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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离开杂志社、离开北京六年的我，在一千公里外的上海，买了房子，娶了妻子，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一旦回想起远方的吴总、老谢、火车、陈老师、元元、奥利文……那些青春、二逼还自我感觉光辉的岁月里，包含着躁动的上进、成长的不安以及单纯的感情。与这些人和杂志社过往的点滴，涌上心头，都是温暖又饱含乐趣的回忆。
这是8年前，某一天的早上，闹钟7点准时静悄悄地响起。不敢惊到其他三位爷，10分钟之内，标准屌丝青年造型的我得蹑手蹑脚地从床头取下那个从白石桥天成市场花35块钱买来的土黄色德赛假包，再斜挎着出宿舍门。后来老谢还问我，我说是真的。现在想来，不知道当时爱装疯卖傻的老谢真信了没有？
那年二十出头，精力旺盛又好动，就连出门上班都从不走寻常路：一套娴熟的翻、爬、骑、跳、落地的体操动作完成之后，我就从北体大墙内翻到到了马路牙子上站着。而且着陆时的表情还略带些不屑，眼色里透露着三个字：小场面。
7点20，务必准时在上地建材城站坐上一趟能去往中关村换乘的公交。由于大城市早高峰的挤公交，是包含散打、瑜珈、柔道、吊环、平衡木等多种体育和健身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所以作为体育生的我，适应起来还算得心应手。能钻善挤不说，记得一次车在北大东门靠站时，我被身后一嘴里带着脏字儿的眼镜男蛮横无理地拨开后，体内肾上腺到处乱窜直到无法控制的我顺势一脚踹中其后腰将他蹬下车。谁知道，这站下的人实在太多，身后的人流把我踉踉跄跄也带了下车。四目相对，莫非是老天爷非要安排我跟他在陆地上决斗？
10秒之后他就倒地了，眼镜片也碎了。作为对手，我脸上也挂了彩，还好双方伤都不算重。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手里还攥着一张打断的半截公交卡，一直以为是对手的，所以扔回给了还趟在地上的他，然后去捡旁边那张完好的公交卡。可当我重新上车刷卡才发现，天啦，我拿了人家的公交卡，这算是一次抢劫么？
再辗转17站，大约一小时后，赶在9点之前，我通常可以到朝阳公园（杂志社）了。杂志社当时实行严格的打卡制度，千万别迟到。尤其到了后期，我比较头痛那个叫贝贝的前台，扯着嗓门叫：“付饶，你和谢明又迟到啦！不怕罚钱是吗，谢明上个月工资就被扣了900多，你多向好的学行不行？看看Oliver每天来多早！”
好吧，我承认，我是被谢明带坏的。只不过，我比堪称师傅的谢明更鸡贼。一来，经常对好吃的先进早到分子Oliver进行食物上的引诱与贿赂，鼓励其大胆替我早上打卡；二来，向贝贝高调宣称头晚有多么值得看的网球直播赛事，要去找编辑部主任签字免责处理。如此一月下来，我也就是被贝贝吼得多，但被杂志社实际扣得少。
如果这天恰好是星期一，那么早上10点是全公司每周一次的例会。在大概15平左右的会议室里，里外两层围着吴总坐下来，貌似北京的三环跟四环似的。三环上坐的通常是部门经理，面前带玻璃桌子的，可以放个笔呀本儿的，不但需要记录点东西，而且还要张口发言的；四环上大都类似我这种没“衔儿”的中喽啰了，只需带个耳朵装着听得很认真就行。记得有一次人实在太多，我直接被挤出了五环：坐一堆杂志上旁听。
大会开完，照理各自该干正事了。但对于月刊的杂志编辑来说，每个月都有的那几天的痛倒是很准时很固定，也就是10-15号。何况到时还有拖稿帝，简称“托蒂”的谢明给大家垫底。因此，一帮编辑平时好聊点闲天，李宇春啊、世界杯啊、黄健翔啦。但经常聊着聊着就会突然从身旁闪过一四十岁上下的络腮胡大汉。头发原本剩的就不算多还都杂乱无章，没等眼睛揉开就用湖南口音装嫩：“你们在聊我啊。”这反差，新来的编辑没个把月下来一般都适应不了。而来者正是才华横溢到跟他头发一样乱窜、文笔风流又倜傥广受大众读者拥护和爱戴的serra，本名谢明。谁都不知道几点了，他才来，所以他在杂志社除了拖稿能称帝之外，迟到也能称王。一月扣900多，那估计还都是吴总看他量大，按批发价算的。
中午12点到1点半，这被我们称为杂志社放风的时间。楼下有食堂，但当时的8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员工很少下楼吃，都是拉帮结派外出AA。我的固定搭子是Oliver，早上给我打卡辛苦了，这时我得慰劳他一下。一般来说，我迟到的多，就请他吃韩国料理；迟到的少，吃碗拉面就是了。
下午是我正式工作的时间。只不过，由于从小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写稿前必定靠在椅背上，把脚放到脚边的电脑主机上，四仰八叉地睡上一个小时。有时睡着睡着还会被呼噜声吵醒，心想，不对啊，我自己还会被自己的呼噜吵到醒？微微抬眼一看，隔壁的老谢跟我摆出了一模一样的造型。“睡神”的头衔看来又得归他了。后来想来，想必当时吴总过路看见这有损办公室室容，败坏办公室风气的二人，用原子弹炸的心都有了。好在常规状态不及格的谢明和我，工作起来完全呈现出另一个状态。杂志社6点下班，我经常8点以后才走，不单是为了避开晚高峰，还是利用安静的办公室环境把一天的感觉拢起来，写点好东西。而老谢，更是经常憋稿憋到深更半夜12点才走。但据火车说，他那是有意等到三里屯生意最旺的时候才出动。
今天的我，已经离开杂志社多年，在上海做了大学老师。假如以前名片可以印成：《网球》杂志编辑、记者，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话，那现在的名片就可以是这样：上海体育学院讲师、上海体育学院网球博士研究生、五星体育网球解说嘉宾、国内网球专业期刊类杂志撰稿人。然而，今天的每一个标签背后，或多或少都与那两年在杂志积累的知识、见闻、眼界，甚至是人脉有直接联系。
有时候，细想还会发现，其实《网球》就是我个人网球生命的发小，两兄弟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相互陪伴一同前行。到如今，走过了十年，这一路有荆棘、有爬坡、有转弯、有坦途，但无论怎样，我在想，一路走下去沿途的风景一定会比最终的目的地更为精彩。
这是8年前，某一天的早上，闹钟7点准时静悄悄地响起。不敢惊到其他三位爷，10分钟之内，标准屌丝青年造型的我得蹑手蹑脚地从床头取下那个从白石桥天成市场花35块钱买来的土黄色德赛假包，再斜挎着出宿舍门。后来老谢还问我，我说是真的。现在想来，不知道当时爱装疯卖傻的老谢真信了没有？
那年二十出头，精力旺盛又好动，就连出门上班都从不走寻常路：一套娴熟的翻、爬、骑、跳、落地的体操动作完成之后，我就从北体大墙内翻到到了马路牙子上站着。而且着陆时的表情还略带些不屑，眼色里透露着三个字：小场面。
7点20，务必准时在上地建材城站坐上一趟能去往中关村换乘的公交。由于大城市早高峰的挤公交，是包含散打、瑜珈、柔道、吊环、平衡木等多种体育和健身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所以作为体育生的我，适应起来还算得心应手。能钻善挤不说，记得一次车在北大东门靠站时，我被身后一嘴里带着脏字儿的眼镜男蛮横无理地拨开后，体内肾上腺到处乱窜直到无法控制的我顺势一脚踹中其后腰将他蹬下车。谁知道，这站下的人实在太多，身后的人流把我踉踉跄跄也带了下车。四目相对，莫非是老天爷非要安排我跟他在陆地上决斗？
10秒之后他就倒地了，眼镜片也碎了。作为对手，我脸上也挂了彩，还好双方伤都不算重。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手里还攥着一张打断的半截公交卡，一直以为是对手的，所以扔回给了还趟在地上的他，然后去捡旁边那张完好的公交卡。可当我重新上车刷卡才发现，天啦，我拿了人家的公交卡，这算是一次抢劫么？
再辗转17站，大约一小时后，赶在9点之前，我通常可以到朝阳公园（杂志社）了。杂志社当时实行严格的打卡制度，千万别迟到。尤其到了后期，我比较头痛那个叫贝贝的前台，扯着嗓门叫：“付饶，你和谢明又迟到啦！不怕罚钱是吗，谢明上个月工资就被扣了900多，你多向好的学行不行？看看Oliver每天来多早！”
好吧，我承认，我是被谢明带坏的。只不过，我比堪称师傅的谢明更鸡贼。一来，经常对好吃的先进早到分子Oliver进行食物上的引诱与贿赂，鼓励其大胆替我早上打卡；二来，向贝贝高调宣称头晚有多么值得看的网球直播赛事，要去找编辑部主任签字免责处理。如此一月下来，我也就是被贝贝吼得多，但被杂志社实际扣得少。
如果这天恰好是星期一，那么早上10点是全公司每周一次的例会。在大概15平左右的会议室里，里外两层围着吴总坐下来，貌似北京的三环跟四环似的。三环上坐的通常是部门经理，面前带玻璃桌子的，可以放个笔呀本儿的，不但需要记录点东西，而且还要张口发言的；四环上大都类似我这种没“衔儿”的中喽啰了，只需带个耳朵装着听得很认真就行。记得有一次人实在太多，我直接被挤出了五环：坐一堆杂志上旁听。
大会开完，照理各自该干正事了。但对于月刊的杂志编辑来说，每个月都有的那几天的痛倒是很准时很固定，也就是10-15号。何况到时还有拖稿帝，简称“托蒂”的谢明给大家垫底。因此，一帮编辑平时好聊点闲天，李宇春啊、世界杯啊、黄健翔啦。但经常聊着聊着就会突然从身旁闪过一四十岁上下的络腮胡大汉。头发原本剩的就不算多还都杂乱无章，没等眼睛揉开就用湖南口音装嫩：“你们在聊我啊。”这反差，新来的编辑没个把月下来一般都适应不了。而来者正是才华横溢到跟他头发一样乱窜、文笔风流又倜傥广受大众读者拥护和爱戴的serra，本名谢明。谁都不知道几点了，他才来，所以他在杂志社除了拖稿能称帝之外，迟到也能称王。一月扣900多，那估计还都是吴总看他量大，按批发价算的。
中午12点到1点半，这被我们称为杂志社放风的时间。楼下有食堂，但当时的80后，也就是30岁以下的员工很少下楼吃，都是拉帮结派外出AA。我的固定搭子是Oliver，早上给我打卡辛苦了，这时我得慰劳他一下。一般来说，我迟到的多，就请他吃韩国料理；迟到的少，吃碗拉面就是了。
下午是我正式工作的时间。只不过，由于从小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写稿前必定靠在椅背上，把脚放到脚边的电脑主机上，四仰八叉地睡上一个小时。有时睡着睡着还会被呼噜声吵醒，心想，不对啊，我自己还会被自己的呼噜吵到醒？微微抬眼一看，隔壁的老谢跟我摆出了一模一样的造型。“睡神”的头衔看来又得归他了。后来想来，想必当时吴总过路看见这有损办公室室容，败坏办公室风气的二人，用原子弹炸的心都有了。好在常规状态不及格的谢明和我，工作起来完全呈现出另一个状态。杂志社6点下班，我经常8点以后才走，不单是为了避开晚高峰，还是利用安静的办公室环境把一天的感觉拢起来，写点好东西。而老谢，更是经常憋稿憋到深更半夜12点才走。但据火车说，他那是有意等到三里屯生意最旺的时候才出动。
今天的我，已经离开杂志社多年，在上海做了大学老师。假如以前名片可以印成：《网球》杂志编辑、记者，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话，那现在的名片就可以是这样：上海体育学院讲师、上海体育学院网球博士研究生、五星体育网球解说嘉宾、国内网球专业期刊类杂志撰稿人。然而，今天的每一个标签背后，或多或少都与那两年在杂志积累的知识、见闻、眼界，甚至是人脉有直接联系。
有时候，细想还会发现，其实《网球》就是我个人网球生命的发小，两兄弟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相互陪伴一同前行。到如今，走过了十年，这一路有荆棘、有爬坡、有转弯、有坦途，但无论怎样，我在想，一路走下去沿途的风景一定会比最终的目的地更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