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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猜测中，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揭开谜底。
国务院28个部委，撤并为27个，这和之前传闻称“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通过合并的方式，将部门数量降至21个”相差甚远。
“这一方案比预期中改革的步伐要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任毛寿龙教授说。此前，人们期待的是，能源、金融、交通、农业等将可能是第一批实现整合的部门。
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
在中国，一棵蔬菜从农田到餐桌，会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包括农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和即将并入卫生部的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统计称，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到14个不同的部、委、局。
“九龙治水”，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对部门多头管理的形象说法。中国行政部门职能重叠、多头管理一直深受诟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水利部、铁道部、国土资源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
3月15日，十一届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将国防科工委的部分职能与信息产业部合并，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交通部、中国民航总局，建设部的城市客运，整体划入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将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整合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环境保护部；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
这些动作拉开了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第六次机构改革的序幕。1982年至今，中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5次政府机构改革，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模式的任务，但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使得外界对于这次“大部制”改革能否成功怀有疑问。
大部制的提出最早始于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上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想法后，中国的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
“与前5次不同，‘大部制’不单纯是精简机构，而是作为最终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权力机构的手段。”最早提倡大部制改革的学者之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
毛寿龙教授前不久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大部制改革的报告，他也认为“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精简机构，不同于90年代主要为市场经济奠定基础，不同于2003年大力调整政府在宏观调控等领域的基本定位，”他强调说，这次改革不是仅限于在过去的经济管理部门做动作，而主要是在市场监管领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机构合并以及内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则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越来越重的行政成本
改变目前多头管理、职责交叉状态的“大部制改革”，在今年两会前就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毛寿龙教授曾用一个老师给学生上课的例子来形象地类比“大部制”改革。他说，如果是十几个人的小班课，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发言的机会，大家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充分，效果自然较好。同样，如果是30个左右或20个以上的人参加的行政决策会议，相互之间讨论的效果也不会很好，有些人总是说不上话，容易出现几个人主导的情况。因此，相对比较科学、合理的决策者人数是15个左右，顶多不超过18个。而且，每件事情最好由一个部门去做，不要交给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
“大部制不仅能够由于政府机构数量的减少，直接精简部分行政成本，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部门间协调，从而间接降低成本。”毛寿龙说。
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从1978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行政职能错位和交叉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突出。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前日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1999—2005年间中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1.73%。
“‘小部制’更容易导致人员扩张，”毛寿龙认为，因为机构很多，办事的时候会牵扯到好几个机构，为此必须新设协调机构，还会增加新的协调层次。他说，从此次南方地区冰雪灾害过程中也能够发现，由于部门交叉过多，再加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划分问题，导致协调困难，影响了效率，成本也增加。
走稳服务型政府每一步
“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能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江苏省交通厅厅长潘永和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从北京回江苏，必须先坐火车，再倒长途汽车。可是铁道部管辖的火车站，很难去考虑汽车站的位置，他可能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才能坐上回家的长途汽车。没有统筹，整个交通状况会给老百姓带来不便利。“以前各个部门只有专项规划，没有综合规划。大交通运输部门的建立，就应该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方便。”2005年到2007年，潘永和所在的江苏交通厅，率先整合了港口局、航空产业发展办公室、铁路办，从体制上形成了公路、航空、铁路、水运齐抓共管的大交通管理构架。
“当然，不仅要从横向上减少部门数量，机构内部纵向的数量层次也要减少。如果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大部制’导致部门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毛寿龙建议说。
“但新一轮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减少部委数量，相反有的部委还加强了，比如环保部门的重组整合，关键是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高小平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所以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先行整合的就是卫生、人力资源、交通这些公共服务部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也认为，这一次的国务院机构调整，强化了相关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例如，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就是要加强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宏观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管的力度；将人事部与劳动社会保障部合并组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试图从体制上打破白领、蓝领、事业编制、公务员之间的区分，统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建设；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国家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通过国家力量探索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职能调整到卫生部门，对于解决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虽然坊间对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的力度颇有微词，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认为，“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是必须的。”他介绍说，综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的政府内阁部门虽然现在一般不超过20个，但都是经历了较长时间逐步改革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多在20个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十个。“防止急于求成，走大的弯路，对于改革的成功十分重要。”袁曙宏说。
国务院28个部委，撤并为27个，这和之前传闻称“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通过合并的方式，将部门数量降至21个”相差甚远。
“这一方案比预期中改革的步伐要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任毛寿龙教授说。此前，人们期待的是，能源、金融、交通、农业等将可能是第一批实现整合的部门。
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
在中国，一棵蔬菜从农田到餐桌，会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包括农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和即将并入卫生部的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统计称，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到14个不同的部、委、局。
“九龙治水”，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对部门多头管理的形象说法。中国行政部门职能重叠、多头管理一直深受诟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水利部、铁道部、国土资源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
3月15日，十一届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将国防科工委的部分职能与信息产业部合并，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交通部、中国民航总局，建设部的城市客运，整体划入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将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整合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环境保护部；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
这些动作拉开了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第六次机构改革的序幕。1982年至今，中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5次政府机构改革，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模式的任务，但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使得外界对于这次“大部制”改革能否成功怀有疑问。
大部制的提出最早始于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上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想法后，中国的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
“与前5次不同，‘大部制’不单纯是精简机构，而是作为最终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权力机构的手段。”最早提倡大部制改革的学者之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
毛寿龙教授前不久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大部制改革的报告，他也认为“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精简机构，不同于90年代主要为市场经济奠定基础，不同于2003年大力调整政府在宏观调控等领域的基本定位，”他强调说，这次改革不是仅限于在过去的经济管理部门做动作，而主要是在市场监管领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机构合并以及内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则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越来越重的行政成本
改变目前多头管理、职责交叉状态的“大部制改革”，在今年两会前就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毛寿龙教授曾用一个老师给学生上课的例子来形象地类比“大部制”改革。他说，如果是十几个人的小班课，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发言的机会，大家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充分，效果自然较好。同样，如果是30个左右或20个以上的人参加的行政决策会议，相互之间讨论的效果也不会很好，有些人总是说不上话，容易出现几个人主导的情况。因此，相对比较科学、合理的决策者人数是15个左右，顶多不超过18个。而且，每件事情最好由一个部门去做，不要交给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
“大部制不仅能够由于政府机构数量的减少，直接精简部分行政成本，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部门间协调，从而间接降低成本。”毛寿龙说。
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从1978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行政职能错位和交叉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突出。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前日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1999—2005年间中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1.73%。
“‘小部制’更容易导致人员扩张，”毛寿龙认为，因为机构很多，办事的时候会牵扯到好几个机构，为此必须新设协调机构，还会增加新的协调层次。他说，从此次南方地区冰雪灾害过程中也能够发现，由于部门交叉过多，再加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划分问题，导致协调困难，影响了效率，成本也增加。
走稳服务型政府每一步
“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能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江苏省交通厅厅长潘永和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从北京回江苏，必须先坐火车，再倒长途汽车。可是铁道部管辖的火车站，很难去考虑汽车站的位置，他可能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才能坐上回家的长途汽车。没有统筹，整个交通状况会给老百姓带来不便利。“以前各个部门只有专项规划，没有综合规划。大交通运输部门的建立，就应该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方便。”2005年到2007年，潘永和所在的江苏交通厅，率先整合了港口局、航空产业发展办公室、铁路办，从体制上形成了公路、航空、铁路、水运齐抓共管的大交通管理构架。
“当然，不仅要从横向上减少部门数量，机构内部纵向的数量层次也要减少。如果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大部制’导致部门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毛寿龙建议说。
“但新一轮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减少部委数量，相反有的部委还加强了，比如环保部门的重组整合，关键是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高小平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所以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先行整合的就是卫生、人力资源、交通这些公共服务部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也认为，这一次的国务院机构调整，强化了相关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例如，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就是要加强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宏观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管的力度；将人事部与劳动社会保障部合并组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试图从体制上打破白领、蓝领、事业编制、公务员之间的区分，统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建设；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国家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通过国家力量探索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职能调整到卫生部门，对于解决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虽然坊间对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的力度颇有微词，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认为，“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是必须的。”他介绍说，综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的政府内阁部门虽然现在一般不超过20个，但都是经历了较长时间逐步改革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多在20个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十个。“防止急于求成，走大的弯路，对于改革的成功十分重要。”袁曙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