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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灯，也挂在了树枝上
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巴金。
那是1965年6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以群组织他写评《不夜城》的文章，他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他知道那是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动身去河内采访前夕，他和夫人萧珊走到柯灵家，向他说明：“我虽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没有提编剧的名字。”此外，他什么也没讲，但已感到相当狼狈；虽然讲不出道歉的话，可心里却有歉意。以至于后来，他不愿意再看那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一直说不清楚。
他还讲过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时跟着别人说谎吹牛……运动中，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这些摘下面具、掏出良心的忏悔，让我看到了一个少有的善良的人。
出于善良，他思考自己的軟弱。他恐惧，他屈服了，选择了忍辱负重，就像他笔下的觉新，内心清醒、矛盾，所以痛苦；他又不是覺新，晚年，他不再沉默，当人们都表白自己是“文革”的受难者时，他要自我忏悔，要偿还欠债……我曾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向西，沿着梧桐树下的便道走向复兴西路的柯灵故居，想起巴金说过的：“托尔斯泰好像在路旁的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其实他也是一盏灯，在为活着的人照着路。
他活得——苦哩
我找到了路遥住过的土窑，在那个山沟沟里，还看望了他衰老的生父母和孤零零的养母。
又脏又破的窑洞里，土炕上一领破席，地上一层黄土；除了电灯泡，没有值钱的家什——“我娃——苦哩！”硷畔上还挂着冰柱，一条发白的土道穿过沟底，延伸到远处的公路，又通往更远的县城。矮小的大娘（路遥叫养母“大娘”）提着篮子，就从这条土道走到县城，给上中学的娃送去洋芋擦擦……1991年，路遥回家时对大娘说：“你别怕，等我有钱了，就给咱修孔新窑洞，让你过几天好日子。”
“娃把我哄下哩。”大娘坐在土窑前的石台边，大娘想儿哩！
我给孤零零的大娘放下三百块钱，心才稍安。
走在延川县城一条泥泞的碎石路上，站在有着一孔孔窑窗的教室前，我看到了“孙少平”，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与怨恨，看到了贫穷的无辜和纯洁。
从前，黄土塬上的光景呀——苦焦、恓惶。可那里也有麻纸上贴满的红红绿绿的窗花，也有山丹丹、兰花花和悠长的信天游……所以那里就走出了路遥，他在那个贫穷的地方，追寻到心灵的高贵与富有。就如他说的：“我们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但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他喜欢安静，不大喜欢甚至怕电视台来访，可他又不好意思回绝人家……”林庚先生的女儿林容说。
他家在北大燕南园的边上，是栋老房子。他在这里居住了近60年。1998年9月的一天午后，我走进他家。院子里种了些向日葵，还有一丛青竹。屋里的家什都是暗色的、老式的，墙皮的白也成了灰色，散溢着久远的隔世的味道……或像人说的，他是“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听他轻轻地讲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旧事。“郑振铎最初办《文学季刊》是在自己家。《丰子恺漫画》的序是郑振铎写的，可以看出郑的为人……我毕业后给朱自清当助教，1934年到城里教课，到三座门去过几次，在那里常碰到沈从文、曹禺，曹和我是同班同学……季羡林，好像还有吴晗、燕大的冰心都给《文学季刊》写过稿。北京是文化城，工商落后……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一进门是大理石台阶，地板软软的，很漂亮，学生可以随便进书库……”
他活到90岁时，笑答朋友们的关心：长寿之道，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可是现在胡萝卜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引起大家会意的笑声。
听着鸡鸣狗叫写小说
记得2010年3月中国作协在重庆召开会议，他作为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一散会，他一边拿出一支“咸阳雪茄”，一边说：“憋坏了！”
看着他一脸的沧桑和背后索菲亚大酒店富丽华贵的水晶灯，感觉有点儿拧巴。
想来他脸上的那一道道褶痕，该是被黄土塬上的风吹皱的。
1942年，他生在关中农村，并在那里长大。20年后他在农村的小学、中学当教师，又在公社和区上工作，他说这让他进入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农民社会。40岁后，他索性搬回祖居地——白鹿原。每天，伴着鸡鸣狗叫声，他文思如泉涌……他曾在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旁题写道：“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还在另一幅肖像旁写了句：“白鹿原头信马行。”
他说过，一个50年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意象和感觉自然来自农村，包括美好的和不大美好的东西，这种情感很难改变，如果能轻易地说变就变，忘得一干二净，这人可能就有肝有肺，独缺了心。
漫画是骂人的
老方年轻时说话啥样不知道，老了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别人看什么顺眼画什么，我是看什么不顺眼画什么。”“我就画骂人的。”话糙理不糙，这年头谁不是拣好听的说。
说归说，你看那些利己小人、贪官孬官，在他笔下无不可憎又可笑。他的笔下从不带脏字，而且每根线条、每个造型，都极富韵味与机趣。他画《武大郎开店》，缘起于一段被压抑的经历，从古至今像武大郎这样的人从未绝迹。他把笔锋戳向那些唯我独尊、以权压人、嫉贤妒能的人，而幽默文雅的笔调又让人会心一笑。
我有一次上门，见他正吃花生，我便打趣道：“您牙口真好！”他回了句：“反正牙也不是我的。”老方八十几岁时，还骑自行车呢。一次路遇，见他拄根拐棍儿，不由得好奇，他便自嘲道：“我不拄棍儿，他们不把我当老头儿……哈哈！”
正因他天性乐观，所以，他骂人也好，逗人也罢，皆怀善意，自然于人、于世、于己有益。怪不得他长寿，活到望百之年，还能写能画。这不，他儿子发来微信，上有老方的新作《大肚弥勒佛》，旁有打油诗：“人生本来事就多，鸡毛蒜皮一大箩。谁有弥勒胸襟阔，笑看平地起风波。”
（齐物秋水摘自大象出版社《我画文人肖像》一书）
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巴金。
那是1965年6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以群组织他写评《不夜城》的文章，他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他知道那是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动身去河内采访前夕，他和夫人萧珊走到柯灵家，向他说明：“我虽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没有提编剧的名字。”此外，他什么也没讲，但已感到相当狼狈；虽然讲不出道歉的话，可心里却有歉意。以至于后来，他不愿意再看那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一直说不清楚。
他还讲过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时跟着别人说谎吹牛……运动中，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这些摘下面具、掏出良心的忏悔，让我看到了一个少有的善良的人。
出于善良，他思考自己的軟弱。他恐惧，他屈服了，选择了忍辱负重，就像他笔下的觉新，内心清醒、矛盾，所以痛苦；他又不是覺新，晚年，他不再沉默，当人们都表白自己是“文革”的受难者时，他要自我忏悔，要偿还欠债……我曾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向西，沿着梧桐树下的便道走向复兴西路的柯灵故居，想起巴金说过的：“托尔斯泰好像在路旁的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其实他也是一盏灯，在为活着的人照着路。
他活得——苦哩
我找到了路遥住过的土窑，在那个山沟沟里，还看望了他衰老的生父母和孤零零的养母。
又脏又破的窑洞里，土炕上一领破席，地上一层黄土；除了电灯泡，没有值钱的家什——“我娃——苦哩！”硷畔上还挂着冰柱，一条发白的土道穿过沟底，延伸到远处的公路，又通往更远的县城。矮小的大娘（路遥叫养母“大娘”）提着篮子，就从这条土道走到县城，给上中学的娃送去洋芋擦擦……1991年，路遥回家时对大娘说：“你别怕，等我有钱了，就给咱修孔新窑洞，让你过几天好日子。”
“娃把我哄下哩。”大娘坐在土窑前的石台边，大娘想儿哩！
我给孤零零的大娘放下三百块钱，心才稍安。
走在延川县城一条泥泞的碎石路上，站在有着一孔孔窑窗的教室前，我看到了“孙少平”，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与怨恨，看到了贫穷的无辜和纯洁。
从前，黄土塬上的光景呀——苦焦、恓惶。可那里也有麻纸上贴满的红红绿绿的窗花，也有山丹丹、兰花花和悠长的信天游……所以那里就走出了路遥，他在那个贫穷的地方，追寻到心灵的高贵与富有。就如他说的：“我们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但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他喜欢安静，不大喜欢甚至怕电视台来访，可他又不好意思回绝人家……”林庚先生的女儿林容说。
他家在北大燕南园的边上，是栋老房子。他在这里居住了近60年。1998年9月的一天午后，我走进他家。院子里种了些向日葵，还有一丛青竹。屋里的家什都是暗色的、老式的，墙皮的白也成了灰色，散溢着久远的隔世的味道……或像人说的，他是“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听他轻轻地讲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旧事。“郑振铎最初办《文学季刊》是在自己家。《丰子恺漫画》的序是郑振铎写的，可以看出郑的为人……我毕业后给朱自清当助教，1934年到城里教课，到三座门去过几次，在那里常碰到沈从文、曹禺，曹和我是同班同学……季羡林，好像还有吴晗、燕大的冰心都给《文学季刊》写过稿。北京是文化城，工商落后……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一进门是大理石台阶，地板软软的，很漂亮，学生可以随便进书库……”
他活到90岁时，笑答朋友们的关心：长寿之道，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可是现在胡萝卜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引起大家会意的笑声。
听着鸡鸣狗叫写小说
记得2010年3月中国作协在重庆召开会议，他作为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一散会，他一边拿出一支“咸阳雪茄”，一边说：“憋坏了！”
看着他一脸的沧桑和背后索菲亚大酒店富丽华贵的水晶灯，感觉有点儿拧巴。
想来他脸上的那一道道褶痕，该是被黄土塬上的风吹皱的。
1942年，他生在关中农村，并在那里长大。20年后他在农村的小学、中学当教师，又在公社和区上工作，他说这让他进入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农民社会。40岁后，他索性搬回祖居地——白鹿原。每天，伴着鸡鸣狗叫声，他文思如泉涌……他曾在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旁题写道：“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还在另一幅肖像旁写了句：“白鹿原头信马行。”
他说过，一个50年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意象和感觉自然来自农村，包括美好的和不大美好的东西，这种情感很难改变，如果能轻易地说变就变，忘得一干二净，这人可能就有肝有肺，独缺了心。
漫画是骂人的
老方年轻时说话啥样不知道，老了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别人看什么顺眼画什么，我是看什么不顺眼画什么。”“我就画骂人的。”话糙理不糙，这年头谁不是拣好听的说。
说归说，你看那些利己小人、贪官孬官，在他笔下无不可憎又可笑。他的笔下从不带脏字，而且每根线条、每个造型，都极富韵味与机趣。他画《武大郎开店》，缘起于一段被压抑的经历，从古至今像武大郎这样的人从未绝迹。他把笔锋戳向那些唯我独尊、以权压人、嫉贤妒能的人，而幽默文雅的笔调又让人会心一笑。
我有一次上门，见他正吃花生，我便打趣道：“您牙口真好！”他回了句：“反正牙也不是我的。”老方八十几岁时，还骑自行车呢。一次路遇，见他拄根拐棍儿，不由得好奇，他便自嘲道：“我不拄棍儿，他们不把我当老头儿……哈哈！”
正因他天性乐观，所以，他骂人也好，逗人也罢，皆怀善意，自然于人、于世、于己有益。怪不得他长寿，活到望百之年，还能写能画。这不，他儿子发来微信，上有老方的新作《大肚弥勒佛》，旁有打油诗：“人生本来事就多，鸡毛蒜皮一大箩。谁有弥勒胸襟阔，笑看平地起风波。”
（齐物秋水摘自大象出版社《我画文人肖像》一书）