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策层只有处理好市场和官僚效率低下所带来的挑战，才能真正实现强劲而可持续的增长目标
　　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为6.7%。在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后，中国的GDP数据表明其经济似乎已经摆脱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安全着陆，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结构再平衡能否成功还远未确定。
　　2016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经下降了2.4个百分点，只有9%，民营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更是只有2.8%。
　　中央政府的计划是实施供给侧改革以提振生产率、改善市场和政府的运行效率。但是，由于中国的规模和多样性，在各个地区、部门和社会群体中沟通和实施新政策并不容易。中国要想获得成功，其决策层就需要跳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施政模式。
　　中国现在面临的市场发展中的新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杠杆过高、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剩、生产成本上升、腐败、不平等性、环境破坏以及科技创新不足等。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以便形成更加可持续、包容、开放和高效的经济。
　　但光靠宏观层面的政策不足以解决供给侧结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常常与微观层面的商业与监管模式有关，例如，市场与监管效率都太低而无法保持足够的增长率。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问题主要靠微观层面的企业自身解决，也许一些地方政府与行业监管部门需要参与。
　　但是，在中国，国家层面的政策对商业模式及市场监管影响巨大，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造成了许多利益冲突，导致政府难以同时平衡增长、就业、效率和社会稳定等多重使命。
　　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供给侧结构问题正在微观层面被不断解决。例如，在广东省佛山市和深圳市，民营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相对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2016年上半年，广东省GDP增长7.4%，而全国仅为6.7%。广东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6%，而全国仅为2.8%。
　　广东的经验对于中国决策层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来解决全国各地的供给侧结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如提高政府效率对于更有效地引导市场力量至关重要，微观层面的市场激励对于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一个长期依赖中央政府管控经济的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极其复杂。不仅市场在不同地区和部门的运行状况大相径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也会经历重大变化。这导致影响深远的政策出现模糊，造成官员、学者、企业家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和误解。
　　一个例子就是，围绕中国顶级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公司的敌意收购过程，导致了现任管理层、一个民营投资集团和一家国有企业股东之间的纠纷。另一个例子就是国有企业东北特钢公司票据违约事件，该事件导致辽宁省政府、国家开发银行和许多其他投资者之间的纠纷。这表明，中国当前的市场很难应对包括多个与政府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产权纠纷。
　　要使得不确定性最小化，制度改革必不可少。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当局必须明确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产权，并确立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这种产权明确化过程对于遏制产权纠纷激增至关重要，而产权纠纷的激增又会阻挠能提高生产率的市场导向的产权调整。
　　当然，产权纠纷还是会不断发生。要想迅速处理这些纠纷，从而遏制可能因为产权冲突升级而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中国需要建立可靠、低成本和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将解决具体经济利益纠纷与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目标相隔离。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培育微观层面的竞争，这可以通过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资产交易平台和相关金融服务来实现。一旦摆脱破坏激励的金融抑制，这些企业不仅能够为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还有助于推进必要的市场结构调整。
　　（作者分别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原主席；IFF研究院主任、香港大学教授、亚洲全球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