党兄弟的关系,这便于统领以森严的营规控制部下。
第二,与湘、淮军全国调动驻防相比,安勇集团人物数十年任官广东,体现出强烈的“地方化”特征。安勇集团人物的任官地点甚至与其籍贯高度一致,通过绿营体制的升转,逐步在广东地区形成以中层绿营职阶为主的稳定的安勇集团。安勇的会党特征与“地方化”的特点,相比于外省的湘、淮军,更适应广东的清乡、海防与弥盗。
此外,同治年间瑞麟督粤长达十年,在督抚权争中屡次胜出。瑞麟任上重用安勇等广东勇营以绥靖地方。由于得到瑞麟的庇护,郑绍忠及其安勇在同治初年的湘粤畛域中得以生存发展B85;瑞麟去世后,郑绍忠与安勇更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B86
基于上述原因,广东自咸同以降出现了稳定而强势的武人地方实力派,使广东独立于湘、淮两系地盘之外。由于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广东不至于出现类似“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甚至制衡湘、淮系在广东的发展。广东为清代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同治初年曾国藩为了保证湘军军饷,先后保荐晏端书、刘长佑、毛鸿宾出任两广总督,郭嵩焘、蒋益澧亦先后担任广东巡抚,光绪年间,湘系刘坤一、曾国荃,淮系张树声、李瀚章轮流坐镇广东。但由于武营人员任免与裁勇问题涉及广东勇营将领的利益,将领们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因而广东没有成为湘、淮系任何一方稳定的地盘。中法战争前夕,为筹办广东海防,总督张树声、钦差彭玉麟相继引淮、湘军入粤,湘、淮系势力与广东勇营势力龃龉。广东湘、淮、粤军不和,朝中粤籍言官却屡次上奏重用粤勇,张树声、彭玉麟二人对此嗤之以鼻,更加激化地方矛盾,影响了中法战争地方政局,直至文人典兵的张之洞督粤,情况方有好转。张之洞到粤后调和三方势力,战后裁留勇营,湘、淮、粤各营皆有保留,但湘、淮军主要用于驻守炮台,地方驻防、清乡仍倚重本土勇营。光绪二十一年前后,经历任两广总督裁减,中法战争期间入粤的湘、淮军大体裁减完毕。安勇等广东地方勇营的存在,构成了晚清广东“非湘非淮”格局的基础。
① 相关问题参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0页。
② 《粤桂军之史的考察》,《大公报》1927年12月3日,第2版。
③ 对勇营制度的专门研究,以湘、淮军的研究为开端。1877年,王闿运“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开始撰写《湘军志》。《湘军志》成书于1881年,因该书褒贬湘军将领,引发郭嵩焘、曾国荃等人不满。郭嵩焘兄弟对《湘军志》进行逐条批驳,后由郭振墉编录并参以他书而成《湘军志平议》;曾国荃则另找王定安撰成《湘军记》。1939年,罗尔纲出版《湘军新志》,1945年出版《绿营兵制》,1997年出版《晚清兵志》,基本明确了清代军制的发展样态、制度模式、勇营“兵为将有”及相应的督抚专权的论述模式。台湾地区王尔敏的《清代勇营制度》,探讨了勇营军事制度之意义,发掘其产生与形成之渊源痕迹,描述一代制度之实质内容,并考究此种制度的时代意义,是台湾地区勇营研究的重要著作;后相关论文集结成《清季军事史论集》一书。研究淮军的重要著作有樊百川的《淮军史》,王尔敏的《淮军志》,罗尔纲的《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等。对于广东勇营的研究,何文平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何文平:《晚清广东军事变迁与近代化(以陆防为中心,1875-1911)》,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何文平:《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何文平:《广东勇营与晚清军事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其著作以广东勇营为对象,考察军事制度的改革实践及其相关社会因素,探讨旧式军队在晚清军事改革过程中的回应与处境,具体再现了晚清军事改革制度设计与实践调适的复杂情势。何文平的研究偏重于社会与制度转型,对于广东勇营的相关组织形态,及其对于地方权力格局之作用探讨不足。 ④ 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42《前事》,1931年重印本,第3页。
⑤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作者为同光年间在广东地区担任地方官十余年的杜凤治。杜凤治及其日记版本问题邱捷曾作介绍。(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广东省广宁县为例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杜凤治曾任广宁、四会知县,罗定知州,这些地区在广东西、北江流域,即安勇集团的势力范围内,且杜凤治与安勇统领郑绍忠,勇目江志、颜金过从甚密。
⑥ 赵尔巽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678页。又见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4《官师·宦迹》,第5页。
⑦ 郭嵩焘言:“(红匪)蹂躏遍于通省,屡经官兵剿办,歼戮不为不多,而匪民如莠,旋剿旋生。”见郭嵩焘:《覆陈广东大概情形疏》,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28-429页。
⑧ 卓兴,字杰士,广东揭阳人。年少时孤贫落魄。道光末年,应募入营。咸丰、同治年间在广东、福建多地追剿洪兵,赏“巴图鲁”称号。历任署平镇营都司、署督标中营都司、琼州镇中军游击、署罗定协副将、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同治七年告病归林。光绪五年卒,年51。(王崧修、李星辉纂:《揭阳县续志》卷3《贤能篇》,光绪十六年刻本,第27页。)方耀,字照轩,广东普宁人。咸丰初,随其父方原治乡团,后投官军,咸丰、同治征土匪有功,授“展勇巴图鲁”称号。历任琼州镇右营都司,署三江协副将、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署广东陆路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在广东发明“清乡”之法,并曾在中法战争期间协办广东海防。光绪十七年病逝。(佚名辑:《清代粤人传》中,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563-579页。)
⑨ 毛鸿宾:《缕陈访闻粤东情形折》,毛承霖编:《毛尚书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990-991页。
⑩ 骆伟编:《毛鸿宾湖广存札》,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33、224页。
B11 宝鋆等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9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页;郭嵩焘:《粤东募勇苦无把握应仍行添募楚勇片》,《郭侍郎奏疏》,第289页。
B12 見黄濬:《〈慈禧传信录〉所述端肃一案》,《花随人圣庵摭忆》,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66页。佚名辑:《瑞澄泉相国治粤事实》,桑兵主编:《清代稿抄本》三编第146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
B13 B14 B1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273、366页。
B15 B36 B46 B47 B50 B51 B72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11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0,18,221、310,344,4,151,208页。
B17 B49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314、22页。
B18 宝鋆等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16,第823页。
B19 B34 B48 B67 B70 B71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492、297、216、226、296、327-328页。
B20 B86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175、275页。
B21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17页;《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20页。
B22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21页。
B23 《纪粤沪两处之调运北军》,《申报》1916年4月8日,第10版。
B24 《新勇溃逃》,《申报》1884年9月5日,第1版。
B25 B39 张之洞:《密陈郑绍忠久任有益片》,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864-1866、1865页。
B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2页。
B27 叶觉迈修、陈伯陶纂:《东莞县志》卷72《人物略》,1921年铅印本,第4-5页。
B28 B76 丁仁长:《记名提督北海镇总兵郑润材事略》,汪兆镛纂录:《碑传集三编》卷28《武臣》,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1577-1582,1580、1579页。
B29 《联请郑润深统带安勇》,《香港华字日报》1908年5月19日,第4版。
B30 《函邀郑润潮接带安勇》,《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8月8日,第4版。
B31 厉式金修、汪文炳纂:《香山县志续编》卷11《列传》,1920年刊本,第33-34页。
B32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40页。
B33 B37 B73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6册,第266、356、95页。
B35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7册,第297页。
B38 李伯元:《郑绍忠大笑,惊杀婴儿》,《南亭笔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B40 郭嵩焘:《致毛鸿宾》,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22-123页。
B41 B42 B43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册,第257、267、273页。 B44 郭嵩焘:《发逆荡平酌量撤留兵勇查办土匪疏》,《郭侍郎奏疏》,第1065页。
B45 张之洞:《酌留湘军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1176页。
B52 佚名编:《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89页。
B53 《闻议海防》,《循环日报》1880年7月14日,第2版。
B54 曾国荃:《遵旨密地豫筹海防疏》,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104页。
B55 张树声:《酌添壮勇密筹布置片》,何嗣焜编:《张靖达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441-443页。
B56 李瀚章:《筹办海防添调布置大概情形折》,《两湖两广总督奏议》,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第30辑第6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B57 《珠江春浪》,《申报》1896年4月16日,第2版。
B58 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B59 《惠州匪警》,《申报》1900年10月28日,第2版,。
B60 彭玉麟:《会覆潘衍桐请用土兵折》,俞樾编:《彭刚直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20页。
B61 郭嵩焘:《致李瀚章》,《郭嵩燾全集》第13册,第150页。
B62 罗尔纲:《湘军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98页。
B63 张之洞:《各路防营分别裁留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1118页。
B64 广东调查陆军财政局编:《广东调查陆军财政说明书初编》,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50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
B65 罗尔纲:《晚清兵志·甲癸练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8页。
B66 《军令森严》,《申报》1884年10月31日,第8版。
B68 《营规整肃》,《循环日报》1882年1月9日,第2版。
B69 《安勇调越》,《循环日报》1884年12月4日,第2版。
B74 《协镇自戕》,《申报》1895年12月19日,第2版。
B75 叶觉迈修、陈伯陶纂:《东莞县志》卷52《宦迹略》,第16页。
B77 《抽租募勇》,《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3月19日,第4版。
B78 《顺德防城之计划》,《民生日报》1912年9月13日,第6版。
B79 汪宗准修、冼宝干纂:《佛山忠义乡志》卷3《建置·内政》,1926年刻本,第4页。
B80 梁鼎芬修、丁仁长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4《官师·宦迹》,第9页。
B81 《陈赤因掳劫整顿安勇》,《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10月1日,第4版。
B82 《安勇抢劫正法》,《申报》1905年5月15日,第9版。
B83 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第106页。
B84 郭嵩焘:《粤东募勇苦无把握应仍行添募楚勇片》,《郭侍郎奏疏》,第288页。
B85 郑绍忠曾与杜凤治亲口承认蒋益澧对其厌恶,称“蒋抚时,我与他(按:即郑绍忠幕僚张权)两人均为所恶。”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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