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在此时期并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究其缘由不一而足。其中，陈志让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化途程中颇多荆棘，“前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1860年—1895年的绅—军政权，后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1895-1949年的军—绅政权”，“前有绅—军政权，后有军—绅政权，阻挠中国的进步几乎达一个世纪”（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86页）。军阀这股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期呼风唤雨，到底靠什么以及怎样维系其统治，在他们这里现代化是不是方枘圆凿，可算是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话题。张鸣先生的《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2版）一书，剖析了近代形态比较完备的军阀的维系意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军阀群体庐山真面目的窗口。
　　（1）何谓军阀？一般认为，军阀具有专恃武力和割据地方两个要素。作者进一步补充了四种条件和特征，认为军阀以动乱为前提，他们一方面是杀戮和破坏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态秩序过渡的桥梁；因之军阀在时间上有阶段性，总是在特定时期成批涌现，又随着动乱的消失而匿迹；在统治形式上军阀推行赤裸裸的军事化统治和军人专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吞并、分化和重组，由区域性的军阀向全国性军阀演化，政治形态上不稳定。根据这些，他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相互攻杀的诸侯不能算军阀，因为那时中国政治乱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确立，而且他们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多少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属于西周封建制的制度体现。西汉初年异姓王和同姓王的独立倾向也不能算是军阀现象，因其时不仅不具备社会动乱的大前提，而且作为旧制度的余绪，它拥有相当的合法理由。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末世的动乱年代，都有军阀现象的出现。”（第4页）近代军阀显然是治乱更替之际历史的再次重演。作者并未止足于此，而是看到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提到近代军阀有别于以往，表现在他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产品装备起来的军队、以近代西方军队制度组织起来的、由于以西方列强为奥援而带有殖民色彩。的确，近代军阀是有这些特点，但是否足以否认古今军阀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则见仁见智了，这里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
　　界定清楚军阀的含义之后，作者以四章的篇幅勾画了近代军阀维系意识的概貌。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中国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以“忠义”和“侠义”观念为主要标榜的游民意识内可以凝聚团体、外可以为其行径夺得道德支持，由外面涌入的西方文化激起国人心灵中的条条涟漪，这些都成为军阀为政的取资；军阀借以安身立命的是其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为此，他们迎合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施以教化欺骗，借助血（亲）缘、地缘、业缘诸种意识编织了一张以自己为枢纽的关系网络。除了重视精神纽带的联结作用，军阀还看重物质的笼络，于是形成一种施恩能力意识和施恩手段意识。不过，物质收买固然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赤裸裸的交易激起军官贪欲心的膨胀和道德水准的下降，生成欲壑难填的怨望之情，而物质利诱也不足以让士兵甘心为军阀卖命，何况分配的不均更让士兵心绪难平。再者，战争→农村经济破产→扩张敛财之间的恶性循环耗竭了军阀养兵的财源。因此，军阀的施恩意识是一种自杀意识。鉴于此，军阀愈来愈将注意力投放到集团的精神控制上。
　　而在构建道德维系体系方面，则因环境、地位、出身及个人禀赋的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色彩。作者将其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吴佩孚“以儒将兵”，把传统道德作为体，传统权术作为用；张作霖视绿林的“结义”关系和附着其上的江湖义气为奉系集团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中学其内，西学其外，“中西杂拌”成为阎锡山的准则；冯玉祥和唐生智充分利用了宗教凝聚人群、精神感化和信仰共识的功能，前者倡导爱国爱民、忠孝仁义、吃苦耐劳、勇于牺牲和忠诚老实，构成外耶内孔式的团体精神，后者借佛教维系军心；刘湘和孙殿英则迷信道术，借巫觋神怪的魔力和神秘蛊惑蒙骗士兵。北伐之后，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和最后的军阀。在蒋介石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本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价值也是资格最老的文化，但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了。相反，日本则因窃取了中国的儒道尤其是其中最得力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而强盛起来，我们自己却由于不重视家传宝贝，丢失了儒道心学而衰落下来。所以，必须习古和袭古才能光大文化、复兴民族。但蒋介石毕竟生活在已经开放了的世界里，其眼界不能不有所开阔，于是他在以传统为底色的基础之上构建起一套杂糅了道学、帮派规则、基督教、军国主义等庞杂的统治思想体系，成为此前各派军阀意识的代表。作者以六章的浓墨勾勒了蒋介石的维系意识，涉及政治观、社会观、教育观、伦理观、哲学观及文化观六个方面，并将其形象地喻为“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调的老汤”，实在是活灵活现。
　　（2）陈独秀等把军人同官僚、政客并列为三害，人们一直以来也斥责军阀为腐朽落后、祸国殃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则开始重新估量军阀。如对北洋军阀的历史作用，有论者认为：“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充当主要角色的32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虽然由于研究所限，目前对北洋军阀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时期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与当时政治上的主角北洋军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59-560页）然而海外学者陈志让则持相反论调：“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绅政权毫无正面关系。”（《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83页）窃以为，两论都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试问，如果我们抛却外侵等客观因素，单就军阀本身来言，中国能否在他们的领导下完成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外缘性的、晚近的现代化，而在这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权力的作用不容忽视，由此就对掌权者的素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应可作为破解上面疑问的一把钥匙。 　　通常认为，中国的各种文化观念表现出一种实用理性主义的特点。这种理性主义思考的是怎样做才合理才有利，追求的是使自己的行动能够为自己得到想要的功利，这就导致人们在各种文化观念中关注的只是如何做才能达到目标，呈现出浓烈的功利色彩。生长于斯的大小军阀们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所沾染。此外，春秋战国以降，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出现一个政权下移的趋势。以商鞅变法为典型，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建立起军功爵制，加快了贵族政治的瓦解。由此，在思想观念上的直接变革就是迨至秦汉之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似成共识，贵族后裔项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平民出身的刘邦也有“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壮语。就当时而言，这个变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不过，此后的中国政治文化里，“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有枪便是草头王”等也成为了圭臬。从此，每当乱世即现军阀割据之势。自“禹传子，家天下”以来，天下不再为公，而成为最大的、令人尤其是军阀心动的私产。历代军阀，实力雄厚者，莫不追求问鼎天下；实力薄弱者，则希图保得一隅诸侯。近代军阀也难脱此窠臼。因此，为了经营好这份私产，又身受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熏陶，军阀的思想意识凸显实用的色彩。他们的信仰不止是个情感问题，而是与其对社会政治活动的效用紧密相连。愈是有用信仰愈笃。比如，没有理由怀疑蒋介石对传统文化、佛教和基督教的真情实感。但他丢掉佛教的戒贪痴，处心积虑地保位固权，在政治斗争中又将基督教的“爱”、“宽恕”等抛诸云外，也是不争的事实。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西方的枪炮和造枪炮的技术，二是传统的固有的德行。前者可以助他攻城夺地，后者可以帮他维系人心”（第237页）。
　　功利主导之下，军阀在文化观念上往往是“逆筛选”。在中西学之间，近代军阀仍鼓吹体用之见。蒋介石就认为：“我们要做现代的人，要树现代的国家，当然是要学科学的，当然是要研究物质以求征服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了很好的科学和物质，譬如有了顶好的枪炮，而没有运用科学支配物质的东西，不能顾到我国固有的能力和精神，这就会害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科学支配物质，一方面尤其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美的德行、智能和民族精神。”（第236页）面对西学，他们也青睐其中精神的东西，可惜更看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类有违现代价值、形式新而实质旧的东西，而对于民主、平等、自由之类的现代理念，虽然为顺应时代潮流起见，彼辈也要宣扬一番，但这些到其手里经常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样，传统很杂，并非全都陈腐，可谓泥沙俱下，而军阀在选择上恰恰是抱残守缺。如冯玉祥信奉集团的稳定在于用熟人，提拔军官非熟人不用，结果他的军队在各个军阀中是现代化程度最低的，“稍微现代化程度高一点的武器，就没有人会使，炮兵长期不会间接瞄准，步兵枪支坏了，也不会排除故障”（第118页）。可见，近代军阀的文化选择特别是精神性文化的选择，关注点并不是进步与否，而是能否强化统治。结果，他们既难以真正吸纳现代新事物，更做不到将传统加以现代性的改造。例如，蒋介石虽然羡慕西方的团体精神，却又热衷于搞制造派系矛盾以相互牵制的传统权术那一套，而纵横捭阖的权术正是团体精神的克星，硬将相牴啎的两个事物捏在一起，其效果可想而知。本来，他崇奉的阳明之学既肯定“理”这种抽象的、普遍的精神实体，又适度肯定感性个人的价值，同尊崇个人独立性的现代观念有相通之处，可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但他却由其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敷衍成“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第227页）力行哲学。
　　无疑，近代军阀心中的算盘很精，利于治则行，不利于治则止。但由此常常导致他们的选择矛盾、偏颇。因为视天下为私产，他们一方面对现代化并不绝缘，另一方面又对传统中的沉渣敝帚自珍；一方面他们需要也乐于采纳西学里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又畏惧西学中的人民利权之论。这样，传统与现代就在军阀手里被烩成了夹生饭。故此，在军阀治下，未必不会出现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比如军事等。然而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观念等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全面进步。军阀先天地无力做到这一点。譬如，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国家并不排斥个人的正当利益，而是抵制损人利己，更反对以国家公器为谋私利的工具。这就需要有具备现代意识与观念的公民。军阀则企图借助传统中不合时宜的道德培养顺民，愚民以固位，显然同建设现代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上面的认识对我们今天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很有镜鉴作用，因为正像作者所说，揭开军阀意识的小小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