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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朗读者》开始时,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我还能怎么去改进?但最后决定还是咬牙要做。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这个是我应该倾注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2小时,2万字。我要把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删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还要再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语速等等。我要进入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我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删稿,把2万字删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删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嘉宾丘成桐,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是哈佛大学教授,现在依然活跃。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字一行一行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一直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丘成桐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结束之后,我当时特别愤怒,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没有敬畏心,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丘成桐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却因为我们耽误了。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完成后,是凌晨2点。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很内疚,但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自己还有成长的可能。“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种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2
《朗读者》请过吴孟超,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蛮痛苦的,所有交到我手上的节目,觉得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没有安全感。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很激烈。为了这个位置我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
我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做的事情。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还在国内,就会有工作派下来。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有规律,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在美国读书时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工作5天,周末一定关机。我刚去的时候差点儿被他们逼疯,周末租房子联系不上一个房屋中介,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要等到星期一。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打了两个电话给我。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10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3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爷爷过世很早,奶奶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让我觉得不太自信,我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才有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不喜欢依赖任何人,只靠自己。所以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因为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主持130多场,累到摔成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我不知道怎么松弛。你获得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因为不想辜负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预期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但我不会完全按照这个台本说,我觉得照台本读稿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这样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但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好,从哪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觉得,这样对吗?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是跟自己之間的那种较量。
这一季《朗读者》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比如:“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呀。
吴宝河荐自《品读》
第二季《朗读者》开始时,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我还能怎么去改进?但最后决定还是咬牙要做。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这个是我应该倾注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2小时,2万字。我要把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删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还要再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语速等等。我要进入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我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删稿,把2万字删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删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嘉宾丘成桐,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是哈佛大学教授,现在依然活跃。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字一行一行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一直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丘成桐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结束之后,我当时特别愤怒,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没有敬畏心,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丘成桐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却因为我们耽误了。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完成后,是凌晨2点。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很内疚,但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自己还有成长的可能。“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种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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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请过吴孟超,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蛮痛苦的,所有交到我手上的节目,觉得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没有安全感。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很激烈。为了这个位置我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
我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做的事情。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还在国内,就会有工作派下来。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有规律,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在美国读书时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工作5天,周末一定关机。我刚去的时候差点儿被他们逼疯,周末租房子联系不上一个房屋中介,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要等到星期一。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打了两个电话给我。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10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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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爷爷过世很早,奶奶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让我觉得不太自信,我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才有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不喜欢依赖任何人,只靠自己。所以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因为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主持130多场,累到摔成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我不知道怎么松弛。你获得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因为不想辜负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预期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但我不会完全按照这个台本说,我觉得照台本读稿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这样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但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好,从哪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觉得,这样对吗?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是跟自己之間的那种较量。
这一季《朗读者》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比如:“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呀。
吴宝河荐自《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